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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锦华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那一年他31岁，但他会留恋地谈起他的30岁：“30岁那年是我工作的第二年，第一年工资比较低，我在日本一家一百多人的国际电话公司工作，公司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干好本职工作就行，大家都比较轻松。我所在的中国部的工作内容有推销，也要处理客户遇到的一些问题。公司的气氛比较活跃，我们去野餐，逢年过节还开party。那两年是比较美好的，我有一笔稳定的收入，真正开始准备设计自己的生活了。”
对于靖国神社，冯锦华当时还不是很了解。“1996年我在上东洋大学时路过一次，小泉纯一郎2001年8月13日参拜前一个星期去过一次，去看看靖国神社的具体情况。当时我是要抗议，但我没有确定选择哪一种方式，我想到过搞破坏，扔炸弹，静坐，当然我不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起码应该喊喊口号；喷漆这种方式是到8月14日那一天才决定的。因为《夜幕下的哈尔滨》里面有这样的情节。”
他的动机是很质朴的。冯锦华很气愤地批评过自己的同胞：“在中国，大家为了争抢一个公共汽车上的座位大呼小叫，一拥而上，抢到座位的脸上放射出欣喜的光芒，但是谈到别国争夺我们国家的领土，他们就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我看到同胞的麻木，我的心里就很灰暗。”
2001年8月14日，他下了班，去买了油漆。“我买了很多，想要把整个靖国神社都涂了。走到那里后，我发现我身后远一点的树下面有警察，前面还有在门口巡逻的警察，我在中间。我观察了两个小时才动手，我觉得我不能再等下去了，看到巡逻的警察稍微走开了，我就上去了。”
也许就是那两个小时，按冯锦华自己的说法，产生了“人生跨越自我”的感慨，他说：“我抛下了人生的私利，克服了自己的懦弱和恐惧。”他在靖国神社门前喷上了“该死”两个字。
2001年11月28日，东京地方裁判所就冯锦华用红漆在靖国神社喷写抗议字样一案第二次开庭审理，冯锦华在法庭上宣读了自己的陈述书《中国人有抗议的权利》。这是冯锦华很满意的一篇文章，他说：“其实当时我已经开始顾忌一些东西，我本来要写成檄文一样的东西，是完全进攻性的一篇文章。其实我已经很不客气了，我直接说到了小泉。”
中国人有抗议的权利
我此次的器物损坏行为，并不是为了要扰乱治安，只是为了表达我无比愤怒的心情。当然，在别人的建筑物上随便涂写，是一种不当的行为。我的行动的本意是为了抗议。抗议一部分政治家、学者无视历史上屡屡做出伤害被害国家人民感情的行为，同时也抗议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
在日本的七年里，我曾得到过许多日本朋友的热心帮助，我觉得日本的普通民众非常善良、勤劳、爱好和平。中日、日韩人民应该能和睦相处。但是，由于一些人不负责的言行，比如说教科书的篡改，及靖国神社的参拜等，极大地伤害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从而使亚洲人民的和平友好相处充满艰难。
总是听有些人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韩国人总咬着历史问题不放。”那么我可以回答：“因为总是有些日本的政治家、学者让中国、韩国人民想起那段血腥的历史。”
战后的德国维尔茨赛克总统曾经说过：“对过去的事闭上眼睛，现在就会盲目。”他还呼吁：“德国对战争问题的责任，要世世代代承担下去。”为此，德国专门成立了纳粹罪行研究中心，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追究纳粹犯罪的责任。
反观日本，专门成立了什么“历史教科书编纂会”，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来达到什么“脱离自虐的历史”的目的。历史就是历史，哪里存在什么自虐与自赞？还有人专门收集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的“证据”，来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假如说慰安妇、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了的话，那么，亚洲3000万以上的牺牲者，难道全是自杀死的吗？
还有那个靖国神社，战后已经56年了，院内还摆着大炮，还立着反映侵华战争时日军占领中国内容的浮雕。看到这些“上海事变”、“满洲事变”、“天津入城”的日军在中国的领土上耀武扬威的“纪念品”，每一个中国人及有良知的日本人都会愤怒。靖国神社在战争时期就被当做控制人民思想的工具，现在还公然将东条英机等战犯以“殉难者”供奉在神社内，并依然将那场侵略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
我不禁要问：这样也能叫作“宗教法人”吗？如果是宗教，那么这是一种什么宗教？它到底要告诉教徒们什么？我喷的漆已经被洗掉了，但神社内的那些对中国极具污辱性的东西从今以后还将存在下去。日本从总理到大臣不顾抗议，执拗地参拜靖国神社，到底是要向世人表示什么？那些自称爱好“世界和平”的政治家们，不能容忍一个制造5000人死亡的恐怖事件的拉登，却愿意参拜供奉着导致3000万以上人死亡的罪犯的神社，谁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在中国，当年的慰安妇有的依然活着，背负着无法洗刷的耻辱，在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的情况下，度过她们已不长的余生。同样在日本，广岛核爆炸的受害者在忍受了半个世纪的痛苦之后，等待着死亡的来临。那么如果这些人有机会见到小泉首相问他一句：“同样是人，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悲惨，到底是谁造成了这一切？”小泉首相敢回答说：“害了你们的人，就被供奉在我将要参拜的神社里吗？”
中国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索要赔款，也没有像某些国家那样折磨日军俘虏，更没有像美国那样将广岛、长崎化成地狱，为什么包括东京都知事石原这样大人物在内的政治家，那么喜欢污辱中国人呢？
更为可怕的是，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行直接影响着日本的年轻一代。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前后，因特网上充满了谩骂。日本青年在骂中国、韩国，中国、韩国青年也在骂日本，想到亚洲的将来，大家不感到可怕吗？
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即便是中国人，也不愿向善良的日本人民，提起那段人类历史曾经发生的浩劫。但是，总有一些人跳出来向中国人民的旧伤痕上捅一刀。中国人民也许无法要求现在的日本政府追究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但是决不容许再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污辱中国人，不管他们嘴上承认不承认，只要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中国人就有抗议的权利。
当然，抗议应选择合法的手段。
为了亚洲的和平，为了21世纪的和平，请日本的政治家拿出诚意来。
《犁与刀》 第二部分冯锦华：“中国人有抗议的权利！”（2）
事隔两年后，冯锦华再次回味那个被人多次提及的“英雄壮举”，他说：“人有跨越自我的关键几步，跨过这几步人就完全变化了。就好像严刑拷打一样，只有你全部挺下来了，你才能被人看作是好汉。”
大约从这时起，冯锦华开始以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出现。
2001年12月10日，东京地方法院以“器物损坏”罪判处冯锦华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2002年，已取得3年长期签证的冯锦华，又被日本东京出入国管理局取消了“在留资格”，并指定其6月底限期出境。6月23日，冯锦华回国。冯锦华不希望人们过多提及此事，他很在意媒体说他“不得不离开日本”：“我很讨厌这句话。我留在日本是因为我在日本有工作，没有了我就回来了，没什么了不起。而且在我到靖国神社喷漆前我就想到过，最坏的结果就是让我回国，我原定的计划也是在日本再呆个三四年就回国。”
在和日本发生关联前，冯锦华按部就班地走着和其他人没什么差别的路：在太原从小学读到大专学财务，1992年毕业后，在国有公司里做会计一类的工作。冯锦华说上大专前，因为父亲在外事系统工作，他就知道自己有去日本的机会。在国内简单学了点日语后，冯锦华1994年到日本留学，先在日语学校学习日语，两年后考上了日本东洋大学学法律。
冯锦华很在意大家将他回国半年没有找到工作与靖国神社事件联系起来：“那不等于说我这么做是一个可悲的下场了吗？”他认定了民族主义者是强者，不是弱者，但他又逃不掉弱者的困扰。“靖国神社事件对我生活改变最大的是我失去工作了，我失去了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那是很实实在在的，那是我奔小康的第一步。我出国出得比较晚，二十四五岁应该是搞事业的时间了，但我是重新开始，无形中把自己的成熟期往后推了。而我感到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是在回国后，一直到最近我都没有收入，三十多岁的人了，还要重新来过。”①
冯锦华——也许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媒体上把他刻意说成是一个大无畏的“民族英雄”。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纯洁、有着朴素的爱憎感情的中国人，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相似。我们也知道，他终究不是什么“民族英雄”，因为他只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说出了任何中国人都想说的两个字。
著名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曾这样指出：现在不能说日本右派是少数人，日本右派是很多人，而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一向都是右派的军人怂恿日皇去发动的。所以我们不能小看，日本社会必须要反省，如果任由这种势力继续下去的话，中国反日的情绪年轻人会越来越多。
早些时候的《朝日新闻》调查显示，对参拜靖国神社持慎重态度的民众占48％，但表示应积极参拜的比例也有了明显的增长，达41％，和前者不相上下。这表明日本政坛的右翼势力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也就不难理解日本政客“前赴后继”、“大义凛然”、不惜丢官，连年参拜靖国神社。② 2005年6月28日星期二的《朝日新闻》公布的调查显示，明确支持小泉参拜的日本民众有所下降，但是仍高达36％。
如果他不反省，难道我们连愤怒的权利都没有吗？
注释：
①以上参见《在靖国神社喷漆以后……》一文，作者：金焱，原载《视野》，2003年第11期。
②《小泉号向右航行》，作者：傅索长，原载《看世界》，2001年第6期。
《犁与刀》 第二部分第七章（1）
第七章
右翼势力：日本的现行“纳粹”
1。 目击日本“右翼势力”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右翼势力与军阀、财阀紧密勾结，猖狂对外侵略。那时的右翼势力有两大功能，一是在思想上鼓吹法西斯主义，二是在社会上充当军方的打手。当时，右翼分子发动的绑架、暗杀案件层出不穷，这也是它从诞生起就有暴力传统的根源所在。
日本战败后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而美国出于冷战政策的需要，并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侵略理论、意识及其罪行，致使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逍遥法外，军国主义的意识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体内。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后，一批右翼政客留恋昔日日本帝国“称霸”亚太地区的历史，又开始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蠢蠢欲动，不断有人在修改教科书、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大做文章，显然这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去吸取自己侵略历史的教训。
战后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真正“舞刀弄枪”的右翼分子这时被称为“极右翼”，被社会边缘化。随后在日本经济停滞的十多年中，对社会不满的人不断走进右翼和极右翼团体。据统计，1992年，右翼团体已达840个，12。5万人。① 现在，已很难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右翼团体中，“著名”的有“大日本诚流社”、“大日本同志会”以及“日本关东军”、“防共挺身队”、“忧志会”等。日本右翼团体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反共、保皇，强调大和民族的自尊与自立。同时，有的蔑视亚洲邻国，有的反美，有的反华。
2004年4月23日凌晨３时３５分，在大阪市西区的街道上，一辆大型宣传车在夜色中悄悄逆行驶入车道。这辆车鬼鬼祟祟地开了一段路后，突然加速，朝着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猛撞过去。由于道路狭窄，车身无法摆正，因此，只有车头的左前方撞在了总领馆高2米、宽10米的铁围栏上。尽管如此，冲击力量仍然非常大，铁围栏被撞出轨道，上面的很多铁条断裂了。紧接着，开车的男子在车上纵火，然后从车窗跳到车外。据总领馆官员介绍，当时火苗蹿起五六米高，浓烟翻滚着冲入馆舍。当时值班人员和在馆中留宿的馆员有10多人，大家被呛得跑出馆舍，但没有人员伤亡。日方的消防人员到达后，用了两个小时才将火扑灭，总领馆上方悬挂的国徽已被熏黑，差一点被烧毁。在一番忙乱后，人们才发现日本警方已将肇事者逮捕。肇事车是一辆大客车改装成的宣传车，车身上写着“日本皇民党”几个大字，车头贴着日本国旗，车顶上写着“北方领土夺还”，架着高音喇叭，一看就知道是日本右翼用来在大街上宣传其论调的“街宣车”。
有的中国留学生看到撞击现场的照片后，给总领馆打电话说：“这真像恐怖分子搞的自杀爆炸。”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程永华和驻大阪总领事邱国洪，分别向日本外务省和大阪府提出交涉。按照日本法律程序，驻大阪副总领事韩佐民也于当日上午前往大阪府日本警察本部，以“日本皇民党”宣传车非法入侵中国驻大阪总领馆、有意放火以及损害建筑物等理由，正式向警方报案，并要求肇事者赔偿损失。中国驻日使馆新闻参赞兼发言人黄星原称，对日本右翼分子蓄意肇事，严重威胁中国驻日本总领事馆安全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慨，对日本警方未能有效阻止右翼分子肇事表示遗憾；要求日本政府严惩肇事者，尽快就这一事件向中方作出解释。中国外交部也要求日方尽快查明事件真相，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中国使领馆安全。对此，日方作出了反应，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向中国驻日本大使武大伟表示道歉，大阪府副知事高松、大阪日本警察本部都对这次事件表示道歉。日本警方在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周围加强了警力，有十几名警员值班巡逻，还有机动警员“待命”。
与大肆恶意宣传发生在沈阳的朝鲜人“闯馆事件”截然相反，日本媒体对这一事件作超低调处理，日本大多数国民甚至基本上不知道发生在大阪的“撞馆事件”。
2005年5月8日，5名朝鲜非法入境者试图闯入日本驻沈阳总领馆。为保证日方人员安全，我武警战士进行了阻拦。当时，在右翼势力的鼓动下，日本各家电视台全天滚动播出经过剪辑的现场录像，极右翼分子更是在报纸上叫嚣“这是中国武装警察在日本领事馆内进行绑架，在过去就是战争”，“中国粗暴对待政治难民”等。
就2004年的中国驻日使馆被撞一事，日本警方在现场以“损害建筑物”为名抓捕了肇事者。经初步调查，肇事的开车男子叫中釜信行，当年34岁，家住大阪市北区天满桥。他没有正当职业，平日主要为“日本皇民党”开宣传车，进行右翼政治宣传。据他向警方交代，他撞中国总领馆，“目的在于抗议钓鱼岛问题”。除此之外，媒体对中釜信行再没有任何报道。
《犁与刀》 第二部分第七章（2）
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日本的主要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报纸虽然都进行了报道，但都很简单。日本时事通讯社在一则报道中说，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大门“受损程度轻微”。当天除日本《每日新闻》在社会版刊登了一条不到200字的消息和一张相关照片外，其他报纸要么干脆没有消息，要么在极不明显的地方登100多字，读者不细心看根本就发现不了。对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道歉一事，日本所有媒体竟然都没有报道。②
在日本成百上千的右翼团体中，“日本皇民党”登记在册。它的总部设在香川县高松市，在日本其他地方还有两个支部，据说现有成员数十人。打开“日本皇民党”的网页，其纲领一栏赫然写着“维护天皇制、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大、制定自主宪法、实现教育正常化、夺回北方领土”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