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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见《会见西班牙副首相的谈话》）
——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见《会见马来西亚朋友谈话》）
——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使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发展。（见《南巡谈话》）
而现实中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现象已经十分严重，这些现象正在威胁着社会的平衡和稳定，我们不得不对说这些话的那位民族伟人的远见卓识和忧患意识表示钦佩。所以，中国政府对已经遇到的一切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政府一定会把主要精力继续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而不会过多涉足国际事务。
即使如此，与中国一湾海水之隔的日本，对于中国这种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的崛起，也越来越忧心忡忡。为此，我们自己需要明白的是：崛起是有条件的，和平崛起更是有条件的。
国外对于中国地位的一些争论，有的纯属学术范畴，有的则带有国际政治角度的背景；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用哪种眼光来审视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这就是在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危机面前，在中国自身宏观经济运行面临诸多深层次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不但没有衰退和崩溃（而按照国际上某些“专家学者”的描述，中国经济应该崩盘不止一次两次了），反而保持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国际上的确有不少人心存“中国是不是太好了？好得简直不能让人相信”的疑问。但疑问归疑问，太坏的事情在中国确实没有发生。更令人们想不到的是，美国学者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人”的话音刚落，才短短的几年时间，中国的总理已经在为粮食卖不出去而发愁了。
对于日本，之所以“中国威胁论”在国内有大市场，是与其一贯对中国的态度分不开的。在《近代中日启示录》中，记载了明治维新元老、军阀山县有朋当年针对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讲的一段话：“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
李兆忠这样评价日本：忧患意识无疑是大和民族的一笔巨大的、可贵的精神资源。但同时又包藏了一种阴暗自私的心理，就是对邻国的强盛和发达，抱着敌视和戒备。近几年来，日本列岛又响起来大惊小怪的“狼来了”的呼声，这头“狼”来自中国大陆，来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神经过敏的日本人感到了威胁。“中国威胁论”……其实只不过是老调重弹，是过去的翻版而已。纵观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直至今日，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每一次发展机会始终抱有警戒之心，并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扼制和阻挠。事实上，他们已经两次成功地扼杀了中国转向现代化强国的机会，一次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全歼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之后，割地、巨额索赔、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次是20世纪３０年代中期日军对中国的大肆侵略，那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待起飞时就被这股力量无情截断，使中国陷于十几年战乱的深渊。到了２０世纪，在历史给中国提供第三次机遇的时候，它又跳出来嚷嚷中国威胁，其口气和内容似曾相识。叫嚷中国威胁，无非就是害怕中国强大起来，日本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强大。
而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改变他人，我们却可以更加完善自己。或许你的经济实力无法做到像作家张贤亮那样高声喊出：我坚决抵制日货！但你完全可以为自己的祖国做得更多。
一位漂泊在海外的中国人曾满怀一腔热忱地对自己的民族说：我可爱的祖国，我多灾多难的祖国，我在世上的每一天心都是为你而跳动，即便我死去，我的灵魂也永远围绕着你！
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一颗沸腾的爱国之心，中国岂会再输！
注释：
①参见《中国人与日本人》，（日）松本一男著，渤海湾出版公司，1983年版。
②参见《发展的力量》一文，作者：杨国民，原载《经济日报》，2002年11月3日。
③参见《注目中国世纪》一文，作者：邓瑾，原载《南方周末》，2005年5月19日。
《犁与刀》 第四部分日本挥之不去的幽灵（1）
尾 声
军国主义：日本挥之不去的幽灵
什么是军国主义？中国《辞海》对此条目的解释是：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一切为了侵略扩张的黩武思想和行动。对内竭力增加军费，畸形发展军事工业，向人民灌输侵略思想，强迫人民服兵役，加强镇压人民革命斗争，实行军事独裁，对外掠夺，干涉、破坏他国主权，进行颠覆活动，发动侵略战争。
日本小学馆出版的《日本大百科全书》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作了如下阐述：近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其本质是军队为天皇的御用军。天皇通过独立的统帅权和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来确保军队作为直属天皇的军事机构。军方不允许国会或内阁干预其战争政策，如其要求无法实现则推翻内阁或妨碍组阁。绝对效忠天皇不仅是军人，还是全体国民的最高道德典范。通过学校教育、在乡军人会以及青年训练所的活动，将军人精神作为国民教育的核心。这样，在战争期间日本所出现的法西斯体系，是以推动战争为根本目的，实行军国主义统治。它通过行政机构使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并实施战时全民动员体制。
简而言之，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军事至上，谋求霸权。日本军国主义以所谓富国强兵、发展军事为立国之本，以保留浓厚封建因素的近代天皇制为政治依托，以所谓大和民族优越论和近代合理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效忠天皇、崇尚杀伐的封建武士道为精神支柱，以对内镇压和对外扩张为基本国策，对日本人民的生存权利、民主权利进行了彻底剥夺，对其他民族推行了野蛮的帝国主义政策。因此，它比一般帝国主义更疯狂野蛮，危害更大。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近代天皇制加侵略战争。在受日本军国主义祸害最深重的中国人民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侵略”的同义语，日本军国主义就是掠夺、杀人、强奸、放火。二战中的受害国特别是中国民众有千条万种理由对日本军国主义恨之入骨。
日本社会自古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天皇情结”和愚忠思想，为军国主义的产生和膨胀提供了极好的精神土壤。在思想意识上，从12世纪开始，日本即刻意制造出“日本民族优越感”，宣扬神国观念，主张对外拓殖领土以“雄飞海外”，使“宇内混同”，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等级化国际秩序。并且，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中国的大同思想，也没有西方的人性关怀；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其传统意识中，弱肉强食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在中、朝、日三国早期的交锋中，就已经暴露出这个岛国凶悍的尚武精神和惟力是从的狭隘性格。16世纪时，丰臣秀吉便是以大规模的远征行动进行了征服邻国的尝试，制造了古代东亚历史上灾难性的一幕。
到了近代，日本著名官僚学者加藤弘之大力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1882年，加藤弘之在《人权新说》中对天赋人权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他鼓吹人类社会“优胜劣汰”的原理，由于日本传统社会意识与此暗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影响深远。著名史论家山路爱山公开声明“愿做帝国主义的信徒”；狂热的帝国主义者浮田和民认为，军国主义侵略只是“民族生存竞争”的具体表现，“只要世界上还有半开化的野蛮民族存在，就不能不予以消灭”。
并且，日本法西斯鼻祖北一辉炮制过一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强调日本的人口增长与土地存在巨大的矛盾，声称日本领土只是几个“散栗般”大小的岛屿，“数年之后即使土地有多大的丰收，日本也无法吃饱饭”，所以必须夺取中国的满蒙、苏联的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地域，建立一个“使后世史家叹为观止的黄人的罗马帝国”。
19世纪后半叶，以明治维新为界，是日本在世界之林中崭露头角的开始。而此前日本偏安一隅，大多数时间沐浴在一种以中国为主导的东方式的和谐氛围中，从汉字到围棋，从孔子到佛教，从工艺到服饰，日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这些文化全部抄袭过去。前首相吉田茂在《激荡百年史》中不得不承认道：“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人来说，常常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可就是在明治维新初期，福泽谕吉就鼓动“长驱直入北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州”。当时在日本民众和军人中，普遍存在的认识是“日本是东亚的盟主，支那是从属国”、“日本人是天孙降临的优秀民族，支那人是劣等民族”、“中国是日本侵占的对象，支那人是我们的统治对象”。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对中国的侵略扩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甲午战争的赔款２．３亿两白银（０．３亿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日币为３亿６４５１万元。日本在１８９４年发动甲午战争时的国家预算只不过是９０００万日元，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财政年预算的4倍之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巨大资金来源。① 日本对此项赔款资金，除了半数充当海军与陆军的扩张费之外，又多方面利用来发展实业，京都大学即是用这笔款项创立。另外修筑铁路、发展航运和机械制造，也全部得益于这笔勒索款项。此外，日本利用甲午赔款还进行了币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日本学者寺岛一夫在他的《日本货币制度论》中说：金本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一环，能与其他列强角逐世界市场的金融标志”。但是，这一“金融标志”并不是日本自身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通过血腥掠夺中国来完成的。中国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随着“以战养战”的展开，日本社会以亚洲人民的鲜血滋养，国家实力稳步上升，军国主义基因更加滋生蔓延。日本对朝鲜进行侵略活动，国内几乎无人反对，甲午之战获胜后，日本举国欢庆。
此后数十年，暂时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中、朝等亚洲国家，开始用一种坚忍不拔的姿态来捍卫自己生存的权利。相反，自称“东亚文明先驱”的日本，在貌似文明的现代化外表下却把它根深蒂固的野蛮与残忍暴露无遗。日本学者井上清和铃木正四在《日本近代历史》中写道：“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了日本之外，找不到第二国。”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这样分析说：“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这位令人尊敬的美国学者在这里显然分析失误了，如果她对日本历史研究得更加透彻，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比古代暴君希律王更加毒辣”，绝不是因为“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才刻意效仿。事实上的情况是，日本毒辣的侵略手段具有极大的独创性，这个受军国主义势力统治的国家在杀戮和掠夺中所表现出来的登峰造极，把那些靠殖民手段发家的欧美列强也震撼了。
所以，只要军国主义的余孽还存在一天，日本就不能充当这个世界的主导。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事实，早已经把这个结论证实了无数遍。因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远远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意识，伸张正义、捍卫和平才是全人类永久的事业。况且，被戕害的中、朝等亚洲国家也绝非任人宰割，否则早已被历史剥夺了它们存在的权利。日本的军国主义注定要害人害己！
《犁与刀》 第四部分日本挥之不去的幽灵（2）
这些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畸形产物，却都发生在自称“高度文明”的日本。日本今天究竟意欲何为？
著名的中日问题研究专家蒋立峰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军国主义不专属于特定的历史范畴，只要条件具备，它就可能出现。”也就是说，这种反人类的思想如果条件允许，将以“新军国主义”的姿态面对世人。台湾学者李恩涵特别撰文分析当代日本的“新军国主义”，明确指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台湾。他认为，日本要美国人打仗向前冲，它则在后面捡拾战争的果实——重新占据台湾。况且，日本现在参与台海问题的手法，与它在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前后对于朝鲜的手法何其相似，即企图先从鼓动、支持“台独”入手，初步成功后则剿杀“台独”派，吞并台湾。②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有可能以新的姿态和形式出现，我们该如何应对？
有人认为：日本“修宪”只是时间问题；海外派军是大势所趋；入围“常任”势在必行……这些我们都用不着“大惊小怪”。也有人认为，日本“右翼”并不足虑。他们的一般论据是：“直至2000年，日本的右翼团体数为900个，总人数10万人左右。就算把这个数目扩大100倍，日本右翼的人数在日本1。2亿人口中也不过是个零头。”持此论者中，并不乏一些知名的中日问题研究专家。③
但是，事实果真会是这样吗？对于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无所作为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早在1981年，以“大东亚”、“大日本”等命名的右翼政治团体比1980年大约增加了90个，总数达140个，这些团体的收入急剧增加，有的团体比5年前增加了10倍以上。
即使在那个时候，连日本参议员青岛幸男都认定：政治右倾化是一清二楚的，令人感到极大的不安。④
而不到20年间，日本右翼团体即由“140个”增至上述的“900个”，而日本政坛的“右倾化”气氛更是日益浓厚。
60年前的世界大战三大邪恶轴心国蓄谋已久，世界大战“必然”发生。假使各国始终推行绥靖政策，人类历史就注定要逆转、改写。60年后的今天，虽然日本右翼外表强硬嚣张，可是遇到中韩各国的愤然抗议，它就无法掩饰虚张声势的内心虚弱世界。
而日本右翼团体的现实力量也绝非有些人认为的那样薄弱，除去登记在册的右翼分子，实际存在的隐形右翼分子或准右翼分子要多得多。再者，在一个国家里，代表其思想倾向、决定其政治走向的，通常不是沉默的大多数，而是以少数人为代表的先锋力量。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的法西斯分子、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能有多少？在绝对数量上也是少数，但正是这少数人，把整个国家带上了侵略扩张的血腥之路，把整个世界拖入战争的灾难深渊。所以，判定一个政治势力的强弱，不能仅仅看他们有多少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有多大的影响，掌握多少资源和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走向。在当今的日本，政府和大财团基本处于右翼思想的控制和影响之下，右翼势力的影响力超越了任何其他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