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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怎样当农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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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位姑娘对我说过,她非常喜欢生活在小镇里,因为小城镇的生活宁静、淡泊,贴近大自然,是个清静方便的角落。当今中国的年轻人崇尚西方的物质文明;而西方青年追求精神的净化,使他们更乐意躲避都市烦扰的生活,到偏远的乡村开辟精神乐园。这种追求自然、追溯人类自身历史的行为,近于一种反思和忏悔。而乡村小镇的平和和朴实与恬淡宁静,便是完成这种追求的最好之所在。    
    


第四部分欧洲人怎样过日子

    郑苏春    
    欧盟统计局新近对欧盟成员国6万个家庭约13万成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特点。    
    并非生活在天堂    
    欧洲人并非生活在天堂里,也不是每个家庭的日子都过得很红火,“入不敷出”的阴影总是笼罩在一些家庭的上空。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在今天的欧盟国家,31%的家庭能够“比较容易地”维持家庭的收支平衡;17%的家庭可以“轻松地”过日子;只有6%的家庭声明日子过得“非常轻松”,这些日子过得“非常轻松”的家庭在德国和丹麦的比例最高,德国有15%的家庭日子过得“非常舒服”,丹麦为14%。然而,另有28%的家庭表示,维持家庭收支平衡“有些困难”;11%的家庭感到“非常困难”。这些回答“非常困难”的家庭,都生活在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    
    荷兰人最爱存钱    
    如果要问欧洲人是否有存钱的习惯,回答千差万别,因各国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民族习惯而定。据调查,在欧盟国家中,荷兰人最爱储蓄,他们总是在温饱之余,把钱存进银行里生利。在荷兰,有57%的家庭是积极的存钱户;在奥地利,也有53%的家庭习惯把钱存进银行;而办事认真的德国人,在存钱问题上也一样认真,51%的家庭认为“一定要存钱”。欧盟国家中因为生活困难而“无法”存钱的家庭主要生活在东南欧国家。在希腊,90%的家庭“不存钱”或者“很少”储蓄;葡萄牙有84%的家庭过着不存钱的日子。另外,法国人和西班牙人也不爱存钱。    
    比利时人最崇尚节俭    
    欧洲人中最节俭、最爱自己动手维修住所的要数比利时人。在这个国家里,32%的家庭自己动手对房屋修修补补,从简单的粉刷到动手盖房。比利时人自己说:“比利时人心中有块砖。”意思是说,比利时人特别注重购房建屋,对房屋的保暖和维修非常在意。32%的丹麦人也爱在家里修家具,或者“搬砖弄瓦”。法国人也爱自己动手,30%的家庭维修工具齐全,家具或者房屋有了小问题,随时动手解决。据另一项抽样调查,法国的家庭主妇喜欢心灵手巧、能够“修修弄弄”的男人,因此有人说,善解人意的法国男人拿起锯子和铁锨是为了让太太高兴。欧洲人最不愿拿起榔头干活的是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荷兰失业率最低    
    欧洲人对待自己从事的工作基本上是满意的,因为工作是自己找的,水平和能力可以胜任,工作起来不费劲。调查显示,荷兰人安居乐业,所有受调查者都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满意。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而荷兰的失业率只有3.3%,是欧盟成员国中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卢森堡会外语的人最多    
    能够使用多种语言,在欧盟大多数国家通行无阻的,要数卢森堡人。小国卢森堡只有近50万人口,各项经济指标却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好的。欧盟的调查称,90%的卢森堡人在工作中能够熟练使用多门外语。    
    欧洲人最注重生活质量    
    欧洲人注重家庭生活质量。调查表明,欧盟25%的家庭对住所外或邻居家发出的声响“非常反感”。欧洲人对居住地的环境保护非常重视,对污染问题特别关注。这几年,欧盟国家的生态党、绿党异军突起,在欧洲政坛上分量加重,与欧洲人的支持分不开。欧洲人为过日子操心多多:房顶漏了要修,各种管道环了要修,各种税单要付,账单要清,送孩子上托儿所又怕上班迟到,等等。    
    


第四部分休闲的欧洲(1)

    车耳    
    欧洲人工作时间最短    
    以前人们提到工作狂就想到日本人,称日本人为拼命三郎,现在这个绰号应该加到美国人头上。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从1987年到1997年,美国工薪阶层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从43小时增至47小时,年工作时间增至1966小时,比日本多出77个小时。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报告显示,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工业国中工时最长的国家,且与工时最短的西欧国家的差距日益增大。美国人年平均工作时间比西欧多8周,而且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的美国人从10年前的24%增至现在的37%。    
    法国10年前就是发达工业国中工时最短的,每周39小时,但法国人还嫌长。1997年国会强行通过法律,将每周工作时间降低到35小时,2000年开始在大公司实行,2002年全面实行。法国社会党政府认为,以立法形式强制调降每周工时可促进企业进行人事调整,雇用更多的员工。他们乐观地估计,将每周法定工时从39小时降到35小时,5年内可创造140万个就业机会。    
    社会党的主张获得大多数工会的赞同,却遭到企业主的强烈反对。80%以上的企业主质疑降低工时就能增加就业机会的观点,认为这只能削弱企业竞争力。法国已经是世界上工时最短、退休年限最低的发达国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工作应该更有效率,而不是工作时间更短。法国的冶金与矿业联盟主席林哈德做了计算,如果工时从39小时降到35小时又不减薪水的话,相当于每年增加5周的带薪假期。七八月份是法国的大休假期,这两个月找人约谈都成问题,很多企业索性关门大吉。再增加一个多月假期,生意就更难做了。    
    支持降低工时的人爱援引德国的例子。德国工人为了避免大规模裁员,接受资方削减工时的方案,同时少领工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1994年为避免裁员3万人,削减了20%的工时,员工同时少领20%的薪水。结果降低了15%的成本,折合20亿马克,反而增雇了1万名半工。这种方式被称为分享就业。    
    继法国之后,意大利也打算把每周法定工时缩短为35小时,意大利雇主协会预计劳动成本将因此增加11%。    
    到西欧的游客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星期天无处购物,只好逛街和参观博物馆。在德国,星期天商店营业属于违法。法国一家维京音像唱片连锁店为申请星期天营业,上诉了很久才获批准,结果星期天的生意非常好,人满为患。反过来看美国,工时规定比西欧宽松得多,纽约曼哈顿通宵营业的小型超级市场并不稀奇。我曾在半夜4点买过早餐,换过零钱。这时街上行人已经寥寥无几,但是店里灯火通明,店员毫无倦意。这种小型超市东西一般贵一些,但至少顾客能买到急需的东西。与德国一样,巴黎也没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超市,惟一24小时营业的是一家礼品加药品的商店。开在香榭丽舍大街靠近凯旋门的地方,许多游客都不知道。    
    在美国,经常碰上工作到半夜的人,尤其是在华尔街。在股市高涨的1999年和2000年,美国老板一天能提供3顿饭,股市交易员早上4点多钟就离家上班。我早晨8点上班时,常看见餐馆送外卖的推着一车水果和点心,想必是这些交易员们的早餐。而那些分析员通常不用早起,但要工作到晚上,晚饭由公司叫外卖,因此他们尝遍了附近各国风味的餐馆。8点一过,这些分析员有权乘出租车回家,不管住得多远,公司都报销。所以在曼哈顿金融中心周围,天天晚上都停着大批林肯车,黑压压的一辆接着一辆。我认识一位女分析员,一次由于工作过于劳累而昏倒,被送进医院,晚上病情稳定后被送回家,接到老板电话,老板在关心之余,问道:明天能不能来上班?    
    美国有一批年轻时拼命挣钱的阶层。法国人并不欣赏这样的工作态度,他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没有品质,闲暇和假期是生活品质的标志。法国人不愿意加班,晚上漫步街头,所见的建筑工地都是一片寂静,中国工地挑灯夜战的景象在法国见不到。法国人真是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类传统。夜班工资要比白天工资高得多,雇主不划算,所以宁可拖延交付期。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高级顾问阿达利曾表示,英美的自由经济体制不值得法国学习。他说在法国当一名失业者比美国的低薪者过得还好。如此价值观在法国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声音。    
    北部人习惯依赖社会福利    
    在我看来,欧洲人从南到北都存在问题。北部人习惯于依赖社会福利。瑞典和丹麦是全世界课税最重的国家。像瑞典,所得税率高达55%,这意味着收入的一半以上都交了税。南欧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人惯于晚起晚睡,但他们晚睡不是为了工作,而是吃喝玩乐。他们也有午休习惯,夏天中午银行关门,换钱的地方都没有。里斯本这样的大城市,许多房子中午窗帘都放下来了,午饭和午休要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打电话也找不到人。


第四部分休闲的欧洲(2)

    对北边的欧洲国家来说,要改变现状也很难。社会福利曾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也是国家富裕的标志。只有富足的国家才能慷慨地进行财产再分配,以体现公正和均贫富的理念。战后这些国家走出了一条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党色彩的再分配的路,被经济学家津津乐道,奉为经济楷模。但是现在他们发现,福利国家的代价是整个社会效率的降低,人们工作意愿的减少。他们想改变这一状况,却遭到民众的反对。在瑞典进行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居民赞成减税,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就业机会。但很多人认为,如果减税意味着降低社会福利,他们则反对减税。社会福利是老百姓的既得利益,有不可逆转的特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就像工资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称为工资刚性一样。社会福利也有刚性特征,减少社会赠予,削减社会福利,都会引起社会反弹。    
    南部人喜欢享受生活    
    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问题没有北部那么严重,但他们对生活享受的追求大过对勤奋工作的热情。他们有比美国更慷慨的福利制度、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和最低工资的保护。像法国,最低工资在不断上调。为迎合选民,一项重要决定就是调高最低工资,每小时最低工资由37.43法郎,上调4%,而当时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鼓吹市场经济的美国经济学家最看不惯法国的最低工资制度,认为那是经济学家的异端现象,是保护落后。美国虽然也有最低工资,但水平较低,比如纽约州法律2000年4月刚把每小时最低工资从2.9美元调到3.3美元,连法国的一半都不到。但美国人平均工资却远远高于法国人。    
    法国不仅用最低工资保护低收入阶层,还以累进制税收向高收入阶层课重税,挣钱越多,交税比例越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增加了一项巨富税,这种税纯粹针对富人设计,有的人因为家产大,单交巨富税一项就比其年收入高,使得一些有钱人移居国外。    
    法国还是一个更保护雇员的社会。请人来工作容易,解雇就难了。在法国这个讲究形式的“文牍主义”国家,解雇员工需要提前三个月通知本人,以挂号信将通知寄到本人手里。不像美国,倾向于保护雇主利益,上午告诉你,下午就请走人是常事。相比之下,法国人倒是人道多了。    
    对于被解雇的态度,欧洲人和美国人也不大一样。在西欧,频繁地换工作被认为是不成功的表现,被解雇是丢面子的事。而在美国,如果多年待在一家公司则被认为不具备挑战性,被解雇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马上再去找工作,这与中国人“树挪死,人挪活”的理念一致。在西欧,为减少工时和增加工资,人们习惯通过舆论,以政治手段来解决,以罢工和示威为表现形式。而美国近年来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罢工示威,社会对此不抱同情心。我见过道—琼斯指数公司的员工罢工,他们一二十人围成一小圈转着走,像幼儿园孩子做游戏一样。既没人采访,也没人围观。而罢工是法国人的一项基本民权,规模浩大不说,还经过媒体大肆渲染,社会表示支持和同情,极少谴责声。    
    在人类近现代史上,众多科技进步与社会进步都以欧洲为先导。我以为,欧洲在创造科技进步的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聪明的懒汉。    
    


第四部分朝鲜农民还在挣工分(1)

    “永生塔”下农居稠    
    从平壤出发,经过4个小时的漫长车程,记者一行来到青丹郡的深坪里农场。举目望去,翠绿的玉米地连绵无际,垄上的红旗与金黄色的麦浪在风中唱和呼应;农民们有的在挥动镰刀收割小麦,有的在水田里头埋头插秧,小孩子们则在一旁把捆捆秧苗递到大人手中;这边几头黄牛在忙碌地耕地,那边数台农机在田间工作……好一派农忙景象!    
    走进农场场部,迎面便看到一座约20米高的“永生塔”,上面刻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在以“永生塔”为中心、方圆500米的范围内,整齐地排列着几百座造型相似的灰色瓦房,每座瓦房都有由四周的土墙围成的独立院落。家家户户在小小的“自留地”里种着玉米、韭菜之类的农作物。深坪里党委书记沈养甫介绍,所有这些瓦房都是由国家统一投建的,592个家庭一户一套,没有明显差别。    
    “社会主义讲求公平”    
    和朝鲜其他农场一样,深坪里农场实施工分制。这个农场共有2359人,其中劳动力1650人。农场人民委员会分设不同作业班,班下设组,每个组大约17~20人。每个农民工作所得的工分等级由组长和三名组选评分员合议评定,按照插秧、除草、收麦、耕地等不同工程、工作的质与量等各方面因素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    
    一般想象,农民的收入会因为所得工分不等而相应地拉开差距。但是深坪里农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桂元铁说,朝鲜是社会主义国家,讲究的是公平。虽然壮劳力可能会在劳动量上占有一定优势,但由于工分直接关系收成分配,所以农场在分配工种和时间上还是在照顾公平的前提下尽量协调,使得工分差别不是很大。当记者问,在公平和效率不能得到兼顾的情况下如何选择时,桂元铁的回答非常坚决:“选择公平!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家家户户有电视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03年,深坪里农场粮食总产量达到2809吨,不分水田旱地,平均亩产450斤,这比起我国东南部的省份亩产千斤的水平要低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朝鲜的农田土壤肥力不足,而化肥未能跟上。    
    深坪里农场作为朝鲜农业大省——黄海南道的先进生产典型,不仅在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上走在了其他农场的前面,而且也对国家粮食储备贡献很大。


第四部分朝鲜农民还在挣工分(2)

    按照人均每年口粮260公斤的标准,深坪里农场2003年留下613吨农民口粮,这些粮食再按劳动力、老人、学生和小孩的不同标准进行分配。平均下来,每个劳动力每天的口粮为931克,老人为600克,学生为400~500克,小孩为300克。    
    此外,农场还留下112吨种子用于与专业种子农场进行交换,以避免种子退化导致减产。    
    农场把其余粮食全部作为公粮上缴国家,售粮所得除支付成本和农场提留外,其余部分在年底按照劳动者工分所得进行分配。据介绍,2003年深坪里农场收入最高的家庭,5个壮劳力共拿到25万朝元(按照朝鲜官方比价,150朝元约合1美元),年均收入达到5万朝元的这个数字已超过平壤市一位普通机关工作人员的年收入。    
    此外,通过鸡、鸭、兔、羊等多种养殖和梨、桃、杏、李等多种种植所获得的副业收入,也使农民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沈书记自豪地介绍说,如今农场家家户户都已经用上了电视机,其中不少是彩电。    
    当记者问起沈书记农业税收问题和农民负担问题时,他的脸上充满了自豪:“朝鲜是无税之国!”但他随即又补充说,农民种地需要向国家上缴一笔“土地使用费”。据介绍,深坪里农场2003年土地使用费的支出是1500万朝元。    
    附录:    
    据《日本时报》2004年10月23日报道: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朝鲜开始仿效中国从2004年春季开始在部分合作农场试验性地引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经营方式。    
    报道称,正在推行这项制度的是平壤近郊的合作农场,虽然目前规模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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