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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要把我们压到这种弹簧上，那末我们就有义务让它跳起来，纵然因此要发生二十年可怕的混乱状态。每个人尽他所能自己去想办法。但是这种新的伦理，甚至耶稣基督已经做出过榜样，它的效用是一定不会失误的。
关于这方面也不必多说了。
如果说到善良的愿望，那末当然我也愿望，一切都能随着时代在一条平静的、理性的道路上前进。但是一个真正把人民的福利放在心上的政府，它现在就已经应该力图通过贤明的措施，使人类的食品、肉、面包、蔬菜等等的生产和不断地日益增加的人口保持正当的比例，从而在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得有这样的可能，使每个成年人在营养、居住和服装上都至少达到一个士兵的水平。如果一个政府向着这个目的努力，并且达到了这个目的，那末当然那种粗野的、残暴的、可怕的改革的景象也就可以随之消失了；那时候我们就真正可以希望，在说服的道路上去达到克服自私的个人利益。但是这样的快乐我们恐怕很难会得到；下面这一点就可以为证：现在大多数学者，如果他们去考虑那日益增加的贫困的可怕时，显然也发现到，在人口数量和作为他们生活必需的牧群和粮食之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比例失调；但是他们并不是去寻找如何增加牲畜和粮食产品的方法，而无宁是建议怎么样去控制人口的过度增加。如果其中也有某一个人提出一个好意的建议来，这种建议在它的效用上也永远是那样微小，以致几乎是开玩笑。
有些人建议，政府应该减低盐税，以便农民不致于在烹调食物上化费得这样昂贵；另一些人建议，人们应该对于农业多投资本，以便农业有能力日益提高和扩大牧畜饲养。这一切都是不够的，不起作用的方法；因为即使如此——事实上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事——法国的牛和其他牧群真正增加了两倍甚至三倍，从而将来人们在二千五百万成年人中平均每人每天可以供应半磅肉，在现在这个个别分散的、自私的制度里仍然会有这种情况：许多人即使这样也是空手而去没有肉吃。只要有二百万人，由于他们有力量买，每人每天消费二磅肉，另外四百万人每人每天消费一磅肉，合起来他们就一并吃掉了其他一千万人的配给量。只要劳动没有组织起来，只要一切人的自然的平等没有被承认，一切所谓改良都无非是一出可笑的、骗人的喜剧而已。
如果一个政府真心想要在这上面把事情做好，它就必须把牲畜贸易和屠宰业定为专卖事业，就象现在在邮政和烟叶种植上已经实行的那样，然后对全国的每一个人，在一种和他的收入相应的财产税的基础上，保障他其一与他的收入大致相当的每年肉类需要的总量。但是这一点，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对于迄今存在的个人私利的自我牺牲，他们还是办不到的。无疑，他们会把它弄成一种就象他们的烟草专卖那样的专卖事业的，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害怕因此必然会引起一触即发的革命的话；因为如果政府和官吏把肉类营业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人民就会更难于那么漠然地、忍耐地往他们那松弛的胃囊里填塞马铃薯，特别是如果他们看到那肥大的烤肉在肉商和官吏的餐席上热气蒸腾的话。因此人们还不敢冒这个险把肉类和面包定为专卖事业，人们不愿和我们均分，但是也还要避免露出那副穷凶极恶和贪吃的丑相；因此他们就让目前的状态拖下去，人们希望，那不断增加的贫困可以把我们驰服并且把我们的人数减少到这样，以致最后我们还不如马那样可怕。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不论是目前，也不论是什么样的，总之只要是一个愉快的，强有力的过渡时期。
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某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倾心于我们的原则，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则上。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是要来到的，并且他将领导那旧制度的破坏和新制度的建立；而这样的一个人将是第二个救世主，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
现在人们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革命一旦成功，并且建立了一个按我们所说的意义下的政府，也就是说把这样一些人物放在首脑的地位上，后者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就采取这样一种平凡简单、永远只是人民中最低的人那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用强力去剥夺那些曾经是我们敌人的富人和有势力的人的生命财富和自由。不！相反，这将是新政府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这样它就将为自己引起很多的误解和偏见。
一个革命政府在推翻了旧势力之后所应该立即采取的一些最初的措施，当然，按照各种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学派、民族和个人看来可以是很不同的。
按我个人的意见，下面这些事是必需的：
1．一切肮脏、破烂的衣裳，一切朽烂、残破的家具，一切霉臭、倒坍的房屋一概焚毁和拆掉，一切贫苦的人都暂时安置在公共建筑和富人的家宅里，同样，从现存大量的新服装里发给他们衣服。
2．一切借据、债券和支票在行政管理人员的业务中一概宣告为无效，同样一切继承权和贵族特权也都取消。
3．劳动的组织工作从各个事业部门里的选举开始。每一个被当选为行政管理最高负责人的人必须把他的一切田产和财产交入行政管理的共有共享团体，倘或不然，就作为放弃当选。
4．管理机构和军队的一切成员，以及一般地说一切凡是由国家维持他的生活的人，一律共同生活在共有共享的制度中；从而就永远废除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最小的职员以及军官和士兵之间的贫、富，贵、贱的差别。
5．一切现存的金银都作为向外国购买食品和军事物资之用。对于在国内的事业管理间的交往，废止使用金钱。捐税以未加工的自然产物缴纳；任何职员一概不给薪俸，军队只有在敌国时才发给薪饷，而且是各个人彼此相同，无论将军或是普通士兵，一律都是同等的薪饷。
6．一切逃亡国外者的产业均行没收并宣告出卖无效，对于任何闲置不加利用的田地，如果证实这种田地是可供耕种的，也都同样办理。
7．一切国家和教会的田产一律收归共有共享的集体作公益之用，再没有由国家支付薪俸的教士，无论他是犹太教徒、异教徒、基督徒或是土耳其人。凡需要一个教士的教区，应由该教区自筹供应他的费用。
8．但是如果教士们愿意在行政管理中担任一个位置，并因而在共有共享的集体内生活，前条的规定即行撤销。
9．每个要求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的人，可以并且也必须在和其余一切人同等的条件下被批准加入。
10．任何已经丧失劳动力的人都得在上述同一的条件下被批准加入。
11．除了在农业和军队之外，行政管理机关必须把它最主要的活动放在学校的增加和改善上。
12．在每个村镇，每个城市，和每个地区里凡有四分之三的居民决议，把他们的田产交归共有共享的集体，其余的四分之一居民必须顺从办理。
13．学校里的宗教课程必须是一般的；这种课程既不得偏于天主教，也不得偏于耶稣新教或基督教中其他无数宗派中的任何一个宗派。一切宗教派别应完全排除在学校以外，特别是排除在一切儿童教育的机构之外。
14．对于生活在共有共享的集体中，但是不属于战斗部队的个人，法律一律废除。对于在战斗部队中以及在战争进行地区中的其他一切人，法律将被部分地保留。
15．在战争期间，每一个由医生断定为不可能治愈的欲望病患者在没有被放逐之前先拨交给军队。在这样的时期这种办法也可以应用于一切欲望病患者，如果这种病人的人数在一个进行战争的过渡时期内有过分大量的增加的话。40）
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其他一切就会自然地产生。在过渡时期大家都会乐于承担各种必要的牺牲，如果行政管理者首先在这上面带头作出一个好榜样的话。但是，如果行政管理者出于他个人的私利而在一般的制度中作为一个例外，那末就不能不因此又重新毁坏了这个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事实上，这只是说明人们很无知，如果人们相信一个曾冒着各种危险宣扬并且实践过平等的原则的人，在这种平等既已实现之后，会又在这里面去找寻他的个人利益。当然那些政治家们在每一次革命之后都可能是这样做的；但是迄今为止，人们也还没有把全体人的平等和放弃他们的贪欲作为条件来要求过他们。
通过这种办法，把一切失业者，特别是一切要求有一个工作的人都收纳到共有共享的集体里来，金钱制度就失去了它继续存在的一切手段。通过政府在它的内部事务上不再需要金钱这一件事，金钱就已经失去了它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再则，由于行政管理把一切在它领导下的工作都让共有共享集团的成员来做，金钱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每个在旧社会里没有工作的人，或是工资很低的人，都会乐意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在那里他穿的更好，吃的更好，又不需要作过强的劳动，他和他的家庭从此消除了一切顾虑，并且在休息的时间内一切娱乐，例如：郊游、戏剧、舞会、音乐会等等都是对他充分供应的。这样，所有那些继续生活在旧制度里的人，如果他们需要劳动者，就必须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并且即使在还没有实行这个制度的地方，也使他们不能不付出更适当的报酬。但是他们不可能，特别是不可能长久地这样做，而当行政管理机关以及全部共有共享的集体丝毫不买他们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更不能维持。因此他们，如果不是很富裕的话，在短时期内也就不得不被迫加入共有共享的集体，或是带着他们的钱跑到外国去。因此即使是瞎了眼睛的人也可以看明白他们的利益所在，那些最顽强的敌对者人们也会用和平的方式去消除他们。
行政管理机关没收任何闲置不耕种的土地，这个办法是用来防止那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有些地主因为用微薄得可笑的价格雇不到佣工，就宁肯把土地闲置起来不种。通过这种办法，就可以预防从改革之中可能发生的任何对社会的危害。
通过让每个人自己直接维持他的僧侣和教士的办法——在金钱制度里的人们可以按照他们随意的方式，共有共享集体中的人可以通过交易小时，如果他的教士不愿意加入集体的话——通过这种办法，我认为，每个人可以更好地看出来，一个教士一年要花费他多少。谁如果自己不需要教士，也就没有必要为了教士而劳动。迷信和成见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通过个人的利益而受到削弱和限制，各种宗教将会因为洗去了教士们的肮脏利益而更加纯洁和高尚，并且随着这些教士的肮脏的利益一起，那些宗教的争执和仇恨也就会逐渐地消失。各种僧侣教士也就要努力使自己逐渐去过一种劳动的、不是自私的生活；许多人将用他们的双手的劳动来挣他们的生活，并且从这里面得到愉快，而每逢星期日的时候就对集合起来的人民进行讲道；这在共有共享的集体生活中是很可能的事，因为那时候人人都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和资力。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方法，以便向一切宗教派别灌输宽容和和睦精神；即使最顽固、最迷信的愚人，也会由此而逐渐地得到理解和醒悟的。
如果我们的僧侣教士不能不每星期或是每个月到农民家里去一次，去向他们挨家挨户地索取他的薪俸的一部分，不久也就会丧失了他那道貌岸然的假面具的，人们不久也就会明白，这种僧侣的职务原来是每个受过教育的农民都能担任的，如果他有这个时间和兴趣的话。并且这也不是什么少有罕见的事。
为了促使各教派的合一，人们必须不绝对地支持任何一个教派，也不特别地攻击任何一个教派；因为每一个教派都是有它的缺点的。即使它们不能合一，也无关紧要；甚至我认为，它们是永远不会合一的。将来永远继续会有很多不同的、宗教的、哲学的思想存在，并且这也很好，因为这可以有一种调剂，这是一种在社会上可以允许存在的色调上的变化。只是人们必须把个人的利益和它分开，必须不把任何思想，任何宗教当成是国家的思想，国家的宗教，这是因为在哲学和宗教的思想里永远会出现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一旦这一或那一宗教或哲学的思想篡窃了国家政权的领导，就会对于整体的和谐与自由不利。只有在它们是进步的思想的时候，种种不同的思想才能对整体的领导发生影响。但是为此，这些思想必须由进步人士承认为是有益的思想，并且经过考验证明这些思想和理想是能实现的，并且它们的实现对社会来说是一种福利。
只有进步才是人类主导的、不变的法则，其他一切法则都是从属于它、随着它而变化的，但是它们不能构成一个特别的法则；因为它们不是永久的、不变的东西。
因此在学校里也只应该一般地讲授宗教课程，使一切不同的宗教教派都能得到满足；在那里不容许特别高抬任何宗教。首先是儿童对这种宗派的杂货摊完全没有理解，并且对它感到反感，因为它是和纯粹的原则不相容的，其次，这种宗派杂货摊也对于整体的和谐有害，如果以任何片面的方式把它灌输给青年们的话。我可以以我自身为例说明这一点；这件事费了多少年的努力，才最后把种种愚蠢的和灌输进去的荒谬思想从脑子里驱除出去。所以一切改教的劝导，一切宗派事务都必须摒除于学校的大门之外，国家在学校里既不承认，也不提倡这些东西。谁要愿意进行改教劝导和宗派事务，他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向成年人去进行，因为成年人的理解力通过一种良好的教育已经成熟了。但是在儿童情形就不是这样；因此人们也就不应该用幻想的假象来刺激他们的幼弱的理解力。并且果真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有什么真东西、好东西的话，也只有成年人才能比儿童更好地来判断。
这些或是类似的一些措施，将可以在大约三年的期间内，不用什么残暴的强制手段，把这个新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推行起来，并且可以防止发生任何倒退；因为差不多到那个时候，一切以前的私有财产的界限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并因而使得任何倒退都不可能了。
由于金钱制度失去了价值，因此财主们也就失去了纠合党羽的手段，不能再从事反对和破坏这个原则的活动了；此外，由于劳动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共有共享的集体，对于这个集体的关心爱护也跟着日益增加。此外由于各地普遍举行的四分之三居民的表决，在凡是有这样的多数存在的地方，共有共享的集体将迅速地发展起来。那些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分开的疆界、栅栏、篱笆、围墙、濠沟等等都将逐渐地消灭。同样通过上述的措施，个别分散的牲畜将合并成日益巨大的牧群，到牧草丰富的地区去放牧。巨大的、宽敞的畜厩将会盖起来，以代替那许许多多粗劣窄小的畜栏，并且储备，食粮、饮料都储藏在巨大的仓库和地窖里，从而任何人不可能再认得出他那从前的个别分散的私有财产来，即使在这个或那个城市里由于外来敌人的帮助，也许还可能有人进行某种反动的倒算。
在这种场合下，如果从前的私有财产主说：“多少多少头牲畜是属于我的；我的田地曾扩展到这里或是那里”，其余的人就会反对他，因为每一个人都怕在恢复原状时会遭受损失。
人们再想一想，行政管理方面具有怎样强有力的手段，在凡是它认为必要的地方，就可以集合起四分之三的多数。那里缺乏这种多数，它只要把它的共有共享集体的分子迁几百或几千名到那里去，就可以确保这种多数，但是有钱人却不能这样办，因为这要化费他们太大的牺牲。
此外，谁又强迫行政管理方面必须接受这种四分之三的多数呢？它根本也可以通过简单的、绝对的多数来完成它的工作。我想人们不会提出反对说，不是一切人都有能力，能对他们的物质需要作出决定的。每个人当然是有这样的能力的，这是无需什么精神和教育的准备。
如果今天就能让大家来对共有共享的制度进行投票表决，虽然在群众中还存在着许多成见和误解，但是一个压倒的多数是根本无可怀疑的；问题只在于，怎样来编制和拟定这样一个建议。
因为战争是过渡时期的一件不可避免的恶事，因为，为了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