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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了《报纸条例》和《诽谤法》严厉禁止言论。日本昭和初期，1909年又施行了《报纸法》。这些法律法规成为套在日本国民身上的层层枷锁。那么，如果报刊登载了企图“冒渎皇室的尊严，改变政体或扰乱国宪的事项”，不光是发行人、编辑，就连印刷者也要受到监禁。
随着战争的进行，日本对报刊的管制不断加强。在“卢沟桥事变”开始的1937年7月，由内务大臣发布了禁止刊载报道的告示，列举的事项长达数页，极为详细周全。例如：要强调“这次日中两军的冲突并不是由日本方面的错误引起的”，“日本军队绝不是好战的”；不得撰写“会给国民以反战、反军印象的报道”；不得发表“关于现役期满的一部分士兵近期服役的消息”，等等。此外，审查官们还经常对报刊、杂志的编辑进行“指导与恳谈”。审查官们不仅仅指使作者执笔写稿，而且要求刊载“上面指派的高见”——无疑是一些歌颂天皇、美化侵略的御用文人的稿件。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政府直接禁止报刊发售，管制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战争末期，日本只剩下两种报刊了：一种是根据大本营发表的虚假战报与情报局指导的充满谎言的所谓报纸；另一种是煽动战争的很难理解其意思的所谓“杂志”。①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是在战斗中，精神竟然可以战胜死亡。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查，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上有弹伤，是致命的弹伤。
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凉得像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②
而这样的故事竟被广泛传颂。
所以，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动所有的社会机器，在近代天皇制的“教育敕语”下培养出一批迷信天皇、崇尚强权、忠心追随军国主义的国民。
首先，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让日本从精神上尝到了胜利的快感。在过去的一千年中，日本对中国这个大陆国家一直抱着崇仰的姿态，即使在近期，魏源的《海国图志》也在日本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③ 当时的清朝水师号称亚洲第一，打败了一贯的强者，无疑让日本万分激动，而且尚有实实在在的实惠——２．３亿两的白银，相当于当时日本３年的国库收入；并且增加了一大片的海外殖民地：台湾以及其附属岛屿。随后，通过日俄战争，日本更是打败了一贯骄横自大的俄国远征军，在中国的东北又获得了原本属于俄国的许多权益。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一举侵占中国东三省，并且几乎没有遇到中国方面大规模的抵抗。此后扶植起清朝的末代皇帝做了伪满的傀儡，东三省的铁路权、矿产开采权、军事政治外交权，都被日本操纵和掌握。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肥沃土地垂涎已久，占领东北后，立即进行了大规模的日本移民活动，掠夺东北土地。大批的日本平民移民中国东北，享受着上等公民的权利，住着掠夺来的房屋，开发着原本属于中国人的土地，用廉价的工钱驱使和奴役着这片土地本来的主人。日本的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一直延续到二战末期，一些在国内穷困潦倒，或者本来就资财雄厚并具有开拓意识的日本国民，来到中国东北之后大多一展宏图。所以，日本全民在侵略厚利的诱惑下欲望膨胀，相当一部分人成为死心塌地的主战派。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3）
2004年由日本东宝映画公司投资１２亿日元拍摄的电影《赤月》，就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电影的女主人公森田波子与丈夫森田勇太郎从日本小樽来到中国东北开设酿酒厂，因为波子的昔日恋人——军官大杉从中帮助，酒厂日益红火。在中国的土地上，森田一家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实现了在国内没有实现的理想。影片显示的日期就在二战后期，而森田一家只不过是数十万移民洪流中的一员而已。那些日本移民当然不会不知道他们的政府、他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肮脏和血腥的，之所以大多数的日本移民仍然感觉心安理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陷入了一种丑陋的胜利者的心态。
１９３６年５月９日，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共计５００万人。在国内报纸以“进军满蒙！经济挺进，首先大规模移民”之类的标题，刊登满洲移民计划。日本制定２０年内移民１００万户５００万人的庞大计划，后因日本战败，未能充分实现。据统计，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总共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１８万户，５５万人左右，到１９４４年止，日本移民共强占中国东北耕地１５２．１万公顷。④
日本移民是以中国东北人民的血泪为代价的。他们利用低价“收买”、驱逐和屠杀中国农民的手段强占土地。曾在日本特务机关服务的意大利人万斯白在《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一书中举例揭露，在海伦，日本人雇用军队“扫荡了４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６５０名日本人居住”；在依兰，“专门威逼华农放弃他们肥腴的土地，让日本移民占据”。富锦县一王姓人家，因不愿将自己的土地出卖，全家老少８口一齐被枪杀。与被赶出、生活无着而冻饿于四野的中国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移民每户占地２０公顷，平均每户农业收入达２６２２元，除去生活花费外，还余１０２２元，过着丰裕的生活。⑤
１９３８年秋天，为了给日本移民清理出土地，日军纵火烧毀了中国农民的房屋，从依兰县城到土城子村烧得７５里没有人烟，１００多个中国农民惨遭杀害。杀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用刺刀挑死，另一种是用细绳将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拴在一起扔在江中，日军给这个杀人方法起了个美丽的名字，叫“燕子凫水式”。１９３９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到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共有８００多个开拓团侵入中国东北。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大量征兵。青年男性开始不敷使用，开拓团也越来越少，日本青少年义勇队开始占据移民的主体地位，每年以一万多人的速度迁往中国东北。日本青少年移民到达中国不久，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以及枯燥的生活诱发了一种被称为“屯垦病”的精神疾病，一些人肆意地将强奸、殴打、偷抢等暴行加害在驻地邻近的中国农民身上。
但是他们毕竟是心虚的。在《赤月》一片中可以看到，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移民也唯恐逃之不及，以免受到正义的惩罚。当然也有顽固不化者，他们甘愿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坚决不离开这片他们“深爱着”的中国土地。然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日本投降后，许多中国东北人陆陆续续来到设在“开拓团”本部的难民收养所领养日本难民。据统计，在1945年寒冷的冬天里，共有40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被中国农民收留和抚养了。在长春市有一栋中国养父母楼，1945年这些善良的中国妇女收养了许多日本遗孤，20世纪70年代后这些遗孤返回日本，楼里只剩下了这些孤单的老人，57年的亲情如今化为无奈的思念。⑥
其次，天皇授予国民的“教育敕语”，是日本国内“国民教化”的目标。从189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５５年期间，“教育敕语”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依托。在节日里，校长要戴着白色的手套毕恭毕敬地捧读它，学生和儿童必须低头聆听。“教育敕语”除去日期，共有319个字，其中占56％的179个字是汉字。对于这种难懂的“中文味”的文章，要求日本小学生在三年级时就要准确背诵。“教育敕语”除去宣扬封建儒家道德和引进的近代社会道德之外，重点是在强调“在发生重大事件之际，舍身扶助与天地同样无限的皇运”。而受到“教育敕语”教育的国民不断地增加，就把它升华成为日本民族的精神结晶，崇尚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个宣称国家元首天皇为“现人神”的国家，宣称“大日本是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伟大的神国”的国家，那些被堵上耳朵、捂上眼睛的国民，就会做出为反动的政府推波助澜的事情来。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4）
军国主义者对日本国民的战争教化是无时不在的，有一个故事，是关于“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
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大孤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大阪家中休假度蜜月。两情缱绻、佳期如梦、春宵恨短的井上清一乐极忘归，烽火连天的满洲战场被他抛到了脑后。可是归期已至，军令如山不可违逆，眼看美梦难续，井上清一在蜜月的最后两天终日郁郁寡欢，他突然产生了厌战思想：若不是战争，他就能与娇妻永远厮守在一起，就不会再有生离与死别……这一切，他的妻子千代子都默默地看在眼里。
这个看起来娇小柔弱的女人，却一直在悄悄准备着一个惊天动地的“壮举”。就在井上清一行将归队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的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但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溢满了榻榻米。在神龛前，千代子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
这一封字迹娟秀的遗书洋洋万言：“我的夫君，现在的我正满怀高兴之情。我都不知如何表达我的高兴之情了，我将在您明天出征之前快乐地离去。不管如何，请您不必担心往后的事情……”大意是说她是以死言志，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了。次日清晨，井上清一才发现身边的妻子仍留余温的尸体。阅毕遗书，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泪，默默地收拾起行装，将妻子的后事托付于家人，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在大阪港登上驶往中国的军舰。
事件发生后，日本舆论媒介如苍蝇见血般叮住不放，喋喋不休地加以渲染。一夜之间，千代子成为“发扬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偕行》以通栏标题称赞井上千代子为“昭和之烈女”，称千代子之死使得“出征将士的士气大受鼓舞”；“所有皇国军人为之感动”。
两家会社以惊人的速度，在极短的时间内竞相将其事迹拍成电影《啊，井上中尉夫人》和《死亡的饯别》在全国上映，并将影片空运到侵华战争的前线，在军人中间上映。皇后陛下还驾临“昭和烈女”井上千代子的“遗德显彰会”。于是44岁的大阪主妇安田夫人以此“御国之行为”为契机，发起组织“国防妇人会”，而这位发起人安田夫人就是井上清一和千代子的媒人。
“昭和之烈女”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果真“斗志”更加“昂扬”，他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之一，指挥部下残酷地虐杀中国人，沦为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1932年9月，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其罪魁祸首就是井上清一，他时任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指挥官。⑦
平顶山位于抚顺市南面，全村有800多间房子，3000多居民。1932年“九一八事变”一周年前夕，辽宁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击毙日本矿长渡边宽一、自卫团长平岛善长等几个日本人，并烧毁了杨柏堡炭所的6所仓库。9月16日，关东军抚顺守备队在井上清一、川上岸、小川一郎的指挥下，包围了平顶山。日军挨家挨户地把居民全部赶出，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襁褓中的婴儿都被横拉竖拽地拖走，一些缠足的老太太和行动迟缓的老弱病残，被当场刺死。日军佯称要让居民集中照相。
午后一点多钟，全村3000多人全部被赶到平顶山南面的一块草坪上，西面是断崖陡壁，北面是日本人的奶牛饲养场的铁丝网，草坪四周高处架着6台蒙着黑布的“照相机”。正当人们惊魂未定的时候，蒙在“照相机”上的黑布同时被揭开来，原来黑布下是6挺重机枪！井上清一一声令下，机枪、步枪猛烈扫射，平顶山村民血肉横飞，一排一排的人倒在血泊之中，积尸如垒。
待人们全部倒下之后，刽子手还不罢休，挨个用刺刀刺、军刀砍、手枪打，并有士兵挑开孕妇的肚子，扎出胎儿，挑在枪尖上招摇狂笑。为毁尸灭迹，井上清一命令士兵用铁钩将3000多具尸体钩到山崖下堆积起来，浇上汽油焚烧，日军还同时烧毁了平顶山全村800多间房子，一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焦臭刺鼻。最后，日军用大量炸药将西面山崖炸塌，厚厚的山石掩埋了这个屠场。若干年后，中国政府挖开了这个杀人场，当年未烧尽的累累白骨还保留着惨不忍睹的状态。
关于平顶山事件，不仅中国国内证据确凿，而且日本国内的本多胜一（著《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泽地久枝（著《另一个满洲》，文春文库）等人也作过披露。
尽管日本军方周密地隐瞒了这一事件，但还是有10人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些生存者压在层层的尸体下面，好不容易才躲过了刺刀的刺杀。有一位少女，手腕虽然被刺，但她还是强忍着疼痛没有作声，被认为已经死了，从而保住了生命。⑧
千代子的死，的确使她丈夫“斗志昂扬”，井上清一将自己的一腔怨愤发泄到无辜的中国平民头上。然而就是这个刽子手，由于军国主义媒体的宣传和颂扬，当时却成为不少日本少女心目中的偶像。
在松本一男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中这样说：（日本）往日对武士阶级的敬意，变成了对军人和官僚的憧憬保留下来。不仅是民间，官府也对尚武的风气给予高度的评价，公然表露了阶级差别意识。直到昭和初期，在日本的户籍中始终记载着华族、士族、平民和新平民等阶级。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并非只是战前的军部独裁统治所培育出来的，而且是历史传统造成的。
战时的日本，连佛家的僧人也是支持战争的，他们甚至被武装起来，时刻准备参加“圣战”。因为日本本身的佛教，是已经十分世俗化的宗教。日本佛教净土宗创始人亲鸾上人先后结过两次婚，有4男3女；连如上人更是妻妾成群，生育了27个子女。为此，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德在《日欧文化比较》一书中这样描绘：
在欧洲，人们为了赎罪和拯救灵魂加入教团；而日本和尚在安逸和休养中过日子，为了逃避劳苦而加入教团。
欧洲神职人员受职后，立即宣誓保持灵魂的纯洁和肉体的干净；而日本的和尚们竭力干所有内心肮脏的和肉体上一切禁忌的罪孽。
《犁与刀》 第一部分被愚弄的日本国民（5）
欧洲神职人员对上帝发誓，过远离世俗富贵的贫困生活；而日本和尚靠施主大吃大喝，用尽一切手段图谋自己发财致富和腐化。
欧洲的僧侣们为了表示蔑视食宿，不穿丝绸衣服；而日本和尚，穿锦着绣，为了对世俗显示骄傲和虚荣，他们身着丝绸衣服招摇过市。
欧洲人相信来世的荣光、劫罚和灵魂不死；而禅宗（此处特指日本禅宗——编者注）的和尚否定这一切。他们认为，除了生与死，什么也没有。
这样，再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教化，军事化的和尚自然也难以与普通人区别开来。
二战时，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除了强迫、欺骗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慰安妇”，也同样热烈欢迎日本女人来当慰安妇，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惟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日本“皇军”的荒淫糜烂已在世界军事史上达到了高峰，他们凌辱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还不感到满足，还要把本国的妇女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