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到死方止”，对他来讲权力的欲望并无罪恶，完全是人类为了自身享受与安全的一种合理的现象。从霍布士到希特勒，都认为统治的欲望是强者生存的一种合理的生理现象。而权力的欲望亦是人生的天性，其明显处无须进一步加以解释。至于被虐待者这种完全以自己为对象的行为简直是一种难解现象。
难道有的人真有这种轻视自己、伤害自己的习惯？难道他们这样做还是一种享受吗？人类一向是设法使自己快乐，设法保护自己，而他们这种相反的举动不是很矛盾吗？在一般人都愿意去避免招致痛苦与苦难，而这些人又偏偏愿意去尝试，这又如何解释呢？
痛苦与怯懦很可能是被虐待狂变态心理的现象，有些人对于痛苦不只需要而认为是一种享受，在被虐待狂者的反常现象方面，有时“性变态”也算其中的一项，虽然实际上是一种别人加予的痛苦感觉，但他们并非只寻找痛苦，有时亦为了兴奋与满足而来，然而在虐待的变态上言，其满足欲似有相同的现象，不过他们只是愿意从别人身体或精神的痛苦而得的满足而已。
从心理学家的眼光上看，种种迹象的显示，被虐待狂的现象有许多地方是与性变态很相象。
某些心理学家认为，有些人愿意屈居人下，愿意忍受苦痛，必有其非常的目的，社会学家，诸如魏尔康（Vierkand）亦有同感，第一位企图用纯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的是弗洛伊德（Freud），他最初认为被虐待狂者大部分皆属于性的现象，但是后来他发现他们不只愿意忍受身体上的痛苦，而且还愿意忍受心理上的创痛，他更强调虐待狂与被虐待狂虽然性质相反，但却经常同时出现，因此他就改变了他的说法，他认为这是一种生理上的趋向，其目的有时是指向自己有时是指向别人。弗氏并认为被虐待狂主要是死亡本能的产物，他更进一步解释，死亡本能是不易被直接发现的，它经常与性的本能同时出现，如果这项结果是以自己为对象时就是被虐待狂的现象，如以他人为对象则是虐待狂。他更认为只有这两种本能混合时才能避免人们的危机。简而言之，即两种本能不能并存时，不是毁灭自己，就是毁灭别人，这种说法与他最初的性的现象说法迥然不同。
现在我们进入谈论之主题：被虐待狂的变态及其特性的各别根据为何？再者：被虐待狂与虐待狂其行为的共同原因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本章开始时已经给予正确答案的方向，即是不论虐待狂或被虐待狂都想使某些个体从孤独及无权的情况下获得解脱，心理分析及经验论者都能列举无数例证说明这类人内心中实存有孤独与无意义的恐惧感，常常这种感觉是非意识的，但也常常被卓越与完美的感觉所掩饰。只要你能更深入的探察一个人的非意识状况，你会万无一失地发现这种感觉的存在，既然个人不能存在于虚无的意识中，因此也就会感到世界的孤独与敌对性，所以这些人经常想要屈服于他人，他们对自己的孤立无法忍受，因之也就毫不忌惮地想除掉这个负担而期获得安全，这个负担也就是——自己。
被虐待狂者其目的就在于此，虽然方法不同但目的则一：就是除去自己。换句话说：即消除自由的负担，因此他们不断地寻求，期能找到其他的人或权利足以庇荫于其下。这类的人一旦掉入想要独立和强壮及无意义、失权势的感觉之冲突中，他如能使自己变得毫不重要。如能克服个人独立的这种感觉，他就可脱离这种冲突。要想达到这目的，方法很多，认为渺小与无助是方法之一，沉湎于痛苦中又是其一，如痴如狂者是其一，如都不能免除这种孤独的负担，就只有了却自己才能获得解救。
在某种情况下，这些被虐待狂者一旦发现某一种的社会文化形态能满足他们被虐待欲望，看起来他们是成功了，（如同法西斯主义理论下被屈服的千万人民一样），他们认为能与几百万同胞共享安全，实际上这种被虐待狂的办法并不比精神患者的办法强多少。在个人方面虽然较显著的痛苦得以减除，但是内在的冲突及寂静中的不免仍然存在，然而当被虐待狂欲望找不到适合的文化形态时，这种被虐待狂的解决方法就将没有用武之地了。有时虽然从这个无法忍受的环境脱出，但却又掉入另一痛苦的深渊中，如果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而有目的的，则被虐待狂的行为将如精神患者一样的无法解释了。这也就是专研究情绪与心神不安者所告诉我们的：人类的行为有时是被某种无法忍受的心理状况所推动的，有的只要隐藏住就可以，有的则不止于此，精神患者的举措像在恐慌中的不合理行为一样，如同一位陷于火窟的人，拼命的站在窗前喊救命，他根本就忘记在噪杂中难有人听到，和几分钟内还有可从楼梯逃生的可能性。他喊叫的目的是要得救，结果却招致一场大灾难。同样地，被虐待狂者努力以求的无非是想除去他们自己的缺点，冲突，冒险，疑惑及不能忍受的孤独，但是免除了这些，却卷入另一更大的痛苦中。
从另一方面看，一种企图使自己变得更大更强，或者能加入到这个势力中去，这个力量也许是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团，也许是上帝，国家或一己之良知。一旦成为强者的一部分后会感到无比的强大，永久与光耀。这个人必须放弃自己，放弃所有与自己有关的如骄傲，实力，甚至于独立的人格及自由。但他可以从伟大的力量中获得另一种的安全与骄傲，他可以不再受到怀疑的折磨，对被虐待者个人而言，他的主人可能是他身外的一项权力，也可能是他内在的良知，这样就可使其免于下决定，免于对自己最后的命运负责任，也免于怀疑应做什么决定，他更无须去怀疑生命的意义和他究竟是什么，以上的这些问题早已被权力所迷惑了，生命的意义及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也可因屈服于权力者之下而获得答案。
虐待狂动力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虽然欲使他人受痛苦的愿望并非其本质，各种不同形式的虐待狂都归结于一主要推动力，那就是想完全主宰别人，使别人在我的意志下完全屈服，使自己成为真神，甚至于做到与其同乐的地步，屈辱他们，奴役他们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使他们痛苦，因为控制他人的权力越大就越使别人增加痛苦，虐待狂动力的本质便是由完全主宰他人而得到的快感。
正如以前所说，想要主宰他人的行为与想要被虐待的行为正好相反，但实际是密切关联的。从心理学的观点研究，两者有一共同的来源，即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独及懦弱，笔者叫这种现象为“共生体”，共生体本为一心理学上的解释，意即两者必须共存，因此必须丧失其个别独立的完整性，而成为互相依赖的现象，只是两者寻求安全的方法不同，一为主动的，另一为被动的，一为失去自己，使自己溶化于外界的权力中，另一为扩大自己，使他人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虽然得到外力，但丧失独立，就是因为不能忍受自己的孤独，因此才必须依赖他人。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实际上经常是混合着的，他们有着共同的需求，在某一定时间内，也很难看出，这两种现象何者为主动，何者为被动，也因之在中间的人们经常是游移不定的。
我们只要想到虐待狂时，就会联想到敌对及毁灭，可是，被虐待狂病者也有这种敌对性及毁灭行为。两者之区别在虐待狂者敌对通常是在意识下的一种直接行动，而被虐待狂者则为非意识的被动表现，毁灭行为是由于个人感官，情绪，智能诸方面遭受挫折的结果，但是要强调的是，毁灭的字眼对虐待狂来讲不尽相同，真正的毁灭者是去摧毁对方，而虐待狂却是要统治对方，如果对方一旦被毁灭，则他们反而有失去的痛苦感。
故而虐待狂并非毁灭行为而是一种对目标存有善意的态度，这种出于“爱心”的虐待狂是很常见的。做父亲的常对他的子女说：“我给你一切，我会使你快乐、幸福，你一定要服从我。”可是真正的“爱”正好和被虐待的“爱”相反，因为“爱”的基础在平等与自由。
在此，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我们所谓的虐待狂是否与渴望权力的意思一样？我们的答复是不一定，但却是虐待狂最显著的现象之一，霍布士认为权力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近世纪来，由于法律与道德对权力的遏制，使得这种说法更加有分量。法西斯主义兴起后，权力欲望表现到最高点，成百万的人民之被压迫，成为胜利者力量的标志，超越他人的权力变成纯物质观的优越力量，如我有权来杀别人，我就是其中之强者，但是就心理上的意识，权力的欲望并非根源于力量而是来自懦弱，它表示了人不能靠自己独自生存。因为丧失了此真正的能力而翼求于其它的力量。
“权力”这个字包含两重意义，一个是超越他人而具有的力量，亦即主宰别人的能力，另一个是具有做某一事情的力量，后者的意思没有主宰的意味，它只不过是感觉能力上的主宰而已。我们所谓“无能力”，不会想到主宰的问题上，而只是认为这个人不能做其要做的。因此“权力”的双重意义是统治与潜力，这两种力量不但不相同，而且还有互相排斥的倾向，无能力的术语，不只用在性的方面，其他人类的各种潜力都可以运用上，权力之于统治及潜力的失常，正如同性虐待狂乃性爱之变态一样。
每个人大都存有虐待与被虐待的个性，如果一个人的个性全部被这方面所控制时则必走极端，其他的人这种个性就不怎样显著。一个人有时有虐待狂的倾向及行为，但他却认为是责任感所驱使的行为，也许这虐待狂一直被关在心的深处，只要经过详细的分析研究，从他的行为，梦境姿态即可以察出其个性深处的这种力量在推动着。
更进一步，我们谈到“极权主义的特性”。法西斯主义者承认他们是极权主义者，主要因为在他们的社会，文化的结构中存有权力的统治现象。
在未谈极权主义的特性之前，先来谈一谈权威（Authority）此字的意义，权威并非每一个人所具有的内在特质，而是人与人间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当某一人自视高于他人时即存在着，这种权威感与所谓优越感及自卑感之间的关系比较上有显著的不同，前者称为合理的权威，后者则为抑制性的权威。
现举一例来证明之，老师与学生，及主人与奴隶两者之间都是有权威存在着，但是老师当学生有了进步即感到满足，如果一旦失败双方都感到有所损失，而主人则不然，他希望尽可能驱使奴隶，主人得的越多，则越感到满足，同时在奴隶方面，他却希望尽量保护自己，藉以获得最低的快乐，他们中间的利益是绝对冲突的。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优越感却有着不同的功用，在第一例中，是帮助他人走向权威之路，而后者则为不断地驱使。
而这两个例中，权威的原动力亦不相同，学生学的越多，他与老师间的距离越小，以至于变得越像老师，换句话说，权威在他们之间渐渐消失，但是在另一例中，时间越长，这个距离就会拉得越大。
就心理情况来分析亦不相同，前者充满了爱，羡慕与感激，在第二种情况中，对驱使者报以敌对与憎恨，往往这种恨怨更增加了双方的冲突，而奴隶这一方只有增加痛苦，而不会得到胜利，为了代替憎恨，有时只有改为盲目的钦羡，这种方式有两重目的，（1）可以消除因恨而带来的危险与痛苦，（2）可减轻被轻辱的感觉。如同统治我的人是那样的十全十美，因此我对他的服从也就一点都不感到羞耻，他是如此的强大，聪明，优越，我根本就无法与其比，在权威滥用的情况下，组成分子所表示出的憎恨与不合理的高估与羡慕都会相对的增加，而在比较合理的权威下时，因人民的不断从事于改进，并渐取得与权威相等的情况，这种憎恨及高估羡慕等会相对的减低。
此处所讲对权威运用的合理与不合理，是相对性的，即或主奴间之关系，也有某部分是对奴隶有利的，虽既他们所得的衣食与保护是有限的，他最起码要能达到为主人工作的标准。在另一方面，师生之间要想完全消除利害关系也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在这两种例子中可区分为很多级，诸如工人与老板间，父与子之间等等，这种种关系间其权威之存在，有时在社会上，可以发现其混合型，要想定出这混合型的类别，必须先对这个别型在其中所占的分量而定。
权威并不一定要有人或组织存在，如同“你可以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此种形态之权威应属于外在的，另外一种如良心，责任感等属内在型的，其实，自基督教以至康德哲学，已经就是内在权威的时代了，更由于中阶层人民的兴起及在政治上的胜利，使得外在权威渐渐失去其尊严，这种改变从很多方面可以看出，由于中产阶级的政治胜利，外在的权威已失去其威望，取一而代之的是人的一己良知，许多人认为这种改变是自由的胜利，一个自由人是不听从外在的命令的。他们认为能征服一个人的天性，能控制他个体的一部分，包括天性，理智或良心是最重要的。分析显示严厉的良知约束不亚于外在权威的力量。更有甚者，这种良知的统治有时比外在权威还厉害，因为在个人的感觉上，这种命令的方式是出于自己，一个人如何能背叛自己呢？
近几十年所谓“良知”已渐失其重要性，对个人的生活，无论外在抑内在的权威都渐失其重要的地位，只要不涉及他人的正常活动，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实际上我们发现，权威并非消失了，而只是转变为看不到的。我们叫他“匿名”的权威，他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心理健康，正常状态，公众舆论等等，再也发现不了命令与压迫，代之而起的是温和的说服，母亲可以对女儿说“我知道你不愿与那个男孩去玩”或者一种带建设性的广告如“吸这种牌子的香烟，可使你清凉肺腑”。类似这种精心设计的建议现象在这世界上到处可见，这种方式较看得见的权威更有效果，因为任何人绝不会想到要去服从任何命令，外在的权威让人看到是谁在下命令及命令本身的存在，因之容易招致对权威的反抗。即或内在的权威，其命令也可以被发现，惟有这匿名式的权威，两者都是看不到的，这就好像看不见的敌人射击一样，让你根本找不到对象可以还击。
现在再来讨论极权的特性，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对权力的看淡 此地所谓极权的特性可分成两类，即有权的与无权的，权力可自动地使人们产生“爱意”。羡慕之情，和使人心甘情愿地服从它，权力迷惑了他们，并非权力有什么特殊价值，只因为它就是权力而己。正如同这种“爱”是权力自动引起的，那些无权的人也就自动地产生了轻视，这种现象继之而起的就是反抗，统治与屈辱。
人们常常感到不解的是独裁主义有一种特性，这种特性就是：有一种反抗任何权威，憎恨任何来自“上级”的影响力的倾向，他们反抗的程度，有时即连对他们从未压迫过，甚至有好处的“上级”也不放过，有的时候这种态度又不尽然，这些人反抗这个权力，特别当他们因为无力量而感到失望时来得显著，但同时也许是后来却又投靠另一权力，其原因只不过是想要完成其愿望而已。另外还有一类人，他们只能当意识控制失调时，才会将内心中的反抗意识表露出来，或当这权力衰弱或走下坡时，他们才起而反抗。第一种形式的人因其反抗意识明显，故一般人都认为他们与那些甘愿屈服的被虐待形者正好相反，看起来似乎他们为了绝对的独立反对任何权力，他们为了消除独立自由的一切障碍，凭藉他们自己的力量与团结奋斗不懈，在独裁的特性中，无论意识或非意识下，虽然他们仍渴望顺从，但仍不时为了消除无权的恐惧不断地向权力挑战，这种特性不是“革命”，应叫做“反抗”。肤浅的人。往往被许多个人的和政治上的行动的迷惑，认为从急进主义一下变成绝对的独裁主义是一种无法解释的事情，就心理学论，这些人才真正是典型的“反抗者”。
独裁特性对生命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全部的哲学思想是根据感情的动向而定。独裁者喜欢限制人们的自由，他愿意别人委诸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其社会的地位，如同一个军人的命运操之于其上级的志愿与所好中，一个小商人的命运就是经济的各种法律或规定。对他来讲，繁荣与危急并非由人类的行动可加以改变的社会现象，而纯粹是他们上级权威的一种展示而己。高高在上的一群并没有什么不同，惟一不同的只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