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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它、抵抗它。
在此意义上，就必然可能面对和理解一种暴乱的事实，即犹太人问题。它是一种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现象，但是反犹主义却成为先是纳粹运动，接着是世界大战，最后建立死亡集中营的触发原因。还有，原因与结果之间如此奇特地不相称，引发了帝国主义时代，其经济困境在几十年时间里导致了全世界政治状况的深刻转变。还有，极权主义运动玩世不恭地发誓遵奉“现实主义”，而它们却明显地蔑视现实的本质，这两者之间构成了奇怪的矛盾。还有，现代人实际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战，但是现代人无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并理解其意义，权力与无能之间的不相称令人沮丧。
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它的胜利就是人类的毁灭；无论在哪里实行统治，它都开始摧毁人的本质。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纪的各种毁灭性的力量，又几乎是徒劳无功。
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是好坏交织的奇怪时代，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为扩张而扩张”，世界也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即使没有资产阶级“为权力而夺权”的政治手段，也永远不可能发现人类力量的界限；即使没有极权主义运动对世界的虚构，在其中无比明确地驱除我们时代种种重大疑惑，我们也可能在毫未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时就已被赶到了世界末日。
假如在极权主义的最后阶段真的出现了绝对的恶（说它绝对，是因为从人类可理解的动机来看无法再恶化了），那么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懂得“恶”的真正的、彻底的本质是什么，这也是真的。
反犹主义（不仅仅是仇视犹太人），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征服），极权主义（不仅仅是专政）——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比一个更野蛮，这说明人类尊严需要一种新的保障。这种保障只有在一种新的政治原则，在一种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这一次，它的有效性应该包括整个人类，而它的权力应该受到严格限制，在新界定的地域统一体中扎根，并且受到控制。我们不再能接受过去好的部分，简单地称之为我们的传统遗产，只抛弃过去坏的部分，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已死的重负，会被时间埋葬在遗忘中。西方历史的潜流终于浮上了水面，取代传统的尊严。这就是我们所生活的现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想逃避严酷的现在、怀旧地躲进对仍然原封不动的过去，或者在遗忘中预先奔进一个更好的未来的一切努力终将徒劳。
汉纳．鄂兰
1950年夏
第一部序言
反犹主义（Antisemitism）是一种世俗的十九世纪意识形态。它的名称一一虽然不是它的争论之处一一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还不为人知晓。它同宗教方面由于两种不同的教义互相敌对而煽动起来的仇恨犹太人（jew…hatred）明显地不是一回事；甚至连反犹主义是否仇视犹太人获得理论根据和感情缘由，也还是个问题，从罗马帝国期到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犹太人连续不断地遭到迫害、驱逐和屠杀，有一种观点认为，反犹主义只不过是中世纪普遍迷信的一种世俗翻版，这种观点常常掩饰着一种谬论，它无异于（尽管它的有害程度比不上）一种相应的反犹主义的说法说是有一个秘密的犹太社会，自古以来一直统治着、或者有野心去统治世界。从历史上看、中世纪晚期到近代，犹太人事物的间断比古罗马到中世纪之间的断裂更显着，也比从中世纪早期到灾难性的地一次十字军东征之的鸿沟（这常被认为是犹太人历史上走向散居＇Diaspora＇最重要的转折点）更明显。因为中世纪晚期到近代的间断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从十五世纪一直到十六世纪末，期间犹太教与异教之间的关系（Jewish…Gentile relations）降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点，犹太人“对外部世界条件与时间的漠不关心”却达到最高点，而犹太教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封闭的一种思想体系。”就在此时，犹太人在无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开始思考“犹太民族和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不在于教义和信仰，而在于内在天性”，犹太人同异教徒之间古老的二分法，“与其说是教义争执，不如说是种族根源。”这种对犹太人异种特征的评价只是到了教晚的启蒙时期（Age of Eenlightenment）才在非犹太人中盛行，并且明显地是产生反犹主义的必要条件，重要的是必须指出，它首先产生于犹太人的自我解释，当时欧洲基督教世界分裂成许多种族群体，它们在政治上各自进入近代国家的体系。
反犹主义的历史同仇视犹太人的历史一样，是在犹太人散居的条件下犹太人同异教徒之间关系的长期缠结之重要部分。在十九世纪中叶之前，人们对这段历史实际上不感兴趣，这种兴趣的产生是在反犹主义兴起时，及狂怒地反对解放和同化犹太民族之时——这明显地是建立可信的历史纪录的最坏基底。自从那时起，犹太的和非犹太的历史著作都一样荒谬地——尽管大多数出于各种相反的理由一一将源自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敌对因素孤立起来，强调一系列灾难、驱逐、屠杀切断了犹太历史，正如他们强调欧洲历史被各种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冲突、战争、饥馑飞瘟疫切断了一样。无须补充说，正是是犹太历史著作以强烈的理论偏见来追述基督教历史上仇视犹太历人的记录，而又是反犹分于在追踪和古代犹太权威在知识上并非大不同的记录。当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经常性的暴力冲突的犹太传统公诸于世界时，“一般犹太公众不仅愤怒，而且真正感到了震惊，”犹太传统的代言人如此成功地使他们自己和每一个人都相信一个非事实，犹太人的隔离状态完全出于异教徒的仇视和缺乏启蒙。现在主要是由一些犹太历史学家在坚持这样的观点：犹太教一向高于其它宗教，因为它相信人类平等和宽容。这种自信的理论，以及相信犹太人一向是被动在基督教迫害下受难，事实上延长了关于上帝选民的古老神话，并且使这种神话现代化，这势必结束在一种新的、往往是非常复杂的隔离情况。注定要支撑古老的“犹太…异教”的两分法。这似乎是为了那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试图润色和窜改政治事实与历史记录的人所积聚的反讽之一。因为如果犹太人在任何一点上同他们的非犹太人邻居一致拥护他们新近宣称的平等的话，那么正是在宗教上命中注定互相敌视的过去历史，是和其最高层次的文化成就，及在未受教育的大众层次上无限的狂热和野蛮的迷信，同样丰富。
然而，这种犹太历史书写中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也还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坚实基础上，而不是基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犹太民族过时的政治与社会需要。犹太文化史远比当时假设的情况复杂，在不同的历史情况和地理环境中，灾难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事实上他们在非犹太的环境里的差异也比在犹太群体里更大。迄今为止在犹太历史著作中仍流行的错误概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犹太神庙被摧毁以后，他们就不会再拥有自己的领土和国家：他们总是依靠非犹太当局的保护才得以存身，尽管“直至十三世纪，犹太人在法国和德国”允许采取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有权携带武器。这并不意味着犹太人一向被剥夺了权力，但在事实上，在任何一次暴力的争斗中，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犹太人不仅脆弱无能，而且孤立无援，所以很自然，在几个世纪里，在完全疏离的情形下起而争取政治平等之前，一切突发的暴力在他们的体验中只是一种重复。再者，在犹太传统中，灾难被理解为殉道（martyrology），在纪元第一世纪就有此历史基础，当时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曾反抗过罗马帝国的威力；在中世纪，是否选择以免遭迫害，这是犹太人依然面临的问题，即使暴力的原因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和经济。这些事实整体助长了一种幻觉，从此以后使犹太和非犹太历史学家们痛苦不堪。历史书写“到目前为止还在论述基督徒从犹太人的分离，而不是相反”于是便抹杀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事实——犹太人脱离异教世界，尤其是脱离基督教环境，主要同犹太历史有关，而不是相反。这里有一种明显的原因：人们作为一个一致的整体。其生存取决于自愿的隔离状态，而不是像目前假设的那样，取决于基督教和非犹太人的敌视。只有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获得解放和到处同化之后，反犹太主义才在民族的保存中发挥作用，因为只有在此时此刻，犹太人才渴望被非犹太社会接纳。
当十九世纪全欧洲受过教育的阶级中普遍流行反犹太情绪时，除了很少的例外，反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总体上一直是疯狂者的特权，而具体上则处于疯狂边缘。甚至连犹太主义辩护中一些含义不明的论点，尽管从未使人信服除了那些原就已相信的人，但其中那些气势恢宏的博学例子和研究文献，和犹太教的敌人所提供的历史研究下相上下。战争结束以后，我为写此书而收集材料，查阅跨越十几年的文献资料和精采的手稿竟然不见有一篇全面论述这一主题的文章够得上历史学术研究的基本标准。自那以后，情况也无甚改观。近来犹太历史研究此以往多了，但要想全面地、真实地论述犹太历史，这一点就更值得探索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发展将犹太人驱赶到了各种事件的风暴中心；犹太人问题和反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相对上并不是一种重要现象，却首先成了纳粹运动兴起和建立第三帝国（Third Reich）组织结构的触发因素——第三帝国的每一个公民都必须证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随后触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大战暴行，最后又造成了西方文明中亘古未有的种族灭绝。对我而言，这一切不仅只感到悲哀及提出谴责，更应该有一种全面的理解。所以，我这本书就是尝试去了解那些乍看之下就只是令人愤怒的事情。
当然，理解并下意味着不能从已有的结论中大胆地推论出前所未有的结论，或者用类此和概括的方法解释如今不再被体验的现实的冲击和令人震惊的经验等等现象。反而是要有意识地检视和承担历史事件赋与我们的重任一一既下否定它们的存在，也不卑顺于其沉重性质，似乎事实上发生过的一切都只是历史的必然。总之，理解意味着不先入为主、认真地面对并抗衡现实一一不管它可能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
要作全面理解，对十九世纪欧洲犹太历史和反犹主义发展的情况的某种熟悉程度是必不可少的，虽说当然还是不够的。下面各章论述十九世纪历史中实际上属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各种因素。反犹主义的全面历史也有待于写出，但这不属于本书的范围。只要还存在这一块空白，就完全有理由（即使只从学术研究的目的出发）发表下列各章，作为一部更全面的历史著作中的独立部分，虽说我原先只想将它当作极权主义先期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再者，反犹主义的历史落入非犹太的狂想者和犹太辩护者的手上，却被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其真相〃已作了必要修正”，也成为表现在后来的极权主义现象中的几近所有成分：它们很少受到智识者和舆论的注意，因为它们属于欧洲历史中的一股潜流，既未公开，亦未受到启蒙了的人们的关注，它们已经能够集合成一种完全使人预料不到的毒素。
由于只有最后集中爆发的灾难才使这些潜流浮现并受到大众关注，于是出现了一种倾向，将极权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其成分和起源一一似乎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racism）或帝国主义（imperialism）等等每一种发生形态都可以说成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种谬误会导致在寻找历史真理时误入歧途，在作政治判断时得出有害结论。极权主义政治远非单纯的反犹主义或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或共产主义，它使用或妄用自己的各种意识和政治成分，直至实际现实（factual reality）的基础完全消失为止一一而意识形态是从这些基础上产生力量和宣传价值，例如阶级斗争的现实，或者犹太人同他们的邻居之间的利益冲突。低估纯粹种族主义在美国南部各州政府的角色将会是一种严重错误，不过，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美国的很大一块地区一百多年来一向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这将会是更严重的谬误。十九世纪反犹主义运动真正直接的结果不是纳粹主义（Nazism），相反倒是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至少根据它的西方意识形态形式来看，它是一种反意识形态（counterideology），是对反犹主义的〃回答〃；这并非说犹太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反犹主义制造出来的；即使只是粗略地了解犹大历史，知道自从犹太人被驱逐出巴比伦以后， 他们的中心问题一直是如何在全面分散的困境下争取生存，也就应该打破这样一种最近的迷思一一这是自从沙特以〃存在主义〃观点解说这些由别人来看待和下定义的犹太人之浚，在知识界颇为流行的迷思。
对先期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反犹主义之间的区别及联系的最佳描述或许就是那个关于〃锡安长老们的草案〃（Protocole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荒谬可笑的故事。纳粹利用用这一伪说作为征服全世界的教科书，这当然不是反犹主义历史的组成部分，但是只有这一段历史才能解释为何这个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却好象颇有道理，被反犹太宣传一开始就利用。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释为何极权主义要想统治全世界，却要用一个秘密会社（seeret society）的成员和方法来实行，这竟能成为一种吸引人的政治目标。这种从政治（并非宣传）方面有更多关系的作用，其根源一般是在帝国主义中，特定而言则是在欧洲大陆所产生的爆发形式，即所谓的〃泛…运动、（pan…movements）。
本书所述的时空与主题都很有限，所分析的中欧与西欧犹太历史的时间跨度也只从宫廷犹太人到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 Affair）， 因为后者同反犹主义的产生有关，并且受反犹主义的影响。反犹主义运动十分牢固地根植于“犹太…异教”关系中特有的各种现实，即犹太人一方面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另一方面在非犹太社会里所扮演的角色。最初的反犹主义出现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而八十年代则标志着利益冲突和明显的经验的有限实际基础已被超越，一条道路打开了，它一直通向“最后解决方案”（thefinal Sulution）才告终。从那时起，在帝国主义时代，紧接着是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政府时期，这就不再可能使犹太人间题或反犹主义意识形态孤立于事实上几乎完全与犹太现代历史现实无关的问题之外。而这不仅仅是、也不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世界事务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是因为反犹主义本身现在被用于其它的目的，虽然这最终使犹太人成为其主要牺牲品，但是这些目的却将关于犹太和和反犹太的一切具体问题都抛开了。
读者将在本书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见到二十世纪反犹主义分别在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中的表现形式
汉娜·鄂兰
1967年7月
第二部序言
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是很少能有精确日期的，而同时代的观察家也极少有机会目睹它的确切终结，但是对帝国主义时期而言却做到了这两点，帝国主义产生于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在十九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由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制度同经济与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到了1884年左右，开始其为扩张而扩张的政治，这种新形式的权力政治与边界战争的民族征服不同，更不同于罗马帝国建立的方式。在印度宣告独立“陛下的帝国”灭亡成了既定事实之后，——这是丘吉尔曾经拒绝主导的——它的终结也就不可避免了，英国自愿结束在殖民地的统治，这也是二十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此以后，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能够拥有海外殖民权。唯一的例外是葡萄牙，当欧洲其它殖民霸权国都不得不放弃殖民地时，它有奇怪的能力去继续战斗，这也许应归因于它的民族落后性而不是萨拉扎尔（Salazar）的专制统治：不光出于一代人经历的两次屠杀性大战后的虚弱与疲惫，也出于已开发的诸民族国家的道德顾忌和政治理解力，使他们反对使用极端手段，而是使用有可能击破印度的非暴力力抵抗运动的“行政屠杀”（administrative massacres）（卡西尔＇A．Carthil1＇语）；而反对继续实行对“臣属种族的统治”（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克洛默＇Cromer＇勋爵语），是因为非常恐惧会造成使君主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