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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洗不尽的耻辱——“中国慰安妇”问题，至今还伤害着中华民族。笔者的故乡河南，是侵华日军性暴行的重灾区。研究表明，自1937年11月日军攻陷安阳后，侵华日军在河南沦陷区内大规模、有组织地实施了慰安妇制度。迄今至少发现当年的安阳、新乡、洛阳、开封、夏邑、邓县（今邓州）、漯河、舞阳、周口、许昌、宝丰、临汝（今汝州）、考城（今兰考）、鲁山、虞城、信阳、永城等地设有“慰安所”、“慰安营”、“花乃家”等慰安妇机构，其中被充当发泄工具的是大量从当地强行征召的河南妇女。
1941年12月13日，日军从开封朱仙镇大律王庄仅一次就抓走240名男女，女的全部送往开封“芙蓉院”做“营妓”；1945年春，日军在鲁山等地抓捕10多名女子组成“慰安队”供日军淫乐；邓县（现南阳邓州市）的“慰安所”连５０岁的老妪都不放过；日军一名伍长回忆说，他在信阳养伤时曾接受过“慰安”……
后来，这些妇女大部分都患上了各种传染病，一个个被拉出去火烧、活埋、枪毙或因逃跑不成而被日军用刀劈死，只有少数人在日军投降时被解救。
1944年4、5月间，驻天津日本司令部官兵强奸中国妇女80名，然后送往河南的漯河、郾城一带，强行为前线日军“慰安”，受到了日军的性虐待，命运凄惨。这些被强制送到河南的80名妇女的名单现在还保存着。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列举了日本侵略者大量践踏国际法的滔天罪行，令世人震惊，难以忘却。虽然对一些战争罪魁进行了审判，但日本国对违反战争法规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的赔偿，却丝毫没有进行。
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最起码违反了《国际法》中如下的条约：
1。 军事行动不得攻击和伤害平民。这是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根据国际法原则，个人如果不直接或间接属于交战国的武装部队，就不应加以杀伤或俘虏，财产不应被剥夺。而被现代史上称之为最黑暗一页的南京大屠杀，粗暴地破坏了这一国际法原则，严重违背了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包括的保护平民的条文。
日军攻占南京后，不分青红皂白地沿街杀戮中国男女老幼。顷刻间，广场、街道和胡同到处血肉狼藉、尸体纵横。日军的杀人手段残酷绝伦，有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和肛门等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两个日本军官为取乐举行的“杀人比赛”——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见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便是当头一刀，劈成两半。最后，其中一个日本军官接连砍杀了106名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
根据国际受害赔偿惯例和按照1952年的价值计算，日本国理应赔偿南京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50亿美元以上。而类似南京大屠杀这样的血腥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屡见不鲜，数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军之手，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在战场上被杀害的人数。
《犁与刀》 第一部分“菊与刀”的国度（3）
2。 给予战俘以人道待遇。这是国际法的普遍原则。战俘是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综合1899年的海牙第二公约附件和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以及1929年的日内瓦外交会议公约，合法交战国参加战斗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
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把“对战俘的谋杀和虐待”归入战争罪。然而，使人不堪回首的二战期间，日军抓获中国战俘和伤员，不是本着人道主义和对待战俘的原则，给予中国战俘适当的待遇，而是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公约，非人道地、残暴地虐待和枪杀中国战俘。更触目惊心的是，日寇把杀死的俘虏身上的肉和用这种肉所做的汤，拿来供给日本兵当膳食。
澳大利亚乔治·史蒂文森控诉说：二战中他作为驾驶兵被日军俘虏，1943年2月，他运送过300箱人肉给关押美军战俘的集中营。
3。 强迫占领地的平民为奴隶而进行劳役，是一种战争罪行。1934年到1945年的近12年间，日本为了在“满洲国”边境修补要塞，迫使大量中国人参加，其中大约有10万人遭到杀害，仅1942年在辽宁省就有3000名中国人被抓去构筑军事设施。事后为了保密，竟把这些人全部杀死。
太平洋战争后不久，被强行掠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大约有4万人，年龄最大的有78岁，最小的有11岁的孩子。他们被分在日本135个企业从事名为劳工、实为奴隶的死亡劳动。
“中国人难以忍受饥饿折磨，以至于出现了拣拾路边别人呕吐的饭粒及拔食杂草的惨况。日本监工将扔掉的橘子皮撒上尿，让中国苦力争相食之。有个叫李担子的青年，甚至将焚烧后的人肉带回宿舍偷吃。负责直接监督中国人劳动的日本劳工，多为具有在中国大陆杀人经验的日本伤残军人和退役军人，他们对中国人所施酷刑可谓五花八门，有将铁棍烧红烙大腿者，有以烟头烧脖筋者，有将鞋上钉上铁刺而踢人者，更有将人吊起向体内注射冷水，然后置于地下，以脚踩其腹使其鼻眼冒水者。中国人不堪忍受灭绝人性的虐待，终于发动震惊整个日本的花冈暴动。暴动失败之后，每两个中国人被反手绑在一起，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被迫喝自己便出的带血的尿。两人中如果有一人死亡，另外一个人上厕所也要拖着死尸走。”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面，无论从道义上看，还是从政治上看，无论从国际法看，还是从日本国内立法看，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残害中国人都犯下了无法推诿的罪行。
如今，在包括日本国内正义人士的多方努力下，日本国鹿岛建设公司已向“花冈事件”幸存者承认责任并首次道歉，而关于受害赔偿问题留待今后继续协商解决。这是日本履行国际法义务，反思侵华战争责任的良好表现，这对预防战争犯罪和维护世界和平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 禁止有毒、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制造和以其作为交战手段和方法。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就是在战争中禁止使用人类深恶痛绝的毒物和有毒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使用窒息性和各类有毒化学武器，造成1万人的死亡，127万人受伤，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战后，在缔结凡尔赛条约时，曾认真讨论过如何禁止使用毒气，日本也是该条约的签署国。并且，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国际协定，分别还有1899年7月缔结的禁止使用毒气的海牙宣言，以及1925年6月签署的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意大利都未在战场上使用过毒气，而只有日本人在中国使用了毒气。日本在我国东北秘密研制和实验细菌武器，于1931年和1936年先后建立了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战的准备，以活人做试验。
1937年到1945年八年期间，日寇在中国战场上进行毒气战总计1312次，直接伤害中国军人36968人，其中死亡2086人，而无辜的老百姓伤亡数字无法统计。
5。 日寇对中国城镇的狂轰滥炸，践踏了战争法规和惯例。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和炮击不设防的城镇、乡村和住宅。”第27条规定：“围攻及炮击时，凡关于宗教、技艺、学术及慈善事业建筑物，医院及收容所等，不得作为目标。”并且有关条约还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或伤害非战斗人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而日寇公然违背这些规定，使用恐怖手段，轰炸和平城镇，掠地飞行，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向城镇市区投掷燃烧弹造成巨大火灾。特别是落在茅房鳞次栉比的贫民区，使住宅和居民化为灰烬。中国所有重要的城市，几乎都受到空袭的威胁。
在重庆，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连续大轰炸，整个重庆城区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到处死尸枕藉，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遭到炸弹袭击。最为悲痛的是，日寇炸弹造成重庆大隧道窒息挤压而惨死的市民近万人。惨案发生后几天，重庆城区不少店铺、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今天，我们从国际法的角度重提日寇的累累罪行，一方面旨在居安思危、勿忘国难，另一方面为加强日本国对侵华战争历史责任的认识和反思；同时，敦促日本国根据战后的国际惯例，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履行其受害赔偿的国际义务。
美国社会学家卡雷尔·冯在他的《日本的权力构造之谜》一书中，曾对日本人绝对信奉实力的民族性作过深刻的分析。他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人都能非常迅速地觉察力的所在，而且一旦判明力的所在之后，他便会将之表现在行动上。不论情况如何，也不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于日本人，尤其是战争体制下的日本民族来说，力就是“正义”！在这样的前提下，尽管它披上了文明世界的外衣，但它仍然难以吸收本民族所罕有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它曾经学法中国，并且二战期间中国国力处于弱势，是其凌辱对象，但是它的民族胸怀和人性关爱的层次一直落后于中国，这是不争的历史和现实事实。
二战前后，中日两个民族对犹太人的不同“礼遇”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犹太人的《圣经》中，有一个著名的关于世界末日人们逃入方舟逃避滔天洪水的故事。二战期间，法西斯势力就是现实版的犹太人的洪水猛兽，犹太人的先知无论如何也猜想不到，远东的中国上海竟是他们的救命“方舟”。
2000年1月26日至28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反思20世纪大屠杀的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世界犹太人组织举行了一个展览，名叫“生命签证”，介绍二战期间救助犹太人的各国外交官。名列榜首的是已故的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博士，他是最早帮助犹太难民逃脱纳粹大屠杀的外交官。
《犁与刀》 第一部分“菊与刀”的国度（4）
1938年，当时的奥地利是欧洲第三大犹太人聚居地，总人数近20万。纳粹德国欲将这里的犹太人赶尽杀绝，规定集中营的犹太人只要能离开奥地利就可以释放，走不掉的则在集中营里成批屠杀。因此，对奥地利的犹太人来说，离开就是生存，不能离开就等于死亡。于是，犹太人纷纷想方设法离开奥地利。
离开首先要有目的地国家的签证。但是当时世界许多“先进”国家都奉行“绥靖政策”，生怕得罪气焰嚣张的纳粹德国而引火烧身，再加上犹太人人数众多，害怕引起移民浪潮造成国内困难，所以50多个国家对使馆前成千上万危在旦夕的犹太人无情地说“不”。但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不忍看着犹太人在苦苦等死，打开了向犹太人发放签证之门。1938年7月20日，17岁的犹太青年艾立克·格特斯塔伯连跑50多个领事馆，都是空手而归。几近绝望时，他走进中国总领事馆，没想到一下子就为他自己和家人办妥了20份前往中国上海的签证。消息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中迅速传开之后，中国总领事馆门前每天从早到晚排起长龙，拿到签证后他们欣喜若狂，热泪盈眶。此后他们得以逃离法西斯肆虐的欧洲大陆，去了中国的上海，或转道上海，去了美国、巴勒斯坦等地。何凤山是1940年5月被调离维也纳的，到底向多少犹太人发放了签证，至今尚无准确数字，只能以找到的签证号码推算。一位幸存者的签证日期为1938年10月27日，号码为1906号。而在1938年纳粹的“11月大屠杀”之后，申请签证的就更多了。据1941年日本人关于上海犹太人的秘密报告，是年，滞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总数约为5万人。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以色列的广场专设的纪念碑上了解这段对于犹太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
如果有人争辩说中国之所以敢于接受犹太人，是由于中国远离欧洲大陆，远离法西斯德国，那么这是站不住脚的！20世纪40年代，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打通，是时德、意、日三国达成“邪恶同盟”，互为犄角，中国的一举一动德国法西斯不会不知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制裁”的办法；况且国民党军政内部有许多德籍顾问，国民政府“得罪”希特勒也没有任何的好处。这只能解释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胸襟在起作用。
在帮助犹太人的过程中，气势汹汹的盖世太保曾经拿枪对着何凤山，恶狠狠地问：“你是什么人？”
何凤山却临危不惧，镇静地反问道：“我是什么人你们很容易查到，你们又是什么人？”他的凛然正气一下子把不可一世的盖世太保给镇住了。
但纳粹当局并没有放过中国领事馆的“挑衅行为”，纳粹当局以总领事馆租用犹太人的房子为由，硬将房子给没收了。何凤山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他将总领事馆搬到了维也纳一所小得多的房子，所有房费都由自己支付，继续坚持给犹太人发放签证。
何凤山的事迹是近年来才被广泛揭晓的，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平生都很少主动提及此事，大部分真相都是那些被救的犹太人主动传开的。在何凤山晚年出版的《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回忆录中，提及过此事，但是只有不到一个段落的笔墨。用他自己的话最能解释事情的缘由：“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从人性的角度看，这也是应该做的。”
所以，一个被救犹太人的后代——艾克，这个在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翁这样评价何凤山：“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我们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最早来到上海的犹太人在上海开埠时就投身于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凭着精明与强干成为老上海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些人，也正好在二战时成为大量接济逃难上海的犹太同胞的主力。⑦但是犹太人来到上海后，并不等于进入了生命的“保险箱”。 二战时死于日本上海闸北集中营的著名上海犹太富翁嘉道理，最能代表生活在上海的犹太人的命运。
嘉道理在上海延安路上有一幢耗资百万白银的大理石公馆。整个公馆占地约15000平方米，馆内有大小房间20余间，底层有可容800人跳舞的大厅和近百人用餐的餐厅。如此豪宅，日本自然不可能放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嘉道理一家除小儿子霍瑞斯，都在香港度假，全部被日军送进集中营。当他们被船运到上海后，嘉道理的豪宅已被日本人占有。
嘉道理一家只能佩戴着日本人规定的“B”字红色袖章，到指定的商店购买食品。后来他们被关进了闸北集中营。嘉道理一直病魔缠身，在日本人投降的前一年，一代巨富嘉道理在贫困交加和屈辱中离世。
尽管嘉道理精明强干，像大多数犹太人一样兢兢业业，可个人在时代邪恶的浪潮中是软弱无力的——上海人给予了他平等竞争的机会和家族的辉煌，日本人的到来，却给了他生命的结束和家族的陨落。
其实不仅仅是嘉道理，上海首富哈同的遗孀和她的遗产，也曾被日本军劫掠。1941年，日本军人冲进哈同在上海建造的著名的大花园——爱俪园，抢走了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甚至连哈同遗孀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珠宝也被洗劫一空。
也许历史学家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过多的日军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证据，但是并不代表日本人对其没有险恶用心。对于大富豪手段毒辣，对于普通犹太人，其实日本人也有打算，据说日本人在二战时针对犹太人制定了一套“河豚鱼”计划，在犹太人进入上海的同时，日本人早就盯上了犹太人的荷包。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人比犹太人更会做生意，会做生意自然就很有钱。
二战时，日本国内有不少人公开支持迫害上海犹太人，可狡猾的政客却建议，在上海崇明岛建立难民营，收留犹太人以最大限度地骗取他们的财富。他们所实行的，不过是纳粹德国骗取犹太人钱财的翻版。可是涌入上海的犹太人，几乎都身无分文。在一份当时日本人做的关于上海犹太人的秘密报告中，一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