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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见状的桂昌德急着大声嚷着要那位姓王的医生回来，一会儿来了好几个医生，七嘴八舌地围在母亲病榻前，但那自称王姓的医生已不见踪影。其中有位大夫要桂昌宗去买冰块，说是病人体温太高，需要冰块。桂昌宗随即上街去找冰块，半个小时左右回到病房时，气氛已完全不对，几位医生正在为母亲进行抢救，医院院长杨济时闻讯也赶来现场，并且交给他和他妹妹一张病危通知书，说母亲是“血中毒”；未几，即宣告急救无效。母亲就这样孤零零地，没有任何亲人在旁的情况下，孤独地走了、含冤不白地走了、对两个稚儿放心不下地走了！
从母亲进到医院，一直到临终，都没有亲属在场。当懋兰和亚梅阿姨接到电话後，才从家里心惊胆战地急忙先後赶到医院，但母亲已被推进了停尸间。
恐惧上医院
到底什麽是“血中毒”？又为什麽好端端地会“血中毒”？毒从哪里来？医院没有人做进一步的解释。当时在桂林陪伴母亲的两姊妹，都是二叁十岁的妇道人家，没有人懂，也没有人敢去问，“血中毒”是母亲患的急病所引起的并发症？还是由於那位自称姓王的医生打了“那要命的一针”造成的？
我记得小时候外婆和二舅都曾很认真地叮嘱我们，不要在外面随便打血管针，二舅还说，如果把空气注入血管就会要命的。是不是他们探听到母亲就是被自称王姓医生的人注入药剂或大量空气而死亡？我问过一位刘姓内科大夫，是我竹中同学，关於空气注入血管的问题，他肯定地说只要注入五至十CC进入肺部後，就会阻塞血液循环造成缺氧死亡。外婆与二舅的恐惧不是空穴来风，这反映出他们相信母亲是在打针时被害，但不能确定被注入何种毒液，连注入空气也在他们怀疑之列。
四十年後，当时在桂林任职广西省卫生处处长的翁文渊，被问到母亲可能死因时，就质疑说，桂林医院的设备和杨济时院长等医生，依大後方的水准，都算是一流的，怎麽会无法救治看似罹患急性肠胃炎的母亲？又怎麽会送到医院不到半天，就猝然而逝？他说，当然有问题。其他在桂林事後闻讯的人，均表示难以置信。但是，没人敢公开作声。
母亲系被害身亡，我早有所感。从小就觉得外婆和二舅对医院有莫名的恐惧和对医生强烈的不信任等异常行径；在念中学时，就感受到他们长期因母亲在医院被害的阴霾所折磨，甚至害怕那些害死母亲的一夥人，为了“斩草除根”，迟早会赶来新竹趁机谋害这两个孩子。从懂事起，我和孝慈就察觉到外婆和二舅在日常生活中，严重缺乏安全感，天天活在随时有被人加害的疑虑当中。
为爱情付出代价
母亲被诊断死亡後，很快便被推进太平间。在家里照顾我们的懋兰和亚梅阿姨，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亡信息，吓得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懋兰阿姨还是鼓足勇气，赶到医院见了母亲最後一面。等她哭着回来後，亚梅阿姨才也单独赶到医院，看到断气多时的母亲竟然已静静地躺在太平间，怎麽也不敢相信，早上她还可以自己走到医院看病，中午就宣告不治。懋兰阿姨真的吓坏了，深信这是一桩谋害，有不祥之感，连夜收拾简单衣物，一声不响地离开了不平静的桂林，丢下亚梅阿姨一人看顾这对没爹没娘的双胞胎。
亚梅阿姨後来带着我和孝慈赶到万安，一见到外婆，就抱头痛哭，进到房内哭诉说，叁姐死得很凄惨，到医院太平间看到她露在床单外的脸和手臂，都呈深褐色，几近黑色，一定是被毒死的。精明能干的叁姐是她的偶像，平日生龙活虎、身手矫健，怎麽会一下子工夫，就冰冷地躺在太平间？当场既难过又害怕地嚎啕大哭起来。她跟外婆说，她一个女人家，无亲无故只身在外，又能怎麽办？外婆听到这些，真是伤心透了，很後悔没有及早阻止亚若和经国先生交往，她告诉亚梅阿姨，她预感早晚会出事的。
一九二九、叁○年，经国先生在赣州专员公署，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其不意地造访外婆，主要还是去看母亲。有次外婆和邻居正在客厅玩小麻将，住在一起的小孙子修纯从门外匆匆地跑进来说：“阿哥来了！阿哥来了！”外婆还连忙把麻将牌藏起来，因为父亲在赣州雷厉风行，禁烟、禁赌、禁娼，连麻将都不准打，外婆也不能例外。“阿哥”是外婆、母亲等家人在父亲背後的称号，是源於母亲私下对父亲的 称；另一个较为不雅的封号叫“麻子”，则是家人发觉他鼻头上有点凹凸不平而取的谑称，也多少反映出，外婆对已有家室的蒋专员和女儿交往，一开始就不以为然。
母亲速下葬
父亲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五日晚，接到民政局长邱昌渭从桂林亲自电话报告母亲业已过世的恶讯，至为惊愕与悲伤，但又不敢形於色。父亲接受王升的意见，要外婆一家迁到比赣州还偏远落後的万安县去。第二天即派王升前往开新路，劝说外婆尽速搬离赣州，到一个完全陌生且单纯的环境，去抚养这两个孤儿。王升告诉外婆，如果一家人仍然留在赣州，设若把这对六个月大的双生子，从桂林带回来交给外婆抚养，对她来说当然方便很多，但一定会惹来 言 语、蜚短流长，何况父亲和方良女士及孝文、孝章也住在赣州，必然纸包不住火
，迟早会引起外界议论，对父亲会很不利，这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必须快速远赴万安县去躲一阵子。父亲要王升交给外婆一笔款子，并且为刚从商专毕业的二舅 若在万安县税捐处安排了一个主任的职务，要他从南昌赶去万安当家。
就在这样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外婆连街坊邻居都没辞别一声，收拾行李就上路了。先前王升建议父亲安排母亲只身去到桂林待产，现在又要外婆迁到偏僻乡下去扶养两个孙儿，理由只有一个，无非都在掩人耳目。母亲为爱情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外婆受到的牵连，更超过她所能负荷。
同时，父亲随即指派办公室亲信王制刚漏夜赶赴桂林，和邱昌渭研商母亲的善後事宜，还找了一位风水先生，在桂林市郊，漓江东岸马鞍山西侧，名叫凤凰岭的地方，景色极为秀丽，将母亲匆匆安葬，墓碑上刻有“章亚若女士之墓”，以及“不孝子 蒋孝严 蒋孝慈泣叩”等字。当天没有通知母亲生前在桂林的故旧好友，除了桂氏兄妹、王制刚和邱昌渭的几个部属等少数知情人士外，就只有亚梅阿姨在大热天六神无主地抱着这对半岁大的孤儿到场送葬；墓碑上所刻的文字，就是亚梅阿姨告诉外婆的。
後事处理完，王制刚便一路护送亚梅阿姨，与桂昌德和我们前往江西万安。一路长途跋涉，经过湖南和广东边境，才抵达比赣州更北边的万安县，比外婆和二舅他们晚到了两天，把外婆急坏了，以为路上发生了事故。亚梅阿姨见到自己母亲後，不仅悲痛地告诉外婆：“叁姐是被害死的！”还偷偷跟外婆说：“桂氏兄妹和母亲的死亡有关。”因为母亲最後一晚是由桂昌德陪同出去吃晚饭，饭後即感不适，也是由桂昌德送回家；母亲撑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是由她陪伴就医，随後其兄桂昌宗赶到医院陪伴，未几，即告出事。这四五个钟头当中，只有桂氏兄妹全程参与，後来所谓一位王姓医生如何为母亲打针的经过，也都是桂氏兄妹片面描述。
外婆默然承受
母亲从病发到命绝气断，前後只有五个小时。外婆惊悉女儿死讯，明知事出有因，但以章家绝对薄弱的家境以及社会现实来说，若要追究，全然无力。内心的冤屈，只有往肚里吞。外婆在赣州接获爱女在桂林死亡的噩耗，已是事发後一天。
但是，眼泪还来不及擦乾，父亲就指派王升由行政专员公署专程登府劝说，要她尽快举家搬离赣州前往四五百里之遥的穷乡僻壤 江西万安县，去和分头把我与孝慈连夜从桂林送到万安的亚梅阿姨等人会合。真是无法想像外婆需要多大的忍耐力，丧女之痛未及平抚，又要她马上挑起独力抚养两个遗孤的担子！
外婆事後听到女儿惨死经过的叙述，内心的悲恸、矛盾、挣扎与打击，何其之重，但她选择坚强默然地承受一切。她有无比的痛楚与不甘，但为了女儿，无论如何要把这一对原本就不足月的早产儿带大。况且，这两个孩子的生父又是蒋经国，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想像。她从不想要高攀什麽名门世家，只祈求菩萨保佑，等这一对外孙稍微长大後，能够回到生父家，对死因离奇的女儿来说，才有交代，女儿也才死而瞑目。
外婆坚韧的个性，在我和孝慈人格塑造上有莫大影响，刻凿出深刻的痕迹。她把我们训练成从小到大不仅凡事可以逆来顺受，遇到挫折或打击，绝不退缩，更学会在跌倒时，含着泪水笑笑，爬起来挺直身子，笔掉身上的尘埃，转而勇猛向前，不仅抓住新希望，更要打造未来。“希望”，只属於乐观进取而有自信的人。这种积极态度，成了我和孝慈在遭遇逆境时的一种本能反应。
是谁杀了章亚若
外界对母亲的死亡，有不少穿凿附会的推测，近二十年来坊间有不少专书和专文作不同角度分析，归纳起来，不外将元凶的关连指向四个方面：一、祖父；二、父亲经国先生；叁、军统局特务；四、父亲死忠干部。
蒋中正：亲自取名孝严、孝慈
父亲从年轻起，就至为同情生母毛太夫人的处境，曾和祖父之间有过间隙。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叁七在苏联留学和充当人质的十二年期间，一度对自己父亲作过公开批判。但自莫斯科返国後，原先对祖父的误解才逐渐烟消云散，转而极端孝顺；终其一生，他对自己父亲的孝顺，诚非一般为人子者所能比，父子情感之浓，从《风雨中的宁静》一书即可窥知一二。
父亲在赣州与母亲相知相爱之初，暂时瞒住了祖父，但祖父对一九四二年母亲远赴桂林产下一对双胞胎的事，则知之甚详。父亲身旁有祖父的眼线是极自然的事，根本不是 密。
母亲曾要父亲尽快将身怀蒋家骨肉一事禀报祖父，并要求接纳。父亲於一九四一年十月为此专程前往重庆，伺机做了禀报。返回桂林後非常兴奋地跟母亲说，委员长对整件事表示了解，而且很高兴又有了两个孙儿，并立即按照家谱排辈亲自取名，一个叫“孝严”，一个叫“孝慈”，涵意是一个“孝顺父亲”，一个“孝顺母亲”。母亲闻此，至为快慰，毫不犹豫地照着祖父的意思，为我们取学名为“蒋孝严”和“蒋孝慈”。母亲也很兴奋地把这个过程与喜悦，和在桂林帮忙的大姨妈懋兰和四姨妈亚梅分享，并且告诉了远在赣州的外婆。
祖父不仅接纳了母亲，更欣喜获得一对纯中国人血统的孙儿，而亲自取名。祖父与经国先生父子情深，且又欣然接纳了这对孙儿，但外界不察，却凭空臆测指称因祖父顾虑到父亲的政治前途，而下令派人向母亲下毒手。另有不明就理的人宣称，祖父对整件事，完全被蒙在鼓里，若果真如此，则更没有任何逻辑推论，他会以血腥手段杀害一个无辜弱女子了。
蒋经国：蒋章风云不离、情深意浓
父亲是个用情很深的人。
一九八八年元月父亲辞世後，秦孝仪院长多次约孝慈和我到他布置典雅的台湾故宫办公室，除了安慰我们，还说了些封尘多年、鲜为外界所悉之事。他说，父亲在过世前两年左右，糖尿病日重，常感不适，有一次连发高烧数日，睡梦中居然断断续续喃喃地喊着：“亚若！亚若！”在身旁负责照料起居的孝勇，完全不懂是在喊谁，又不敢问父亲，等过了一阵子，实在按捺不住，便面询秦孝仪，秦孝仪才就其所知的，把有关赣州与桂林的事告诉了孝勇。
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尽管不长，但情感极深。外婆、舅舅、姨妈等亲人，以及曾和母亲在赣州与桂林交往密切的几位同学，如王升、萧昌乐，桂昌德、倪豪、王蕙莉等人，每谈到父母亲过往的片段，无不称羡父亲对母亲用情之深之真，超乎想像。母亲怀有身婕後，恋情渐渐公开，动身到桂林待产之前，经国先生还约了一桌亲信在饭馆设宴，为母亲饯行。母亲曾告诉大姐懋兰，一开始就理解到和父亲的爱情是有风险的，或许会付出相当代价，万一要有所牺牲，她也心甘情愿。
父亲过世前一年，一九八七年五月叁十日上午九时叁十分，我到台湾故宫去看秦孝仪院长，因为接近端午节，特别托他转送父亲一条我到法国访问後带回来的领带贺节。那天他谈性很浓，说到在不久前单独到七海官邸去晋见父亲，父亲心情看来双好，忽然有点激动地跟他提到赣州的往事，并且说母亲和他之所以在一起，除了男女私情的相互倾慕外，母亲更看到父亲并无纯中国血统孩子之後，而愿以身相许等语。那天秦院长强调，他之所以说出这一段，是想让我晓得，母亲对先父有一种情操，是不止於男女私情而已。
父母亲在赣州曾私下取了亲 的小名，父亲自称“慧风”，母亲则自称“慧云”，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之意涵，情深意浓。一九五八年我念高叁，在新竹家中不经意地看到一封二舅舅 若用毛笔很工整写好、摊在桌上尚未寄出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报告家里的近况，并且希望早日拨下生活费用等语。这封信一开头写的是“慧师吾兄钧鉴……”，信封上的收信人却是“退辅会蒋主任委员经国先生钧启”。当时我纳闷不解，数十多年後，才理解到“慧师”指的就是经国先生，这也证实了父母亲之间确曾以“慧风”、“慧云”互称。这是一段纯净而浓密的情感，母亲一定是後来也将此一私密告诉了外婆、舅舅和姨妈，所以到台湾後，二舅舅写信给经国先生时，才会用外界鲜为人知的别号“慧风”，并为示尊重，则以“师”称之。
八十年代，当我和经国先生的父子关系，在台北不再是 密後，有次遇到长期追随经国先生并担任机要 书多年的王家骅，他告诉我，的确在办公室收到过好多封二舅舅直接寄给经国先生类似的信件，除了少数几封转交王升外，其他的都很难处理。
先父母相爱逾恒，但却有人指称经国先生为了保护自己，而遣人加害母亲，这是一种想当然而毫无证据的推论，更昧於经国先生对母亲用情之深的事实。若真要狠心下手，实在无需等到桂林产子之後了，何况人工流产当时已非难事。外婆、舅舅和姨妈等家人只要提到赣州的事，无不表露对母亲冤死的悲痛和气愤，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在我和孝慈面前表示过对父亲的任何不满或暗示性的怀疑。假设外婆认为母亲被害与父亲有涉，就绝不会要我们争气，为的是有天能回到父亲身边。
有若干研究历史的人推演，举证父亲在铲除政治异己上心狠手辣，要去除一个弱女子，应是易如反掌云云。但是，母亲除了是个弱女子之外，更是他唯一流着纯中国人血液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二○○○年八月我第一次返回桂林，曾探索先母六十年前住医院的病历未果。随後数次前往大陆，无不乘机寻找资料。大陆政府对历史材料的搜集不遗馀力，巨细靡遗，有关先母死亡之谜，也当成重点研究，已有结论，只是尚未公开。
我曾在北京私下与一位相当高层级的领导有所谈论，他很谨慎，听的多，说的少。我告诉他，我之所以锲而不舍地要查明桂林那段故事的真相，只是求个心安，我不仅不会追究一甲子以前的往事，更会以宽恕的心胸去看待。他同意我的看法，“母亲是死於非命”，但如果把矛头指向父亲经国先生，他说：“是没有根据，也很缺德的。”我希望也相信大陆方面，有一天对这件事会有官方的公开说法。
军统局：添油加醋的天方夜谭
有人言之凿凿地说全案是军统局介入，是蒋介石下令主动策划谋害。其中有位自称是情报头子戴笠手下的张建国老先生，长期住在加拿大，没有人知道他退役前的真正军阶，但人们都以“将军”称之，是歌星张 敏的父亲，几年前九十多岁才过世。
十四年前张老先生写了封信给我，透露母亲被害的“ 密”，说了一大串，直指“军统局”是幕後杀手，且说自己就是电影中的“长江一号”，直接参与了军统局的“刺章行动”，要约我见面，以报告更多的“内情”。由於所述内容只是一种拼凑的“谍报故事”，与我早已掌握的资讯偏差太大，我就设词婉谢了。类似想像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