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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中所使用的电击机（在控制面板上很专业地刻着〃电击机〃〃ZLB型〃〃戴森仪器公司〃〃功率：15仭�450瓦〃等字样）的控制板上装有30个由15仭�450伏特、以15伏特为增减单位的电源开关。控制板上也清楚地标示出不同程度的电击强度。
例如，15仭�60伏特的开关被指明〃轻微电击〃，而375仭�420伏特的开关上则标示着〃危险：严重电击〃，最后两个开关，435和450伏特，仅简单地写着〃XXX〃。
为了让整个实验更为逼真，在实验正式开始之前，每位受试者皆需体验电击机45瓦的电击，而这些受试者不知道的是，电击所需的电力并非真的源自电击机，而是来自隐藏在电击机内的电池。
一切准备就绪后，学习实验随即展开。教学者被告知每当学习者犯错即调高15瓦电力。当电力调到300伏特时，学习者开始大声地敲打着房间墙壁，并且拒绝回答教学者所提出的问题。
通常情况下，扮演教学者的受试者此时会询问实验者该如何处置这种情况，而实验者则会告诉他们须将拒绝回答视为回答错误，把电击强度调高15伏特。当电力强度调到315伏特时，学习者的房间又传出一阵绝望的敲墙声，随后学习者就不再发出任何声响，连那狂乱的敲击声也消失了。
在另一个房间里，受试者表现得极端不安：流汗不止、全身颤抖、说话结巴、紧闭双唇、低声呻吟、将指甲戳入肉里等。许多受试者询问实验者他们是否应该继续，并对学习者所受到的伤害表示关切。为了舒缓受试者的情绪，实验者以越发坚定的语气，告知受试者实验继续。
米尔格伦的发现是，大约2/3的人会顺从地，对另一个人施加高达450伏特的危险电击，只因某位身穿实验袍的科学家的指示。而在最初的米尔格伦服从研究里，几乎90％的受试者会在听到学习者的敲墙声后，至少再施加一次电击。
实验者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方法要求受试者强行执行其指令，受试者也不会因拒绝服从实验者而遭受任何惩罚。但即使这样，大部分受试者对于权威的强制力量，仍然表现出无法抗拒的态度，他们看到学习者显然是在痛苦反抗的情形下接受电击，却仍然执行实验者的指令。由此可见，〃绝不伤害他人〃这个道德规范在权威面前遭到了重创。
身处〃权威梯度〃（AuthorityGradient）底层的人，为此在道德上形成的抑制效应的确令人匪夷所思。据统计，在20％的坠机空难里，副驾驶不愿挺身指出机长的判断有误是导致灾难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强大心理压力，足以让副驾驶宁愿牺牲自己、乘客和其他同事的性命，也不愿挑战机长的权威。1993年12月1日，快捷第二航空／西北航联5719号飞往美国明尼苏达州希宾市（Hibbing）的班机，由于下降角度过大，致使飞机完全偏离了跑道，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
机舱录音显示副驾驶警觉到飞机降落时飞行高度偏高，但他仅小心地试图提醒机长：〃嗯……你是不是要一直维持在这个高度？〃即使在飞机坠毁的前一刻，副驾驶仍毕恭毕敬地回答着机长的问题。
好撒马利亚人
在另一个研究外在环境对道德的影响的实验里，研究人员达利和贝特生将不知情的神学院学生推入尴尬的境地。受试者被告知研究人员对神学院学生即席演说的能力十分感兴趣。在另一栋大楼里，研究助理正等候受试者的到来，以便记录他们的演讲。其中一半受试者被要求就〃神学教育对传道以外的职业有何助益〃这一题目进行演说，另一半受试者则被要求以〃好撒马利亚人〃（就是乐于帮助路边陌生人的那位好人）这个圣经人物为主题进行演讲。实验者接着分别告知不同的受试者他们处于〃尚有准备时间〃〃演讲时间已到〃或〃已经迟到〃三个不同的情境，以此对情境的时间急迫度进行操控。接着，受试者在通往另一栋大楼的走道上，将遇见某个奄奄一息地倒在墙角边的人。为了达到社会心理学实验所需的完美戏剧效果，研究人员甚至要求这位可怜人在学生陆续经过时故意咳嗽（连续两次），并发出呻吟声。
研究人员真正要调查的是哪位神学院学生会停下脚步，前去帮助这位可怜的路人。研究人员以问卷的方式调查这些学生信仰宗教的动机和原因，并研究这是否会对学生恪遵圣经里的教诲带来影响。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研究人员的发现令人十分难堪。能够让学生停下脚步提供帮助的唯一因素就是时间：时间尚属充裕的学生，一般说来皆会停下脚步提供协助，但时间已不足的学生经过时几乎全都视若无睹。更讽刺的是，即使在路上忙着思考好撒马利亚人内涵的神学院学生，停下脚步提供帮助的几率也不高。研究人员挖苦说，好几位以〃好撒马利亚人〃为演讲主题的学生，甚至在匆忙之中跨过那位急需帮助的路人扬长而去。
上述研究对揭露我们脆弱的道德观深具启发意义。然而，不道德的大脑总有办法说服我们，以致我们从来都不善于从他人的道德缺憾里汲取教训。研究人员对学习心理学的学生描述米尔格伦的实验，并请他们扪心自问自己如果身处类似的情境将会如何反应。部分学生在校期间已对米尔格伦的实验颇为了解，然而事实证明学校对这些学生的教育完全失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比其他学生更早对实验者的指令提出质疑并加以抵制。虽然这些学生非常清楚人人皆有自欺的倾向，但当他们设想自己身为米尔格伦实验里的教学者时，其自我刻画的形象并不比对米尔格伦实验或是大脑的自恋倾向一无所知的学生来得谦逊。
我们也许明白道德观会随着情境不断变换。我们也许已被（而且现在就被）巨细靡遗地告知人类的大脑具有自恋倾向，但我们却无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自己身上。这些知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我们的自我印象。你可以想象自己正对着费力挣扎的受试者施加强烈且痛苦的电击吗？当然不行。我猜本书的读者中肯定有人会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出如此残忍的事。事实却是，如果你是米尔格伦实验中的众多教学者之一，你的行为必定会和其他人如出一辙（或许直到现在你还无法承认，还认为自己一定是少数几个勇于违抗实验者的人之一）。
不幸的是，拒绝接受〃若非天主恩典我亦将去也〃这句训诫所带来的危害更甚于为自己的高尚道德情操自鸣得意。我们往往错误地以他人的人格特质评价其过失，以便维护我们自认为理应遵守的理想道德标准，我们也仍会以这种所谓的〃对应偏差〃（CorrespondenceBias）评断他人的行为。观看以米尔格伦实验为主题的影片《服从》的学生就犯了这种错误。他们不但未能认识到实验者的权威所产生的影响力，更误以为他人的行为必定真实反映了其本性。于是，这些学生推断，米尔格伦实验里的受试者心中必然存有残酷黑暗的人格污点。这一点在第二阶段的实验里进一步获得证实。在这个阶段的实验里，上述学生被告知在另一个版本的米尔格伦实验中，教学者可以自由设定电击的强度。当研究人员指示这些学生预测教学者所使用的电击强度时，他们的预测结果远比米尔格伦实验里的教学者实际使用的电击强度还要高出许多。这些学生借助指责他人的方式，有失公允地替米尔格伦实验的参与者贴上了卑鄙的人格标签。
我们也不要以为自己身处较为熟悉的环境时，即能比较公正地评估环境和人格对行为的影响力。听取了有关好撒马利亚人实验细节说明的学生，仍然坚信对呻吟的路人视而不见的受试者本性就是冷酷无情的，而非只是迫于时间压力才做出无奈选择。当研究人员指示学生预测这些受试者在没有时间压力的情况下将会有怎样的反应时，他们错误地判断这些受试者最后仍将忽略路人的存在并扬长而去。
显然，这些学生并不比未听取过有关好撒马利亚人实验说明的学生，更清楚地认知到环境对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
第三部分 5。道德跷跷板
我们不经思考即驳斥环境与行为之间存有因果关系的倾向，也使得我们易于忽视努力挣脱困难处境的人身上所展现的不凡勇气。我们往往不会关注在米尔格伦实验中勇于抵抗实验者指令的受试者，或在好撒马利亚人实验里，不顾时间紧迫而停下脚步协助路人的受试者，只因为我们认为任何正直高尚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都理应这么做。
我们不得不承认，不道德的大脑确实有它自己的一套。它以贬抑的态度审视他人的过失，同时也以最偏颇无理的方式确信自己绝对不会犯错。一旦我们的行为不小心偏离自己所高举的道德准则时，大脑偶尔也能熟练地以各种借口粉饰这些道德缺失。
然而，假如我们暂时无法将过错归咎于环境因素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修正自己的心态，便能使道德跷跷板重新恢复平衡。当我们发现自己的行为与道德观相悖时，与其承认我们是以双重标准来看待自己与他人这个事实，还不如改变我们的道德信仰，以便让我们的行为看起来更加合乎情理。在某个实验里，受试者耗费一整个小时，重复在某块木板上安装线轴、取下线轴的动作，然后将木栓扭转90度。一个小时过后，实验者刻意让受试者误认为实验已经结束（事实上，实验才即将开始）。实验者轻松地坐到椅子上并抽起烟来，告诉受试者其实刚刚的实验里有两组受试者：其中一组受试者被实验助理事先告知他们将执行的任务刺激而有趣；但另一组受试者，也就是受试者实际所属的组别，则未被告知这一情况。（根据这个实验所设计的情节，实验者希望观察事前的作业描述对作业表现可能造成什么影响。）实验者随后询问受试者是否愿意代替迟到的实验助理，向下一位受试者谎称这个实验非常刺激有趣。某些受试者将得到1美元，其他受试者则可以得到20美元，作为协助实验者继续进行实验的报酬。
几乎所有的受试者都同意与实验者继续合作。对得到20美元（在1950年，也就是进行这个实验的年代，20美元算是一笔不小的额外收入）的受试者而言，撒个无伤大雅的谎言即可得到如此丰厚的奖赏，何乐而不为？但只得到1美元的受试者以这个理由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似乎就有点牵强。这些受试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来自实验者的微妙压力，并因此变得左右为难。从某方面来说，他们刚刚才把自己宝贵的一个小时白白浪费在无聊至极的心理学实验上；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刚刚在缺乏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向其他受试者夸大了这个实验的乐趣。这些受试者果真会为了区区1美元而撒谎吗？从他们自己的立场来看，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他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信念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因此，这些受试者暗地里调整他们对这个实验的观感，以消解他们心中的认知失调（CognitiveDissonance）。当实验者指示受试者如实报告他们的实验感想时，比起得到20美元的受试者，得到1美元的受试者更乐于表示这个实验很有趣。
不道德的大脑还有最后一项策略，就是能够迅速有效地消除违背道德良知所带来的不安。我们可以说服自己当下所处的情境与道德根本毫无关系。假如我们不需履行任何道德责任，何必感到愧疚？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某位年轻女子在纽约市皇后区遭受袭击致死的38位目击证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鼓起勇气制止或打电话报警？〃我以为那只是情侣间的争吵，所以就回去睡觉了。〃一位女性目击证人如是说道。
而在测试我们所拥有的社会良知的实验里，对危急情况无动于衷的受试者所做出的解释更是令人大为惊叹。未能及时报告室内冒出浓烟的受试者称他们看见的只是水蒸气。未能前去帮助刚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妇人的受试者则指出那位妇人并未摔伤。那么，好撒马利亚人实验里的受试者，是否也试图让自己相信那位倒在地上呻吟的路人，其实并不需要任何帮助？极有可能，毕竟这样自己的心里会舒坦很多。
正如为人父母者皆知的，从无法无天的儿童期到循规蹈矩的成年期是一段极为漫长的过程。最近，我们家的老大总喜欢在地上翻滚他的婴儿弟弟。多数时候，他是个有爱心的哥哥；但趁我们不注意时，他偶尔会忍不住在毯子上翻滚起弟弟来。但他之后的举动，清楚地显示出他还缺乏成年人的道德观念。他不争辩说弟弟理应受到这种待遇，也不归因于弟弟圆滚滚的身体，他也不会推脱说其他小孩比他更爱捉弄他们的弟弟，更不会以弟弟喜欢被这样玩弄为借口来为自己脱罪。他的反应与自私自利的成人大脑的反应截然不同。〃以撒坏坏！〃他这样斥责他自己，并将自己归类到坏小孩当中作为惩罚。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多得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