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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但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它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6年的美国革命战争、1792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致使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是否受可测量的“力量/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情况下，可以作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形势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是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总 序前 言（4）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那时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因此，它决不会由于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经济繁荣时期多得多。爱德华统治时，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帕麦斯顿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期时多得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目前，美国和苏联似乎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以后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18世纪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荷兰“联合省”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意见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五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
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微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
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有道理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空白。
总 序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大国的兴衰》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撰写的《大国的兴衰》，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学术巨著。自1987年问世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我国求实出版社1988年首次引进《大国的兴衰》中文版。其间，书稿翻译由陈景彪组织，军事科学院外军部、中国社科院学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央党校历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外交学院的研究员合作进行。为了保存学术资料，以及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回顾，对未来作出更具责任感和科学准确的预测，时隔十七载，我们期与国内读者重温这部经典著作。
此次再版，根据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为底本进行校对。译者重新做了全面修订，更正了原译文中一些纰漏，并新增了若干注释。因本书撰成于20世纪80年代，作者视线难免具有时代局限性。书中使用的“苏联”“南朝鲜”等表述，以及一些观点和判断已经不符合当下的历史情境，如第八章第五节《矛盾重重的苏联》。为了保持著作的原貌，我们未予改动，在此略向读者说明。
作者对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尚存有曲解。我们不认同作者在《大国的兴衰》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实践的偏激立场，因此做了一定的删节，但书中一定仍有许多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以批判和独立思考的态度阅读此书。
作为出版者，我们盼望读者惠予指正。如果您阅读本书有何感想，欢迎通过电子邮件寄给我们。（邮箱：icpc@95777sina）
总 序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保罗·肯尼迪（1945…），英格兰人，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皇家历史学会会长。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重点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是多所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和客座教授，荣膺迪尔沃恩称号。曾撰写和编辑过10本有关海军史、帝国主义、英德关系、战略和外交等方面的著作。
总 序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广泛论述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巨著。作者反思五百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强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力量是军事实力的后盾。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
本书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证有力。自1987年面世之后，震荡美国政界、学界，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是一部颇有争议的畅销书。
《大国的兴衰》
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中国能否在21世纪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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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素来有天下主义的抱负，他并不孜孜于追求中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也不反对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但是，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是现实主义者多过理想主义者。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反对政治一体化，满足于现在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坚持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如果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保持强势，世界联邦和世界政府的理想就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就要准备好有朝一日担当“最后的大国”的历史责任。
如果中国有机会在21世纪成为最后的大国，那就不仅仅是一种“崛起”，而且是一种“复兴”。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不同，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曾经有过多次的沉沦与复兴。中国最近的一次沉沦不过是19世纪的事。中国最近一轮的复兴，也不是21世纪才提上议事日程，而是过去一个世纪艰苦卓绝努力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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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之明 博士
保罗·肯尼迪的这本书总结了公元1500年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并对“今后世界政治的格局”作了预言。他认为：第一，在最近的将来，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目前（1988年）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组成的“五头政治”中去（基辛格则认为，很可能再加上印度，构成“六头政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将是最后的大国。第二，就五国而言，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在某些方面已经从苏联和美国，也开始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向。虽然中国还落后于日本，但是它发展得最快。第三，中国经受了长期的艰难困苦，它的现任领导人看来正在实现一个宏伟的、思想连贯和富于远见的战略，这方面将胜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更不必说西欧了。这个战略就是在国家主义的意识指导下，平衡各方面的改革要求，利用一切注重实效的手段来竭力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最后，保罗·肯尼迪强调说，尽管中国此刻正压缩军备开支，但它无意于将来仍然在战略上“无足轻重”；相反，中国越是以柯尔培尔式的国家主义推动经济向前发展，就越是意味着要搞军备扩张基础上的强权政治。“这仅仅是时间的问题。”
当中国准备在21世纪“和平崛起”之际，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显然是很值得国人一读而再读的。
一、大国的涵义
学者对于大国的定义，虽然说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
一类指向普通大国。譬如《管子》一书提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当代中国学者也认为：“大国一般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与小国相比，具有生存能力强、战争潜力雄厚、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件，有利于支持长期战争。”日本学者山本宣吉说：“大国从其意义上来说，是只考虑本国目的（比如经济发展、就业、物价稳定等），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采用某些财政、金融政策的国家。”他强调的是大国具有制定和执行独立经济政策的能力。“‘大国’即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接受来自他国的影响（政策效应），相反，本身的行动、政策反而给予他国以极大影响。”而小国则只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成为大国的附庸。
另一类指向霸权大国、统治大国或者说领导大国。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列强论》一文中，提出“大国”的定义是：一个大国“必须能够与其他所有联合起来的大国相抗衡。”根据英国学者怀特的定义，“统治大国”是“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当今美国的军事预算，超过排在它后面二十个国家的总和，当然够得上怀特所谓“统治大国”的标准。乔治·莫德尔斯基则认为，世界大国是世界的主导经济国，是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最重要连接点。世界大国主导经济不仅规模（GNP）大，或富裕程度（人均GNP）高，而且意味着在技术创新的条件下主导性产业部分生产旺盛，并能积极参加世界经济，有足够的支持其履行作用的巨额财力。在制定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的规则上起决定作用。［1］莫德尔斯基所讲的世界大国与怀特所讲的“统治大国”具有同样的含义，也可以称之为世界领导大国。本文所要讨论的“最后的大国”，主要不是指普通大国，而是指世界领导大国。
总 序区域性大国与全球性大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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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大国与全球性大国
在上古、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而没有全球性大国。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是文明初曙时期的区域性大国。公元纪年开端的时候，欧亚大陆东西两侧分别是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二者之间是过去波斯帝国和马其顿帝国的几个继承者。公元1500年前后的非西方世界，保罗·肯尼迪所说的各个“权力中心”包括：明帝国、奥斯曼帝国及其在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
明帝国作为一个区域性大国，与其周边国家共同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东亚秩序，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作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