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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是被摔死的。《折狱龟鉴》作者郑克在这两个故事后感叹说：那个打架的人如果没有遇到魏涛的话，大概就是和那个驿站衙役一样冤死了。魏涛办案能够“尽心”，足以作为“贤士”记入史册。
宋慈在《洗冤集录》也再三强调对保辜期内死亡的原因要仔细推敲。他说，有很多案子里，打完架分手后，有的人到江河、池塘边去喝水，或者去洗身上的血迹，却因为刚才打过架身体疲乏，或者因为喝过了酒打架，头昏脑涨，弄得不巧掉到水里去淹死了。这在验尸的时候就要仔细分辨。落水时还是活着的，尸体的腹部会膨胀，十个手指的指甲里会有挣扎时留下的河底淤泥，尸体上浮时也是两手向前的。如果有这些迹象，就只能作为落水致命。即使检验出尸体身上有其他的伤痕，也应该是“他故”致死。他说曾经有个官员在检验这种尸体时，看见尸体的头上有伤损，就断定是致命伤，而实际上死者是被打伤后“谜闷不觉”倒在水里而淹死的。结果那个被指控的罪犯反复翻供不绝，案件无法了结。此外历代有关保辜的法律都规定，如果在保辜时限内受伤人是因为“他故”（其他原因）导致死亡的，加害人应该仍然按照伤人罪处理，无须抵命。
“保人之伤，定己之罪”
保辜制度按照一定时限后的伤势来确定加害人的罪名与大小，实际上有促使加害人主动去照顾看护受害人、阻止伤势加重的意义。到了明朝，法律就明确规定了加害人对于受害人具有医治义务。如果能够使受害人在辜限内康复，加害人可以减刑二等处罚。这显然是在鼓励加害人尽力帮助医治受害人。
后来清朝沿袭了明朝的法律，而且将明朝时期很多法学家对法律的注解也作为法律条文的组成部分。在保辜这一条起首，就增加了一段注解来说明保辜的含义：“保，养也；辜，罪也。保辜谓殴伤人未至死，当官立限，以保之。保人之伤正所以保己之罪也。”
清朝还曾进一步立法完善保辜的制度，特别设立了保辜的“余限”，即受害人没有于辜限內康复，在保辜时限外十天（严重的二十天）内因为原来的伤势导致死亡的，经过检验证实后仍然可以追究加害人的死罪，但必须要上报朝廷，奏请皇帝批准。此外清朝还规定如果斗殴时没有伤到致命处也没有造成很重的伤势，但是受害人却因为破伤风，在五天以外死亡的，虽然是在保辜的时限内，加害人也不必抵命，可以判处杖一百流三千里。
“邹推府藏吏听言”
这里有一个利用保辜诬赖他人的案子，可以显示古代法官高明的取证手段。明朝时因为弹劾大奸臣严嵩而著名的文臣邹应龙，担任地方官时也是一个智破奇案的高手。
江西袁州府（今江西宜春）有个放债的富民曹煌，一个叫秦制的借了他三十两银子，四年内还清了本利，可是曹煌不肯把借条还给秦制。讲好秦制送他好布一匹、京履一双，曹煌才肯交出借条。可是秦制真的送了东西过去，曹煌又嫌不好，仍不愿退借条。双方争执起来，曹煌先动手打了秦制两三下，秦制回了一拳打在曹煌肩膊上，后来两人被旁人劝开。不料才过了两天，曹煌突然病死。他的儿子曹基就去衙门起诉，控告秦制打死父亲。
为了打赢官司，曹基出了十两银子买通当时在场的两个证人，又去买通县里的仵作昌览，许他“但做得致命一伤，定银十两。”仵作就在检验时使用的糟醋里放了药，“检验”出胸膛、胁下、脑后，有青红黑三伤，都是致命处。本县衙门拟判“斗杀”，是个死罪。秦制及其家属再三申诉，屡经复审，都没能翻案。
邹应龙以御史职称弹劾严嵩出名后，升职很迅速。后来隆庆皇帝派他总理江西、江南盐屯。这是一个财政官职，不过因为他挂的是“副都御史”（朝廷监察部门副首长）职衔，所以也有监察职权，而在古代监察部门具有受理冤案申诉的权力。因此秦制的家属就到他的盐业衙门来申诉，并表示只要邹应龙判决，就心甘情愿，永不再诉。江西巡抚顺水推舟，批示邹应龙复审。
邹应龙看了卷宗，觉得证人和仵作有可能被买通了。因此设下计策，叫了两个书吏躲在衙门大堂旁小房间的隔间里，又安排书吏明天要再三来传报巡抚驾临，要他去迎接。第二天正式开审时，先传唤秦制问话，没几句就故意发火：“众证都已明白，仵作检验清楚，何故苦苦申诉？”扔下火签，要打三十板子。秦制大哭，恨极而怨，骂邹应龙是个“蠢邹”，“小的今遭若是打死不怨别官，单单只怨老爷一个。我在阎王殿前去，一连三状，连告蠢邹也，似你三劾严首相一般！”邹应龙暴跳如雷，下令猛打。而书吏就在这时上来报告巡抚入城，要他前去迎接。邹应龙说：“大巡不是皇帝，他也是官，我也是官，不接他便何如？”把书吏骂走，下令把秦制押下去。又下令打证人和仵作，说：“秦制不是冤枉的话，他何敢当面抢白我？这都是你干证、仵作作弊，每人都打一百。”正在这时，书吏又来请他去迎接巡抚。他这才急忙把堂下的众人都带出去迎接，把曹基等四人锁进大堂边的小房间里。两个证人见房间里没有别人，就埋怨曹基：“我们作证只得了你十两银子，今天这大胡子官这样发火，回来我们要被打个半死。”曹基赶紧加码：“除了那十两银子，如果挨打，一两银子一下，决不失信。那些皂隶都用了银子了，肯定不会重打的。”仵作又说：“我为你做三处伤，只得二十两。今天要补我。”曹基也满口答应。他们想不到那两个书吏就躲在隔壁听写记录。过了一会，邹应龙再次登堂，把那偷听来的记录一扔，说：“你们的价钱不过如此，刑轻如何肯供！”下令将曹基等四人各重打二十下。那些人知道无法再隐瞒，纷纷认罪。于是邹应龙判曹基诬告，反坐死罪（按照法律减为流三千里），证人和仵作都被判处徒刑。
明代的余象斗在《皇明诸司公案》一书记载的这个事例后加了按语：说检验人命，“宜慎而又慎，详而又详”。尤其是仵作作弊最难防，还会和其他地方的仵作串通，就是到其他地方复检，也不能察觉到作弊。因此他建议官员在主持检验时“用心关防”，不要因为“秽恶”不肯上前，任凭仵作喝报。
泄密的药方
清朝康熙年间，有个叫王的江南按察使，裁判公正，屡破奇案，有很好的名声。《清史列传》里记载了他办的一个利用保辜诬告的案件，就是通过详定日期和保辜期限发现疑点的。
和尚诬人无锡有个皮匠和别人打架，被大家劝开后各自回家。可是被皮匠打的那个人不久后就死掉了。有个和尚过去和这皮匠有仇，就去告发说，他看见是皮匠猛打了那人，那人伤势沉重，和尚见他可怜，就去照顾他，可是终究因伤重而身亡。县官根据这和尚的证词，确定皮匠应该抵命。
案件上报到按察使司，王仔细询问了皮匠，发现县官把打架的日期搞错了，实际上那人死的时候已经出了保辜的期限了。他又传讯那个和尚，说：“你明明知道那已经是保辜限外，还要起诉，你这是在诬告！”那和尚推说自己没有记清楚，而且再三说那人确实是因为伤重而死的。王又问他：“既然那人伤势那么沉重，你在照顾那人的时候，难道没有请过医生吗？”和尚说：“是请过医生来治疗，医生说也没有办法。”王就要他拿当时医生出的药方来看，和尚真的拿出一张方子来，想不到王自己也通医术，一看那张方子上开的药就说：“这是治疗伤寒的药方，你想拿这来蒙混吗？这反而暴露你明明知道那人是死于伤寒症而故意诬告！”和尚这才伏地求饶，愿意服罪。
附录原文：
《刑统·疏》：“以‘他物’殴人者，杖六十。见血为伤。非手足者其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
《申明刑统》：“以靴鞋踢人伤，从官司验定：坚硬即从他物，若不坚硬，即难作他物例。”
诸保辜者，手足限十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三十日折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三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诸啮人者，依他物法。限内堕胎者，堕后别保三十日，仍通本殴伤限，不得过五十日。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假殴人头伤，风从头疮而入、因风致死之类，仍依杀人论。若不因头疮得风而死，是为他故，各依本殴伤法。
——宋慈《洗冤集录·条令》
多有人相斗殴了，各自分散。散后或有去近江河池塘边洗头面上血，或取水吃，却为方相打了，尚困乏；或因醉，相打后头旋落水湥馈Ｂ渌鄙谢睿涫苟桥蛘停讣啄谟猩衬啵绞窒蚯埃榈弥皇锹渌疁｛死分明。其尸上有殴击痕损，更不可定作致命去处，但一一扎上验状，只定作落水致命最捷。缘打伤虽在要害处，尚有辜限在，法虽在辜限内及限外，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注：他故，谓别增余患而死者。今既是落水身死，则虽有痕伤，其实是以他故致死分明。曾有验官，为见头上伤损，却定作因打伤谜闷不觉倒在水内，却将打伤处作致命，致招罪人翻异不绝。
——宋慈《洗冤集录·疑难杂说（上）》
大宋提刑官断案宝典 证检验明物证
案发当时
一名健硕男子深夜潜入毛竹坞村民何老二家中找吃的，慌乱中踩碎地上的竹筒，惊醒了睡梦中的何老二，健硕男子挥刀行凶，反被何老二乱刀砍死。不久有人在毛竹坞山林中发现无名男尸。宋慈于毛竹坞实地调查后，命令收缴所有村民的篾刀，并将收来的一百多把篾刀摊放在空地上，叫全村人一起来看，很快飞来一群苍蝇，奇怪的是苍蝇就只叮着其中一把篾刀，而那把刀正是村民何老二的，何老二当场承认杀人，在场村民都为其求情。宋慈把案发实况推说得如履其境，最后说明何老二杀的是在逃多日的青龙帮匪首王鹏，何老二因自卫杀死王鹏不但无罪反倒有功。
——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之“毛竹坞无头案”
断案宝典
电视剧中的这个故事与宋慈在《洗冤集录·疑难杂说（下）》举的一个实际案例极为相似。
有个官员在检验一具被杀死在大路边上的尸体时，刚开始怀疑凶手是途径此地的强盗。可是后来点检死者的遗物，发现没有什么财物损失。在尸体检验时，又发现死者遍身被镰刀斫伤的伤口有十多处。这个检验官员说：“强盗只是为杀了人容易取财物，现在财物都在而伤口却多，莫非是为了什么冤仇而杀人的吧？”
那官员把左右的随从都支走，暗中把死者的妻子叫到跟前来问话：“你丈夫一向和什么人的冤仇最深？”死者的妻子回答说：“我丈夫自来与人没有什么冤仇，只是近日有某某人和我丈夫为了债务上的问题，曾经说过总有一天要杀了我丈夫的话，不过并不是冤仇很深的人。”那检验官员打听了那人的住址后，派出一些衙役到那户人家附近传话：“各家各户要把所有镰刀全部交出来，让大老爷来检验。敢有隐藏的，就一定是杀人贼，立刻就要抓起来彻底查究！”居民交出的镰刀一共有七八十把。官员命令衙役把镰刀全都排列在地面上，这时正值盛暑季节，只见很多苍蝇集中在一把镰刀上飞舞。检验官员指着这把镰刀大声喝问：“这是谁的镰刀？”居民们沉默了一会，忽然有一个人出来说这是他的，检验官员一看，果然是那个为了债务曾经和死者争吵并宣称总有一天要杀人的。检验官员厉声命令衙役把那人抓起来，带回去审讯。那人仍然嘴硬，连声喊冤枉。检验官员指着镰刀说：“你自己好好看一看！其他人的镰刀都不引苍蝇过来，只有你杀人用的镰刀血腥气犹在，苍蝇如此集聚，你还想隐瞒吗？”周围的人们听他一说，都不由得发出赞叹声，而那个杀人者只得趴到地上叩头求饶，表示愿意服罪。
宋慈在《洗冤集录》里强调检验的同时要注意凶器、物证的问题。他在《检复总说（上）》里告诫检验的官员，在到现场检验勘查时，一定要注意搜集行凶的凶器、器具，如果没有能够及时搜集到手，很可能被罪犯藏匿、转移、调换，导致无法定案，罪犯难以被确定死刑。因此他再三告诫，只要一被委任去检验就首先要注意凶器的去向。有了凶器在手，还可以在检验时比照伤痕的大小、阔狭，确定致伤致死的原因。
在人命案件“尸、伤、病、物、踪”这五大要件里，找到物证、尤其是致死的凶器是破案的关键。历代有关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
揭密疑案 鞘离刀，可推敲
《北史·司马楚之传》里记载了一个北魏时期著名的案件，就是从凶器上找到线索平反冤案的。
北魏的上蔡县（今河南上蔡）有个名叫董毛奴的居民，有一次带了五贯（五千文）铜钱出门，结果遭人抢劫，被杀死在大路上。有人揭发说是本村人张堤抢劫杀人，官府把张堤抓起来，并到张家搜查，果然搜出来五贯铜钱。于是官府认定是张堤作案，严刑拷打。张堤被打得死去活来，只好承认是自己杀人。
县官把这个案件报给上级——豫州（治所位于今河南汝南）刺史司马悦。司马悦觉得这个案件有点可疑。他就亲自接管这个案子，重新开始调查。他找来董毛奴的兄弟董灵之，询问他当时在现场有没有找到什么不属于董家自己的东西，说：“杀人抢劫的时候罪犯做贼心虚，总有点慌张狼狈，或许会有什么东西留在现场的。你们曾经发现过什么？”董灵之回答说：“找到过一个刀鞘，不是我兄弟家的东西。”司马悦调来那把刀鞘，仔细端详了半天，说：“这刀鞘不是一般小户人家用的。”
司马悦召集了本州里打造刀具的刀匠，要他们看这把刀鞘。果然有个叫郭门的刀匠，认出来这把刀鞘是他亲手做的，刀鞘所配的刀也是他打造的，去年卖给了邻居董及祖。司马悦下令逮捕董及祖，开堂审问。当传唤被害人兄弟董灵之来作证时，董灵之一上来就认出董及祖身上穿的正是他那死去的兄弟董毛奴的一件黑色短袍。董及祖只好认罪，交代了杀人抢劫的案情。司马悦立即下令将张堤无罪释放。
刀入鞘，有蹊跷
唐朝初年，曾发生过一个唐太宗亲自过问的疑案，同样是从凶器上发现疑点，也和刀鞘有关。
有三个朝廷禁军士兵，由一个名叫杨真的士兵领头，从魏州（治所位于今河北大名东北）到东都洛阳去服役。经过卫州（今河南卫辉市）时，他们三人到板桥店投宿。这家店的老板名叫张逖，那晚他的妻子回了娘家，他要店里伙计招待三个士兵住下，自己也就睡了。想不到半夜里，有人悄悄地摸进店里，先到那三个士兵睡的房间，乘着士兵们行路辛苦，酣睡正香，把杨真的佩刀偷了出来，再走到张逖的房间，一刀杀死了张逖，然后又把刀插回刀鞘，回到士兵的房间，轻轻地把刀放回原处。第二天一大早，三个士兵浑然不觉，起身上路。而店里的伙计觉得老板没有和往常一样早起，就到老板房间去叫早，一推门，才发觉老板已死于非命。他见三个士兵一早离开，就产生怀疑，到大路追赶。见了三个士兵就高喊捉贼。三个士兵吃了一惊，立刻拔刀警戒，不料杨真抽出的刀上满是血污，店里的伙计见了立刻飞奔到官府去报案。三个士兵有嘴说不清，被当地官府抓起来，几顿拷打，三个人都忍受不住，只好承认杀人罪名。杨真被定了个谋杀首犯，要处死刑；另两个士兵是从犯，比照杨真减刑一等，判处流三千里。
按照唐朝当时的法律，死刑案件要上报皇帝批准。而唐太宗对于死刑案件特别谨慎，要求司法部门向他报告需要执行死刑时，必须重复报告三次，他三次都批准了，才可以执行死刑，号为“三复奏”。这三个禁军士兵的死刑案件，上报到他那里，他看后觉得有很多疑点，无冤无仇，又没有抢劫财物，为什么要杀死张逖？而且凶器擦也不擦就放入刀鞘，也与一般情理不合。因此唐太宗没有批准执行死刑，反而派出一位御史前往卫州复审此案。
这位被唐太宗派出的御史名叫蒋恒。他到了卫州，先是下令把板桥店附近年纪在十五岁以上的人统统召集起来，说是都要问话。可是等到共有三百多人都被召来了，他又说这么多人问不了，要分批盘问，让大家都回家。单独留下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太太，也没有问话，只是安排老太太坐在衙门里休息，到了晚上才把老太太放回家。蒋恒暗中布置了几个暗探，跟在老太太后面，要他们注意谁在衙门外等老太太，是谁和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