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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儿，背后传来轻微的吱呀声——卧室门悄然打开的声音。走廊灯光呈打开的门的形状射在零乱的床罩上。淳平欠起身回头一看，见沙罗背对光站着。小夜子屏住呼吸，收腰让淳平拔出，然后把床罩拉到胸部，用手拢一下头发。
沙罗没哭也没喊，只是站在那里，右手紧攥球形门拉手，目视两人。但她实际上什么也没看，目光只是对着某处的空白。
“沙罗，”小夜子招呼一声。
“伯伯叫我来这里的。”沙罗说。声音平板板的，犹如直接从梦中拧下来的什么人。
“伯伯？”小夜子问。
“地震伯伯。”沙罗说，“地震伯伯来了，叫醒沙罗，让我告诉妈妈：正打开箱盖等着大家呢。还说这么一讲妈妈就晓得的。”
这天夜晚，沙罗睡在小夜子床上。淳平拿毛毯睡在客厅沙发上，但睡不着。沙发对面是一台电视，他久久地盯视着电视死去的荧屏。他们就在其背后。淳平心里明白。他们打开箱盖等待。他脊背上一阵发冷，过了好久也没有暖和过来。
淳平索性不睡了，去厨房做咖啡。坐在餐桌前喝咖啡的时间里，他发现脚下掉着一个瘪瘪的什么东西。小夜子的胸罩。仍是做游戏时那个样子。他拾起来，搭在椅背上。了无装饰的、款式简洁的、失去意识的白色内衣。尺寸不怎么大。搭在黎明前的厨房椅背上的它，俨然一个匿名证人，一个早已逝去的某段时光所遗留下来的证人。
他想起刚进大学时的事，耳畔响起在班上第一次见面时的高槻的声音。“喂，一起吃饭去。”他声音温和地说，脸上浮现出一见如故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仿佛在说这个世界将一天比一天美妙起来。那时我们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来着？淳平记不得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点倒是可以肯定。
“干嘛找我吃饭？”当时淳平问道。
高槻微微一笑，很自信地用食指戳着自己的太阳穴：“我具有一项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地道的朋友。”
高槻没说错，淳平把大号咖啡杯放在面前想道，他确实具有发现地道朋友的才智。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在人生这条漫长的旅途中，持续爱一个人和发现地道的朋友还是两回事。他闭目合眼，开始思考从自己身上通过的漫长的时间。他不愿意认为那是无谓的消耗。
天亮小夜子醒来就立刻向她求婚。淳平决心已定。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浪费时间了，一刻也不能。淳平不出声地打开卧室门，看着裹在被子里熟睡的小夜子和沙罗。沙罗背对着小夜子，小夜子手轻轻放在她肩上。淳平抚摸小夜子落在枕上的秀发，又用指尖碰了碰沙罗粉红色的小脸蛋。两人都纹丝不动。他在床旁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弓身坐下，背靠着墙，守护着睡眠中的两人。
淳平一边眼望墙上挂钟的时针，一边思索讲给沙罗听的故事的下文。正吉和敦吉的故事。首先要给故事找个出口。敦吉不应该被轻易送进动物园，必须得救才行。淳平再一次从头追溯故事的流程，如此时间里，脑中萌发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并一点点具体成形。
敦吉心生一计：用正吉采来的蜂蜜烤蜂蜜饼好了。稍经练习，敦吉晓得自己有烤制脆响脆响的蜂蜜饼的才能。正吉拿那蜂蜜饼进城卖给人们。人们喜欢上了蜂蜜饼，卖得飞快。这么着，敦吉和正吉不再两相分离，在山里边作为好朋友幸福地生活着。
沙罗想必喜欢这个新的结局，包括小夜子。
要写和以往不同的小说，淳平心想。天光破晓，一片光明，在那光明中紧紧地拥抱心爱的人们——就写这样的小说，写任何人都在梦中苦苦期待的小说。但此刻必须先在这里守护两个女性。不管对方是谁，都不能允许他把她们投入莫名其妙的箱子——哪怕天空劈头塌落，大地应声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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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久天长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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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那年，我去了云南。我去的那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平原，有翠绿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真是美极了。我是兵团战士，穿着洗白了的军衣，自以为很神气，胸前口袋里装着红宝书，在地头休息时给老乡们念报纸。我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除此之外，那几年我干的事情就像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出去啦。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我终生难忘，印象是那么鲜明，一切宛如昨日。
事情发生在那年春天。队里有个惯例，农忙时一天要给牛喂两顿红糖稀饭，要不牛就会累垮。那一天，教导员从营部来，正好看见我的朋友大许提了桶稀饭去喂牛。他一见瞪起眼来就喊：“给牛喝稀饭！哪个公子哥儿干的事儿！”
他等着大许跑到他面前来认罪。可是大许偏不理他。教导员喊一声没人理，又直着脖子吼起来：“谁干的？”
大许走过去说：“我提来的稀饭。耕牛都要喂稀饭，不然牛要垮的。”
教导员斜着眼打量了他一番，冲他大喝一声：“牛吃稀饭！人吃什么？你给我哪儿来的送哪儿去！”
大许被他溅了一脸唾沫星子，不由地发怒：“哪儿来的？那边大锅熬的，一头牛一桶。”
教导员大怒：“你放屁！拿粮食喂牛就是要改！把桶提到伙房去！给人喝！”
大许冷笑一声：“人不能喝啦，教导员。桶里我撒了尿啦。”
大许没撒谎。牛就是爱喝人尿。我猜这是为了补充盐分，另外据说尿素牛可以吸收。因此，我们在没人的地方常常撒尿给牛喝，有时就撒到牛食桶里。教导员以为大许是拿他开心，伸手就揪大许的领子，要把他提溜走。大许当然要挣扎，两人撕扯起来。教导员大骂：“你这流氓！二流子！”大许回嘴：“你知道个屁！你就会瞎喳喳！”
后来，别人把他们劝开了。教导员怒气不息，坚持要开大许的批判会，队长百般解释，他执意不听。直到队长急了，冲着他大叫：“教导员同志！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工作！我要向团党委汇报。”教导员这才软下来。可是晚点名时他又说：“你们队，拿大米喂牛！我批评以后还有人和我顶起来，好嘛！有两下子嘛！这叫什么？这叫无政府主义！”老职工在下边直嗤他：“他是怎么搞的，喂牛的饲料粮是上面发下来的嘛！”“咱们的牛都瘦成一把骨头了，还要犁地，他娘的不犁地的还要吃四十二斤大米哩。”
二
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于是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碴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
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脬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
教导员吼了半天，大许没理他。他把大许轰走了，又把邢红叫了去，对她也像对我一样说了一气。邢红回答得很干脆：“我记不清是谁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导员说：“你再想想。”
她说：“实在想不起来。要是你一定要找个承担责任的人，就说是我撕的好啦。”
教导员吓唬她：“这是个政治事件！撕毁宝像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是无意的。”
“谁知有意无意。你知道犯这个罪要怎么处理吗？”
“不知道。”
教导员气得直咬牙：“你这种态度……哼，不用上纲，本身就在纲上！你回去考虑吧！”
第二天，教导员宣布我们三个人停工，在家写交代。让我在宿舍里写，大许在办公室，邢红在会计室。还好，没派人看着我们。
我坐在宿舍里，心里好不凄凉。说实在的，让我停工交待可把我吓坏啦。我倒不是热爱劳动到了这个份上，实在是吓的。要是教导员背地里骂我，说我是流氓、坏分子，我也顶多是害怕一阵。这一不让我下地，可就和群众隔离开了。我只要能和一般人一样吃饭睡觉干活，就会觉得心安理得。这一分开，我，我，我成了什么啦？我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么一个需要隔离的人？想着想着我就没出息地哭了起来，就着这股心酸劲就写起来了。啊呀，提起这份检查我要臊一辈子。我写“敬爱的教导员”，还说我出身工人家庭，对毛主席是忠的，对领导是热爱的。又说自己工作一贯还好，受过教导员表扬等等，写了一大堆摇尾乞怜的话。后面说自己在宝像这个问题上粗心大意，一时疏忽，没有看清谁撕的，心里很难过，“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最后是说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等等。还算好，我没把大许给卖了，可是也够糟的了，我说“没看清谁撕的宝像”，言下之意就是不是我撕的。我都奇怪，当时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写完以后，我正坐在窗前发愣，忽然听见有人在我脑门前边说话：“哎呀，你都写完了？快拿来我看看。”
我一看，原来是她站在窗外，笑嘻嘻的。她说：“怎么？你哭了！”
我羞得满脸通红，把头转到一边去。忽然我想也跑出来是不许可的，尤其是不能来和我说话，就瞪着她说：“你怎么出来了？”
她一迈腿坐在窗台上说：“为什么不能出来？”
“哎呀，不是让咱们老老实实坐在各人屋里写检讨吗？”
她撅起嘴来哼了一声：“听他的。又没人看着。出来玩玩有什么不可以？”
我说：“呀。这可不成！要是叫教导员知道了事情就更大了。你快回去吧。！”
她吃惊地挑起眉毛来：“怎么啦？教导员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他能不能把咱们怎么办。当然了，也不能和他顶僵了，这个检查还是要写。可我还真不会写这玩意呢，你写的检查让我参考参考好不好？”
我不想给她。可是她真漂亮……于是我勉强答应了。她伸手去抓我的检查，我说：“你别拿走。”她嗯了一声，坐在窗台上看。我又说：“你下来吧，来个人看见就要命了！”她就下来坐在床上看。我的检查有五张纸，着实不短呢。她看着看着就笑了，还说：“好玩！小王，你这‘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可写得真棒！哈哈，你可真会装哭丧脸儿。”原来她把我的种种沉痛之词当成了讽刺！当然她不能体会我失魂落魄的心情。看完了以后她把它还给我，想了想，皱起眉毛来说：“可是你这检查整个看起来还像是告饶。当然了，告饶就告饶，没什么。可是你怎么写了个没看清谁撕了宝像？这点儿你得改改，要不然教导员会认定是大许撕的，他就更不肯甘休了。”
我的脸马上红了，连忙拿笔把“看”字划了，换了个“记”字。她笑了笑说：“这就对了。看来你这篇我不能参考，写的全是你的话。我去看看大许写的什么。”她跳出窗户，又回过头来说：“喂！下午到河边去游泳啊？”
我一听头都大了。去游泳！这是犯了错误反省的态度吗？我要是不去，她和大许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又显得太那个，何况大许又是我的朋友。我要去呢，一下午三个人都不在，万一教导员知道呢？再说我很害怕和个女孩子去游泳。不过我又很有点向往。结果我说：“不去好吧？万一有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