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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
1995年4月1日，联想预告了这个消息，还宣称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尽管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长城公司，在8天之前就已宣布自己的“第20万台微机—金长城486VD/66C型”在深圳诞生，还把它大张旗鼓地送给政府的金卡工程办公室，但是联想的广告策划者仍然坚信，这是一个讨好用户、张扬联想品牌的绝好机会，所以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句新的广告词：“用户是联想的上帝，联想向上帝请教，第10万台联想电脑去往何处？”这则广告出现在《参考消息》、《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这些老牌的计算机专业广告媒体上，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所谓主流报刊上。从这时开始，这台电脑的意义便超出了电脑本身。就像李勤说的，“联想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单是联想人的联想，而是社会的联想。第10万台联想微机去往何处，也不单是一个企业行为，而是一个社会行为。”此后14天里，事态的发展证明他的判断是有一点道理的。公司收到21 648封来信和至少1 000个电话。人们表达的想法见仁见智，但是里面的情绪是共同的，那就是义无反顾地集合在联想的“民族品牌大旗”之下。
当时这面旗帜之下有不少成名人物。“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说，联想从事的是一项争气争光的事业，因为建国以来，我们还没有哪一个企业不要国家投资而能够在国际市场打出一片天地。媒体开始总结“联想精神”，结果认定还是“信念不倒，人气不散”这两句最为珍贵。《北京青年报》有个记者甚至在报纸上号召人们“保卫联想”，让人立即想到50年前共产党在陕北山区陷于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时高喊“保卫延安”的情形。还有一些普通百姓，他们对于“第10万台电脑去往何处”的回答，有可能代表了真实的社会情绪，其中两人是这样建议的：
—送给IBM公司的总裁吧，让他看看中国的微机毫不逊色。
—放在八达岭长城上，专供老外们拍照当背景用。
4月16日，那台寄托着中国人无限自豪感的电脑走下流水线。它是“宝瓶II型”，编号196007，拥有486/66的微处理器、270M硬盘、16M内存和1。44M的软盘驱动器。“去向何处”的问题也终于揭晓。公司决定将它送给陈景润。这个毕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孤寂的数学家，因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享誉全国，也成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可是这个数学家在这一天之前却从来没有接触过微机，就是这台“宝瓶”伴随他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捐赠仪式有个振奋人心的题目：“十年辉煌创业路，十万精品满神州”。李勤则在数百来宾和记者面前豪迈地说：“我们觉得自己的脊梁硬了。”从1990年那句脍炙人口的广告词—“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到1995年的“十万精品满神州”，的确表明了这段时间我们国家的社会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直致力于公司形象推广的乔健对这种变化感同身受。乔在后来几年是公司公共关系方面的主要策划者。她在1990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之后进入联想，第一份工作是销售联想电脑。1994年杨元庆主持了微机事业部，在大肆鼓吹“家用电脑”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公关业务在公司的地位。公司的广告在这一年里达到1 932万元，比1993年增加88％。乔健正是在这时来到微机事业部，从此开始与公关、宣传、广告、媒体这些名堂打交道。很显然，她赶上了好时候。
乔健天性聪明，敏捷，富有激情，可惜涉世未深，毫无经验。“第10万台电脑的诞生和捐赠”是她经历的第一个大型推广活动。她甚至连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她开始学习定场地、搭展板、邀请人、做广告、做宣传、安排议程、做倒计时表之类的东西，兴奋异常，可直到彩排的那个晚上才发现少了一份主持词。那时候已经有了邀请名人主持会议的风气，别看“名嘴们”谈笑风生，振振有辞，其实他们说的话都是事先写好的，有备而来。现在乔健手上没有一个主持词，就让人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在专业人员精于此道，一挥而就，这才把彩排继续下去。
其实这类活动不仅在乔健是第一次，而且在整个公司也是第一次。过去10年，联想不是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宣传，比如80年代后期就有过一次，但那一次人人都把目光集中在“汉卡之父倪光南”身上，把他塑造成技术上的伟人以及完美道德的化身。而现在，他们把夺目的光彩全都集中到“第10万台电脑”上，至于电脑后面的那些英雄，已经不重要了。90年代的中国已不再是英雄的时代，我们国家诸多变化中一个无形但却显著的变化，就是整个社会不再崇拜大而化之的精神力量，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那些最具市场意识的公司也最先意识到这一点，于是纷纷改变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乔健后来用“成功”二字来评价这次活动。她从此有了“市场推广”这个新概念。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3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2）
从80年代以前的“宣传部”到90年代初期的“公关部”，再到后来的“市场形象推广部”，公司机构名称的这种变化，本身就是大历史的折射。联想第一次意识到产品形象比产品本身更重要，甚至比产品的发明者也重要。这一点促使乔健在联想的形象推广之路上掉转航向，朝着市场走去，而且她的节奏明显加快了。
5月12日，一个更大规模的活动开始了。“联想电脑快车1995中国行”的起点在北京市的市政府。那天早晨，一辆大客车从联想公司开出来，驶过长安街，驶过天安门，驶进台基厂大街上那个站着武装警卫、戒备森严的大院子，在这里接受北京市政府高级官员的检阅。胡昭广副市长热情洋溢地欢迎“联想电脑快车”的到来，他显然还记得几个月前对柳传志的承诺，所以表示，他希望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去，“推动电脑普及事业”。
“我们要让‘联想电脑快车’跑遍大江南北。”乔健接过副市长的话对在场的几十个记者说，“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去卖电脑，我们只是想有一个机会普及电脑知识，我们将到每个城市去讲课，还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接下来的三个月，“联想电脑快车”转遍了整个中国，联想的旗帜飘扬在至少300个城市的科技馆、文化宫、机关、商店、广场和街头，上面还写着一行大字：“掌握电脑是21世纪人才的身份证”，还有那个内圆外方的蔚蓝色的商标，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都看到了。当然他们还在《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上读到“联想电脑驾校系列科普征文”，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联想15秒钟新广告。
广告插播在《新闻联播》之后，在当时属于“A特段”黄金时间档，所以至少有2亿中国人都能看见那个画面：温暖合美的三口之家中飞出一个硕大的“1＋1”，有个清脆的童声在画外说：
一家一个“1＋1”，帮助Daddy解决问题；
一家一个“1＋1”，Mammy得喘息；
一家一个“1＋1”，可爱的Baby喜欢学习。
和以往的广告不同，这一次联想说的既不是哲理，也不是豪言。可是它却让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电脑在一个普通人家中不仅仅可以用来教育孩子，还可以做很多事，它让你的家庭更加快乐、和谐、有效率，让你的生活和以前完全不同。乔健现在已经精于公司的市场推广之道。她说：“我们的策略是在企业利益和客户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最好的结合点。在90年代中期，这个结合点就是普及电脑知识。只要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觉得电脑有用，这个市场就能成熟起来。”
公司的策略无与伦比，面对联想家用电脑的迟迟不能普及，他们竟对记者说出“我们不想打知名度”这句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商品紧缺时代”的终结，而1995年恰是我们国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的一年。市场繁荣，商品丰富，库存增加，标志着“紧缺”的配给制度和各种票证被取消了，买家开始挑肥拣瘦，商家纷纷标榜自己品牌的“知名度”，所谓“精品”和“名牌”，还有“品牌的无形价值”等等，都是这时候冒出来的。可是在乔健看来，让亿万普通人认识到自己的需要是更重要的。“如果大家都觉得电脑没用，” 乔健说，“那你还卖什么电脑？”在她看来，开拓市场和推销产品是不一样的。也许是受了柳传志的感染，这年轻的女孩子也喜欢把商业竞争比喻成一场战争，一说起来，就把编制“一家一个‘1＋1’”时那种温馨的口吻一扫而光：“开拓市场就像是‘空军轰炸’，推销产品就像‘步兵突进’。你必须先打出一个市场、一种需求，然后让大家来认识你的品牌。”
乔健所期待的事情真的发生了。经过此前三年的酝酿阶段，中国人在1995年总算明白个人电脑对于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此后它便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着，而在那些购买电脑的家庭中，每100户中就有40户买了“联想1＋1”。
柳传志：“不把我打入监狱他绝不罢手。”
乔健的“知识普及”策略不是1995年夏天中国计算机领域中的惟一话题。
刚刚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倪光南迫切希望恢复他对公司的影响力，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叙述，自从1994年柳传志与倪光南在技术方向的选择中产生分歧，就在公司埋下权力斗争的种子。固守着技术领地的倪光南，现在一点也不愿意帮助柳传志维护那套“领导班子齐心协力”的假象，对柳的那封既婉转又坚决的信也不予理睬。两人后来又有一次单独谈话的机会。柳传志把地点安排在钓鱼台宾馆的一个鸟语花香的亭子里，显然是想让彼此之间的气氛有所缓和，但是他很快发现“还是谈不拢。这个人下决心把你当敌人时，那就义无反顾”。
不断积累的矛盾终于起火。总工程师投书中国科学院，指控总经理在公司的投资决策中独断专行，把“汉字系统事业部”擅自改为“软件事业部”，这是“取消汉卡”，挟私报复反对他的员工。此外倪光南还拿出更加凶狠的一招。他检举柳传志涉嫌重大经济问题：挪用银行贷款，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惠州联想科技园的产权不清不白，资金运行既不规范又不透明，很多事情连他这个董事都不知道。对于柳传志突然撤换原来的财务总监胡靖宇，倪光南也认定这背后必有重大隐情。他的手上有个重要证据：1994年柳传志把公司的552。58万美元借给吕谭平等人扩张私人股权，让后者在公司的股权从33。3％增加到43。3％。
董事长曾茂朝接到倪光南的举报，当即吓了一跳。关于公司的技术方向由谁说了算，这里的纷争他早就知道，所以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涉嫌经济犯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倘若坐实，那可真的会要了柳传志的“命”。
当倪光南第一次提出指控的时候，不少有地位有经验的人都怀疑柳传志能否做到彻底清白。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发展，让很多无法无天的人从中渔利。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把那些有钱的老板先抓起来再审，肯定没有冤枉的。”当然不少了解内情的人也怀疑倪光南的动机。他们认为公司的那些重要决策倪光南不会不知，当初知而不言，现在才捅出来，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节外生枝。
第七章 联想高于一切第64节：把联想电脑快车开到全国（3）
这个夏天中关村的形势似乎也决定了柳传志处在下风。公司的技术领袖赶走总裁的故事那时特别多。最典型的一个发生在北大方正。“这件事情的背景是很清楚的，”曾茂朝后来在回答一个记者的提问时说，“你知道方正吗？你知道王选吗？你知道方正的总裁经常换吗？为什么经常换？换总裁的动力在哪里？王选是院士，倪光南也是院士。”但是联想这段故事如果顺着倪光南的意志发展下去，可就不是什么“换总裁”，而是“总裁进监狱”。
当中国科学院高技术企业局局长李致洁率调查组来到公司的时候，人人都为柳传志能否过关捏一把汗。这已经是第二个调查组了。前一次是调查柳传志的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些诸如“他在公司里面是不是很霸道”、“公司人事的任免流程是怎样的”、“他有没有安插自己的亲信”这样一类问题。这一次就更加严厉，招招都是涉嫌经济犯罪的要害环节，最后还要被调查者回答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公司没有柳传志行不行？”这样一来，就让成团的迷惑弥漫在公司高级经理们中间。人人都在私下传递一个可怕的消息：“柳总出问题了！”
柳传志平生遇到的危机无数，还从来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叫他痛苦和紧张。他觉得委屈，不得不用全神贯注的态度来对待这些让他讨厌的事。当他知道中国科学院的高级领导们将召开会议讨论联想的问题，立即写了一封信，要求做“一个书面发言”。在为自己的行为和动机做了一番辩解之后，柳传志摆出了与倪光南势不两立的姿态。“我和倪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了，我无法再和他一起工作。”他写道，“作为总裁，我将向董事会提出免去他总工的职务，同时请院领导考虑免除他联想集团和香港联想董事的职务。”
柳还在“书面发言”里提出，希望调查组能够给他一个申诉的机会。后来他果然如愿。根据当时记录，对于其中一些关键问题，柳传志与调查人员之间的问答如下：
关于“为什么由北京联想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贷款500万美元给吕谭平等人扩股，使他们得到好处？”
柳传志说：
1。 香港联想原来有三家股东：北京联想、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中国技术转让公司。三家股份是相同的，各占33。33％。在当时，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是平起平坐的，不存在我方是大股东和香港导远是小股东的问题。
2。 1993年香港联想扩股一亿港币，技术转让公司不打算参加。他们让出30％，其股本将由33。33％降为3。33％。当时，如果北京联想和香港导远都愿意占有这部分股份的话，他们的权力是相等的。（因为他们的股份相同）所以，他们应该对分这30％的股份。北京联想占48。33％，香港导远占48。33％。此时，柳提出：如果香港导远吕谭平等人扩股筹资有困难的话，北京联想可帮助解决。但北京联想所占的股份应大一些，可占到20％，而香港导远可占10％。吕谭平表示同意。后来成了北京联想大约占53。33％，香港导远大约占43。33％的局面。这时候，北京联想一方才开始成为大股。也就是说，北京联想成为大股东（53。33％）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贷款给吕谭平，否则大家是相同比例。
3。 如果北京联想不愿贷款给香港导远，他们可让出5％的股份去向任何一家银行或投资公司筹借扩股资金（凭当时香港联想的声誉，这是极容易的事），如果是那样的话，今天的股份比例将是北京联想48。33％，香港导远43。33％，某家外资银行5％，中国技术转让公司3。33％，对北京联想又有什么好处呢？
关于“决策不民主，公司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经总裁办公会讨论”的问题。
柳传志说，没有与倪总商量就给他配副手，做法上欠妥，忽略了应事前商量。要在董事会章程建立后，制定总裁室的决策程序，有事多商量，发挥总裁室的作用。
关于“用人不当”的问题。
柳传志说，上百名干部中用错了四五个，这还算多吗？大家对李勤有意见，可只有他严厉地批评过李勤，别人都不说话。
关于“过于集权，大家都不敢表示不同意见”的问题，
柳传志说，他是能接受意见的，如果有好多人这样认为，他应好好考虑一下。
公司的高层经理几乎全都站在柳传志一边，这促使调查组接受了柳传志的解释，把这一事件的性质归结为“联想集团领导班子出现分歧”，涉嫌经济问题的对抗性质由此化于无形。这一调查报告经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审议通过，我们择其要点记录如下：
（1）在香港联想股票上市时，用增资的方式提高北京联想的股份比例，调整另两方的股份关系的做法，不存在问题。
（2）大亚湾的资产产权关系是清楚的。
（3）关于联想的重大投资决策，都向董事长做了口头汇报，并在总裁室做过商议。
（4）“汉字系统事业部”改名不是柳传志提出的，是原汉字系统事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