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天清晨七点叁十分，我们就从武岭宾馆出发前往“丰镐房”。随行公安说，那边早就挤满包括蒋家族人在内的数百位民众，天不亮就守候在大门口两边，争相一睹远从台湾回来的蒋经国的儿子。当地居民在几天前已把这消息传得火热。抵达大门後，我们好不容易才挤出层层人群，待进到“报本堂”正式祭祀仪式开始时，已八点多。原本以为大陆经过“文革”，有关传统祭祀仪式已付之阙如，令人意外的，相关祭品准备得很完备，祭礼也一板一眼，丝毫不 。我代表家人向列祖列宗灵位上香行礼之外，并宣读亲自撰写的祭文。
随後率家人行叁跪九叩礼，情绪颇为激动，全家在泪水中完成认祖祭礼。祭祖之後，冒着风雨前往祖母毛太夫人、曾祖母王太夫人、曾祖父肃庵公及伯祖父介卿公等先人墓前叩拜。随後抽空到经国先生住过的“小洋房”参观，那块因毛太夫人惨遭日机炸死，由经国先生亲笔手书的“以血洗血”四个大字的石碑，就立放在客厅，任何人都会直接感受到经国先生当时的悲愤。
走回武岭宾馆的路上，就有不少纯 的民众聚在一起很亲切向我挥手，并大声地喊：“蒋先生你好！”
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我想到先母，应当尽快去向她祭告。
直飞桂林要到上海搭机，於是安排在上海停留一晚，并接受一百多位颇有份量的台商朋友在波特曼饭店的贺宴。这是一场充满情感、十分温馨的餐会，让我和家人深深体会到有那麽多原本沉默的大众，会适时站出来，对我归宗的决定以行动表示支持。那晚许多在场朋友直呼我为“蒋孝严”。我在致谢词时，受到现场气氛影响，曾数度哽咽而热泪盈眶，难以自已。当说到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叫自己的爸爸、爷爷，我却要等到快六十岁，才能在公开场合说自己的父亲是谁、祖父是谁，眼泪就流了出来，这种苦楚，只有孝慈可以体会，而他今天却已不在世，终其一生，心愿未了，这是何其残忍的事。
我告诉在场的朋友，我这麽做，不期盼什麽，也没有什麽要求，更不会寄望未来从蒋家分享到什麽，只是想单纯地完成父母亲的遗愿，也帮助过世的孝慈和他的子女做一些事。说到这里，我早已抽泣难言，站在台上停顿良久……
第一次到桂林扫墓，是一九九四年孝慈在北京重病，我专程南下祈求先母保佑孝慈的时候，既焦虑又悲伤。此次携妻小从溪口前来，内心更是无比悲怆。我带着妻小跪在亲母墓前叩首，告诉母亲我已前往蒋家祠堂祭拜祖先，要母亲在天之灵安息。我落着泪跟先母说：“妈，我这一路走得真的好辛苦！”
方良过後才归宗
二○○○年九月五日结束奉化溪口“认祖归宗”实质层面之旅，返回台北後，即着手另一法律层面的工作 身份证“父母栏”之更正。
一九四四年五月，外婆带着我和孝慈，从江西万安到贵州铜仁县，去投靠当县长的儿子章浩若和长媳纪琛，一住就是两年。在铜仁期间，外婆和舅舅灵机一动，想出掩护我和孝慈身份的一个万全妙法（事先并获得经国先生的同意），就是对外宣称：这对双胞胎是刚从外地前来履新的县长章浩若和夫人纪琛的两个儿子。真是天衣无缝、无人怀疑。从此，原来的蒋姓便以章姓取代，学名从蒋孝严改成了章孝严。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新竹市报户口时，父亲栏填的便是“章浩若”，母亲栏写的是“纪琛”，这一错就是一甲子。
一九五七年从外婆那里知道自己本姓蒋的时候，已在高中念书，立即联想到自己身份证上很重要的栏别，却是不实的登载，但也只能随它去。有好多年，别人问到有关“章浩若”的事，我还要编造一些有的没的故事敷衍一番，甚至念到了大学，我还都不敢去想哪一天我一定有本事去把它更正过来，尽管一直存有这个念头。
八十年代初期，由於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媒体有所报道，我的动向也逐渐开始引起外界注意，对我奇特的身世更是好奇，而私下有了议论；当我听到这些谈论，只能装傻从不做直接回应。
有次《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刻意当面问我是哪一省人，说是浙江人不妥，说是江西人也不宜，我只有答复：“我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九八二年我出任“北美司司长”後，我和经国先生有血缘关系这桩事，慢慢在台北传开，几乎成了半公开的 密。曾有人冒失问到“为什麽姓章？”“为什麽父亲栏写成章浩若？”等很难叁言两语说得清楚的问题，我只能幽对方一默，跟他讲：“你最好不要问，你所问的只是身份证上的两个栏位，我老实告诉你，我身份证上所载的内容，除了‘性别’写对以外，其他没有一栏是正确的，你要我从哪里说起？”
身份证的“父母栏”，的确困扰我很久，明知记载有误，但要改正，因牵涉 围太广，手续又繁杂，实在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孝慈念法律，他曾说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问题，就是经过生父认领，还需事先提出原载“章浩若”并非自己父亲的反证，栏位空出後，才能再将生父姓名填入。这是很难想像的大工程。
“正名”按部就班
我决定於二○○○年八月二十叁日携全家大小进入溪口蒋家祠堂祭祖，就是启动整个程序重要的第一步，也想借此行动让两岸民众看到，自该日起，我已成为“蒋家人”。就如外交领域中国际法部分，谈到“承认”就有“事实承认”（De Facto）和“法律承认”（De Jury）两种。我到溪口祭拜祖宗和祭扫祖坟，已经完成蒋家祖先的“事实承认”，对日後迈进到“法律承认”，至为重要。我很清楚，尽早“正名”是投入二○○一年年底“立法委员”选举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因为选举过程中，非但不能回避蒋家背景，更应做正面发挥。尽管有幕僚担心，若干选民对“老总统”有些保留，但被我一口否决。我强调，蒋家是整体的，不能有所切割，蒋家的一切我必须概括承受。既然没有理由回避蒋家，我的蒋家身份当然一定要有法律的支撑。
二○○一年一整年，除了勤走基层，在跑完台北市南区两百二十五个里和四十多个公有市场的同时，我更抽出时间认真进行“更改身份证”的起步准备，包括搜集文件等等。我知道这件事相当复杂，不是一蹴而就。春节过後，我就和台北市政府民政局长林正修联系，想听取他专业的建议。他很客气，亲自到我办公室把申办步骤做了完整的说明。依照“户籍法”的规定，分两部分办理：一、先举证原身份证上父母栏之登载内容不实，并证明“章浩若”与“纪琛”，仅系我亲舅舅和舅妈；二、同时举证“蒋经国”与“章亚若”系亲生父母，且生父在生前对我和孝慈有抚养的事实。看得出来，手续相当繁复，但既然势在必行，还是要抽丝剥茧、按部就班地进行。
关於“蒋经国是我生父”一事，尽管在台北早已不是 密，而我适时在二○○○年底到溪口老家专程祭祖，透过媒体大肆报道後，对此点之认定更有具体强化作用，使之能化暗为明，成为属於众所皆知的事实，日後若一定要循司法程序解决，也必定有助於审理单位采证。
二○○二年我进到“立法院”，曾遇到一位法学出身担任“院长”职务的朋友，他注意到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坚持，特地对我说，我采取的方式极为正确，一旦我的“蒋家关系”成为像“太阳是从东方升起”大家共同认定的事实，以後法律上根本不会要求什麽事证，验DNA都是多馀的了。
王升出具证明书
我到奉化祭祖之前，去看已高龄八十有五的王升，他就全力支持我这麽做，且再叁提醒我，应当照着经国先生的愿望，早日认祖归宗。当我祭祖回来，告诉他我计划先行更正身份证，他更表赞成，说事实就是事实，不做是不对的。他并在四月七日出具“证明书”，证明：
一、章孝严先生确为经国先生之亲生子，母亲为章亚若女士。
二、出生後，章孝严及其双生兄弟章孝慈之有关生活费用，均系由经国先生所提供；其中若干部分，曾由本人亲自转交予章孝严的外婆及舅舅。经国先生对其亲生子女章孝严及章孝慈确有扶养之事实。
王升的证明是不能或缺的。当时我曾想，幸好他命长，若是我再犹豫几年，这张亲笔的证明书，可能很难拿到了。
二○○一年八月十二日，透过表弟章修纲由他母亲书面具结证实：
一、其夫章 若乃章亚若女士之弟，一九四九年章孝严自大陆迁居台湾新竹，由章 若代为申报户口时，误将章浩若、纪琛登记为章孝严之父母。
二、章孝严出生後，蒋经国先生不但承认其为己出，并将其托付章孝严外婆章周景华女士及二舅章 若养育，且由亲信王升按时给付扶养费用。
我於二○○二年五月十日，向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正式提出更正身份证父母姓氏不实及生父认领事宜之申请。七月十二日与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原广东省立医院）联系，由该院於八月一日出具出生证明：
章亚若於公元一九四二年叁月一日在我院分娩一对双胞胎（当时乳名大毛、小毛，又称丽儿、狮儿），即章孝严、章孝慈。特此证明。
二○○二年我携美伦首次返回南昌访问时，设法和数十年未曾谋面的大舅舅章浩若的两个儿子章修纯和章修维会晤并促膝长谈。同年八月需要他们证明“章浩若”和我只是甥舅关系时，两人即於八月九日以书面联名声明：
一、我们的父亲是章浩若。
二、章亚若是我们叁姑，生前育有一对双胞胎，即章孝严、章孝慈。他们出生半年後，叁姑即在桂林市暴病身亡。
搜齐以上各项文件，旨在明确证明：一、蒋经国为章孝严兄弟生父；二、章亚若为章孝严兄弟生母；叁、蒋经国有扶养章孝严兄弟之事实；四、章浩若并非章孝严兄弟生父。唯独“纪琛并非章氏兄弟生母”一事，需要更明确之证明。
大舅妈毛发DNA比对
二○○二年八月下旬，我在“立法院”组成“ 泛蓝立委访美团”，由我任“团长”，行程涵盖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城。九月叁日最後一站抵达洛杉矶。参加侨界欢迎晚宴後，我於十时十分驱车探望睽别五十叁年之久的大舅妈纪琛，她已高龄八十有叁，身体尚健朗。当晚是由“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万组长和张组长陪同前往，事先也是透过他们安排，才联系上大舅妈。见面时，我已完全不认得她，但她说一眼就认出我和美伦，因为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报道。她说了许多陈年往事，到离开时已深夜十一点多。
离开前，我跟大舅妈说明，我正在台北办理身份证更正手续，必须证明“纪琛不是章孝严生母”，把母亲栏位空出来後，方可再填入“生母章亚若”的名字。最能被采信的证明，就是将大舅妈和我的DNA做比对，所以需要她几根带有发囊的头发回台北化验。纪琛一口答应，由美伦现拔两、叁根头发，交由在场“驻洛杉矶办事处”的两位组长放入事先备妥的小信封袋并加封，然後用公文送台北“内政部”处理。当晚美伦忘了戴眼镜，她有深度近视，在拔大舅妈一两根头发时，一不小心拔了一小撮，大舅妈还忍痛只轻轻“哟”了一声，美伦连声说抱歉，真过意不去。
“内政部”接获“洛杉矶办事处”函转数根大舅妈的毛发後，并派员到我办公室拔了几根头发，立即交由“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进行DNA比对，九月叁十日报告出炉：“经DNA…STR 验，确认纪琛女士非章孝严之生母。”
提出经由冗长过程始获致上述必要文件後，再与台北市大安区户政事务所和“内政部”多次公文往返，由“内政部”约集“法务部”及台北市政府等相关单位会商，复经“司法院”专案研议等慎重程序，方於二○○二年十月获得通知，同意为身份证之更正，全案才算确定。
台北市户政事务所原通知十一月初即可换发新身份证，但我刻意延迟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十二日才去申领，因为那天是我和美伦的结婚纪念日。
叁十年前，我和美伦交往一段时日，论及婚嫁时，她才知悉我的身世。我一直对婚後未能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蒋家媳妇而耿耿於怀。当今天终能把身份证依法更正为“父亲：蒋经国”、“母亲：章亚若”时，这份喜悦当然要和美伦分享，以弥补几十年来的缺憾。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午由“立法院”王院长出面办了茶会，既是结婚纪念，更与友好庆贺归宗的实质完成 根据身份证之更正，我可以大声说：“蒋经国是我父亲！”
坚守对孝武孝勇的承诺
很少有人知道在领取新身份证之前，我曾要求户政事务所同意我暂时保有母姓。户政事务所在通知我换领新身份证时，原依有关规定，要求我同时改从父姓“蒋”，我基於特殊考量，并提交一份“从母姓决定书”，陈明“本人办理户籍资料父母栏更正登记申请手续，志愿仍从母姓，不改从父姓。特此声明为证”。我才得以维持“章”姓。我之所以这麽做，有我的苦衷和思考。
一九八八年父亲经国先生过世後，我和孝勇和孝武两位同父异母兄弟才开始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和孝武走得更近，他不只一次主动和我谈到，并问我有关“认祖归宗”的事，我只能说：“这是多年的愿望，但不急。”他说：“这本来就是合情合理的事，但是，可不可以等到我母亲百年以後再处理，我还可以协助。”我说：“当然！我很了解也非常谢谢。”孝勇和我谈到这件事时，持同样的说法，我也表示同意。我把他们的意见当面转告了孝慈，他没说什麽，只淡淡回应一句话：“都等了五十多年，还有什麽好计较的了。”
千万没料到，一九九一年七月叁十日孝武突然过世，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孝勇又病逝，而且都比他们母亲蒋方良女士走得还早。孝慈也在和孝勇同一年的二月十四过世。蒋家第叁代凋零之速，令人无限感慨。我面临的环境，和几年前又完全不同了。在“归宗”这条路上有直接关系和能帮上忙的人，都一一不在了；有时深夜沉思，我真不能确定上天会特别厚爱我几年？连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孝慈都猝而病逝，凡我能掌握的生命，都是上天特别的恩赐，我要自己一天当两天用，活出它的意义来。一种责任呼唤，让我在二○○○年启动“认祖”的第一步，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办不办得成？更不知道这条路到底要走多少年？但是我会坚守对孝武和孝勇的承诺，“归宗”的完成，一定要等到他们母亲百年之後。
这是为什麽二○○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取得新身份证上的“父亲”栏已改正为“蒋经国”时，但我仍要求保留母姓的原因。
蒋方良女士於二○○叁年十二月病逝荣总，她出殡当日，为示尊重，我携美伦刻意离台，避免出席或不出席的尴尬，以及媒体的议论，而造成对她的不敬。在她老人家过世之後，我才再次与台北大安区户政事务所苏素珍主任联络，提出改从父姓“蒋”之申请。俟蒋方良女士过世满“七七”四十九天後，二○○四年四月十八日，我始换领真正象徵“认祖归宗”圆满落幕的那张新身份证，除本人依法改名“蒋孝严”外，配偶及子女亦均得办理姓名变更登记。
我把改从父姓“蒋”的时程刻意延缓，是对蒋夫人方良女士应有的尊重，也是遵守对同父异母兄弟孝武、孝勇生前的允诺，更是对父亲经国先生的孝心。
第二章 凄凉身世泪·浇灌上进心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用过稀饭後，她老人家叫我和孝慈坐到她床沿上。外婆很少吞吞吐吐说话，这次像是有好多事要讲，但总是难以启口似的。少顷，她含着泪，用手摸摸我俩的面颊，脸上虽然挂着安慰和骄傲的笑容，泪水却流了出来；她颤抖着用南昌话说：“大毛、小毛，你们总算长大了。”随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张早已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位灵秀端庄、带着微笑的少妇。
孤儿竟是蒋家人
直到上了高中二年级，一九五八年冬天我才从外婆的口中获知，自己和一个伟大而显赫的家族有血缘关系。那时外婆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正是风烛残年，可能自觉来日不多，若再继续隐瞒下去，一旦或有不测而不及向我和孝慈道及“身世”之谜，她将抱憾而终。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外面下着小雨，用过稀饭後，她老人家叫我和孝慈坐到她床沿上。外婆很少吞吞吐吐说话，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