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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耶稣说：“爱你的敌人！”东方的中国人应该对自己说：日本的发达绝非偶然，我们要学习它的优点！笔者在此不吝篇幅，引用以下文章。
如果日本有军国主义思想，你更要了解日本
—— 一个台湾人对日本的认识
日本友人宫本先生说：“难道会日语就可以承担中日间的外事重任吗？”我一听，立刻诚恳地请教，愿听下文。他说：日本人在和不太熟悉的人交往时，非常注重礼貌，绝对不会说出拒绝或不满的话，也不会流露出不满意的表情，所以用“显象”和“意象”两种方式同时表达。“显象”是看得见听得见，注重礼貌，但并非真正的心意，而“意象”才是真正的心意，但需要对方去领悟体会。例如，（在日本——编者注）一个人到店里挑了很多衣服试穿都不满意，店员会很礼貌地鞠躬，愧疚地说：“实在对不起，没有适合您的衣服，浪费您好长时间，希望您下次再来，谢谢您。”这是显象的表达。其实，他的意象是在说：“你这个人真没教养，也不先搞清楚自己尺寸看准了再试穿！”通常日本人都会立刻领悟店员的真正心意，但外国人即使懂日语，若不跟日本人交往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无法领悟出对方的意象的。其中内涵就更精致、深奥和复杂了，绝非只通日语而不了解日本文化、历史、国情而有经验的人能领悟到的。
在台湾懂日语的人很多，也正因为如此，而疏忽了去了解日本文化、习惯和交往艺术。我问他：“那你现在跟我谈的这些是显象还是意象？”他说：“我们不是在交涉，是在探讨问题，所以谈的是真相。”我摇了摇头：“显象、意象，又来个真相，你们日本人真烦！”宫本微笑却冷静地说：“不要忘了20年前我对你说的话。”我这才忆起20年前与他认识的情形及他说的话。
我和一般外省子弟一样，耳闻上一代叙述目睹日本侵华之残暴，对日本人有很深的仇恨和反感。1972年2月春节期间，一个研究世界民族习性的机构，派了一组人来台湾参观中国人过年的情景，请我当向导。他们不看热闹的地方，偏要看一个偏远的小乡镇过年的情形。一行人除了宫本外都是欧美人，而宫本会讲中国话，我也进修过一个学期的日语，所以我们两人较谈得来。
有一天在风景区看到游客到处乱丢的垃圾（可能过年期间没人收拾），一位德国小姐说：“有份资料说，在公园内如果一位日本妈妈看到孩子拿着垃圾，会说‘过来把它收好，不要把我们的公园搞脏了’。如果孩子的妈妈是一位台湾人，就会说‘丢掉，不要把手搞脏了’。”我虽然也有些认同这看法，但心里总不舒服，就说“中国人绝不会侵略别人的家园，日本人却会”。宫本苦笑一下问我：“你好像对日本人有成见。”我说：“中国人至今还承受着日本侵华的影响。”他说：“你应该好好地了解日本。”我问他为什么？他答道：“如果你讨厌一样东西，就先考虑赶走它或躲开它，若都不行，你就应该去了解它。今天不论你喜欢日本也好，讨厌日本也好，台湾和日本不可能不接触，你无论是要与日本为友还是为敌，都应该了解她。”我们结束了一周的行程，大家礼貌地交换了通讯地址，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一个月后，我却接到了宫本从日本寄来的一些有关日本的报道和资料，并附了一张纸条：“特地选了一些汉字多的、你可以看懂的文章，希望你了解日本。”我翻阅了一下，大略可看懂，有两段内容让我印象深刻。一段是记1971年8月初，世界童军大露营在日本静冈县朝露高原举行，正逢一场台风造成水灾，日本防卫厅出动几千辆运输车，不到半天就把20万人全部疏散到安全地区；一段是一位作家呼吁日本人不要沉醉于赚钱，当时局变动时，钱是没有用的，而鼓励日本人培养保护钱买不到的东西，钱买不到爱国心、文化、道德、善良风气……钱买不到河川、空气、土石……我当时也没用心思考，但从自卫队的运输车还在呼吁培养爱国心，我认定日本人还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在回宫本信时，除了出于礼貌谢谢外，也提到了不满日本还有军国主义思想。他回信说：“如果日本有军国主义思想，你更要了解日本。”
1976年，我担任一家钢铁公司的外销课长，虽是外销美国，钢铁材料却全得向日本、南朝鲜（为保持原文不用“韩国”——编者注）购买。我请宫本先生帮我在日本收集资料，他很快寄给我，还把一些重要部分翻译成中文，我很感激他的热心。
1977年，我到徐汇中学工作，宫本则被派往大陆，我们因此停止联系。8年后，他被派到台湾，由于妻儿均留在日本，这位“太空人”几乎每个月都会和我见两次面。由于他的汉语更纯熟了，我也较冷静地看问题，我们满谈得来。一天，他太太带着8岁和6岁的儿子来台度假，我去看他时，父子三人正在整理院子，他们一边干一边唱，很有韵味，歌词是：
孩子不要怕流汗。
流汗长大的孩子不会倒，
流汗赚的钱不会跑，
流汗种的果实最美好，
流汗学的功夫最牢靠，
流汗创的事业永远屹立不动摇。
他告诉我，这首歌是他8岁儿子的学校校刊中的内容，是一位家长勉励自己儿子的投稿。这学校的校刊是老师、学生和家长共同的园地。亲子之情、勤劳美德都是钱买不到的，也让我想起了他第一次寄给我的那篇呼吁日本人不要沉醉于赚钱的文章，当时我心里想着台湾更需要这种精神。
德川家康的精神。
1986年，宫本为了多和儿子相处而调回日本，但每年仍会来台湾两三次，我则在同年2月离开了教育工作。他从日本寄了一本日本“台湾研究所”编印的台湾年鉴，附了一封信：“有份资料说，台湾人最喜欢逼小孩读书，自己却不读书。成人买书和到图书馆的比例之低是‘无文盲国家’不应该有的。从政者、讲学者、知识分子都一定要不断看书。”
那本书非常详细，我看了，却感到有点不是味道，回信问他：“你们日本人为什么把台湾的资料整理得这么完整？是何居心？”他回信说：“日本是世界一分子，当然要把世界每一分子认识清楚。台湾也是世界一分子，也应该把世界每一分子都了解清楚。”
《犁与刀》 第四部分“爱你的敌人！”（2）
2年前，我提出“辞官谏正”，准备好好读3年书，我除了研读台湾有关的资料外，并实地到香港、内地、日本去了解一些问题。由于宫本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些日本四五十岁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和他们谈论了一些问题。现在我把他们的一些特殊看法转述给大家。这些看法不一定对，但我们不妨了解有些日本人为什么有这些思想和看法。
宫本介绍给我一位可带我查阅资料的官员朋友，我在他家住了一晚，他介绍家人和我认识。介绍他母亲时，他告诉我：“这是我母亲，战后为了抚养我，曾经卖春。”我吓了一跳，这么有地位的人，竟敢向一位刚认识的外国人介绍母亲卖过春！他又补充：“我祖父是大佐，父亲是少尉，都在大战中阵亡，我是遗腹子。战后祖母跪在路边帮美国大兵擦皮鞋，母亲则靠卖春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我虽然可以体谅，但对他谈到母亲卖春却毫无羞愧仍很惊讶。他大概也发现了这一点，就告诉我说，日本在明治维新时，非常憎恨厌恶江户幕府的德川家族，更对德川家康的作风引以为耻。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尊严扫地、饱受屈辱，才反省觉悟应学习德川家康的精神。
德川家康在随时可能被织田信长杀害时，曾问过妻子：“如果我被织田杀害，你要怎么办？”妻子说：“我会带孩子一起切腹自杀，绝不屈辱求生。”德川说：“你错了。德川家人都死光了，谁复仇呢？若是我死了，你要屈辱地活着，即使卖春，你也要为了抚养德川家的幼苗而去屈辱地做。当然，为了求生，我也会忍受一切屈辱。”
织田信长的观念是战败不可耻，但要败得不屈不辱。丰臣秀吉死后，他妻子在大阪城被攻下时带着儿子自杀，这些观念是符合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而德川家康“屈辱地忍耐、屈辱地等待”这一不合传统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才真正体会了解，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屈辱地活着，为了培养复兴的幼苗。所以很多年轻寡妇为了遗孤而卖春，日本人也对她们谅解和尊重。
从“素侠居”和“云雪楼”再说起。
我在日本时，去过两处日本社会研究者聚会研讨的私人场所。一处叫“素侠居”，一处叫“云雪楼”，我原本以为“素侠”和台湾“白衣”一样，是表示没有官职的文人，云雪楼则是因为眺望得到云和雪。后来才知道，他们认为研究社会问题的读书人应具有“一片素心，三分侠气”，才取名“素侠居”；而写评论社会问题文章的人应该“节义傲青云，文品高白雪”，才取名“云雪楼”。这原本都是中国人的东西，却被日本人用了，我半惭愧半骄傲地说：“中国文化都被日本学去了。”主人竟这样回答我：“一家的宝物过了3代应该属于国家，一国的文化过了3个世纪就应该属于全世界。你赞成吗？”
我请一位研究中日历史的学者，以良知论述日本有没有做过南京大屠杀。他说：“以中国人认定的屠杀定义（我不知道屠杀还有什么其他定义！作者原注）是有的，但我们估计错了。”我奇怪，他为什么说估计错了。他说：“日本对华战争时，曾研究历史上少数民族，蒙古人、满清人是怎样征服多数的汉人，发现他们以汉人来分化汉人，再以惨烈战争（就是屠杀，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来瓦解汉人的反抗。所以日本在明治31年（1898年）起就秘密命令10万个日本家庭照顾10万个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使他们能对日本产生好感并在思想上倾向日本。而南京入城的战争也非常惨烈（他故意避开屠杀的字眼），但没有估算到留日学生的思想全集中在建立新中国，而人民的思想观念也与宋朝大大不同，所以说我们估算错了。”我听了又气又怪，问他：“你怎么会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他说：“军事战争是一点机密不能透露，历史反省是一点资料都不能隐瞒。”这两句话至今仍令我沉思。
“自己人”的标准是什么？
我请教一位研究日本人民受原子弹遗害而痛斥美国残忍无道的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他说：“我承认很多中国军民在战争中死得惨烈，不过中国人还可以抵抗或逃亡，而原子弹让日本人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逃亡。”这段歪理谬论，我真为之气结！我曾听说在日本的华裔或华侨有台湾帮、福建帮、东北帮，在日本，我发现东北人明显地比台湾人吃得开，就请教一位社会研究者，他说：“东北人比较会和日本人交往，所以关系自然发展快，台湾人不太懂得和日本人交往。”
我很惊讶，因为日本人在台湾50年，在东北才14年。他一点资料都不隐瞒地分析这段历史原因，说：“《马关条约》时，日本希望台澎为日本领土，对于台湾人民则采取保留态度，所以条约第五款规定两年内未移出之台民‘酌宜’视为日本臣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才准台湾人民改日本姓名，1944年才简化手续鼓励台湾人改换日本姓名。对台湾人民教育，则直到统治48年后，才实施6年义务教育。至于政治人才之培养更是缺乏，51年的统治期间，台湾人只有4个人升到郡首（区长）。总督府1943年有1444名高等官，台湾人只不过30人左右。而满洲在1932年建立时，日本便全力使她像个国家，元首、国务总理及内阁均为当地人，而为完成汉、满、蒙、日、鲜五族共和，大量移入日本人、朝鲜人，在教育上也下了很大工夫。所以东北人有14年与日本高层交往的经验，而台湾人只有50年被日本统治的经验。”听了这段话，我很为一些对日本人感恩的本省同胞感到委屈。
日本有很多外籍劳工，中国内地人、南朝鲜人、巴西人……他们受的待遇很不公平，这原本是“物离乡贵，人离乡贱”的原则。但有一种人很特殊，他们在血统上完全是日本人，是在大战后移民到巴西的日本人，没有想到在巴西愈来愈难混，他们的子女又回到经济强大的祖国打工。这些人会讲日语，外表和日本人一模一样，但日本人却不把他们当同胞，他们和其他外籍劳工一样受到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我问日本人何以如此，他们说：“在法律上，他们并不是日本人。”我立刻反问为什么拥有日本国籍的中国人、南朝鲜人甚至琉球人也没有受到公平的尊重，有个日本人回答说：“我们日本人对‘自己人’的标准很严，必须血统上、法律上、能力上都是日本人。”希望想到日本发展的人好好体会这段话。
波斯湾战争期间，我正好在日本。有一天在云雪楼和几个日本人看完电视新闻后，大家一起聊天时，他们不断聊些“白种人愈来愈团结”、“世界舞台愈来愈看不见黄种人”、“白种人结合，黄种人寂寞，黑种人挨饿”……等世局妙论。
《犁与刀》 第四部分“爱你的敌人！”（3）
他们最后在检讨黄种人（亚洲人）一些较有实力国家时，作了这么一个结论：“大陆人会整人，却整不到别人；日本人会赚，却赚不到好感；台湾人会买，却买不到尊重；南朝鲜人会叫，却叫不到回响。”这场看似轻松的讨论，幽默的结论，接下来竟发展成他们认真检讨日本人为取得国际认同和好感应做哪些实际工作。
我虽然已很习惯看日文资料，但言谈还需要翻译，对日本的了解也有限，绝不是日本通。只是希望人们能冷静地认清，日本对台湾政治的影响仅次于美国，而对台湾社会民生的影响还高于美国。不论我们恨她也好，爱她也好，日本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国家。是敌？是友？充分地了解她绝对有必要。
这是一篇早期登载在新加坡《联合报》上面的文章。其中肯而理性的文笔下潜伏着一颗热血沸腾的赤子之心，所提出的问题也是足以让我们感到宝贵和震惊的。①
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于日本海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一味仇视日本，反而以日本为师，从百日维新到留日学生高潮，从日本学成归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欧美的青年一起，高擎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影响深远。
我们熟悉的，政治上有邹容、陈天华、孙文、黄兴、秋瑾等，文学上有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更有许多军事、机械制造、医药、化学等方面的人才，一个个名字掷地有声，我们很难确切地知道这些人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所作的贡献有多大，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那些孙文，没有那些鲁迅，我们的民族将在暗无天日中走更长的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东京帝国大学，还有藤野先生所在的仙台医学专科学校……这些都是东渡的赤子孜孜不倦汲取营养的场所。
前面说到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有许多外部因素，甚至与其扩张政策密不可分，但一味把日本的经济腾飞完全归因于美国的扶植和战前的掠夺，这是片面的，也是我们自欺的表现。实际上，战后得到美国扶植的国家很多，比如菲律宾，由于国内政局的动荡和政策的失误，就没有做出日本一样的成绩。至少在目前看来，日本取得了成功。它成功的原因不可能是偶然的，而必然有一种长期战略的贯彻实施。近代中国传统的惯性和对世界变化的迟钝反应，使日本战略的成功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和现实。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在感情因素的基础上，实事求是，稳扎稳打，在世界经济中制衡对手，取得自己应得的一席之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要以向日本学习为耻。这个邻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物质上日本人创造了经济奇迹，精神上他们有惊人的坚忍和执著……
某朋友讲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曾经在友人的书房中把玩过一把日本武士刀，据说是别人作为“古董”送的，更据说是由名铸剑师铸造的“真正的武士刀”，价值如何了不得云云。他对这把刀的价值不是很感兴趣，但藏在黑实的、朴实无华的刀鞘里面的，的确是一把冷森森的、寒气逼人的好刀。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