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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及教育的唯一的结果只可能是这样，就是在教育普及之后，没有无知识的穷人，但是有大批受过教育的穷人；而普及教育的唯一好处则是，这些受过教育的穷人将不会再愚蠢到肯那样驯顺地忍受贫乏和穷困，并且也不会再卑屈到肯为了他们的生活而向人那样低心下气地奉承和求乞。
就象深沟是由掘土堆山而成的一样，贫困也是由财富的堆聚而生的。
无知识是财富的高峰上的一块绊脚石，是贫穷的泥淖里的一潭臭积水。
2）出版自由
好！我们是全心全意地赞成，因为没有出版自由我们还有什么作用呢；不过单凭出版自由，只是说，而并没有做什么。
正是那在物质需要上没有缺乏的，并因而在肉体上是自由的人，他才更感觉到同样也有在精神上自由的需要。这样的人就永远要求出版自由；这是他所缺少的盐，好为他的食物作调味之用；但是你们，你们要这盐有什么用呢，如果那些人根本不给你们食物？
如果你们有一天能强迫你们的敌人给你们每天所需要的面包，上天作保，他们也就不会拒绝给你们盐了。
那种你们应该为了全体人而去要求的自由，必须是一种统一的、普遍的、不可分的自由，而不是某种特殊的自由。任何其他的自由都或者是错误或者是欺骗。
在金钱制度下出版自由是不会完全的，因为可以用钱去收买那些下流作家。在这个制度里如果有一篇文章传播了真理，就会有其他的十篇文章来传播错误、谬论和谎话。
今天的这种出版自由，与其说是用来教育群众，无宁说是用来豢养少数人。人们所以写作只是为了生活，因为人们没有钱就不能活下去写作。但是谁有钱呢？有钱的人。因此试图用他们的沉重的钱袋给文学定方向的人，正是这些有钱人。
谁要是为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利益而写作，而他的作品如果能很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就能得到很多钱；但是如果有谁敢于为贫苦的人民而写作，他就会看到这个在金钱制度里的自由究竟是一种什么自由了。很多印刷所需要预付印刷费，他说，“因为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作家。”书店也宁肯按扣佣代销任何别的作品，而不愿意代销一本保卫穷人利益的书。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写作的人，却没有钱来买书，而有钱买书的人，这种书又打断他们的兴致。
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对于一切精神食粮的兴趣已经被消磨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几乎根本不看书。如果出现了一本写给穷人看并且也是为了穷人而写的作品显得危害到富人和有势力者的利益，他们就采取各种手段，以便回避已经承认了的出版自由。人们用一切利益来收买作者，好使他最后终于停止写作；人们说服那些印刷所，不要承印这样的著作，如果它还继续印，人们就威胁它，把其他赚钱多的印货一概不交给它们承印。
我们的“年轻一代”，就是用这个名称命名的那报刊，可以为金钱制度里的出版自由唱一曲小小的赞美诗。
这份刊物，在它出生之后不久，就不只是在伯尔尼和日内瓦遇到了一些怎样的障碍和阻难！
曾经有八个不同的人员经过了警察的传讯，有几个人是为了印刷，另一些人是为了传送这份刊物；为了这样好恐吓这个刊物的读者，阻止他们订阅这个刊物。
由此而来的下一步结果，是日内瓦少数几家有德文字模的印刷所都拒绝承印。有一个印刷所是害怕重新失掉摩尼安教会①的生意，后者已经更换过一次印刷所，因为这个印刷所曾暗中承印了当时三月三日社的宣传品；另一个印刷所是害怕失掉政府的生意；而另一个那时候也许正在希望得到政府的定货。只要出版自由一旦要威胁到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他们是懂得如何在出版自由和利益之间权衡轻重的。
①摩敏（摩敏派），瑞士的虔敬教派。
此外，在伯尔尼还发生过警察局对编辑和库存期刊的追查；幸而两者都已经在通向限制比较宽的瓦德兰市的大道上了。否则他们也许当时就被宣布为一份很好的猎获物。难道这样也算是一种出版自由？对于富人可以说是，但是对于穷人不是。
由于这种种策略活动，“年轻一代”不得不两次迁移它的出版地。但是因此发生了什么样的不安和损失，特别是对于没有钱的人，这是每个人所易于想到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充分的出版自由之下，按照法律上的文字，它那出版自由比我们所需要的自由还更多；但是关于金钱制度在那些迂回曲折的道路上所设下的关卡和检查，在法典上是没有半个字明文记载的。
现在我们再算上法国基佐内阁方面的迫害，它为了向外国列强讨好，在我们的刊物已经多次被允许进入法国之后，忽然拒绝运入，而事先并不通知我们。它只是简单地命令边境官员，将来没收这种刊物。这样，和以前一样地经由合法的道路运去的一千二百份刊物就在边境上扣下了，并且据我们探悉，都在贝桑松焚毁了。有权势者对于私有财产就是这样来尊重的，而我们却鄙视任何种类的小偷。
如果说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论自由都不可能，怎么还会有出版自由！你且去和一些开明的、结过婚的、有固定职业的瑞士人谈一谈，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怎么样必须小心翼翼、不要高声说出他们政治和社会信仰，为了恐怕失去雇主、工作和面包。如果说按照这种情况，在不平等的制度里言论自由已经不可能，而言论除了时间而外是根本毫无所费的，那就何况出版自由，当然更不可能了；因为写文章印书是费钱的，而钱只有富人才绰绰有余，穷人是永远没有钱的。29）
总之，对于富人，出版自由是一件可能的事，而且他愈富也就愈可能，但是并非对于一切人都可能，不是对于不大富的人，也不是对于小康的人，尤其绝对不是对于穷人是可能的事。
算了吧，亲爱的弟兄们，别让那些政治骗子把我们再领到光明的背面去愚弄我们了，在那里他们永远是嘴里塞满了出版自由、祖国、民族等等的糊粥还加上种种这一类烹调好了的空话。人们迄今都在用所有这样一些政治菜单对我们颠倒黑白。一方面，是一些没有经验的、空洞的和爱虚荣的小伙子们在高等学院里学会了政治的祈祷文，并且按照他们所学过和读过的在我们面前祈祷，我们就随着唱阿门，因为我们不大明白那些话。就用这种方式，这批人欺骗他们自己也欺骗我们。另一方面是一些更狡猾的、地位更高的人，他们利用这些人的政治谬论，和另一些人那随声附和唱出来的阿门，他们却更懂得把时间用到对他们的利益更有好处的地方去，而不是用在空谈上；他们对我们装作同情，以便为反动争取时间。因此最后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恍然大悟，变得聪明起来，再也不听任何空话，凡是不以达到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为目的，凡是不给我们物质利益的任何东西，我们一概都不支持。
有些骗子，他们哓哓不休地对你们说：你们首先需要精神的自由，然后再要求你们物质境遇上的改善。不要听信这些可怜的、可鄙的说谎的使徒；你们向他们要面包，他们给你们一块石头。无论什么地方和怎么样，只要可能，你们就用一切方式力求改善你们的生活境遇，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行动的机会，你们就要行动起来。
言论和写作自由、职业自由、贸易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以及许许多多人工制造出来的自由，这一切都是说我们先吃一点亏，金钱制度就会乐于许给我们，因为它希望，通过这些魔术戏法迷惑30）我们，让我们忘掉我们的真正的利益。
你们必须要求一切人的自由，没有例外的全体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有用取消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用废除金钱和恢复地产的共有共享才能达到的。其余的一切政治旧货都是这个主要事项的附带事项。看一看英国吧，你们这些瞎子，你们相信随着出版自由不久就可以获得一切，但是这个民族自从一百五十年以来已经有了出版自由了，而且是在任何其他只要是金钱制度存在的地方所尽可能有的这样完全的出版自由，但是这个国家的穷苦人民并没有比德国人民的最穷的阶级稍见开化些，在经历了一百五十年出版自由的善举之后，仍然有许多人为饥饿而死。三百年前英国国内的困苦和贫穷就已经很剧烈了，从那时候起就实行了救济税而且还不断地日益提高。31）因此，难道我们应该不去要求普遍的自由，而去要求出版自由吗？在人们还没有给我们面包的自由之前，就去要求盐吗？你们且四面看一看：一切要求盐的人，却并不象你们一样甚至于还没有必要的食粮呢。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好了筵席，但是我们却还缺少好心的大自然给我们定下的全部膳食。一旦我们有了这些，我们也就会有盐了；一旦我们有了一般的自由，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要求那些由欺骗的制度所幻想出来的种种特别的自由了。特别的自由只有在不平等的制度里才有，在那里面，谁钱最多谁就最自由。
当然我们要出版自由，这是用不着多说的，但是我们要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自由；而这在金钱制度之下是不可能的。
3）对一切穷人、病人和弱者的照顾
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但是不经过现存事物的革命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穷人太多，在我们文明国家里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他们所挣的钱不够他们的需要。法国三千三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二百万，英国二千七百万居民之中有一千五百万这样的人。如果人们真心要救济全部这些人，这不是通过救济院所能办到的事，而是只有通过各种劳动部门的联合组织。但是这样，其结果就将是一种正式的、完全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因为这样的联合组织就会逐渐地剥夺掉富人依靠牺牲贫穷、孤独、无告的人而使自己发财致富的一切手段。因此这终究将是一种真正的革命。但是革命是有钱人所绝对不乐意的事。如果说他们也谈到帮助和救济，那只是指那样一些由于疾病、年老、体弱而不能工作的穷苦人。但是如果人们只是救济那些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那是对于现状决不会有什么大改变的，社会的罪恶和它的巨大牺牲甚至不可能有一个短期的削减，更不必说完全消除了。
设立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一般的用处，因为那些不幸的人在这些机构里一般比他们在外面那种衣食不给的状态中还更觉得不自由。因此才发生这种现象：社会上充满了不幸的失业者，但是向这些机关请求收容的人却并不拥挤。在金钱制度里设立和维持这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的经费，不得不由中层阶级和富人来出，但是他们又把这种损失加在那些不得不为他们而劳动的人身上，并从而把他们给了那些已经丧失劳动力的穷人的面包，又立刻从还有劳动力的穷人嘴里夺回来。他们从忍饥挨饿的人嘴里夺下面包，舍给那些和饥饿死亡挣扎的人。一切的重量和负担就这样一层层压下去，最富、最有势力的人压下去的分量愈重，被压迫的穷人也就愈往下沉，也就有愈多的中层阶级分子被推入贫穷的压迫之下，以便补充那些沉没了的人。
因此不要再在不平等制度下给穷人建筑那些救济院和劳动教养所吧；他根本不想去，只要他还有办法去劳动，还有办法去借、去骗、去求乞和去偷窃。你们可以看到，用你们那些所谓慈善机关和保险机关你们什么也没有改善；你们追逐积聚起来的财富就象魔鬼追逐灵魂一样，但是如果要消灭贫困，你们积聚的那一堆东西就必须削减。自从数千年来人们就已经告诉了你们这一点，但是你们对这个真理永远是充耳不闻的，在改善你们那些同信基督的同胞弟兄的生活境遇上直到现在竟除了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而外，还没有找到任何其他的办法。什么样的矛盾！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唉！如果你们填满了那些救济箱，好好地付该付的劳动报酬，你们也就用不着再出钱雇什么乞丐监督吏了。忍耐地等着吧，如果你们不顾那日益增加的困苦，硬要不断扩大你们的钱堆，有一天你们会很容易知道，不论救济箱和乞丐监督吏，你们都可以一概用不着了。
颤抖吧，一旦穷人把这两样东西都变成为废物的时候！
4）减低对必要和有益物品的税额和提高对奢侈品的税额
说到奢侈税，那末这种税制始终不曾能够做到持久地减少奢侈。这仿佛有些奇怪，而实在却是这样。假定富人用外国衣料做衣服，喝外国酒等等必须比从前付两倍的钱，如果这些东西使他喜欢，加价的结果不是他就不再享用这些物品。不！而是他照付加倍的钱，如果他没有其他的办法得到这些东西的话，但是为了这样他就减少他从前的一切并非对他自己，而是对别人有利的支出，并且尽可能地增加他的收入，而这件事他是有办法的，因为他有钱。如果人们在某一方面阻碍他增加收入，他就转向另一方面。只要金钱制度还统治，凭着他的钱，他就是主人，因而就有办法把他所纳的一切捐税通过种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再转嫁到劳动者或是消费者头上去。至于说这一点确是如此。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社会里已经看得明明白白的。今天在法国年纳地产税一千法郎以上的有一万三千三百家富翁，此外年纳地产税五百到一千法郎的有三万三千余家富翁，其他的一切捐税还不计算在内。现在我问一问每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是这些富翁由于这样庞大的税款而在他们的富足和奢侈上受到丝毫损害呢。如果人们用一百个不同的名目再让他们出一百倍的税，他们也一样照付，只要政府印制足够的钞票和铸造足够的硬币就行了。但是他们所付出的一切，他们就又加在劳动产品和生活必需的价格上，因为在金钱制度里决定物价的人是他们，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愈是通过穷人收入来支持奢侈税，由于富人在奢侈税以后所耍的把戏，穷人会愈是增多。32）如果政府相信，在实行奢侈税之后可以救济十万穷人，一年之后就会又有其他十万个同样待救济的人。
奢侈税在任何国家没有比在英国重。在那里该支出了怎样大的贫穷救济金！但是什么地方的奢侈和贫穷比在英国更剧烈？
在符顿堡，人们实行了一种狗税；但是这个地方的狗还是从七千头增加到一万二千头。现在这种税额还更提高了；但是再仔细算一下，可以看到，至少那种征税额最高的奢侈性的狗并没有丝毫减少，并且那收入也没有丝毫裨益，如果我们把这笔收入和日益增加的贫困在社会一般财富中所造成的亏损比较一下的话。
减低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率同样也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即使政府豁免一切对必要和有益品的税收，并且把它所需要的一切税收都加在奢侈品上，也不可能通过这种即使看来非常的手段而制止贫困的发展。
这样将无异于这个政府的撤职，因为那时候没有富人的同意一个政府将不能征收任何必要的税收。那时候富人只要暂时短期停止使用奢侈品，他们就可以使任何不属于他们的政府陷于瘫痪。正是富人们，因为一切劳动和享受的领导和交换都操在他们手里，因此他们对一切劳动和享受都在征税。
劳动者，由于下列的情况，根本早已在受富人的征税，他们在苛重的劳动以后得不到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收入，而一切他所需要的，又必须以高出合理价格以上的价格去购买。
而金钱制度本身，在富人手里，就已经是一种最可怕的捐税，只有劳动者才必须用他的贫困和辛劳去缴纳这种捐税。这一点人们似乎永远忘掉了。但是只要这种捐税不废除，任何其他捐税的减免都是不中用的。
5）财产税
这种税是革命的；它防止财富在一个人手中的过大的积聚；但是它并不能防止积聚本身，所以也就不能防止由此而必然发生的他人的缺乏：因为如果其他人有的东西，有些人不能有，即使他们的一切生活必需都有保障，他们也会感觉缺乏。
财产税只是把太大的积聚分成许多较小的积聚。它的结果将会是产生一个强大的、小康的中产阶级，而这个阶级那时候就会来扮演从前富人和有势力者所扮演的角色。
这样金钱制度将会得到更多的顽强的保卫者，而反对这个制度的斗争对于贫穷、劳动的人民来说也就会更加困难了。
现在这些贫穷的劳动的人民受那种更加热中于贪欲的富裕小市民的榨取至少和受从前那些吃足了的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