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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强而智力比较弱，另一个人智力比较强而体力比较弱，又一个人两者都比较强或是两者都很弱。评定一个人的体力而不经过测验，这是很困难的事，同样评定一个人的智力，不经过测验，那就更加困难了。并且在识别一个人的智力时，人们还必需对于这种能力部分地具有一定的了解，然后才能去加以判断。所以如果人们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必须把天才和智能置于行政管理的首脑地位——而这一点是即使最仇恨我们原则的敌人也不能否认的事——这就十分明显，现在的种种政府形式和选举制度是对此毫不适用的。
在共有共享的状况中，不再去选择擅长词令的人、说教的人和外交家，而是要选择发明家、发现者、完成者和改进者，总而言之：智能、理解、天才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因此政府的形式就必须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这里面并没有丝毫统治，而是要去领导，就是说去领导整体的和谐，领导一切人的生产和交换。但是统治比为了全体人的福利而去进行领导要容易得多，因此在政治的选举中彼此口头的约言也就够了，甚至往往连这个也不必要；但是如果人们要把某一件事业的领导委任给一个人，人们就不能满足于种种约言，而是要有这个人的证据；人们不会派一个对于这件事毫无所知的人去识别和测验，而是自己亲身去，或是，如果自己对于这件事不懂的话，派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去。现在我们再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一切选举都必须具有这样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把那些对于社会的和谐，对于社会的福利和繁荣具有最根本的知识的人选出来。不是吗？这是任何人所不能持异议的。
但是，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这些知识的内容是在于什么呢？或者无宁说：什么是行政管理的工作？
这些工作是：
1．对于整体的和谐的领导。
2．一切新的有益的理想、科学、发明和发现的实现和利用。
3．对于一切劳动的领导。
4．对于生产的分配和交换的领导。
在共有共享的社会状况中，任何一种劳动在它的完善性的最高点上都将是一种科学，并且因此任何一种劳动的提高和完善，如果有一个理想作为它的先导，它就是一种科学。例如瓦工可以提高到建筑师的科学水平，染工可以提高到化学家的科学水平，同样，以此类推，在每一个行业里都可以是这样，因此每一个劳动部门都将是一种科学，如果它和观念和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话。
因此，那些在每一个部门里努力达到知识的最高点的人，正是他们，应该构成行政管理机构的成员，这一点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反对的。
但是只有那些懂得评定这种智能的人，具有同一的或是类似的这种知识，他们才能发现这种智能；因为一个成衣工人总比一个瓦工能更好地评定这一件衣裳是否缝得很好，一个裁衣工人总比一个没有剪裁知识的人知道得更清楚，它剪裁的是否合式。在其余一切劳动和知识部门里也都是这样，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里，每一个选举人必须具有一个选举人的资格。建筑工地上的小工能够在那里选举他的工长，但是不能选举一个领导全国的最高级建筑物的建筑师。如果他要参加选举建筑师，他就必须事先取得这种资格；但是对于这种资格的取得，每个人都有自由和可能。
但是同样也可以肯定，不可能每个人都具有全部有关被选举者的知识，因为人们不可能在十个或十五个劳动部门里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因此选举必须在每个部门里单独进行。同样也可以肯定，某一部门科学的研究比另一门科学的研究往往需要更高深若干倍的知识，因此无论在选举人或是被选举人方面，各种不同的选举也就需要各种不同资格和知识。因此在共有共享的社会中，如果人们要不违背自然规律，就必须考虑到所有这一切。——204—206页
11）（增补）：因此，在未来的选举中的主要条件将大致如下：
1．选举，和劳动及享受的分配一样，都以自然规律为基础；因此每个人按照他的体力和能力来劳动，按照他的所好、他的食欲和健康来享受，按照他的知识和才能来参加选举。
2．因此每个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为了他本人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利益起见——各按照他的能力而担任一个较轻或较重的职位。
3．因为享受的分配以及整个的社会制度都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调整，因此任何人不能因为他的天才或智能而比别人受优待，而是最无知识和最不熟练的人也能以他的薄弱的能力和具有最大才能的人有同样的享受，如果这种享受是合乎自然的，也就是说如果这种享受有利于他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并从而并不损害整体的和谐的话。
4．因为在争论和多数票表决中，所反映出的人们的人格和感情因素，以及一切通过多数表决的立法程序，都只能阻碍进步并破坏整体的和谐，因此必须想出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里使得这些东西部分地成为无害的、部分地成为不必要的东西。
5．这种制度必须将进步宣布为唯一的法律；那时候社会就有了一种法律，它不断地自行返老还童和化旧为新，当它有步骤地一步一步采取新的制度的时候，也就不断地抛弃旧的制度，这样就使一切制定法律的工作和一切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的斗争归于终止，就使得在愉快的向前进步中在知识的王国里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而某些人的贪婪的利益也就不能再成为进步的道路上的障碍，就象迄今所永远发生并且还在发生的那样。
6．在这个制度里，最伟大的天才和最伟大的智能必须永远被安置在最重要的工作的行政管理中最高席位上。任何人不会因此妒忌他们，因为所给与他们的光荣，并不给他们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收入，而是给他们加上比一切其余的人更多的义务，并不是更少的义务。
7．因此在这里所选举的不是某某人，而是能力。在选举有了结果之后，才允许宣布当选者的名字。用这种方式，一切有害的感情和偏袒就都被堵绝了。这种能力的选举，可以用类似今天选定一个发明家的图样和样品以确定它能否获得专利权那样；或是象现在一个作家向研究院应征解决一个悬题那样。
8．因为人们不能预先计算到会有种种发明、发现以及新的有益的思想要发生，所以人们也不能对于最重要行政管理机关的选举事先规定出一定的时间。
9．正因为这样，人们也不能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的职位定出任期；如果有许多新事物和有益的东西发明出来和想出来，就多几次举行选举，谁要是在他的智能上，他的天才和能力上被另一个人所超过，他就让位于这个人，如果为了实现那新的理想有这样必要的话。这样就给进步扫除了道路上的障碍，并使进步成为一种法律。
10．人们必须通过应征解决悬题的方式，来取得最高行政管理中的那些最重要的职位，这些悬题由代表科学的核心的那些人的集会提出来，悬题的目的在于扩大和促进对人类福利有益的科学。
按照我的意见，有三种科学对于共有共享的社会是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第一是治疗一切人类恶疾，无论是精神或肉体的恶疾的科学，我把它叫做新医疗学。在它的范围内，既包括宗教的和哲学的伦理学，又包括解剖学、药剂学和社会经济学。未来的医生，因此，同时也是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不止治疗肉体的、并且也治疗精神的病征。
第二是物理学，包括对于原始的自然及其如何为人类的福利而运用的知识。
第三是机械学，或者说是能以较少的力量而产生多量产品的科学。
这三种不同的、但是彼此互相结合的科学因此是有特别意义的，它们和其他一切的专门科学——这三种科学就是这些科学汇集而成的，一起领导着整个的社会制度；因此也就必须是那些在这些科学里的最新和最重要的发明和发现，在这些科学里的最大胆和最有益的理想，由它们来掌握全部的行政管理。为了永远能够从广大人民群众中识别出那些最伟大的才能，必须经常提出悬题，例如：对于一个医生，凡能发明某种方法，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疾病者，就给他行政管理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地位；对于一个物理学者，凡能发现大自然里的某种力量具有这种或是那种作用者，就给他在社会里的这种或那种地位，对于机械学家，凡能发明这种或是那种机器者，就给他这种或是那种能发挥他的能力的地位。
这样一种办法本来也可以叫做民主政治，但是我把它称为科学的统治。——207页
12）（增补）：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各技工团，就象是在我们今天的政治状况里的柏林、慕尼黑、德累斯登，汉诺威等地的国民大会那样；而中央技工团至少就政治方面来说，则差不多就是今天我们的法兰克福国民大会那样或应该是的那样。所不同的只是，只要在现在的语言障碍许可的条件下，今天的那些政治疆界的区划在那时候就都可不必顾及了。
去年全德国的工人大会一致提出一个社会国会的要求。因此这已经是向实现勤劳和能力的最高权力前进了一步，因为任何其他形式的人民最高权力是没有的。人们至少应该把这个要求坚持下去。但是让我们把那设计成和它并立在一起的政治国会取消掉吧。劳动、勤劳和能力的利益所代表的是人民的最高利益。——221页
13）（增补）：因此各工作理事会也就是相当于今天那些国民大会里的部长的职位，所不同的只是在作这样的比较时必须永远考虑到，它们的任务不是政治的虚应故事，而必须是一种实际深入人民生活的，实际地可感觉的工作，同时工作理事会的成员也只能是劳动者，他们不能比任何其他人具有更多的特权，他们的工作只能和其他一切人一样以同等的比例取得一般多的报酬；并且那时候劳动者这个名词也是不必要的，因为人们在这样的一个制度里，在凡有劳动力的人之中就根本找不到和这个名称相反的名词：不劳动者。——222页
14）（在这一节以前增补）：如果人们考虑到现在几乎一切主张政治和社会进步的人，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都在大吹其民主主义的法螺，而想要把一切都依靠在群众选举这一方法上，另一方面再略略看一看那种广大的概念上的混乱，这种混乱无论是关于劳动价值的规定，关于商业，关于劳动的报酬和组织等等，都还在群众以及群众的领导者和教育者之中有着一定的势力，如果人们注意到这一切，就不免会对下一次的社会革命的成功的转变感到怀疑，如果他不是抱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是坚信任一个勇敢的、好意的知识分子，在紧要关头通过实际的行动，一定会在人民中找到这样一种为迅速扫除这些黑暗所必要的力量。就这一点而说，现在已经可能发生的事，它是会发生的，并且会尽早地发生的。因此请读者给我双倍的耐心和注意，以免误解了我的意思。
预先我要说明，交易小时制度是我所认为可行的、最高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我在这方面直到今天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要说明交易簿是一种最好的交换手段，并且可以使欺骗和窃盗成为不可能，并从而可以废除警察等等这些无益有害的官僚制度，但是，我还要说明，为了迅速、稳妥地达到目的，人们在一次社会革命之后，还必须考虑到那些还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民的成见，考虑到那所谓的人民的意志，所以我在《可能的过渡时期》这一章里，将提出另一种其他的交换制度，一种这样简单和经过考验的、适合于最大多数群众愿望的、无可非议的交换制度，以致我坚决相信，这种交换制度是必然会受到欢迎和见诸实行的。
要发现一种完善的关于劳动、自由、民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最主要的就在于要发现一种完善的交换制度。一种交换手段，它能保证一切道德的或是宗教的基本原则的实现，能保证人类的力量的最有益的运用，保证进步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可能的发展，它就是一种对于这样的一切人的最完善的交换手段，这些人对于人类和同胞充满着友爱，他们具有道德的、基督教的、人道的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他们不想去压迫和欺诈别人，同时也不肯受别人的压迫和欺诈。
但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却不愿意这样，虽然他们为了免得显出自己是自私主义者，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攻击指向这些愿望的原则本身。他们以个人自由作为他们的借口和支柱——为了给自己一种能博取人心的色彩——而内心里却是在想着他们那自己的、损人利己的自由。当然他们会觉得这种自由在共产主义的制度里是尊重得不够的。所以他们对人说，他们也很愿意要共产主义，但是不愿意要任何制度，因为一切制度都妨碍个人的自由。而这里，他们在内心里所想着又是他们那个人的自由。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坚持关于个人自由的空谈和讲演，并且也得到一些人的附和，因为彻底的思考既并不是每个人所能做的事，并且那些有思考鉴别能力的人，又并非永远都抱有承认好事的意向。人们用伪装的哗众取宠的词句来为这种掩藏在烟幕后面的个人自由作辩护，以便讨好和争取群众，但是却不让群众看到，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里才有可能，在这个社会组织里，不允许自私自利的人在行使他们那具有特权的个人自由的同时，侵犯到别人的个人自由的正当权利。我们所大声控诉的那一切专制暴君、富豪和贵族的行为，都是他们那个人自由的行使和发挥，而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革就都无非是要限制对于个人自由的侵犯，要限制那种某些人为了自己而侵犯其余一切人的自由的行为。因此，人们不能把个人自由这个空谈当作一种改革的口号，如果人们不同时说明，他是准备按照什么标准来规定个人自由，也就是说，为了全体的利益而限制某些人的个人自由的话，那就会把人民引导到歧途上去。个人自由必须分配给全体的人，以便每个人都得到他应得的一份，即使那时候任何人不可能得到象今天有些人所得的那样多。谁要是为了个人自由、民主、福利、幸福、十全十美的福祉等等这些好听的名词的集合而大发议论，但是却并不说明，这些对于我们政治和社会的希望的诱饵究竟用什么方式能够以同等的比例为每一个人所共享，那末他就不能不有很大的嫌疑，他根本并不真想要把这些好事物公之于大众，而只是为了装出一种口是心非的圣人面孔，为了做出一种两面讨好的样子，为了把激进派、穷人和被压迫者的精神兴奋剂通过空谈的混合和甜化，调和得这样适合于富人们的口味，以致使它必然失去了它对于穷人们的原有的效用。这样一种趋向，或者是由于对社会经济学的极端无知，或者是由于自己行云流水般的文字眩惑了自己的理智，例如在杜隆的《欺骗者》一书第137页就有所表现。
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象蒲鲁东和舍伐利埃这样的人物，都是负有经济学界泰斗的盛名的，但是由他们的作品可以证明，原来他们对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彻底弄清楚哩！这里正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上很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
蒲鲁东曾批评过另一个经济学名家的观点。他在《论人类秩序的创立》一书第221页说道：
“舍伐利埃在他最近发表的演说里说，如果把法国的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全部居民，每人每天所得不过六十三生丁，因此——这位有学问的教授说——平均分配，不但不能摆脱贫穷，相反其唯一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全体人的贫穷。
“这个针对着主张平均的乌托邦作家而发的论据轰动一时，并且被一切江湖作家们所满心欢喜地抄袭利用着。但是人们不论怎样解释和辩护，总不能掩盖掉这里面对于正义和基本原则的不尊重。
“按法律说，舍伐利埃的论断，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因为如果每人每天十二生丁，大家都很穷，难道这就是一个理由，该从我那十二个生丁里出于同情心而拿出六个生丁来把它给我那邻人，好让他多赚六个生丁吗？——人们说，是这样，因为不这样就会大家都穷了。——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们根据这种情况就得出维持现有财产秩序的结论来，人们就是离开了讨论的出发点了，它正是要知道，平均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