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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高干子女经商，中央首长一律使用国产车，等。 ［浮肿病］1960年11月，中央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职工、学生和居民的生活安排，严格控制工作学习时间，当时许多人因食品不足得了浮肿病。 ［知青插队］城里实在养不起这许多人，于是开始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劳动，还给他们派了任务：城乡结合，移风易俗。据统计，1962年和1963年，下乡插队知青近10万人。 ［李庆霖］大规模的插队是在文革中后期，年轻人在城里闹得忒凶了，去跟广阔天地单练吧，于是知青们眼含热泪一步一回头看着中南海角楼的灯火下去了。很出了一回名的是一位知青的父亲李庆霖，他在1972年12月20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儿子在农村的生活困难。毛泽东于1973年4月25日回信：“寄去300元钱，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时许多人都能背诵此信。奇怪的是，这信怎么就到了毛泽东手里？毛为什么回了信？ ［毛泽东稿费］300块钱肯定是由毛泽东稿费出。据说在50年代，毛的稿费就有100多万元人民币。毛泽东的稿费多用来买书印书，另外就是给江青用。50年代，江青拿过1架3000多元的进口照相机，还做西服，却不提钱的事，毛泽东拿稿费付了。晚年毛泽东还一次给过江青3万元。 ［铁饭碗］实行了30年的“铁饭碗”的劳资关系在1986年被正式宣布要改一改了。9月9日，国务院公布了改革劳动制度的4项规定，从这一天起，中国新招工人再也没有铁饭碗了，一律实行劳动合同制。国家把大家放下海了，用另一种方式建立经济联系：从1987年1月10日起，中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 ［脑体倒挂］198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陶大镛说，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反而大大落后了，大家都去赚钱了，出现了新的读书无用论。过去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如今是知识越多越不值钱。1985年北京市年人均工资建筑业最高，为1827元，接下来是公用服务业1426元，商业1375元，金融业1368元，工业1333元，科研1330元，交通1316元，机关文教1240元。10年后，1995年，中国大陆最富裕者是以下阶层中的成功者：证券业人士、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歌星舞星影星、公司经理、洋买办、科技成果开发人士、出租车司机、金融业职员。 ［星期日工程师］1982年3月23日国务院科技干部司发文，对兼职的科技干部，要在精神鼓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物质鼓励。当时有工程师利用星期日帮助乡镇企业干活，竟因此被判刑。1999年11月，国家更对事业单位人员兼职放开口子。时至今日，实在也用不着上层再发这类文件了。今天，不仅是科技人员，任何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满中国满世界发财，自己奖励自己。机会多多，这是改革开放对中国人最大的解放。 【数字】52年百姓生活对比 ○1928年上海普通居民生活统计 据对上海230户家庭生活情况的统计，这些家庭每年花费在食品上的开支，平均约218．5元，约占全部开支的一半以上。在这218．5元食品费中，53．2％用于购买米面，可折合大米1248斤和面粉310斤；10．9％用于购买蔬菜，可折合青菜850斤或萝卜680斤；7％用于购买食油，可折合豆油75斤；7％用于购买肉类和禽类，相当于72斤牛肉或51斤猪肉；4．4％用于购买海鲜河鱼，相当于58斤鲜鱼。 这230户家庭每年的衣物支出平均约36．7元，约占全部开支的9．4％。在这36．7元衣物费中，50％用于购买布料，可折合常用布8．8丈；11．7％用于购买成衣；25．4％花费在添置鞋袜、帽子上；只有2．1％用于被褥。 此外，各户每年支出房租25．08元，约占全部开支的7％，平均每户拥有房间1．42间，每间平均住3．29人。要达到上述消费水平，每户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是困难的。上海一个工人的年均工资收入接近或达到400元的，仅有造船业和印刷业，其余行业一般都在200～300元之间。 年收入能达到400元水平的主要是占工人总数的10％～15％左右的熟练工，如钳工、锻工、装饰工、石雕工、机械工、汽车司机、打字员等。其余85％的工人则达不到如此水准。倘使每户有两人工作，则温饱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两人中有一人或两人都有400元收入，就可称得上小康之家了。 邮电职工家庭的消费量明显多于其他家庭。除了食品费增加外，杂费开支每年可增加55．7元，其中相当部分用于子女教育。各业技术熟练工和工头、教师、医生、律师、职员家庭，家境一般都较好。许多教师、医生、律师以及中级职员家庭或双职工家庭，常常可以雇一个女佣操持家务。对女佣除一日供应三餐、安排住宿外，另给月工资4～5元；每年开支约120～150元。 对大多数年收入在300元以下，或只有一人工作的家庭来说，生活显然是艰难的。一般车夫、手工业者、木匠、农夫家庭，56％～71％的食品费用于买粮糊口。 ○1980年百姓吃穿用住状况 吃——全国平均每人消费粮食428斤，比1952年增长8．2％；食用植物油4．6斤，增长9．8％；猪肉22．3斤，增长88．6％。1980年每人每天消费的食物中含有的热量比1952年增长14．1％，蛋白质增长9．6％。 穿——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消费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量均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年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 用——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日用商品的金额为42．4元。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消费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住——人均居住面积为3．9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减少0．6平方米。建国以来，国家共新建职工住宅6．7亿平方米。但是城镇缺房情况仍较严重，无房户、拥挤房和不方便户约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据1980年统计，农村平均每人有房11．6平方米。 【聚焦】范仲淹的共产主义理想 有钱大家花，有事大家做，这种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古已有之，外有《乌托邦记》，内有范氏义庄。 范仲淹写过著名的《岳阳楼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许多人顿感高尚。范幼年随母改嫁，日子过得一定有许多不高兴，后官做大了，想起幼时的不高兴，便于1050年在家乡苏州吴县建立义庄，用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小社区。范捐1000多亩地，用地租赡养同宗族的成员，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个。 范仲淹给这个义庄订立章程，规范大家的生活。范氏义庄子孙相传，到本世纪初，已有田5300亩。范氏义庄有如下规定： 领口粮：凡是族人，每天可以领1升（合1．7598品脱）白米，仆人儿女在范家服役15年且到50岁的，也可领口粮。 领衣料：每年冬天每人领绢1匹，儿童减半。 领婚姻费：嫁女领钱30贯，第二次出嫁再领27贯。娶媳领20贯，二次娶媳不能再领了。有点重女轻男？ 领丧葬费：按辈份领钱，尊长丧支领25贯，次长丧15贯，7岁以下及奴婢均不能领取。 领科举费：赴试可领取10贯路费。义庄设有义学，请本族有功名的人教育之。 借住房屋：义庄设有义宅，供族人借居，可自行修缮或从义庄领钱修葺，也可在义宅内建房。 借贷：族人一时急用，可向义庄告贷。 看来看去，义庄只是管族人别冻着饿着就行了，有点雷锋的样子，但并不管生产，只管投入不问产出——族人若没田耕种，不能租义庄田地，怕收租子时发生争执，伤了大家和气，同时义庄也不买族人的田地，别让一家人丢了饭碗。 范氏的学雷锋与社会主义正好相反。新中国建立后，政府通过合作化逐渐将土地收归集体，首先在生产体制和生产方式上向共产主义迈进，接着又试图在生活方式上也来一场革命，比如办集体食堂。但试了试不行，浪费太大，大家还觉得不好吃，只好作罢。范氏义庄只管生活，社会主义只管生产。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渐渐离开共产主义理念，因为大家认为现在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回首已经千年第148节 执政 当官想为民做主
执政 当官想为民做主 每朝每代都有皇上或政府。要这些家什干什么用？好皇上自然想皇恩浩荡惠泽百姓，好官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坏皇上坏官的话就不说了，免污了纸。 ⊙县太爷不许出县城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尤其在近现代之前的长久岁月里，中国的政权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俗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传统农村的主要关系只是地主和佃农，他们形成了一个个小团体，国家不大关心。 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秦晖先生不这么看。 2200年前的秦朝，其国家的权力就实足惊人。虽只有2000万人口，却北筑长城发去40万人，南守五岭屯兵50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也有说共用）70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哪里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所能实现的？秦汉有乡亭里，北朝有邻里党，北宋王安石有保甲法，这些就是政权基层组织。 600多年前的明朝，朱姓皇帝大概很想有所作为，很想为民、当然更想为自己做主，于是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并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到处盯着人们的活动，甚至明令县太爷不许出县城溜达。朱皇上的施政方针不是着眼于促进发展，以增加社会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而低效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朱皇上的做派正应了老百姓的话：没有金刚钻，甭揽瓷器活。这也有点像20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绑能人的手脚，做这些事时还打着革命的旗号。 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段评论：“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的统一，因之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按现在的解释，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机制不健全，偏还要为大家做主，于是只好人治。 这话像是在解释为什么朱姓皇上谨慎和保守。也像是在阐述宋朝宰相王安石之所以不能成功，实在是没个金钢钻，少两把刷子。 戊戌变法是另一个想为民做主却少两把刷子的例子。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103天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要改革政府组织，编制预算，军队现代化，教育向世界转轨，等等。如此一声令下，中国立马现代化。但今人看来，这想法天真大了。 ⊙地主率佃农造国家的反 但当政者还是想做事，做大事。秦晖先生说：秦末大乱正是朝廷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力物力搞基建所引起的，隋末和元末也有类似原因。1900多年前的新莽王朝实行了非常严厉的“计划经济”，尽其所能集中全国财力，虽只有14年的国龄，到其别世时，仅集中在王莽宫中的库藏黄金就有70万斤之巨，其数量据说与当时整个罗马帝国的黄金拥有量相当。 72年前蒋介石进入上海，一边打仗一边压迫着经济为自己服务。这虽然也是当政者干预经济，但那已不是一般的行政干预，而是战争状态下的非理性干预，是行政干预之极端。 秦晖先生进一步发现，传统中国乡村的主要矛盾不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而是对着当政者的。历代“农民战争”不仅极少提出土地要求，甚至连抗租减租都没有提出，却经常喊出口号“迎闯王，不纳粮”，“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还有地主率领佃农造国家的反的场面。不信去看看《水浒》。 这当然是一家之说。细想与传统理论也还是有可沟通之处：历代统治者都代表富人的利益，穷人不干了，打身边的富人不如直接找富人的头儿算账更爽——一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虽然中国国土广大，虽然科技不发达，但国家的干预能力还是直接间接地深入到每个角落，于是角落里的农人也要跳着脚不远万里去找头儿理论。 ⊙政府干预多少适度 共产党人也积极干预经济。特别是建国后和大跃进，平抑物价，公私合营，搞人民公社。但中国共产党人与历代统治者不同，他们是想为人民做主，太想做主了，连今天中午做什么饭、吃什么菜、几点开饭、在哪儿就餐都想替大家做主。 把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和观念自然而然地带入建国后的经济建设，对开国头两年的混乱局面，快刀斩乱麻还真有作用，但往后，这种战时体制和观念顺理成章地形成了经济制度，得出的结果就不那么经济了。 美国人是很散漫的，走了160年的自由经济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全球性经济危机，有点像2000年前后的中国：市场萧条，东西卖不出去。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小心翼翼地把国家手段伸向经济，用财政力量修公路，建机场，解决就业，刺激消费。当时许多美国人批评罗斯福，竭力捍卫美国经济的自由和散漫。他们认为，这不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社会发展的最佳方式。 时至今日，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国家的干预力已远远超过罗斯福时代，比如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时不时想调理一下股市。但美国政府的干预行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背后有公众和国会盯着，末了还有司法的裁决。 相反，美国当政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监督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不仅自己不过界干预经济，还得防止别人坐大犯乱。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先生就遇到麻烦，官方怀疑他想垄断，琢磨着肢解微软。 国家干预到底多少适度？30年的经历促使中国人改变道路，国家行政形象日益隐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20年的改革开放令人瞩目——从所谓高级的经济形态向低级经济形态回归，此路确是前所未有。 ⊙朱镕基掉了5斤肉 政府后退了，接下来的担忧就是行政汲取能力的下降。1978～1995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从近31％跌至不到11％。 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对中国社会有利还是不利？ 学者王绍光认为，在以谈判为特征的财政体制中，地方政府以信息优势帮助它在与中央政府为收入分成办法讨价还价时占有有利地位。中国税收管理自下而上分成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了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力量，地方收入增加远远快于中央收入的增长。 1994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引用苏东坡名言“犯其至难，图其至远”来形容经济改革，他说：“中国经济改革不从难处着手，就不能再前进。”他表示，分税制的要点是中央收中央的税，地方收地方的税，过去中央占28％，经济改革后，富了一些省份，穷了中央。财税改革的目标就是中央占60％，以帮助穷省份。“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去谈，结果自己掉了5斤肉。” 如果财富更多地从中央政府手里转到地方政府而不是公众手里，怎么办？ 历史背景 【人物】王安石的脑袋如何能拖起他的身子？ 不论是千年前的宋朝，还是千年后的今天，对于王安石，真个褒贬不一。惟一让大家统一的感叹是：在那样一个积弱的时代，怎地就能冒出个王安石，怎地王安石的幽灵散而复聚死而复生，虽死犹生虽生却又难以让他老人家开怀大笑——直至今日，王安石遇到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今人。 王安石是1069年当的宰相，一朝权在手，便把法来变。王安石新政可简略概括为10项。 天王老子也不能胡吃海塞滥花，于是要建立预算制度，并且建立了相应机构，王安石亲自督阵，据说一下子每年就替国家节省开支40％。不知道当时具体执行得如何，预算是不是说突破就突破，王安石硬顶着不让突破皇上批来条子怎么办？虽不知古，但尚知今：今天的制度健全了许多，有党委、人大、计委、财政、税务诸多部门联合作战，但这预算还不敢说一是一，二是二。此其一。 建立政府储蓄粮食制度，用政府行为调剂丰歉，在各地首府设立专用仓库，丰收时大量收购，歉年就不必让百姓挨饿骂娘。今天也有政府粮仓，存在的问题可能也是一样的：如何逮住粮耗子？如何减少粮食在计划与市场两个不同体系运转过程中的损耗？此其二。 农民急得揭不开锅的时候多是在青黄不接之际。王安石下令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低于市场的利息，收获之后再还。因为这项贷款是用田里的青苗作信用保证的，所以被后人称为“青苗法”。如今的各种贷款可就多了，买房买车买电脑都可以贷款。只是贷的都是商业银行的钱。但细一想，银行归根结蒂还是政府做的担保，和王安石那会儿也大同小异。此其三。 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