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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共关系传播与企业的自身定位结合起来，或者说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应该以促进企业的形象和发展进步为目标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承担了大量本应属于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如办学校、办医院、退休职工安置等；而本应该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却没有很好地承担起来，如盈利目标、资产保值增值等。企业的社会责任界定不清楚，加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我国某些社会责任处于“真空”地带。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政府和企业将会更好地进行各自的角色转换。我国今后“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定位，也需要企业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总之，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之间不是矛盾的，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增强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容易在社会公众中获得更高的信任度，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义——以义求利，义利相随真诚对待员工之义（1）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揽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在对待员工方面，乔致庸可谓“真诚义气”的典范；这也是他经商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与马荀和潘为严的“义气之交”。
马荀原是乔家包头复盛公一位跑街，非常能干。乔致庸看他对业务讲的头头是道，是个人才，便聘请他接任大掌柜，鼓励他将复字号的生意做到蒙古大草原上去。马荀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名时，“荀”字经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28岁的马荀深为乔致庸的知遇之恩所感动，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各号，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
潘为严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潘为严自作主张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来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潘为严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定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潘为严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准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潘为严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相见，潘为严大为感动。
潘为严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他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且仅有36岁，年轻有为，是难得的经济人才。当即聘请潘为严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他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自从潘为严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他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除了马荀和潘为严，乔致庸对待其他下属也是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比如他能大胆地起用一个外姓穷秀才孙茂才来担当师爷，并且在很多时候都听得进去这个怪人的逆耳忠言。他还说服土匪刘黑七来帮他疏通茶路，虽然这个刘黑七中途溜号了，但后来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再者他还能让自己的仇人——忠诚义士铁信石充当贴身保镖，让一个捡来的穷小子高瑞帮他放3000匹马，并且担任大德兴茶票庄杭州分号大掌柜……在那个时代，这种“对待下属，以义为先”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义与利之争，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史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义利观”也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观念的核心。一般认为“利”即物质利益，“义”就是伦理规范。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轻利，儒家宗师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防于利”，并强调“以义取利”，孔子的“义利观”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孟子则把孔子的义利思想推向了一个极端，反复强调“仁义而已矣，何必言利”。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出发重利轻义。双方都主张义与利是对立的。但中国古代也有些思想家认为义与利二者应并重，并论证了求利的合理性。墨子就主张，“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强调义利并重。
李嘉诚表示，自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最能体会人的疾苦。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江才女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李嘉诚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但仍在维持小额的塑胶花生产。林燕妮甚感惊奇，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而公司职员也说，“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李嘉诚回答说：“一个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一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
当有人说，“李先生精神难能可贵，不少老板待员工老了一脚踢开，你却不同。这批员工，过去靠你的厂养活，现在厂没有了，你仍把他们包下来。”这时，李嘉诚急忙解释道：“千万不能这么说，老板养员工，是旧式老板的观点，应该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个人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一个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就凭他们对整个家庭的巨大贡献，他们也实在应该取其所得，所以说，是员工养活了整个公司，公司应该多谢他们才对……对我自己来说，股东相信我，我能为股东赚钱则是应该的。我一向这样想：虽然老板受到的压力较大，但是做老板所赚的，已经多过员工很多，所以我事事总不忘提醒自己，要多为员工考虑，让他们得到应得的利益。”
商人皆为利来，只要赚钱；商人不是慈善家，工厂没有效益，关闭是无可厚非的。都说商场无情，李嘉诚却化无情为有情，上演了一幕动人的人情戏。李嘉诚“是员工养活老板，养活公司”的观念也值得我们深思，给予我们教益。
在李嘉诚的公司里，曾经有一个工作了10多年的中级会计，因为患了青光眼没有办法继续工作，此时公司规定限度的医疗费用都已用完了，人生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李嘉诚知道后，说了两句话，“第一我再支持你去看病；第二，不知道你太太的工作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可以来这里工作，我可以担保她一份稳定的工作。你太太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就不用担心收入和生活了。”
后来那位患病的会计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到新西兰休养。事情本来应该过去了，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多年来，每当李嘉诚在报章上看到关于治疗青光眼方面的文章，就会叫下属把那些文章寄往新西兰，寄给那位患有青光眼的会计，看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个消息，知不知道这些新的治疗方法。那个会计的全家都很感动。
义——以义求利，义利相随真诚对待员工之义（2）
正是由于真诚对待员工，切实为员工着想，李嘉诚得到所有员工的拥护和爱戴，因而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
无论任何企业，如果管理者能够真心诚意对待员工，一定会激发下属的无限潜能；反之，员工可能会给你制造一些麻烦。在实际工作中，管理者应如何真诚地对待员工呢？最重要的是关心下属，也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着想。具体来说，应该关心员工的以下问题：
——家庭成员的关系问题。如夫妻矛盾、婆媳矛盾等
——夫妻之间的问题。夫妻是家庭的主体，经常发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比如家庭开支问题，夫妻间的意见不统一，夫妻间的兴趣爱好存在差异等
——长辈方面的问题。对夫妻双方父母的照顾，或双方父母的生老病死等
——经济方面的问题。大额经费的支出所带来的困难，家庭生活困难，收入减少等
值得指出的是，每一位管理者都应真诚对待员工，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不可把关心等同于小恩小惠
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所谓关心下属就是小恩小惠，要不就是“你工作太累了，回去休息一会儿”什么的，这种关心往往会破坏公司的一些规则或制度。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建立起你的影响力。关心下属一定要体现出是你关心他，而不是组织在关心，这一点非常重要。
——切忌对下属许诺空头支票
这种许诺没有什么好处，但是，现实中这种情况又不能完全避免，你需要激励下属好好干，必须做出承诺。所以，你应当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恰当的承诺。如果情况有变，或自己判断失误无法兑现，最好向下属道歉并说明原因，得到他们的体谅。
——不要认为关心下属就是关心他们的工作
这种做法会令下属非常反感，他们会认为你只关心业绩，甚至会认为你在怀疑他的工作能力。
——关心下属并不是对下属有求必应
作为经理，你只能尽量满足下属那些与组织目标一致的需求，对不合理的需求必须予以回绝，甚至还要批评。
——关心下属并不意味着不批评下属
其实，批评也是关心的一种方式，它可以促使下属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批评一定要选择恰当的时间、采用正确的方法，注意下属的自尊心，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义——以义求利，义利相随广交天下朋友之义（1）
商界金言曰：“一流人才最注重人缘。”又说：“擦肩而过也有前世姻缘。”是的，要想在商场上取得不凡业绩，必须广交天下朋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晋商代表人物乔致庸正是凭借良好的人际关系，才一步步登上事业的顶峰。
自从明朝末期以来，武夷山的百姓世代以种茶制茶为生。清代由于社会动荡，山西商人不敢南下贩茶，以致当地茶农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甚至卖儿卖女。当乔致庸等人第一次到武夷山贩茶时，大制茶商耿于仁非常感激，按八折的价格让利于乔致庸，并且打破从不赊账的先例，让他带走剩下的茶叶，等到第二年贩茶时一起结账。后来耿于仁得知乔致庸要买茶山，马上拿出三十万两银子予以资助。两人义气相投，最后摆设香案，杀鸡歃血，结为异姓兄弟，建立起长久的生意伙伴关系。
这次武夷山买茶，乔致庸还有一个意外收获——结识了天下名士左季高。左季高是耿于仁的外甥，因为世道混浊，不愿出仕，躲在武夷山中读书。乔致庸冒险为天下茶民重开茶路的壮举感动了他，让他看到了天下民心，认识到大清还不会灭亡，决心出山，投奔正在江西与太平军激战的胡沅浦胡大人。左季高学识超群，向乔致庸提出一个非常高明的主意：“……以今日朝廷之力，三年五载，仍难以扑灭长毛之乱。而江北汉水流域，许多地方山高雾多，适合武夷山茶生长，乔东家想过到武夷山买茶，为什么就没有想过在江北买山种茶？如若可行，还能依托江北茶场为基地中转，可依照军情伺机将江南茶叶运出，岂不是一举两得？”
乔致庸听从左季高的建议，开辟茶山，让孙茂才经营，赚了个盘满钵满。
乔致庸进军票号业之初，生意比较清淡，一天偶遇丁忧还乡后回京候补的三品大员张之洞。张之洞发牢骚说为了排个快班补上一官，竟然需要银子给吏部的官员上贡。天下的票商见他是个清官，怕他将来还不起银子，没人借贷给他。乔致庸觉得此人有一番救国救民之心，有意结交，便让他第二天去大德兴一试。张之洞半信半疑，去了以后发现乔致庸连专为他准备的活期存取两用折子都准备好了。张之洞大喜过望，临行时对他透露了一桩大商机：近几年南北银路不通，大德兴若能将江南四省的官银汇兑到朝廷里来，将是一笔很大的生意。
此后，乔致庸赴苏杭二州重开绸路，南下粤桂湘赣四省设庄，为朝廷也为天下人重开银路。与张之洞的结交，又为乔致庸带来滚滚财源。
由于广交天下朋友，乔致庸为自己的事业编织了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因此，每当遇到麻烦或困难时，总会有朋友挺身而出，为他排忧解难。
有句话说“七分努力，三分机运”，我们一直相信“爱拼才会赢”，但偏偏有些人拼了也不见得赢，关键可能就在于缺少朋友的相助。大千世界，人海茫茫。究竟谁会对你伸出援助之手，哪里会有这种人呢？实际上，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对你施以援助的人。他可能是你的伙伴或上司，可能是大学里的同学，甚至有可能是一位从不曾谋面的陌生人。但是，要想获得他们的帮助，必须注重人际关系，广泛建立友谊。
黄仕灵是1987年才从大陆到香港谋生的，当时他可以真正称得上一无所有。但他到了香港后，善于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在朋友的支持下创办实业，很快就成了一个大富豪。那么，他是如何得到朋友帮助的呢？让我们看看他的创业历程。
1949年，黄仕灵出生于广东江门。1966年黄仕灵从江门三中初中毕业，恰好碰上“文化大革命”。他被安排到炼油厂、化工厂、石矿场等地做苦力，工余时间头脑灵活的他，学修收音机、电视机等，趁机赚点小钱。
1972年大学重新开放，他到江门夜大利用晚上时间修读机械维修、电子技术等课程，很快便考取了电工牌照。但有牌照跟没牌照差不多，他依然无法进电子厂或从事电工的工作，只好继续修理他的电器。
通过朋友介绍，黄仕灵认识了一位港商，因为双方很投缘，他们合伙开设了“江门电视维修中心”。港商出资10万元，买来测试仪器。黄仕灵则以技术入股，两人合作得很好。当时工资只有几十元，而黄仕灵每个月可赚到二三百元人民币。
由于电视维修中心被上面派来的人监管，1982年黄仕灵拿出多年积攒下的数万元人民币，申请做承包商，以来料加工的形式，替港商生产录音带及装配收音机，同时附设维修中心。承包一年下来，竟赚了数十万元。
1983年黄仕灵成立贸易公司，几年间便与国内外经销商建立起了一张很大的业务网。在这期间他获准常来往于港澳，与港商加深了友谊与了解。
早在1975年他就申请到香港，到1987年他被获准移居香港。临行前，他将在大陆赚的钱全部留给大陆的家人，自己单枪匹马闯香港。在江门时，他认识不少港商，并与其中一位港商合作并建立了很深的私交，用黄仕灵的话说，就是“为他赚了不少钱”。所以抵达香港后，这位港商安排他在酒店食宿。
黄仕灵说，他急于想弄点本钱做生意。当这位港商得知他缺钱做本，当即答应借给他30万港元。黄仕灵拿到钱后，立即寻找生意机会。当时香港炒卖棉纱之风正盛，他立即回江门办了一批棉纱回港，这第一桩生意就赚了好几万元。
港商慷慨相助，又供给黄仕灵30万元做本钱，使他旗开得胜。黄仕灵决心要办一间像模像样的贸易公司，他在红鹤园街，买下一个面积3000多平方英尺的写字楼，订金就给了20多万元。有了写字楼后，他雇了几名员工，成立了东宁集团，然后开始了做电子零件的生意。1987年下半年，他赚了100万元。
义——以义求利，义利相随广交天下朋友之义（2）
1989年上半年，东宁集团就做了上亿元的生意。虽然下半年因种种原因，生意受到较大影响，但到了1990年后业务又恢复了正常。东宁继续和中国大陆做生意，他们从韩国和日本购进电器产品，有时也从香港进货，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