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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认为美国并不需要投身战争——美国通过无数次的屠杀，已经攫取了资源丰富的辽阔疆域。现在高傲的大和勇士正在为他们的小小岛国赚取额外的土地和资源，他们痛恨西方国家对他们指手画脚。日本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晚到餐桌旁的小男孩，一旁的父母已经塞饱了肚子，却告诉小男孩不要吃得太多。时任国际联盟日本代表的松冈洋右承认，日本是让中国“极度的苦恼”。“试想有哪个正在扩张中的国家没拿它的邻国开过刀？问问那些美洲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吧，看看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多年以前是怎样残忍地折磨他们的。”
被激怒了的日本将军抱怨说：“日本只是想摆脱他们那种‘罐装植物’的生存方式，美国的人口总数是日本的两倍半，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31人；可日本的却是每平方英里居住400人。眼下，美国为了更为充分地实现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正企图残忍地切断日本的根。美国、英国以及其他的列强曾拥有无数次扩张自己重要利益的机会，可当日本现在以同样的方式觊觎邻国的土地时，那些列强却在喊；‘贼！’这究竟是为什么？”
对日本来说，西方基督教国家的伪善程度真是惊人。正如美国对荒芜的西部进行开发一样，日本也正在开拓它的西部：它正对一个野蛮的民族发起圣战，想给那里带去文明的曙光。实际上，就在美国批评日本时，他自己却在骄傲自豪地纪念那些屠杀西部民族的英雄们。美国在印第安人部落的土地上，雕刻出宏伟的纪念碑，赞颂基督精神的传扬，这就好像是在讥笑那些被打败的土著人。那座雕像就是拉什莫尔山上的那座巨大雕像，它的存在象征了白种人的优越，可在印第安人心目中，拉什莫尔山就坐落在神圣的布莱克山脉，那是他们心中的圣地。美国人在那座雕像底座的青铜板上把拉什莫尔山称做是“讲道台”，并声称先驱们代表了“文明在这个大陆上传播的新时代”。印第安人那片神圣的土地被称做是“空旷的荒野”，这一切就好像是在白人到来之前，那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人类一样。那块铜板上还写道，“美国获得印第安人的土地是通过签订条约，富有进取和冒险精神的美国人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着文明和基督教”，这样一来，美国就将无数次屠杀印第安人、巧取豪夺他们土地的这段历史洗刷干净了。
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骗局。1868年，美国政府曾判定布莱克山周围的地区没有多少价值，因此就决定让印第安人在这个地方和平永久地居住下去。政府在1868年协定中庄严承诺：“任何白人或任何人在没有印第安人的许可的情况下都不允许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也不允许占领这片土地的任何一部分。”但此后的四年间，寻找黄金的白人矿工们就违反了这个协定。美国政府这时不但不强制执行这个协定，反而派军队到布莱克山周围地区侦察了一番。战争部部长发出警告说，美国政府这样做就相当于一次武装入侵：“有报道讲述，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贵重金属，这使白人矿工受到了强烈的诱惑，如果政府不采取些措施让这些矿工拥有这片土地的一部分，他们就会给政府带来麻烦。”不久后，原已得到美国政府“永久”割让的布莱克山脉的印第安人变成了对美国政府“充满敌意的印第安人”，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往美国政府划给他们的预留地居住。
第二部分第六章 ABCD包围圈（2）
1876年，美国政府通知军方控制了布莱克山脉，并且把那里所有的印第安人当作战俘对待。印第安人难以相信眼前的一切，问道，为什么？我们签订的协定不算数了吗？美国政府回答，协定已经无效了，原因是印第安人向美国发起了战争。这对印第安人来说可是个新闻，苏克斯酋长斯波特德·泰尔就此指控美国政府表里不一、言而无信，“这场战争不是从我们的土地上发起的。事实上，这场战争是伟大上帝的儿孙们强加到我们头上的。他们来到这里，没花一分钱就把我们的土地抢走，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做了许多邪恶的事情……，这场战争是由于抢掠——偷窃我们的土地引起的。”
西奥多·罗斯福对这种说法并不赞同，他说：“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征服以及白人在印第安人土地上进行定居，这对各种族的伟大繁荣和文明人类的康乐安宁是必要的。这种征服通常是由有能力的民族来承担的。这个强大的民族还带着一丝原始的野心，它发现眼前这个弱小的异类种族拥有着它垂涎已久的珍品，而且，这个异族根本无力保卫这些珍品。”
拉什莫尔山雕像上的四位总统都支持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政策。乔治·华盛顿称印第安人为“狼”，托马斯·杰斐逊设计了把印第安人赶到落基山脉地区的方案，亚伯拉罕·林肯就曾在伊利诺斯州拿起武器对付印第安人，西奥多·罗斯福为这次劫掠进行最强有力的辩护。说起来，就连拉什莫尔山的这个名字也是对这座圣山的一种冒犯——当年的查里斯·拉什莫尔是纽约的一名律师，他为了攫取开矿权，便把自己的名字刻在这座神圣的山上。
日本人深知，美国的土地浸透了印第安人的鲜血，美国人曾对那些印第安人施尽了虐待——逼迫、毒打、强奸、屠杀……印第安人的鬼魂经常在这个大陆上出没。实际上，欧洲移民已经将美洲土著人的大陆清理得很彻底，原有的文明都消失殆尽，没有什么文明可以传播了。于是，美国的扩张主义者便把眼光瞟向了美国以西的辽阔区域——太平洋。正如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顾问——纽约州参议员奥维尔·普莱特所说的那样，“就像我们曾经向辽阔的西部展望一样，我们的孩子必须把眼光投向太平洋。”
西奥多·罗斯福在威廉·麦金莱政府中任副总统，后来自己也担任了总统。这期间，他尝到了把基督文明带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第一个主要的殖民地——菲律宾的好滋味。他说：“那些了解实际情况的见证人都认为菲律宾人在当时是不能自治的。”他认为，“把菲律宾留给他们自己的部落来治理”是不可思议的。菲律宾的自由战斗者在他看来就好像是“与中国人结合产生的混血儿”，给他们自治权“就好像把自治权交给阿巴契人（北美土著）预留地的酋长一样”。
基督教的文人雅士认为，通过剥夺菲律宾人的自由来帮助他们似乎并无不妥之处。《文学文摘》对192名基督教出版物的编辑进行了民意调查，发现只有三名编辑赞成菲律宾自治。《传教纪录》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否曾意识到耶稣是帝国主义者中最帝国主义的权威？”
NB23F本杉木在军队中被教导说中国人是野兽。在那之前的30年前，那些同印第安人打过仗的美国老兵乘船驶向了菲律宾。一名美国官员说：“我们所受的教育让我们认为菲律宾人就是野兽，他们同印第安人一样原始、未被开化。”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约瑟夫·伯顿通过引据早期残杀印第安人的先例为屠杀菲律宾人辩护，他认为屠杀菲律宾人“完全符合文明战争的规则”，然而并没有人对此做出什么反应。
菲律宾战争从1899年2月4日开始，1902年6月4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宣布菲律宾人已“被平息”，战争中有25万菲律宾人丧生。这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杀戮。美国在参加二战的56个月里在各地战场上的死亡人数大约为40万，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使用他们所有机械化的武器每月大约杀死了7000人——这同当年那些美国派往菲律宾的“文明使者”所杀的人数相比不相上下。
菲律宾人为反抗原来的西班牙统治者发动了起义，同敌人进行游击战，并受到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持。起初，西班牙对起义者残酷镇压，这也是美国当时把西班牙踢出去的“正当”理由。现在美国取代了菲律宾原来的压迫者，采用的手段也极其相似——折磨、集中营、大规模杀戮没有武装的战俘和无助的平民——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美国的残酷无情同西班牙比起来，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被美国士兵杀死的大多数菲律宾人是平民。一份企图为美军开脱罪行的军方公告所找的理由就是“战争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造成一些无辜平民的伤亡”。既然绝大多数土著人都是奸诈的，那就不可能把“有奸诈本性的人同那些不幸受到牵连的人以及那些受到客观影响的人一一区别开来”。
美国的一位陆军上尉写道：“我们曾路过一个异常美丽的小城镇，那里的人们都渴望和平，对美国人也非常友好，我们走在路上时，当地人站在路边，摘下帽子，手触着前额，向我们问候‘早上好’。”后来，那些品德高尚的美国士兵就开始杀戮当地的居民，洗劫这个城镇。
第三炮兵部队的安东尼·迈迦写道，“我们轰炸了一个叫马拉邦市的地方，然后我们杀死了遇到的每一个人，男人、女人、儿童全都被我们杀死了。”另一名士兵描述了杀害无辜平民的乐趣：“用枪射击的‘游戏’很刺激，就像打野兔一样。这样的屠杀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向他们冲去，然后就像杀野兔似的把他们干掉，我们杀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大家都疯了。”
美国将军命令道：“我不要战俘，我要你们把他们杀死，烧死。你们杀得越多，烧得越干净，我就越高兴。”一位军官向他询问“我们在杀人的时候是否要考虑他们的年龄”，这位将军的书面答复是“只要是1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杀。
理查德·奥布赖恩下士在给家里的信中提到了“杀人野兽”这个词。陆军上尉佛瑞德·麦克唐纳就是他信中所说的那个杀人野兽。他曾洗劫了一个村庄。奥布赖恩在信中写道，“由于麦克唐纳下达了‘不要战俘’的命令，于是他的连队就朝那些挥舞着白旗的无辜平民扫射，只有一位美丽的混血儿母亲活了下来，被留给麦克唐纳和其他几个军官轮奸，然后普通的士兵也强奸了她，在她身上发泄了他们的兽欲。”
在美国本土的人也知道菲律宾发生的事情。二等兵约瑟夫·史来顿在给他家人的信中记述了被他们的连队困在河流中的一群无助的“敌人”。“无数的菲律宾人尸体堆成了山。从那一刻起，我们开始加快了屠杀的节奏，享受杀人的乐趣。”西部的几个士兵告诉他们的父亲，“在水里杀黑人”比“上山打火鸡还有趣”。来自纽约金斯敦的一名士兵给他的父母写的信中说起了悌坦尼城镇上对1000名无辜平民的集体屠杀，这封信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传开了，“可能我天生就是一副硬心肠，当我看到自己的枪口对准了那些黑鬼时，每按动一次扳机，我都感到无上的光荣。我告诉那些好打听事的朋友，我现在正为我所深爱的‘星条旗’（美国国旗）和我深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奉献我的一切。”那封写着美国士兵“每天焚烧那些拿着白旗的菲律宾人”的信后来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军官“命令士兵不要留下战俘”。美国士兵对这条杀死战俘命令执行得一丝不苟，毫不犹豫。二等兵佛瑞德·亨敕曼在信中抱怨起那些新来的“土”兵，说他们“竟然抓获了50名活战俘，大概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怎样灭掉战俘。”
杀掉菲律宾战俘是美国的政策。如果美国士兵被菲律宾人“杀死”，那么司令就会“通过抽签选出一名战俘——这名战俘最好是从美国士兵被杀的那个村子选出——然后，司令会下令把那个战俘的头砍去”。军官给士兵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陆军上校芬斯顿不但命令他的团将战俘杀掉，他还向记者吹嘘，他本人还杀死了35名被嫌疑有反叛倾向的平民。有人还对埃德温·格伦少校进行了指控，说他让47名战俘跪下“忏悔他们的罪行”，然后命人用刺刀刺死他们，或者用乱棍将他们打死，埃德温对此供认不讳。
第二部分第六章 ABCD包围圈（3）
对于那些没有被杀死的菲律宾战俘来说，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痛苦的折磨。在哈佛受过教育的格罗夫·弗林特中尉后来在参议院的座谈小组里回忆起了对菲律宾军人和平民的折磨——他们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30人，一组40人。他还描述了美国军队折磨人时所用的“水疗法”：
一个菲律宾人被扔在地上，让他仰面躺着。然后，三四个士兵或坐或站地压在他的胳膊和腿上，接着，把来复枪或卡宾枪的枪筒……戳进他的嘴巴，这样一来，这个人的下巴就会被戳得朝了后。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在他的脖子底下放上一段圆木头或一块石头，以便把他牢牢地固定住。
参议员朱利叶斯·凯撒·伯柔插问道：“你说他的嘴巴被撑开了，那是什么意思？”
弗林特中尉答道：“就是把枪筒塞进去使劲儿戳。有些年龄大的人经这么一折腾，我是说，如果我们的动作稍微粗暴一点儿的话，那么那些老头儿的牙齿就会一颗也不剩。这样的话，我们就只把他按在地上，然后用一个水罐往他的脸上倒水，倒到喉咙和鼻子里，直到这个人表示屈服或是昏了过去，如果他晕过去了，我们就把他推到一边儿去，等他慢慢苏醒过来……嗯，我想一般来说，我们对待那些菲律宾人时都是有点粗暴的——我们把那个人踢到一旁，结果被灌进去的水就会被挤出来了。毫无疑问，这种折磨是非常痛苦的。那感觉就像是一个溺在水里的人；却怎么也溺不死。”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他的军队在菲律宾的残暴罪行开脱，为那些“英勇无畏的美国士兵”欢呼，那些士兵“为了让文明战胜野蛮和愚昧而战斗”。对于罗斯福来说，在菲律宾屠杀成千上万的平民和没有防御能力的战俘象征着“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者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日本的行为同那些基督教徒们原来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可现在那些基督教徒们为什么那么伪善呢？这里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种族歧视。这些年来，美国国会时常表示，将对黄种日本人实行歧视性的移民政策。1906年10月，即《朴茨茅斯条约》签署一年后，旧金山学校的董事会就命令所有日本学生去中国城的东方学校就读。日本政府感到受到了侮辱，认为“美国的歧视政策给他们带来了耻辱，对此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后来，国会又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一项移民法案，决定不再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签发签证。
国际联盟也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为一个“反日本的基督国家联盟”。日本在一次大战中和同盟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作为惟一的非西方大国，他坐在了巴黎和会战争赔款的圆桌旁，而且还得到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作为回报。然而，日本却担心“西方国家可能利用国际联盟，让白色人种的优势永远维持下去”。近卫文NFDF8写道：“从经济角度来说，国际联盟可能会让强大的国家支配弱小的国家，后来居上的国家永远都要对那些先行一步的国家俯首称臣。”
实际上国际联盟曾通过一项决议，声称让所有国家拥有自决权，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可狡猾的美国加入了一个条款，将自己巧妙地排除在这项决议之外。自由这个概念听起来好听，但在现实世界中，美国更喜欢门罗主义，也就是说，美洲的事务要由美国人来管理。因此，这就导致了日本这个亚洲惟一的文明国家无法拥有在亚洲称霸的权力。
日本认为外国佬对日本这个国家是有歧视的，因此要求在国际联盟的盟约内加上种族平等的条款。“这项建议更像是一份措辞温和谦卑的宣言，它要求国际联盟的成员国不应从种族和民族角度相互歧视。各国对居住在本国土地上的外来公民应尽可能给予平等的权利。”但是，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对这项条款表示赞成。
压垮骆驼的往往是最后一根稻草——让日本忍无可忍的时刻在1931年来临了。西方各国决定对日本“侵略”中国事件展开调查，可对他们自己在殖民地的所作所为却只字不提。曾在美国俄勒冈州大学学习过的松冈洋右代表挺身为日本辩护，发表了一通传统的、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的演说：“中国缺少一个合法政府来维持其法律和社会秩序；中国软弱而且落后，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由于互相残杀的战争、暴政、匪徒、饥荒和洪水失去了生命。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国
家，一直、并且永远是远东地区和平、秩序和进步的中流砥柱。日本在一个混乱得无可救药的地区使满洲国变得和平而又繁荣。”但是，他的这番演说被那些西方国家当作了耳旁风。这些国际联盟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