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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最美好，可也最危险……
到最后一个环节了，这一票决定着男女嘉宾能否互选成功。我能肯定女４号会选我，因为前几轮她选的都是我，在讨论时，她还直接向我发问。我对她印象还算不错。其实，只要印象不错就行了，哪能要求原来素不相识的嘉宾在演播室里那一会儿就真的萌发了爱情！
果然，我和女４号互选成功。
这个节目的惯例是互选成功的男女嘉宾要互赠礼物。我送她的是个玩具，鲨鱼的牙齿，说不准你按住哪个牙齿，鲨鱼的嘴就会猛地合上，吓你一跳。我说，希望你在生活的道路上不断地探索新奇。她送我一个小荷包，并且说现在不可以打开，要回去一个人时再看。其实荷包里是张纸条，上面写着她的电话号码。
节目结束了，我们握握手，没有再说话。然后，各走各的。然后——没有然后了。
那个荷包，里面的纸条不知丢哪儿去了。荷包原是想用来装耳机的，可惜太小，装不下。
我知道哪怕是出于礼貌，也应该和女４号联系一下。可参加完节目，我就忙着搬家，接着是去北京学习。妹妹夏天毕业，我要帮着找工作。太忙了，忙得把这事儿忽略了。
不过，我并不后悔。心动的感觉是可遇不可求的，我还年轻，有足够的时间等待。
（记录：刘肖）
第二卷婚礼在动荡岁月里举行
赵恩容，女，７２岁
郑州八中退休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４日
我和老伴曾昌铭是１９４９年９月９日举行的婚礼，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庄重的人生大典举行得太匆忙了。但是，我们至今都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样一个历史关头，两个人不约而同地作出的人生选择，是正确的，是投向光明的。
话还得从头说起，１９４８年，我在南京读完高中后，考入了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念书。当时，我的一个表姐夫在民航局工作，曾昌铭是他的同事，表姐夫有意给我们牵线，就先把他推荐给我父母。我父母一见昌铭，十分中意，希望我们接触。我当时求学心切，就借故推脱，跑到学校去了。不曾想，入学不久，曾昌铭的信就来了，言辞诚恳，后来又寄来照片，身材高大，面孔俊朗，这与父母心目中的诚实憨厚印象很符合，又加上他是农家出身，觉得他比较可靠吧，所以我们两个就开始通信了。老曾那时２０多岁，虽然年轻，也已经历过许多大事，思想比我这个小姑娘成熟得多。抗战时期，他在昆明，为著名的“驼峰航线”服务，他们在大雪山上的导航站为美军飞机导航，这些飞机通过航线向中国输送了大量抗战物资。我们通信的时候，昌铭到了海南岛，担任机场通讯电台的台长。
到了１９４９年，大陆解放在即。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实行白色恐怖。在一片混乱之中，我单身一人在重庆，父母和老曾都十分挂念。７月，我又患上中耳炎，在炎热的天气里病倒在床，昌铭在海南订了机票，托重庆的同事让我乘机飞到广州。在广州我找到姐姐，住到了姐夫工作的医院里，身体才渐渐康复了。不久，我母亲也千辛万苦到了广州，催促我赶快成亲，了却父母的一桩心事。人在乱世，飘零之中总想找个依托，为了不再让父母操心，我也只好把目光投向海天茫茫的海南岛。
９月初，我和母亲来到海南岛。在海口机场，曾昌铭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果然是英俊潇洒、纯朴厚道的一位青年。母亲也对这个女婿十分满意。９月９日，在当地一家教堂，我披上了婚纱，当了他的新娘。那年，我２２岁，他３０岁。
蜜月未完，广州解放了，１０月１日，新中国成立。海南岛尚在敌手，我们和香港的“两航”（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总部失去了联系。机场被封锁，曾昌铭被软禁在导航塔中，行动受到限制。想着也许再也见不到大陆的亲人们了，我和母亲心里那个急呀！
１１月９日，“两航”总部在香港宣布起义。在海南的民航工作人员分批悄悄偷渡赴港。中旬的一天，我伴着母亲与昌铭告别，和另外一个同事一家数口准备赴港，新婚初别，心如针刺一般。他叮嘱我要倍加小心，到香港速找总部请示。他一则被软禁，二则要坚守岗位，只好挥泪而别。我记得那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琼州海峡风浪很大，我扶着母亲，还抱着同事家的一个小孩，七八个人上了一只小船，向泊在远处的外轮“海皇”号划去，那浪头比人还高，扑在船上，大家浑身都湿透了，加上紧张，一船人抖成一团，也不敢出声。我母亲都５０多岁了，还要跟着女儿担惊受怕。好不容易上了“海皇”号。由于我们没有赴港证件，只好挤在狭窄、黑暗的后舱。两天两夜，大家都晕了船，我还稍好点儿，就帮着照看老人孩子。经过了３００多海里，也就是６００多公里的颠簸，船到香港，在一处浅滩船员让我们两家偷偷上了岸，然后又开走了。这种异乡飘泊的滋味真不好受，也不知道昌铭在孤岛上怎么样了。
到香港后，才知道“两航”起义的策划人之一是我的表兄陆元斌，乱中相逢，恍若隔世。安顿好母亲，表兄让我速给曾昌铭去信，要他看护好民航器材，静观事态发展，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放弃岗位。当时在香港的“两航”人员人数甚多，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们，国民党甚至许诺以比当时高几倍的工资来拉人。我和表兄不受国民党特务拉拢，一心盼望去建设新中国，我还替昌铭报了名，坚决起义，投向光明。
临近春节，又传来消息，海口民航资产被陈纳德将军的航空公司接管，曾昌铭得以恢复自由身，又过了几天，他竟回到我们身边，久别重逢，全家人又是高兴，又是感慨，就像做梦一样。望着他憔悴的面容，我知道这段时间他的确忍受了千辛万苦，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
１９５０年３月，我们从香港来到广州。４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５月，老曾随大军过海，从海口到三亚，沿途接受民航通讯站的地面设备、器材，他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仓皇逃往台湾，沿途丢下的枪枝弹药比比皆是。一种胜利的感觉油然而生。多年以后，每每忆及这段经历，他都压抑不住兴奋。
以后，老曾为了新中国的民航事业，四处奔波，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也完成了未完的学业，分配到郑州八中教书，如今也是遍地桃李，儿孙满堂了。
（记录：张剑光）
第二卷拉板胡的也能搞发明
李永志，男：３５岁
安阳市文化艺术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５日
我这个人没啥背景，经历也很简单。老家在周口沈丘县，１９８３年考进安阳市戏剧学校，也就是现在的文化艺术学校，主攻豫剧板胡，毕业后留校教板胡。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１年，在河南大学音乐系进修。我创作的豫剧清唱《红旗渠——我心中的丰碑》和歌曲《香蕉熟了》曾在省、市获过奖。
开始搞自行车上的省力装置是在１９９２年吧。那时候我每天骑车上下班要走几十公里，时间长了就异想天开，要是能发明一辆省力的自行车就好了。
怎样让自行车达到既省力又高速的目的呢？我首先从熟悉自行车的原理、结构入手，对照有关书籍，边拆装边认真加以研究。经过反复试验论证，发现可以改动连架部分或脚拐部分结构，巧妙地运用杠杆原理，通过简单的机械运动，使脚动力在圆周运动中得以超能发挥，从而达到高速、省力的目的。
搞发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了找零件做样品，我成了废品收购站的常客，发现合适的就花钱买下来。有的收购站见我只要那么点东西，就故意抬高价钱，有时一个只值几分、几毛钱的东西要花几块甚至十几块钱才能买下来。买到零件还要找工厂加工，人家更是不屑于收这些小活，往往掏了高价还要赔上好脸好话好烟才勉强给干。粗略算算，这几年我搞这已经花了有七八千元，买冰箱也能买三四台啦
我爱人支持不支持？支持！不支持我敢这么干？我爱人的厂子效益不好，我这么捣腾一开始她也不愿意。我说，你看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不跳舞四不打麻将，除了拉板胡就这么点可贵的火花，你再把它浇灭了我咋办。我爱人知道我这个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对我就再也不闻不问了。经过不懈努力，１９９５年７月，我的“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终于成型，可它足有十几公斤重，体积又大，装到自行车上格外显眼。好不容易说服我爱人上去试骑，谁知道没蹬几下就把裙子给挂住了，气得她把车一摔说：“又笨又难看，这车子肯定没人要”当时我的心那个凉哟，真是没法说。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没有泄气，又满怀信心进行改进。往往白天上一天班，晚上一搞就到了半夜一两点，节假日更不用说，全搭上了。１９９７年７月，我的“自行车和三轮车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终于改进成功。它体积小，重量仅１．５公斤，装到自行车上几乎看不出来。为了检验它的“威力”，我和爱人来了场比赛。她骑着那辆“高速省力自行车”，我骑着一辆普通自行车，平时总追不上我的她这回倒远远地把我给拉在后边了。为进一步论证我的发明，我又带着“高速省力自行车”来到市体校专业自行车队，和教练员、运动员们一起切磋，听了我的介绍后他们很感兴趣，非要跟我来场友谊赛。我这个３５岁的“业余选手”跟一名专业运动员开始了比赛，骑了１０公里后，我虽然没能超过他，但也仅仅与他相差５０米左右。他们说，你要是换成普通自行车，早把你甩没影了。
当时正值暑假，为了避免自己的发明与别人雷同，在申报专利之前，我两次跑到郑州省科技情报中心，把所有包含“高速”、“省力”、“加速”字眼的发明给检索出来，一共有７００多项，光复印费就花了二三百元。通过查阅对照，发现其中没有一项跟我的类似，这下我可放心了。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我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自行车和三轮车高速省力传动装置”的专利申请；１０月２０日，我又把经过改装的“高速省力自行车”提出专利申请。经过一年多的专利审查，今年３月，两项发明先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证书。今年９月，在河南省第十届发明展览会上，我发明的“高速省力自行车”被省发明协会授予金奖。有关专家看后，认为该技术创造性地缓解了自行车高速与省力的矛盾，而且重量轻，造价低，结构简单，造型美观，又不改变人们习惯的蹬骑姿势，是自行车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这期间，很多企业来函来电或来人要求引进此项技术，目前仍在洽淡中。
你说怪不怪？一个拉板胡的教师搞发明，或许会有人说是不务正业。实际上你到学校打听打听，我不仅务正业，而且务得很不错。全校教师中仅有三四个连续３年考评优秀的，我就是其中一个，还被晋升了一级工资。现在，我教的许多学生在市、县剧团中都是拉板胡的顶梁柱，也算“桃李满市县”了吧。我不过是把别人喝酒、打麻将、看电视的时间节省下来，干了我喜欢干的事，干了我认为有意义的事，这没什么错吧？
（记录：陈伟民）
第二卷我也曾经下过岗
王晓黎，女，２６岁
西平县完全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９日
我一向对“三尺讲台”充满神往。１９８２年７月，我从驻马店师专英语系毕业时，西平县教体局分配我到柏城镇中。但不知何种原因，该校拒绝接收我，我在沮丧和渴盼中度过了漫长的９个月。
１９９３年４月，几经磨难，我重新被分配到西平完中。但也只是临时上班，并未拿到调令。当时，正好有一个英语教师休产假，学校的王荣花老师要我去教她班的英语。压抑了９个月的热情一下子迸发出来，我竭尽全力地备课，上课，从不要啥报酬。那时，虽然辛苦，但很知足。可就在那时，柏城镇中通知我去上班。我主动找到县教体局局长说：“我已在完中教上了课，请让我留在这里吧”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谁知，我料想不到，倒霉的事却接踵而至了。
那年暑假后，我教初一英语。教材已全面改版，增加了大量的英语对话，要求学生全面提高听、说、读、写的能力。对于口语好、性格又活泼开朗的我来说，真是如鱼得水。我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教法教课，课堂气氛紧张活泼，孩子们喜欢极了。班里的英语成绩在学校也名列前茅。辛辛苦苦忙乎了一年，但却没领到一分钱的工资。因为我的工资关系还没转到完中。
１９９４年夏天，母亲病逝，我痛断肝肠。紧接着学校通知我继续教初一，不让我跟班走。后来知道，是有人对我不满，常在校长面前说我散漫，不安心工作。我反思过去的一年，处在热恋中的我，男朋友的父亲也突然撒手西去，使原来公子哥似的他一下子无法适应周围的一切，常常到学校找我。我也尽量抽时间陪他，安慰他。这也许就是说我“不安心”工作的原因吧！想明白了，我也不抱怨谁，将苦涩和泪水咽进肚里，坦然地拿起课本，再次登上了初一的讲台。谁知道，我教的这个班是全年级基础最差的。不管我怎么努力，成绩依然没有起色。一向争强好胜的我也无可奈何。就这样，又过了几个月，１９９５年春节后，学校突然宣布一项决定：抽出几个老师办经济实体，以减轻学校负担。所谓的经济实体，其实就是摆地摊儿，卖东西，看车子。我也是被抽出的教师之一。
晚上回到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哭了一晚上，想了一晚上，决心离开学校。当我把想法告诉父亲时，这位一向坚强的军人表情一下子凝固了。他说：“你妈已经不在了，你还要往哪儿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舍不得父亲。可是，我怎能接受这“下岗”的现实呢？父亲的哀劝最终使我留了下来。我又回到学校开始了练摊儿生活。从那时起，平时开朗活泼的我再也没了笑脸。
我当了４个月的“摊主”，好不容易捱到了暑假，再开学时，由于英语老师过剩，也由于我的“斑斑劣迹”，学校便把我安排到了教导处，教导处虽然比坐地摊儿强些，但也只是打个杂，距课堂和孩子们仍很遥远。此时的我身心俱疲，便告假在县城做起了小生意。我卖过水果，卖过麻袋，卖过粮油，开过饭馆。在那些日子里，挣钱倒比在学校多，可我心里却异常空虚和孤独。
１９９６年９月，新的学期又开始了，王荣花老师又多次请求校长让我去教她接的初一班英语。王老师在学校德高望重，很多教师和领导的子女都在她的班里。有人对王老师的做法感到不理解，甚至要求把我换掉。王老师把我叫到家，语重心长地说：“不管别人说啥，我相信你，知道你有能力。好好干，我们一起把这一届学生送走。”王老师的鼓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我暗下决心，巾帼不比须眉差，从哪里跌倒，一定得从哪里爬起来。我要让学校的同事知道，我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种人。
重新上岗后，我利用课余时间制作了挂图、面具、头饰等多种教具，目的是为激发学生的兴趣。上课，也常常打破常规，不按课文的编排顺序，而是将前后课文贯穿起来，并以小品、对话、即兴表演等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任意发挥，自由想像。孩子们喜欢上了英语，常常下课后，还围住我问长问短。办公室里，操场上，经常有师生用英语对话的情景。班上的同学都能流利地进行简单的英语对话，彻底改变了“考试１００分，张嘴是哑巴”的现象。
（记录：史法泉）
第二卷那一年我在美国
王曦波，男，４２岁
河南省实验中学英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０年１月８日
我１９７８年考学报的是理科。入校后学校为了培养英语教师，解决当时急缺的英语师资问题，就从已录取的学生中挑选。当时高考英语成绩只是参考分，我英语考了１５分，在同学中就算高分了，就这样鬼使神差改学了英语。毕业后到中学任教两年后，我又考上了河南省教育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教育学院聘请了外籍教师，我的听说读写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要说真正驾驭了英语，还是去美国学习那一年。
我１９９０年调到省实验中学任教，从高一到高三送走了一届毕业班，学生成绩比较突出。恰好那年中美两国之间有个语言文化交流项目，全国要选派３０名教师赴美学习并进行文化交流一年，河南省分了两个名额。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报了名，最后通过了各项测试，就这样到了美国。
那是美国中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城，文化组负责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