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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雷萨姆进行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他让一个在阿富汗的协调员询问本·拉丹是否批准他的袭击计划，但没有得到答复。他同一个密友在温哥华花了一个星期准备爆炸物。那些化学物质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尽管外面十分寒冷，他们也只能打开窗户，他们还得食用一些止咳药来缓解其咽喉的疼痛。在温哥华，雷萨姆为了进入美国还租借了一辆克莱斯勒轿车，并将爆炸物放进备用轮胎里。
1999年12月14日，雷萨姆开着他租来的汽车来到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准备渡船进入华盛顿的安吉利斯港。雷萨姆到西雅图同梅斯基尼会合，二人一起到洛杉矶并考察洛杉矶国际机场。他们计划在2000年1月1日左右引爆炸弹。在维多利亚移民归化局的初检站，雷萨姆使用通过欺诈而获得的加拿大护照，其中的自阿富汗进出境的印章已经撕掉。移民归化局官员对照各种数据后通过了他的护照检查，由于这个护照不是用雷萨姆的名字，所以他没有在加拿大通缉犯之列。在对雷萨姆的汽车进行检查后，移民归化局允许雷萨姆登船。
恐怖主义者的旅行调查
按照熟悉的恐怖主义者的模式，雷萨姆和他的同伙使用伪造的护照和入境证进行跨国旅行。在雷萨姆案中，他在护照上使用替代照片，以一个假名从法国飞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当被询问时，雷萨姆承认护照是假的并要求政治避难。在举行听证会之前，他被释放。他也没有参加听证会。他的避难申请没有被批准，他再次被捕并再次被释放，并再次确定了听证会日期，但他仍然没有到庭。他因为盗窃被捕4次，并主要盗窃其他游客，但既未坐牢也没有被驱逐出境。他还将偷来的证件卖给一个朋友，这个人专门从事向伊斯兰恐怖分子提供证件的交易。
雷萨姆最后通过一个证件商得到了加拿大真护照，这个证件商在天主教教堂里偷得一个空白的洗礼证，然后以本·安托万·诺里斯的名义为雷萨姆办理了护照。雷萨姆就是使用这种护照前往巴基斯坦，然后又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进行训练，并返回加拿大。阿布·祖巴耶达赫从雷萨姆那里得到启示，要求雷萨姆用这种方法弄更多的护照并寄给他，以便其他恐怖主义分子使用。
另外一个同案犯阿布迪哈尼·梅斯基尼，在另一个同伙莫克哈塔·哈瓦利的要求下，使用偷来的身份证于1999年12月11日来到西雅图。哈瓦利向雷萨姆和梅斯基尼提供伪造的护照和签证，帮助他们从美国去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梅斯基尼的一个同党，阿布德尔·哈基姆·蒂泽哈，也提出了避难申请。他于听证会前被释放，这个听证会也是被延期和重新安排了5次。在提交申请的2年后，他的避难申请也被拒绝。他的律师提出上诉，蒂泽哈在上诉期间被允许留在加拿大。9个月后，他的律师通知法庭，他不知道他的当事人的去向。于是法庭签发了一个驱逐出境的命令。
12月14日下午晚些时候，雷萨姆到达了安吉利斯港，等待渡船上的其他汽车先行离去，并（错误地）以为最后一辆车会受到较松的检查。驻港口海关人员注意到雷萨姆有些紧张，要求再次进行检查。当要求雷萨姆提供其他身份证明时，雷萨姆向海关人员交出了一个与护照上的假名同名的一张科斯特公司的价格会员卡。当海关人员质问时，雷萨姆惊恐万分而企图逃跑。
海关关检人员检查了雷萨姆租来的汽车并发现了藏匿于轮胎中的爆炸物品，但最初他们以为这些白色的粉末和黏稠的液体是毒品类物质，直到一个检查人员撬开并发现隐藏在黑色箱子里的4个定时装置中的1个时，他们才知道不是毒品。雷萨姆被逮捕，调查人员推测他的攻击目标在西雅图，直到他们重新审查于2000年在蒙特利尔发现的证据后，才知道雷萨姆的计划是袭击洛杉矶。雷萨姆于2001年5月开始与警方合作，使警方得以掌握进一步的详情。
第六章 从威胁到威胁千年危机（3）
紧急事件的合作
在安曼阴谋粉碎后，华盛顿警方注意到希贾茨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并在波士顿开计程车，还发现迪克就是伯杰向克林顿总统提到的那个与美国国内外极端主义者有联系的入籍的美国人。在雷萨姆被捕前，伯杰认为没有提高美国国内警惕的必要，尽管联邦调查局要求各实地办公室提高警惕。
随着雷萨姆的被捕，联邦调查局要求窃听的电话数量空前增加。伯杰和特尼特都讲到根据《外国情报监测法案》，他们在新千年到来之际安排了比以往更多的电话窃听。
第二天，伯杰在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提到了雷萨姆的被捕和他与蒙特利尔恐怖组织的联系，并建议联邦调查局采取行动，但为了避免引起公众恐慌，他强调政府没有收到关于有计划袭击的特别情报。
12月22日，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召集小组负责人会议，向来自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和司法部的官员详细介绍了在美国国内进行电话窃听和调查的情况。其中包括以下情报：一个位于布鲁克林的组织与被捕的雷萨姆有染；根据不可靠外国情报，美国7个城市可能遭受恐怖袭击，攻击的7个美国城市加强了警戒；两个阿尔及利亚人在加拿大边境被捕，加拿大警方搜查了蒙特利尔一个与“圣战者组织”有关的恐怖组织，司法部同一天发布了警戒声明。
克拉克的工作人员警告说：“外国恐怖分子已经在美国安营扎寨，袭击可能在美国发生。”
克拉克要求伯杰确保国内机构保持警惕。他写道：“民用飞机是否受到威胁？”克拉克在12月底还要求部长们讨论外国情报部门提交的关于本·拉丹将用炸弹袭击跨大西洋航班的报告。
反恐安全小组天天开会。伯杰说部长们经常碰头。黛安娜·迪安是逮捕雷萨姆时发现其汽车有问题的海关人员，当被问及是什么使她决定要重新检查雷萨姆时，她说是“训练及经验”。这表明提高国内警戒程度，在雷萨姆的被捕案中作用不大。
公众开始惊慌，先前约旦人的被捕充斥于媒体，雷萨姆的被捕在圣诞节期间则成为晚间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联邦调查局在千年危机之际也比以往更加注意联络沟通，其反恐高级官员戴尔·沃森也是反恐安全小组正式成员，克拉克与戴尔·沃森和其他处理本·拉丹“基地”组织相关调查问题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包括纽约的约翰·奥尼尔等，都有良好的关系。但按规定，沃森和其他官员都不能给反恐安全小组汇报过多的信息。联邦调查局不是简单地处理由其他机构撰写和传播的情报报告。作为执法官员，他们只记录那些有证人证明的情报。只有当长官要求启动或者展开调查时，他们才作出书面案件分析。
但在千年危机时，由于希贾茨、迪克和雷萨姆都与美国直接相关，联邦调查局官员没有提交书面报告，而是亲自汇报案件调查情况。伯杰告诉我们，联邦调查局官员很难阻止内阁成员得到情报。根据伯杰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决定，联邦调查局恢复了其正常的工作机制，不作书面报告，很少提到调查和会见证人情况。其采取的立场是任何与待调查案件相关的情报都将提交给大陪审团，这样根据联邦法律就不致泄露秘密。
1999年底，被挫败的系列恐怖袭击阴谋表明，许多恐怖活动都与“基地”组织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约旦恐怖组织是一个松散的团体，我们现在了解到，它得到过阿富汗方面的批准和训练，其至少有1个主要成员宣誓忠于本·拉丹。但它自行进行计划和准备工作。雷萨姆与本·拉丹的联系更为松散，尽管他曾经受募、受训于本·拉丹的组织及同党，并得到其帮助进行准备工作，但雷萨姆的计划基本上是独立的。
“基地”组织和本·拉丹本人为新千年期间筹划了不止一次的袭击行动。在第五章，我们介绍了一个叫纳希里的“基地”组织成员。他与本·拉丹在一起工作，并制定了一个袭击也门附近船只的计划。2000年1月3日，他们试图袭击美国在亚丁的一艘军舰即“沙利文”号驱逐舰，但用于实施攻击的小船由于超载而沉没，使得该阴谋流产。他们秘密地营救了爆破设备以防走漏风声，并推延了攻击计划。
“基地”组织还有一个“劫机行动”方案，2000年1月，其准备工作被美国识破。
东南亚跟踪的中断
1999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分析与在中东的一个恐怖分子嫌疑犯有关的电话，发现一个“行动核心小组”的几个成员计划于2000年1月早些时候前往吉隆坡。起初，只知道其中3个人名字的第一个词分别为纳瓦夫、塞勒姆和哈里德。国家安全局的分析员准确地推测出塞勒姆是纳瓦夫的弟弟。一个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发现他们不仅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而且与1998年使馆爆炸案有关，便猜测“他们正在准备一场更邪恶的行动”。
在第五章，我们讨论了两个“基地”组织成员前往美国进行劫机行动，这两人便是纳瓦夫·艾尔·哈兹米和哈里德·艾尔·米赫德哈。另外两个人哈拉德和阿布·巴拉则前往东南亚实施劫机行动，但计划未能得逞。除了米赫德哈从也门出发之外，其他人分别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达东南亚。
尽管纳瓦夫的行踪暂时消失，中央情报局很快确定哈里德就是哈里德·阿尔·米赫德哈。44中央情报局还得知他离开也门后于2000年1月5日到达吉隆坡。其他几个阿拉伯人虽不知去向，但当他们与哈里德在马来西亚首都会合时又被盯上了梢。
1月8日，监视小组报告说3个阿拉伯人突然离开吉隆坡，乘坐短途航班去曼谷。他们认出其中1人就是米赫德哈。随后他们得知，其另外一个同伴名叫艾尔哈兹米，尽管那时还不知道他就是纳瓦夫。他们只知道第3个人的名字中有“萨拉赛”字样。在曼谷，中央情报局官员由于接收情报太晚而未能跟踪到这3个人，他们于是便消失在曼谷的街头，跟踪中断了。
反恐中心向中央情报局领导简要汇报了在吉隆坡收集到的情报，这些情报被传到伯杰、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以及其他联邦调查局官员那里（尽管联邦调查局表示由中央情报局进行领导并让联邦调查局知道是否有国内观点提出）。反本·拉丹工作组的负责人最初连3个阿拉伯人已经离开吉隆坡尚不知道，更不用说他们的踪迹已经消失在曼谷。当这个坏消息被知悉后，他们的名字被公布给泰国方面以便泰国当局能够在这3人离开时通知美国。
几周后，在吉隆坡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督促在曼谷的同事刺探关于这3个阿拉伯人的更多消息。2000年3月早些时候，曼谷方面报告说纳瓦夫·艾尔·哈兹米的全名首次被确定，他已经于1月15日乘坐去洛杉矶的航班到了美国。至于哈里德·阿尔·米赫德哈，尽管他与哈兹米一起乘坐去洛杉矶的联合航空公司飞机，但仍无关于他离开的报告。反恐中心之外的人都没有被告知这个消息。无论是在1月收到米德哈办理签证的消息时，还是在3月得知哈兹米拥有了美国的签证和去洛杉矶的机票时，中央情报局都并不打算让米赫德哈或者哈兹米的名字出现在国务院重点监控的黑名单中。
联邦调查局并不知道关于米赫德哈的美国签证和哈兹米去美国的消息。直到2001年1月调查美国“科尔”号驱逐舰爆炸案，才重新引起人们对哈拉德的关注。此前，就没有再做追踪这3个人的工作。我们将在第八章来介绍他们。
第六章 从威胁到威胁危机后的反思：2000年议程表（1）
千年警报过后，美国政府各部门回顾总结其处理危机的工作。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人被告知，尽管恐怖分子的一系列阴谋被挫败，但新千年可能只是一定时期系列袭击的一个“代号”。克拉克于2000年1月11日给伯杰写信，说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两条结论。首先，美国在瓦解恐怖组织方面付出的努力还远远没有给本·拉丹的恐怖主义网络“造成足够的破坏”。如果美国希望“降低”其危险，瓦解行动必须以“显著不同的节奏”进行。其次，“尚未行动的恐怖主义组织”和“大量恐怖分子团体”已经在美国本土出现。正如克拉克的一位工作人员所说，仅仅是美国海关的一个“偶然发现”就足以阻止一次可能发生的袭击。伯杰同意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开展一次“事后审查”，希望提出一个新的财政预算请求。他同时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审查中央情报局反恐战略，并为“下一步行动”提出一个方案。
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向伯杰提出建议，说美国只是触及本·拉丹恐怖主义网络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恐怖袭击不是一个“如果”的问题而是“何时”、“何地”的问题。部长委员会于2000年3月10日开会，审查可能提出的新举措。他们最后同意美国政府应当采取3个主要步骤。首先，给中央情报局更多资金支持以加快其“严重消耗”本·拉丹“基地”组织的步伐。其次，取缔美国国内的外国恐怖分子组织。最后，加强移民法的执行，移民归化局应加强对加拿大边境的控制（包括加强美加两国的合作）。部长们签署了一些方案，其中有的方案被提交，如增加“联合反恐力量”的人数；而有些议案，比如建立一个中央翻译机构来翻译所截获的阿拉伯或者其他语言情报，则没有被提交。
向巴基斯坦施压
当这些行动进行之时，也一直进行着持续的外交努力。向塔利班直接施压没有成功。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位官员所讲：“在塔利班的控制下，与其说阿富汗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不如说它是一个受到恐怖主义支持的国家。”612000年初，美国高层开始努力劝说巴基斯坦利用其对塔利班的影响向本·拉丹施加压力。
2000年1月，助理国务卿卡尔·英德弗斯和国务院反恐协调专员迈克尔·希恩在伊斯兰堡与穆沙拉夫将军会面，希望以美国总统3月份可能的访问作为换取巴基斯坦合作的条件。这种访问是穆沙拉夫将军所盼望的，这部分由于他想得到美国政府对他所领导政府合法性的承认。于是他告诉两位特使，他将与奥马尔会面并让奥马尔向本·拉丹施压。两位特使离开后向华盛顿方面报告说，“鉴于由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对其更有好处”，巴基斯坦事实上不大可能做任何事情。
克林顿总统计划出访印度。国务院认为如果不同时访问巴基斯坦，就不要访问印度。特勤局和中央情报局则用强烈的措辞警告说，出访巴基斯坦可能危及总统的人身安全。反恐官员也认为巴基斯坦方面所作努力还不足以让总统访问。但克林顿总统坚持将巴基斯坦包括进其出访南亚的路线中。他于2000年3月25日在巴基斯坦作了一天的访问，这是美国自1969年以来对巴基斯坦的首位总统出访。在与穆沙拉夫及其他人的会晤中，克林顿总统主要关注了印巴紧张关系和核扩散的危险，也讨论了本·拉丹问题。克林顿总统告诉我们，当他将穆沙拉夫将军拉到一边做简短的一对一会谈时，他要求穆沙拉夫将军帮助解决本·拉丹问题。“当我去见他时，我答应如果他帮助我们捉到本·拉丹，或者帮助处理其他事情，美国将与巴基斯坦建立更好的关系。”
美国仍在努力。5月初，克林顿总统督促穆沙拉夫实现其出访阿富汗并促使奥马尔驱逐本·拉丹的诺言。5月底，副国务卿托马斯·皮克林又出访了巴基斯坦。6月，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带着同样的信息访问了巴基斯坦。到9月份，美国开始公开批评巴基斯坦，说巴方支持塔利班旨在完成其征服整个阿富汗的武装进攻。
12月，根据几个月前国务院提出的建议，美国发动寻求新的联合国制裁行动，并通过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333号决议，再次呼吁驱逐本·拉丹并禁止任何国家向塔利班提供武器或者军事援助。但是，这个决议效果甚微。塔利班并没有驱逐本·拉丹，巴基斯坦的武器继续通过边境流向阿富汗。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告诉我们：“我们并没有给巴基斯坦很大的帮助。由于美国法律的禁止，我们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吸引巴方。”由于巴基斯坦核武器试验和穆沙拉夫的政变，美国国会禁止绝大多数对巴基斯坦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希恩批评穆沙拉夫，说巴基斯坦领导人“错过了重整巴基斯坦的良机”。
中央情报局：重塑反恐能力
事后审查确定了中央情报局在剿灭“基地”组织方面的主导地位；部长们于3月10日开会，赞同加强中央情报局这方面作用的能力。对反恐中心而言，这意味着开始执行其半年前就提出的“计划”：雇佣和训练更多的专案官员，增强其与外国安全部门合作并获取相关情报的能力。有时候，这类情报交流在打击“基地”组织方面起着直接作用，如1999年12月与约旦的合作。
在反恐中心及更高层，中央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