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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律师的推理能力，对任何有利于它最重要的顾客（我们的自我）的证据全盘接收，记忆则担任助理，被差遣去搜寻更多有利的证据。但任何对自我构成威胁的证据，反而必须经过最为严苛的质询。它们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可信度等，在我们的心理法庭上都要一一受到审查质问。推理能力就这样迅速而漂亮地赢得了官司。我们也许会认为正义和真理终将得以伸张，却刻意忽略了我们的推理能力其实是心理法庭上的律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推理能力高明的手腕。假设根据某个未经证实的传闻，我们拥有的某些特质对我们的事业生涯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声誉受到威胁，而推理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我们免受传闻的伤害。某个研究再现了类似上述的情境，并证明在推理律师看来，顾客永远是对的。
在这个研究里，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要参加一个实验，实验的主题涉及成功地从事法律、医药和商业等专业领域所须具备的条件。研究人员首先安排受试者阅读虚构的人物描述。描述中的人物在研究所的表现参差不齐，且各自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例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或老幺、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及母亲是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等。
假设某位立志成为医生的受试者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信仰天主教，而且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所阅读的人物描述恰好与一位成功的医生有关：这位医生信仰天主教，排行老大，而且母亲是职业妇女。
那么，这位受试者是否会认为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里与她相同的部分，正是促使这位医生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中与她不同的部分则无关紧要？实验的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反应正是如此。在我们的假设问题里，这位受试者会认为信仰天主教是那位医生成功的关键，而其他两个因素则可以忽略。但是，假如受试者被告知那位医生其实并不成功，那么信仰天主教这个因素转眼间就会变得与成功毫无瓜葛（信仰与成就之间能有什么关系？），而此时在家中的排行以及母亲的工作形态，也即受试者与医生不同的成长背景，突然又会变作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推理律师倾向于根据唾手可得的资料，编造出一套最讨自我欢心且符合自我利益的说法。
推理的次要步骤是运用证据。好的律师总能在证据不利于我们时，找出隐藏在证据里的破绽。在某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指示高中学生进行一项智力测验。研究人员告知某些学生他们的测验成绩良好，但其他学生被告知他们的表现不佳。所有的学生随后必须阅读一些文章，文章描述的是科学家针对智力测验的有效性所提出的正反意见。虽然受试者所接收的资讯大致相同，但比起自认表现杰出的学生来，自尊心受到负面回馈威胁的学生，倾向于认为智力测验并非精确衡量智力的最佳工具。
这是不是因为这些学生的记忆，决定隐藏支持智力测验的档案所致？事实恰好相反。比起其他学生来，自尊心受到威胁的学生反而能够记住更多支持智力测验的论证。这个现象乍看之下可能令人迷惑，但只要想想那位替爱慕虚荣的大脑辩护的推理律师，必须耗费多少心血才能驳倒这些论证，我们就能明白缘由了。越是努力盘问证人，我们就越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证词，即使根本不相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任何一个字。
整体看来，我们似乎不在意胡乱的推理。但只要我们的动机稍受威胁，我们便会以最严苛的方法论来审视证据。大脑里聪明的律师，也擅于寻找证人来支持我们。还记得受试者被告知个性与成就相关的实验吗？我们的大脑不仅会误导我们的回忆，让我们自以为具备能带来成功的个性，甚至还会鼓励我们多花点时间，与认同我们的确拥有这种个性的人相处。
第一部分 7。动机取向的自尊
当了解到自尊心会因为大脑的袒护而偏离现实时，我们多少会感到不安。但由于受到保护而与现实隔离的不只是我们的自尊心，毕竟，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现实命运无情的考验。因此爱慕虚荣的大脑只好制造出更多类似的策略，好让我们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幻想。
我们不但相信自己比一般人优越，而且对自己的人生抱持侥幸之心。我们以严苛的标准来审视所有对自尊构成威胁的事实，也以同样严格的标准来检验所有对我们的信念构成挑战的证据。比方说，我们的大脑通常不愿把任何危及健康形象的医药资讯当一回事。我公公的生活形态就足以让每个心脏科医生无奈苦笑。根据所有吸烟等同于肺癌或死亡的研究结果，我公公应该英年早逝。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以何种激动得差点喘不过气来的态度驳斥这些研究。但对于正如己意的科学发现，我公公则密切关注。举例来说，他从未忘记提醒我少喝点水，多喝点红酒。在某个研究〃动机取向怀疑论〃的实验里，受试者必须阅读一篇有关摄取大量咖啡对女性（但不包括男性）健康有害的文章。不论男女，偶尔喝咖啡或不喝咖啡的人，都认为这篇文章颇具说服力。摄取大量咖啡的男性也认为这篇文章很有说服力。你能猜出哪群人对这篇文章不以为然吗？
即便健康的警讯真真切切地摆在爱慕虚荣的大脑眼前，它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事实。在另一个类似的研究自我保护机制的实验里，研究人员向自愿参加实验的受试者描述某种虚构的疾病——乙醯化硫胺素（ThioamineAcetylase，简称TAA）匮乏症。
研究人员首先向受试者表示TAA匮乏症患者较易患各种胰脏疾病。受试者随后分别进入互相隔离的检验室里，用试纸采取唾液样本，以检查自己是否罹患这种疾病。某些受试者在进入检验室前被告知，如果他们的TAA值在正常的范围内，那么试纸会保持原来的黄色——他们是幸运的受试者。其他的受试者则被告知，如果他们的TAA值一切正常，那么试纸将会由黄变绿——他们是不幸的受试者。然而，这个实验所采用的试纸其实只是普通的黄纸，不论多少唾液都不能让它们由黄变绿。
那些未能通过检验的不幸受试者，毅然乐观地面对TAA匮乏症的风险。和通过检验的受试者相比，他们倾向于低估TAA匮乏症和胰脏疾病的严重性，并且高估两者的普遍存在性。同时，这些受试者也倾向于贬低这项检验的精确度。
另外，这些未能通过检验的受试者在检验室里的所作所为，显示出了他们严重的防御心理。受试者在检验室里采取唾液样本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在研究人员的掌握之中。受试者在进入检验室前皆被告知，试纸应在10秒到60秒之内变色，但通常会在20秒时变色完毕。
研究人员指示受试者在完成采样后，必须立刻将试纸放入信封内。但与其他受试者相比，未能通过检验的受试者足足多用了30秒的时间来等待试纸变色。大部分未能通过检验的受试者更是千方百计，企图让手里那片顽固的试纸加速变色：某些受试者多唾了几口唾沫，其他受试者则更换了几张试纸，还有受试者干脆用舌头舔起试纸来了。试纸被抖来抖去、吹来吹去、擦来擦去，甚至浸泡在口水里。不幸的受试者不愿面对检验的结果，只能一试再试，期待情况终能有所改变。
爱慕虚荣的大脑甚至会为了让医疗诊断的结果变得易于接受，而驱使我们无意识地进行操弄。为了观察这种现象，研究人员指示受试者在运动前后，将手臂浸泡在冰水里，直到忍受不住为止。研究人员告知某些受试者如果能在运动后，把手臂浸泡在冰水里更久一点的话，就意味着他们将更长寿，而其他受试者则被告知相反的说法。
实验的结果显示，受试者在运动结束之后，皆根据他们被告知的长寿征候，改变了自己对冰水的容忍度，尽管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个改变。改变对冰水的容忍度当然不会影响我们的实际寿命，但这对爱慕虚荣的脑子来说并不重要。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名为〃死亡之钟〃的网站，访客只要回答几个问题，网站就能估算出你大致的死亡日期（好奇的读者，请参考下列网址：deathclock）。根据这个网站的计算，我的大限之日是公元2054年的5月10日（星期日），享年79岁。〃79岁还不够老吧！〃我这么想着，立即为自己多添了10年寿命，理由是我早就戒了香肠这种一定、绝对、必然折寿的食物。即使明知通过精算得出的大限之日在何日，我们仍然乐观地高估自己能比所显示的统计数字多活10年。
的确，每当面对未来时，我们总是特意戴上玫瑰色的眼镜向前看。有谁会在自己的结婚典礼上暗想〃我只有50％的几率与另一半白头偕老〃？大部分观礼者可能会有这种念头，但新郎和新娘绝对不会这么想。
还记得那位试图解释为何自己可能在医学院里表现优异的天主教学生吗？在同一个实验里，研究人员发现我们也会以类似的自利说法，引导自己相信即将享有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
第一部分 8。虚假的控制感
我们的自欺倾向，不只使得我们不愿考虑眼前的难题，更导致我们对未来的控制欲膨胀。举例来说，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指示受试者尝试按下某个灯的按钮。受试者被告知这个按钮可以用来控制灯的开关。
事实上，灯的开关完全是随机的，而且与受试者的动作毫无关联。尽管受试者实际上并没有控制权，他们的感知却颇为不同。受试者产生控制灯光的幻觉，并且对研究人员表示他们能够控制灯的开关。而且当电灯开启的次数越频繁时，受试者也就越容易认为自己在控制灯。可见，我们对事物的结果越感到满意，就越容易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
当我们只需稍作努力就可渡过难关时，我们也更容易屈服在虚假的控制感下。因此，相较于吃饱喝足的受试者，饥饿的受试者会更加乐观地相信，自己可以在一叠纸牌里抽中王牌，并且得到作为奖品的可口汉堡。
同时，我们还会在非常时刻采用不寻常的手段。在我们家老二出生后的头几个月里，我深信唯有我才有办法让他在最短的时间内乖乖入睡。
某个下午我正好瞧见丈夫试着哄我们家老二入睡。〃不，不是这样的！你得让他坐在你的腿上，背靠着你的左胸，一边哼安眠曲，一边用你右手的拇指抚摸他的额头，只有这样他才能睡着。〃我对丈夫说。
〃难怪你得花上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哄他入睡！〃丈夫用同情的口吻嘲讽我，并自以为是地解释说：〃因为他喜欢被抱着轻轻地上下摇动，并且在摇篮和窗户间走来走去。你离开房间时可以顺手调整一下百叶窗吗？它一定要往上拉起来离窗台10厘米才行。〃
对家有新生儿的父母来说，抱着对事物拥有充分控制权的幻觉也许是他们唯一能够实现的希望。
第一部分 9。一厢情愿的欲望
我们对未来的乐观幻觉，不只表现在高估自己的能力和前景上。我们也深信胜利将永远属于自己支持的政党或球队。随机地询问一群人他们〃认为〃谁将赢得选举，然后根据他们的〃希望〃，将他们分成两组（共和党员或民主党员）。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比起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民众，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民众倾向于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将会赢得选举，反之亦然。同时，越热情的支持者，越容易高估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的几率。
这种无止息的希望源自何处？我想，擅于隐瞒并扭曲不受欢迎信息的推理能力，必定在此贡献良多。但是，即使正确的预测能为我们赢得大把钞票（这应该足以抵消任何不切实际的倾向），我们仍然无法摆脱过分乐观而不切实际的期待。在运动赌盘里我们就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球迷们砸下大把血汗钱，以实际行动表达他们对某些球队的支持，但他们的判断照样受他们的欲望所影响。根据另一个不确定的解释，我们的过度乐观也许是物以类聚的结果：假如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是民主党员，那么在我们看来民主党赢得选举的几率，或许就会比实际高出许多。不但如此，即使有最新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供参考，我们仍然甩不掉这种一厢情愿的欲望效应的影响。
我们之所以相信美梦终能成真，是因为我们都渴望美梦终能成真。某个以欲望为研究主题的实验证实了上述现象。在这个实验里，研究人员随机地将一群大学生分成两个队，并指示他们比赛投掷飞镖。比赛开始时，每个队各派一人上场同时投掷飞镖，其余的人则在一旁记下他们对于哪一方投掷飞镖最接近靶心的预测。每个队随后再各派一人上场，其他人接着记下他们的预测。直到所有人皆投掷过飞镖后，比赛即宣告结束。
虽然这两个队的组合方式完全随机，但各队队员之间还是滋生出同袍之心。当被问起时，这些学生明确表示希望自己的队伍能够获胜。同时，他们也都认为自己的队打败对手的几率较高。换言之，这些学生的欲望与他们的预测一致。而且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认为他们期待自己所属队获胜的渴望，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预测。但是，除了希望自己站在胜利一方之外，哪还有什么因素会影响这些学生的预测？研究人员仔细审视这个实验的结果后发现，学生期待获胜的渴望愈大，他们对最后赢取胜利的信念也愈坚定。这样看来，希望的确永远源于渴望。
第一部分 10。社会心理学家与大脑
我们必须在本章结束之前谨记两件事：首先，绝对不要相信社会心理学家；再者，绝对不要相信我们的大脑。这两者皆善于操控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知觉，并引诱我们误入虚荣的陷阱。（比起我们的大脑来，我们也许更应当留意社会心理学家，因为他们不只让我们难堪，还会将我们的种种糗事公诸于世，以供他人娱乐。）但千万不要因此责怪爱慕虚荣的大脑令我们脱离事实，蒙骗自己。事实上，有些人相当现实：他们拥有较为客观中肯的自我认识，能比较公正地承担成败的责任，对未来的预测也相对准确。这些人的存在表明了自我意识的危险性。他们就是临床上的忧郁症患者。
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们，在忧郁症患者身上发现了某种特别的悲观态度。悲观的人倾向于将失败归咎于自己（〃我既愚蠢又无能〃），并且认为挫折的阴影将跟随自己一辈子，影响自己往后所做的每一件事。比起快乐而自利的人面对挫折的态度，这种人的想法截然相反。
悲观的心态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之前所提到的死亡之钟网站，只考虑到四个缩减寿命的因素：你是男性吗？你吸烟吗？你过胖吗？你悲观吗？我们想必会大吃一惊，个性怎么会与性别、吸烟以及肥胖同列减寿四大要害之一？相关的研究显示，事实的确如此。在某个以人生观对寿命的影响为研究主题的实验里，研究人员分析70年前几位北美修女正式成为修女前所写的简短自传，并在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计算这些修女在她们的自传里表达正面情绪的频率。我们可把算出的频率称为〃玛丽亚参数〃。研究人员将每位修女的〃玛丽亚参数〃与她的寿命进行对比，统计结果显示，自传内容越乐观的修女，寿命亦更长。事实上，比起忧郁的修女来，乐观的修女平均可多活10年。
当我们被狗咬或跌进水沟时，玛丽亚式的人生观也许是不错的安抚剂。如果我们能在遭遇困难时想想玫瑰花瓣上的露珠或小猫嘴上的胡须，那么多少可以减缓悲伤对心血管的危害。
乐观的人在心理上心性开朗，在生理上他们的免疫系统也几乎百毒不侵。乐观的人较少就医，得癌症之后存活率更高，心脏疾病复发率低，而且不易英年早逝。对极度悲观者而言，要培养乐观的人生态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却绝对值得一试。
虽然与残酷的现实世界保持一点距离，似乎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颇有助益，但我们果真不需为此付出代价吗？毕竟，盲目的乐观主义有时会误导我们偏离正轨。当我们放纵自己的自利欲求，将自己的过错全数推给他人时，总有一天我们又会故伎重演。在某个实验里，研究人员指示大学生受试者预测他们何时可完成指派的作业，实验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上述现象。同我们一样，这些学生也严重低估了完成作业所需的时间。即使研究人员请这些学生反思自己为何不能及时完成作业，也无法改变他们自以为是的心态。这些学生根本不觉得未能及时完成作业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之所以不能及时完成作业，全是某些怪异且几乎不会再次发生的意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