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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舍不得这里，结果没有去。后来那里的人说，还以为你在那里当校长呢，结果什么都不是。你要是过来，啥都有了。现在后悔了吧？
要说后悔，是也后悔也不后悔。后悔的是我没有常在他身边，没有让他享受过家庭的温暖，我们的青春是在两地分居中度过的。对他来说，我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不是个好妻子。但是我敢说，他在部队工作期间，我没有拉过他一次后腿，没有给他，给他的部队增添过任何麻烦。在这里，我的工作是尽心尽力的，是有成绩的，我和同志们的关系也是融洽的，没有给他丢脸，没有给军队的名誉抹黑，也没有给人民教师的名誉抹黑。虽然我在生活上、感情上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作为军嫂，作为人民教师，我感到，我尽力了。
（记录：郝太斌）
第三卷想要飞却飞不高
杜华国，男，５９岁
安阳县第二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３日
要说奋飞文学社在我心中的地位，跟你这么说吧，我对自己的子女讲过一个夙愿，百年之后，让我的遗体躺在奋飞文学社的社旗下……
现在我们毕业班每年都有３００多个学生考上大学，那时候就少得多，一方面学生数量本来少，另一方面，学生的升学压力不大，所以说大家有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８０年代初期，全国上下教学改革搞得轰轰烈烈，我认为学好语文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让他们积极主动去学。我脑子里突然就蹦出了这么一个字眼——文学社。当时我带俩班，组织了七个办报小组，要求每小组一星期出一份报纸，以手抄报的形式出来。我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开文学讲座。记得学校的大礼堂刚刚建好，还是破破烂烂的，我就把学生带到了里面。我坐在中间讲，同学们围着我坐着，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还特地选了个舞台后面不被人重视的地方，没想到讲着讲着学校党支部书记进来了。他说总觉得里面好像有人说话；我当时很尴尬，说搞了个文学社，还没出什么成绩，也没好意思跟学校讲。书记笑笑就出去了，倒是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把手抄报寄到《语文报》报社没多久就得到了回音，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语文报》报道了我们奋飞文学社，社员的作品竟然成了铅字。那次报纸还没到学校，有个家是邮局的同学先看到了，就跑到我这儿来报喜。我们欢欣鼓舞呀，消息呼啦一下就传开了。当时社长徐娜乐得像什么似的，拿着报纸给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去报喜，领导很振奋，说“咱二中竟然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那几年文学社可以说是捷报频传，１９８５年，《语文报》举办了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春笋杯”评奖活动，１０００多家社团参加，我们拿了第５名。有一期《中学生学习报》整个头版发表的都是社员的作品。成绩很多，毕竟都成了过去，这里我也不想光提这。１９８５年开始，连续好几年我都要带社里负责的同学到全国许多地方参加夏令营。１９８５年就去了太原，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太原有个黄河笔会，我与一些著名作家，如杜鹏程，贺敬之，还有河南作家苏金伞进行了座谈，合影留念。当时徐娜问了苏金伞一个问题：“您认为朦胧诗可取吗？”苏金伞说：“我认为诗里应该有朦胧的成分，不像写小说、散文那么直白，朦胧就是含蓄，显得有一定深度。”对这一番话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以前一直对朦胧诗这个问题不清楚，倒是自己的弟子帮我找到了答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不是办文学社，我永远窝在这个小地方，很多道理都不会悟出来。
１９９２年吧，学校开了个会，教导主任在会上说许多班级的学生把其他科的自习时间占用了，用来办报纸，这样不可取，要求停止活动。我当时心里很受刺激，自习，自习，本来就应该自由支配，还把它定得死死的？文学社慢慢就销声匿迹了，我心里一直都很难平静，她就像自己的一个孩子，在我的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又眼看着她夭折掉。后来学生经常找我，那个叫郜文强的不知到我这儿来过多少次，说把文学社旗帜拉起来吧，同学们会踊跃参加的；老师也经常找我，十来年了，前不久还有老师找我谈过这事儿。
我写的这本《中学生文学讲座》也是历史的见证呀，１１万字，到现在已经伤痕累累。起先是《中学生文学》杂志计划连载，后来听说因纸张涨价，《中学生文学》停办了，事情不了了之。后来郑州一家出版社的负责人说可以出版，不过要先交１万块钱，我哪有这个钱，也就没出成。９０年代教育部不是提倡语文搞选讲课吗，还跟我约稿写了一篇介绍《中学生文学讲座》的文章。我真希望能有机会让她面世。
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中学语文教师，普通到年近花甲连学校最小的官——教研组长也没有当过。不过我过得很充实，我觉得我带着文学社走过的那段路是光彩的。说心里话，这些年奋飞文学社不是不想奋飞，而是怎么飞也飞不高。真希望学校从素质教育的角度权衡一下，是不是把文学社再搞起来，圆大家一个梦。我宁愿退休后专门负责文学社的工作，带她去找回昔日的精彩。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也算个【小说家】
刘自强，男，４０岁
内黄县环球双语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８月３０日
要不是出车祸，我也找不到恁集中的时间去写小说。
这腿是去年元旦前被车撞伤的。出院后在家躺了三四个月，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我的腿上绑着石膏，全身只有胳膊、手和脖子能动弹。就在这期间，我有了写小说《红枣》的想法。我写小说，不是想出名，也不是想靠这发家致富，要指望稿费养家糊口，我一家恐怕早就该喝西北风了。
主人公红枣是有原型的。我们村附近有一个女能人，靠贩卖布匹致了富，为得到更多的金钱，就去印刷盗版书，人也变得更加自私，贪婪。我就是想通过塑造“红枣”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揭露这种不良的社会现实。虽然咱自己没有办法消除这些现象，可动笔呼吁一下，还是能做到的。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动手写。写不了几个字，脖子、手腕就酸得难受。有时正写到兴头上，钢笔没水了，正好家里又没人，我恨不得跳下床去汲墨水，可自己连翻身都翻不成，哪能跳呀。元旦过后，天气非常冷，为写作方便，我穿着单衣，上半身都露在外面，不一会儿，胳膊就冻得冰凉，只好放进被窝暖一会儿再写。就这样折腾感冒了。我爱人见我这样，有时免不了嘟哝几句。唉真是难为她了，天天都得一勺勺喂饭，还得给我端屎倒尿。我那时除了吃饭就是写。草稿写了半个月，就让爱人给誊写了一遍，想送到出版社，可找不到地址，稿子就这样搁下了。
有人说我写小说是没事找事，瞎操心。可我这用笔“瞎操心”的毛病还真改不掉，就像有烟瘾一样，碰见事儿不写，心里就憋得难受。我当过两年民师，那时乡里的民师工资太少了，和公办老师同工不同酬，可以说拉的是骡马套，吃的是毛驴料。他们在农村教师中占绝大多数，默默地为农村基础教育奉献着。经过几个月的采访调查，我写出了《乡村教师的脊梁》。我把书稿拿给县文联的几个同学看，谁知他们给我传丢了。
小说，散文，新闻稿，我什么都写。在我写的稿子中，有一篇让我最难忘，感到自己写东西还挺管用，没有白操心。那是１９９６年的事儿，我正准备去地里打药，水和农药都搅拌好了，这时有人跑来对我说，孙双海为救落水青年被淹死了。我当时就把东西放下，跑到了事发现场进行采访。没过几天，《河南日报》、《河南农村报》、《安阳日报》都发了我记录的消息。这下引起了县委宣传部的重视，他们专门派人下来整理了一个关于共产党员孙双海舍身救人的详细材料，在《安阳日报》显著位置发表，起了宣传教育的作用。
我在报纸上发的文章多了，在附近也就有了些名气，有人就想利用我写文章给他办私事儿。当时我有一个亲戚的学生考上了学，他家里不是很富裕，但也不是穷得上不起学。我那亲戚带着烟酒找到我，想让我写篇新闻稿，把他家写得苦些，送到报社发表，以便在学校争到特困生名额。我始终没写这篇稿。我觉得家里啥情况父老乡亲都清楚，这样做不好。
我写的东西大多都是反映农村的事儿。我最佩服那些擅长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像赵树理、李 、孙犁，我挺喜欢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这些老作家真是把农村、农民写绝了，人家笔下的农民语言真是地道。为了写好稿件，我就学这些作家体验生活的本领，有时为了找鲜活的素材，我就趁星期天跑到田间地头，主动替农民干活，给他们递烟，和他们搭话，当碰到他们讲一些有趣的事儿，我就掏出小本子记下。有时根据这些素材写成小故事发表了，我就读给他们听，他们觉得有意思，我也感到高兴。
不管别人咋说，也不管作品能否发表，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写着，这已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惟一遗憾的是，乡下图书馆太少，我的知音也太少。古人郑板桥有句诗叫“咬定青山不放松”，我想我这辈子是要咬定写作不放松了。这不，我准备再写一部小说《官道》，想反映一下农村基层干部的酸甜苦辣，但愿这部小说能够发表。
（记录：温中豪）
第三卷刘知侠就是咱村的
陈鸿溪，男，３３岁
卫辉市庞寨乡柳位中心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７日
我还在上小学，听老师说《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回来了，当时大家甭提有多稀罕，我们的老师也是，因为以前谁都没见过刘知侠。说来太巧了，一天前村头正好演了一场电影，这电影就是《铁道游击队》。
刘知侠是个大个子，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老师当场选了几个学生给刘知侠介绍，把我拉过来，说咱村的陈南山你还记得吧？这就是他的孙子，作文写得怪好。我怯生生地站在那儿，心里好不骄傲。刘知侠边摸着我的头边说：“好，好嘛，将来可以成为作家，我高兴，后继有人呀”他对我们的老师叮嘱了一番，说对孩子要好好教导，平时引导他们多读书，勤练笔。还说，你肩负着培养后代的重任，你辛苦啦。同学们都非常羡慕我，我也觉得自己像孙悟空，摇身一变就成了作家。
以后再没见过刘老先生。不过那一次记忆太深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影响太大了。从此我就有了一个作家梦，平日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总要写下来，不少文章成了铅字，我还是县市几家报社的通讯员，我都觉得自己一定是沾了刘老先生的灵气。记得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柳位村的来历》，被《新乡日报》采用了。许多人读到了那篇文章，包括年纪长我好几十的，见了我的面说：“年轻人了不起呀，我在柳位待了一辈子，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么个故事”
再说说我们柳位中心校吧。学校历史可谓悠久，那座大门建了距今不下３５年，你看那些教室，现在都可以当成文物古迹，学生上课的地方搬到了后面那座楼房里。
我们村有个叫刘仰洲的，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他跟我们讲过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刘仰洲不知咋来了灵感，说咱学校历史老，又出过几个名人，但学校一直是老样子，建设跟不上，抱着对后代负责的态度，咱是不是找刘知侠帮帮忙。
这也是刘知侠的母校，听村里人说，刘知侠小时候就在这一片玩，最喜欢到那条河里抓泥鳅，那时候也不见着有多聪明，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娃子。十几岁时随军当了记者，经受火热的生活锤炼，才开始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刘仰洲和大队几个人就一块儿上青岛找到了刘知侠，说了许多学校和家乡的情况，目的是想让刘老先生出个十几万修建学校，并且把学校名字改为“知侠小学”。刘知侠说真是件好事，叶落归根嘛，但我也是徒有虚名，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有钱。刘先生表示很抱歉，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当时改成了，光那个名字就可以发挥名人效应，对学生的成长，对学校的发展都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虽然没改成，我们也不能忘记用刘知侠来教育后代。
现在的孩子们对《铁道游击队》黑白的、彩色的都看过，他们知道那“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小波是好人，知道汉奸都是坏蛋，但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不知道刘知侠何许人也。我一说这电影是刘知侠写的，刘知侠是咱村人，和你们一般大时就在咱们柳位学校念书。他们都很吃惊，一下子对这个名字感到无比亲切。
我平时注意收集刘知侠的趣闻轶事，从书本上，从老人那儿。一有机会就讲给学生们听。在作文课上讲，鼓励他们写好作文，多读点儿书，说不定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李知侠”、“王知侠”；在升旗仪式上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学生身边的材料，感染力很强。讲了十来年，学生似流水，常讲常新。你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这么早就把刘知侠忘了，这是一件多可悲的事，我们这些老师还谈什么担负培养教育后代的重任？
前些天刘知侠的侄子跟我聊天，之后我也有许多心得，也算是一点素材吧。刘老先生健在时，侄子到青岛去找他安排工作，结果被劝回了。刘知侠为人很正直，就是要让他们自力更生。我也是这么认为，该读书时不好好读，这世上不会有救世主。
至于改校名儿，不是咱俩说说的事，得经过许多领导和部门批准，我只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想一旦改成了“知侠小学”，那可是件造福后代的大好事呀，也可以告慰刘老先生的在天之灵，把根留在咱柳位。
（记录：徐结怀）
第三卷我想给儿子献个肾
翟建堂，男，５０岁
禹州市神垕镇清岗涧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９月３０日
我是１９６８年的初中毕业生，从ｌ９６９年开始在本村小学当教师，至今已整整３１年了，担任校长也已２０年了。１９８４年，我就参加考试，由民办转为公办，从此，我更加努力工作，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报答党和人民。山区学校条件差，能自己动手的就带领师生自己干，不给村里添麻烦。门窗坏了自己修，课桌凳子那时是泥台子，倒了就垒。由于师生的共同努力，在简陋的条件下，靠着一股子热情和干劲，把学校建成了神 镇惟一一所“许昌市常规管理标准化学校”。
人到中年，学校建设已初具规模，家中子女也已长大成人，在工作上应锦上添花，生活中该轻松轻松，谁知不幸的事情悄悄降临到我的家中。
我儿子胜继１９９５年考入许昌师范学校体育专业，算是子承父业，成了一名预备教师，全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但就数他最不幸。从入学两个月后开始，他脚脖子浮肿，逐渐浑身都浮肿，厌食。经多方检查，确诊为“肾病综合症”。先后在禹州、郑州等地医院治疗，浮肿才逐渐消失，却留下个“尿蛋白长久不下”，不得不休学一年。同事们都说孩子考上师范不容易，建议边上学边治疗，等毕业后再做彻底治疗。于是从１９９６年９月带病坚持上学。三年中他利用节假日到医院治疗，边吃药，边求学，靠着顽强的毅力完成了学业。但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无钱时用药就不及时，到１９９９年４月回家乡实习时，病情急剧恶化，血压上升，毒素增多，浑身乏力，恶心呕吐，视力下降。医生建议尽快转入大医院治疗，但家底儿早已掏空，从哪儿再借钱呢？这时，许昌师范和神 镇的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捐献了１６０００多元，使我儿得以到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入院一周后，医生宣布为“肾衰”后期，尿毒症，建议透析三个月后进行肾移植。但透析和换肾的价格使人惊叹，不得已又返回禹州，企图用中药、西药来保守治疗，维持肾功能。但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医生向我交了实底儿：肾功能已完全丧失，挽救的办法只有做肾移植手术，否则，性命难保。
我儿才２２岁，已患病１５年，尚未享受人间乐趣，尚未报答党和人民，却整日在死亡线上挣扎。若三五日不透析，积水压迫心脏，呼吸困难，就危及生命。每当这时；他就会哀求我们：“爹，妈，快去给我透析吧！我快活不成了！”你说我们做父母的能不心如刀绞吗！
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我儿患病之后，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部门及广大师生的关心和热情帮助。去年我儿病重时，我来到他的母校，向许昌师范的领导汇报了病情。校领导当即商定帮助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