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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张、杨的联盟还不巩固而张、杨奋起反抗蒋介石的机会仍然脆弱时，共产党人公开号召推翻蒋介石；但后来当这种联盟已牢固地建立，并且张、杨反抗蒋的机会已确实存在时，共产党人却降低了他们谴责蒋的调门。正如后来所证明，这是一种最有效的鼓动张、杨反蒋的途径。中共运用的这种“政治艺术”———这是毛泽东很喜欢用的一个术语———可以从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中看出来。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抗战与内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到当前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述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救亡抗日协定草案。寇深祸重，愿先生速起图之。［11］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盟友———西安事变（2）
与中共的秘密合作引起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出乎张学良的想象之外，却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张学良被拽进了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越来越深的冲突之中。在这些冲突中，“八二九”事件和山城堡战斗是最有爆炸性的。作为中共与东北军联合的结果，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飞到西安并参加了张、杨的部队，他们公开和秘密的活动，自然引起了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的关注。8月29日，国民党警察侦查到在张学良部队中名叫宋黎的共产党员，随即将他逮捕。但是在回警察局的路上，杨虎城的警卫部队同时扣押了被捕者和捕捉者。张学良命令立刻释放宋黎。由于担心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整理有关他和共产党接触的材料和报告，张学良派部队到省党部，没收那里所有的秘密档案材料。事后张学良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原谅，由于当时两广事变处于高峰时刻，蒋介石不能不默默地吞下这粒苦丸。［12］
在1936年10月末的山城堡战斗中，张学良的部队是国民党进攻部队的一部分。但东北军前线将领王以哲在与胡宗南共同反击红军的战役中，编造各种借口按兵不动。当胡宗南的一个师最终陷入共产党的埋伏之中时，附近的东北军也不来救援，王以哲甚至拒不接收胡宗南打来的加急军事电报。当胡宗南在战后把这个问题告知南京时，张学良不得不再次为他部下的“疏忽大意”表示道歉而请求原谅。［13］
12月初，蒋介石飞去西安与张学良和杨虎城最后摊牌。他为张、杨指出两种可能性，即要么所有部队开赴前线与共产党作战，要么把他们的部队调到别的省份，好让国民党中央军进来剿共。这两个建议都不能被张、杨所接受。他们既不愿与共产党作战，也不愿退出他们自己的陕西地盘。这样，西安事变就成为中共和东北军联合的一个必然后果了。［14］
1936年下半年，共产党已渗入所有社会阶层，特别是西安的大中学生中。从9月到12月，西安发生了多起群众集会。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众集会是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实际上则是由共产党组织的。12月9日，发生了有近两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学生示威运动，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针对共产党的内战，实行联合抗日。当学生赶到临潼时，蒋介石命令他的警卫部队做好开枪的准备，同时打电话告诉张学良要他阻止学生。张学良匆忙赶上游行队伍，却被东北大学学生的口号和标语所深深感动。学生振臂高呼“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愿为抗日而死”。少帅热泪盈眶，最后答应学生们“在一周内以实际行动予以答复”。现在已很清楚，这次学生示威并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组织的。［15］
张学良兑现了他的诺言。三天后（12月12日）他与西北军的杨虎城一道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劫持了临潼的蒋介石和他在西安的副官们。这次政变就是中国现代史上众所周知的“西安事变”。共产党领导人最初是从他们在东北军的联络代表那里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的。次日，当蒋介石已被扣押并带回西安后，张学良和杨虎城给保安发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告知他们的立场并要求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16］
当然，这对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甚至党内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都情不自禁地欢呼雀跃，高喊“杀掉蒋介石”，随后立即举行了一次群众性的庆祝大会。［17］但是所有这些情绪性的反应并不能作为中共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适当立场。中共在西安事变初期阶段的立场可以从党中央给北方局的电报中看出来。1936年12月12日发出的第一封电报中，中共赞扬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并要求把蒋介石送给人民作公开的审判。［18］两天以后，另一封电报则说道：“我们不应该将我们放在南京政府的对立面上，我们将仍然团结并促使南京政府抗日派和中间派来采取抗日政策。”［19］简单地说，中共的最初立场是支持张、杨；要求对蒋进行公审；分化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便在这最初阶段，共产党领导人也已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个人的蒋介石并不像作为集体政治势力的南京政府那样重要。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发了一个电报，这个电报的原文现在仍未发现，但可以肯定的是，里面有不少自我标榜的话，把这次事变说成是他们“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胜利，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革命行动等等。共产国际领导人没有立即给以答复，因为他们不得不等待苏联和斯大林的决定，如果不是完全依赖的话。
苏联最初是从它自己驻南京大使馆了解到西安事变的发生的，它的反应则主要依据它自己当时在东亚的外交利益。它并没有太多地考虑中国共产党，也根本不尊重实际情况。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严厉谴责张学良和西安事变。［20］3天后，这个俄共官方喉舌甚至走得更远，它宣布：“据我们从中国收到的最新消息来看，张学良的叛变是日本反对中国的又一个阴谋，它的目的是阻挠中国的统一，并阴谋破坏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21］苏联政府的自私和固执简直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甚至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也觉得把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指为日本代理人“非常可笑”［22］。
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以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名义回电。共产国际的这份电报试图把苏联与中共的相反立场撮合在一起。但这封电报的更重要意义在于它首先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电文如下：
根据你们的电报，我们建议你们采取下列立场：
1？郾不论张学良的动机如何，他的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损害全国反日战线上所有力量的团结。
2？郾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共应该充分考虑到上述因素而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此次事变。［23］
延安收到这封电报的时候，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已到达西安。周恩来12月15日离开保安，次日到达延安，从那里周乘坐由张学良提供的专机于1936年12月16日下午到达西安。起初，周恩来认为他的授权是有限的，因为共产国际尚未回电。16日或17日，收到共产国际来电，18日又收到党中央的指示。这时，周恩来坚定了寻求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立场。［24］
苏联和中共出于各自的政治考虑而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个反对，一个支持。对苏联的外交利益来说，中国和中共只不过是一个小的方面；但是对中共来说，西安事变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事，所以毛泽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非常谨慎。经过共产国际的协调，最终苏联和中共都同意寻求和平解决。如何保全蒋介石个人的生命问题，这时已变得非常容易，只要共产党人的政治要求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并不反对释放蒋介石个人。周恩来的真正使命不在于去劝说释放蒋介石，而在于向蒋介石榨取出共产党人的各种要求。从12月16日到25日，中共代表团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这一基本思想而展开的。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盟友———西安事变（3）
浪漫而好感情用事的少帅张学良先是最希望扣押蒋介石，而后又最着急释放蒋。杨虎城是老军阀，更显得深谋远虑。起初，他对这次冒险行动表示忧虑；现在，他又担心蒋介石进行报复，所以不想在蒋介石没有作出书面允诺的情况下释放他。不过，中共与张学良在放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杨虎城人寡兵少，只能被说服，改变了自己的主意。［25］
无独有偶，尽管释放蒋介石的实际决定是由张学良作出的，但是事变的整个剧目从头到尾却都是由共产党人导演的。如上所述，毛泽东的政治才干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张学良为自己的天真付出了代价。他的骑士精神竟然促使他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经过几番政治表演和法律仪式之后，张被判处10年监禁。事实上，他遭到了终身监禁，蒋死之前他在台湾仍不得自由。
张学良离开后西安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先是东北军内部发生暴乱，接着东北军和西北军之间又发生冲突。杨虎城及其手下无力控制局势。通过何种方式营救张学良？同南京进行谈判，还是动用武力？西安方面陷入激烈争论。而毛泽东与周恩来却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中共本身同南京政府达成一项和平停战协定上面。尽管如此，他们表面上也参加了所有对南京的抗议活动，并答应为了张学良的释放可以加入任何军事行动。这样就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的努力都被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内部纷争给毁灭了，而不是由于共产党的消极态度所造成的。［26］
对张、杨来说，西安事变意味着他们军队的毁灭和他们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对共产党而言，他们从蒋那里得到了热切期望的保证和平的承诺，他们将不再担心自己生存受到威胁。在1937年1月7日，中共发出了另一个关于西安事变的内部指示。这一文件很可能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其要点如下：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理，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应即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思。［27］
毛泽东要求南京政府不仅要对他们现时卷入西安事变给予谅解，而且要保证将来不再镇压共产党及其红军部队。实际上，毛泽东和共产党经过西安事变完全实现了他们的这一目标。
西安事变后，遭受直接惩罚的目标也只能是向蒋介石造反的部下。当东北军被调离并在1937年2月初被解散时，共产党人没有忘记接收它的一些军官和士兵到自己的队伍中，并公开宣布这是“不忘老朋友”。笔者的父亲便是这个时候从东北军加入红军的。
乘西安事变后讨伐南京政府营救张学良之机会，共产党部队占领了延安，那里随即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达10年之久，并扩展他们的领土到西安北部十几英里（1英里=1。6093公里）的三原地区。他们赢得了一个很大的战略性成功，来自南京政府对中共在北方存在的致命军事威胁，就这样被解除了，而且取得了若干宣传和实际上的进步。［28］
将1933年的福建事变与1936年的西安事变作一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共立场的变化。在前者的情况下，当已经准备好的优惠提供给共产党人时，他们拒绝或者未能成功地利用它。在后面的事件中，尽管事件极其复杂艰难，共产党却成功地利用了它并设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第一次机会中，博古中央应用了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比如阶级划分、第三党团、改良主义路线等等）作为它们现实政策的指导原则。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共产党学得聪明多了。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也高喊革命口号，但这些口号是为他们的实际决策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毛泽东决不会让书本的教条来拖住他的脚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成功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成功一样多，通过精心的投资和运用自身的权力，毛泽东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增殖。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 第三部分面对同志———西路军（1）
1936年初，当红四方面军仍在西康地区的甘孜逗留时，张国焘和另外一些领导人已经考虑北上。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加入陕北毛泽东的部队，相反张国焘计划直接北上到甘肃中部，从那里向西开辟一个他自己的根据地。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不得不同意沿着中央红军的老路线向甘肃东南部前进。当红四方面军在1936年9月到达甘肃南部的平原地区后，张国焘再次建议西进。但陈昌浩却宁愿留在当地，就在甘肃南部建立一块新根据地。当然，他们两人都不愿北上去从属于毛泽东。在红军司令部内部有朱德和任弼时的阻挠，在外部有国民党中央军从南面施压的情况下，张国焘和陈昌浩作了妥协并指挥红四方面军向甘肃北部移动。此时此刻，张国焘和陈昌浩不得不作出他们的最后抉择。或者是跟随彭德怀向东，或者是向西寻找他们自己的出路，他们本能地倾向于后一选择。［29］
毛泽东似乎也不情愿让张国焘和他的人马一股脑儿涌到陕北来。张国焘带着他在红军总司令部的头衔到达，再加上他的优势兵力会动摇毛泽东在这个新根据地的主导权威。另外，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个范围狭小而又荒凉的陕北根据地如何来养活一支算起来达五六万人的部队？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都不能不权衡一番。他们既要考虑如何对付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又要考虑各自在党内的地位问题。
当时的情况非常复杂，毛泽东和张国焘的心态也非常复杂。毛泽东既为红四方面军作为增援力量的到来而感到高兴，又为维持他们的给养而犯愁。此外，他还不能不为张国焘将要侵犯他的权力而担心。在张国焘方面，他也担心丧失自己的政治独立性，也担心陕北缺乏物资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在1936年10月打一场宁夏战役，以期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及其先头部队宁夏地方军，夺取甘肃和宁夏北部黄河沿岸地区。这样，不仅毛泽东可以视为老根据地的扩大，而且张国焘也可以视为自己的新根据地的建立。此外，毛泽东还希望借此打开一条通过宁夏的国际通道，以便接受苏联的物资援助，而张国焘对此倒也无反对意见。根据宁夏战役的需要和张国焘的建议，红四方面军将转移到黄河西岸。张国焘还想带领他自己的部队跨过黄河深入到甘肃西部和青海，乃至新疆和苏联。在毛泽东看来，这也不妨作为一种考虑。
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陕北的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计划”。该计划的基本目标是集中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一举歼灭甘肃北部的国民党军队，夺取宁夏，通过内蒙和外蒙与苏联进行联络。十月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部野战军全部及定远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夏。［30］
该计划还进一步要求在北部进攻力量中，中央红军应从黄河东部挺进，同时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应从西部挺进。因此，红四方面军受命为渡河做准备，建造船只和木筏，并在中卫和靖远之间夺取渡口，一切准备工作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31］
当时的形势是，红一方面军在北线主要面对东北军，比较好办；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南面对付由胡宗南、王均和毛炳文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相当棘手。10月22日，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32］10月25日，军委又电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击破南敌”，“第二步重点，集中注意力于向北”［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