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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他电告前线司令部：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独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77］
这里很明显，毛泽东是担心他的将领们会真指挥部队同日本拼死战斗，牺牲红军部队。当然，他的游击战略的目的不仅是避免和日本人交战和保存他的部队，而主要在于为了深入到广阔的农村去发展。在9月25日，当115师正在进行平型关战斗时，毛泽东又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朱、彭和刘伯承，敦促他们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在电报中，毛泽东发出了更严厉的命令，指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78］
毛泽东为了国民宣传的目的，公开地赞扬平型关大捷。但这次战役以后，毛泽东迅速命令115师分兵，把这个师的主力转移到山西南部太行山区，留下2 000人在五台山。与此同时，他还命令其他的红军部队从铁路沿线转移到偏僻的农村地区，120师转移到晋东北的关清山区，129师转移到晋东南的吕梁山区。所有共产党部队都被指示隐蔽在山区里，执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术，同时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壮大中共军事力量。这些构成了共产党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毛泽东的战略代表了共产党的根本利益，经过一段时间后，最终被党和军队的领导人普遍地接受了。尽管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某些策略存在一些不同认识，但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坚定地赞成红军要迅速独立地发展自己。事实上，作为负责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也只能这么做。日本军占领太原后不久，周恩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建议做如下一些事情：
扩大红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此项成绩最差）。胡服（即刘少奇———作者注）提议三个月扩大到十万。我赞成，并提议华北扩大三万，陕北五千，老苏区一万五千。华北三万，请朱、彭、任下令规定办法，地方党政协助。［79］
王明和派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7个成员于1937年11月末飞回延安。有一段时间里，王明构成对毛泽东权威和政策的挑战。1937年12月9日至14日，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王明强调一个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来反对毛泽东的口号“和平、民主和抗战”［80］。确实，早在两年前，王明首先提出统一战线反抗日本的思想。所以他坚持这个原则也是很自然的，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更为重要的是，王明的立场常常反映的是共产国际的决定和苏联的利益，而较少反映中共的决定和中国的利益。与毛泽东形成对比，王明明显地缺乏中共独立的意识和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特使的威望和他来自马克思和列宁的雄辩引证在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控制及其对中国政治现实的关注面前黯然失色了。王明对毛泽东的挑战也许不像有些中外历史学家理解的那么严峻。［81］事实上，王明的右倾态度和活动，如某些军事人员的“左”倾态度和活动一样，构成了1937到1938年中共政治大方向的组成部分。在政治总方向上，毛泽东是核心代表人物。换句话说，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在实践过程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甚至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二者可以帮助促成总路线，也可以说是“中间路线”。某些人可以采取左翼或激进的立场，另一些人可以采取右翼或保守的立场，但只要“总经理”毛泽东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维持左右的平衡，坏事有时也可以变成好事。对外界来说，“左”倾或右倾则变成一种伪装，用以掩盖中国共产党蓬勃向前发展的谋略。左和右在整个前进过程中，像道路的转弯一样，它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来源于向着大方向前进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令人惊异的增长，恰与国民党在抗战初期的灾难性崩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当国民党的正规军从华北向西南方向退却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地从西北到华北冒出来。到1938年底，四支八路军部队中每一支都开辟了一个敌后根据地。他们的队伍总数从1937年初的40 000人发展到1937年末的90 000人，再到1938年底进而达到180 000人。［82］
由于这样令人鼓舞的成功———更不要提毛泽东的政治技巧了———毛泽东和他的理所应当的领导地位不可能被王明及其新回来的几个人所动摇。在1938年9月28日到11月6日召开的中央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路线被党中央正式采用，王明被撇在一边。六中全会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标志着毛泽东的战略和权威在共产党内最终确立了。［83］
事实上，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是通过国际因素取得的。如果没有美国和苏联的参战，对中国人来说，起码会花更多的时间来驱逐日本侵略者和恢复所有国土。从有关军事能力和以往作战结果上看，取胜于日本华北军似乎是困难的，驱逐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更远远超出国共两党各自或加起来的军事力量。*
1945年的时候，仍有100万日军在中国内地，50万日军在东北三省。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方面打的胜仗并不多，平型关之战共产党人称之为“大捷”，只消灭日军不足2 000人，台儿庄大战国民党人大加渲染，但也只歼灭日军2万余人。从1939年起进行的战役，中国方面损失10万余人有几次，而日军损失超过几千人的无一次。如此说来，若没有国际上的干预，中国军队（不管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或者二者相加）要驱逐日军出中国，起码需要更长的时间。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敌人———抗日战争（3）
在类比和虚设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可取的方法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国民党政府在日本侵略者面前更易于崩溃乃至投降。具体的例证和详细的分析会远超出本书的篇幅限制。而共产党在华北和华中部队的游击战争构成了日本侵略军的最主要障碍和最让日军头痛的事。只要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遍布农村，它几乎作为农村社会和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日本人就很难宣称它已经完全征服了中国。这种对中共甜蜜的赞扬并不意味着（正如共产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经常宣称的那样）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不想和日本人作战。但是我最多也只能说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最大，收获最少。*
虽然以下事实是真实的，即至少从军事上来看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比共产党严重———前者损失了100万军队和百余名将军，后者损失兵力不多，而且只有一名相当于将军级别的军事指挥官牺牲———但是这似乎不能完全算作国民党的光荣。只要想一想如下情况，即敌占区的傀儡政府和伪军都是前国民党人、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蒋介石也曾与日本人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以及亚洲和欧洲其他许多民族政府投降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者或与之合作，我们就可以推断，国民党就其本质和立场而言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得比共产党更加脆弱。关于国民党与日本人的秘密接触，请参见吴湘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一书，第一卷，532～541页。
共产党享有某些有利条件，而这些是国民党人不能轻易模仿或与之竞争的。国民党部队必须依赖来自政府的军备和粮食供给。他们被布防在指定地区，被命令保卫特别地点，他们进行的只能是阵地战。失败了，他们就撤退；被包围了，他们就投降———正如任何正规部队所做的一样。对共产党部队来说，“人民军队”进行“人民战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抵抗日军，不仅仅意味着在战场上直接战斗，而且那里还有一条看不见的战线。通过任何可能的手段加强我方也就意味着削弱了敌方，这总不能说是不对的。
日本人也有日本人的问题。在军事上，日本人在与国民党对抗中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他们低估了国民党部队的抵抗力，以为打上一两次“闪电战”，国民党就会垮台。在政治上，日本人犯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错误———他们从未料到共产党游击队竟会变成它们最强有力的对手。他们从敌对的国民党人手中辛苦夺得的华北土地，竟然全都轻而易举地变成了更加敌对的共产党人的王国！**
毛泽东说，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部队抵抗了64％的日军和95％的伪军。这话虽然也许有些夸张，但是，共产党的军队（包括正规军和游击队）确实对日本侵略者构成了主要威胁。一方面，毛泽东为保存和壮大自己的力量而避免与日本作战的做法可能会受到责难；但另一方面，他深入农村，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的做法也值得钦佩。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相关资料（1）
参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43～10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参见《中央为庆祝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1936年10月10日，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262页。
［2］参见张国维：《蒋介石洛阳庆寿的回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163～165页，1963。
［3］关于毛泽东勤奋的工作作风和全面负责党军事务的情况，请参见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72，以及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第3册，1236页。关于基督教信条与资本主义习俗之间的相互影响，参见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1958，尤其是“路德的神职概念”一章，79～92页。
［4］《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1月25日，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册，746页。
［5］参见《毛泽东、彭德怀致张学良、王以哲电》，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41页；另见宋恩夫：《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一次历史性会谈》，载《历史知识》，北京，1985（1），1～3页。
［6］宋恩夫：《周恩来和张学良的一次历史性会谈》，载《历史知识》，北京，1985（1），1～3页。
［7］《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44～53页。
［8］《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1936年6月20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44～53页。
［9］［10］同上；另见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321页。聂荣臻回忆了他们是如何一边与东北军打仗，一边又与他们交朋友的有关情况。他用“以斗争求团结”这一说法来形容共产党的战略。
［11］《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10月5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73页。
［12］参见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13］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46页。
［14］参见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30页；Wu Tien？鄄wei，The Sian Incident：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6，p。69。
［15］参见《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1936年12月13日，载1936年12月16日西安《解放日报》；另参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69~270页；另见Wu Tien？鄄wei，The Sian lncident：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72～73。
［16］参见《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致中共中央电》，1936年12月12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131页。
［17］参见郭华伦：《中共史论》，第3册，169页。
［18］参见《中央书记处致北方局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19］《中央致北方局电》，1936年12月14日。
［20］参见1936年12月14日《真理报》社论。
［21］参见1936年12月17日《真理报》社论。
［22］参见蒋晓涛：《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外交反映》，载《历史知识》，1985（1），19～21页。
［23］A。M。Grigoriev and A。B。Reznikov，“Greogry Dimitrov and the Anti？鄄imperialst United Front”，in Greogry Dimitrov，voshichi meshdunarodnovo ko－munichiskovo dvishrenia（Moscow，1972），p。394。（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
［24］参见方德天：《张学良与西安事变》，112～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参见罗瑞卿等：《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47页。关于中共在西安事变最初几天的立场变化，请参考12月16、17日两天的《解放日报》评论，题目分别是：“双十二事件爆发后南京政府异常狼狈”、“停止一切内战”。
［26］Wu Tien…wei，The Sian lncident：A Turning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pp。156~178。
［27］参见《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1937年1月7日，载《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168～169页。
［28］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271页），中共于1936年下半年在西安市周围21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展党员1 350人。
［29］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214页。张本人承认，红四方面军决定派他去陕北与党中央谈判，陈昌浩留在军中作军事后盾。
［30］中央军委电：《十月份作战计划》，1936年10月11日，转引自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5），27～30页。
［31］参见上书。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相关资料（2）
［32］张亦民：《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载《党史研究》，1982（1），61页。
［33］中央军委10月25日电，载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56页；另见张亦民：《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载《党史研究》，1982（1），61页。
［34］中央军委10月26日电，转引自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5），28页。
［35］严实：《关于西路军的几个史实问题的研究》，载《党史研究》，1982（1），67页。
［36］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1215～1216页。
［37］参见彭德怀：《彭德怀自述》，216～217页。
［38］《红军司令部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转引自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5），29页。
［39］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新的作战计划》，1936年11月8日；另见《张、周、博、林、朱、张、彭、贺、任电》，1936年11月10日，转引自于吉楠《张国焘和〈我的回忆〉》，259页；另见丛进《有关“西路军”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82（5），30页；另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58页。
［40］参见陈一贵：《古浪激战》，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265～269页；另见张亦民：《驳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有关“西路军”的谬论》，载《党史研究》，1982（1），63页。
［41］参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12～14页，沈阳，东风出版社，1959；李兴国：《血洒西征路》，载《苦难的历程》，第2卷，256页。
［42］参见程世才：《悲壮的历程》，12～14页。
［43］参见马步青：《决战河西走廊》，载《今日大陆》，台北，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