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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工人过的是一种屈辱的、不健康的生活，这种情形，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富裕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外国人过得很舒坦，与那些工人的情形完全相反。当我还是一名经济杀手时，雅加达有那么一个地方，那是像我这种经济杀手一样的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洲际酒店。如今，可供选择的酒店范围更大，包括：四季酒店、万豪酒店、君悦酒店、皇冠酒店、喜来登酒店、悦华酒店、艾美酒店、千禧酒店、丽兹酒店等。这些酒店是美国公司高管的第二个家，他们在这里用好酒美食来款待下属和客户。从他们下榻的、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客房中向外看去，能眺望塔格朗及其他“城郊”区域的—那些城市工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可能会否认所犯的过错，指出他们的工厂并不是那样，但是他们内心一定充满负罪感，因为他们从内心深处知道，他们的确要为此负责。
“耐克公司总是残酷无情地剥夺那些工厂。”吉姆说，“耐克的员工了解成本，知道每种鞋带和鞋底的成本—甚至可以精确到每分每厘。他们不停地向工厂施压，压低价格，迫使这些工厂企业主将成本控制到最低限度。最后，工厂企业主被迫接受最小的利润率。
“当然，工厂企业主比那些工人过得好多了。”莱斯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但是，他们同样也遭到剥削。耐克是真正的老板，耐克掌控一切，它将利润的最大部分装进腰包。”
“我们专盯耐克公司，”吉姆解释说，“因为耐克公司是业界领导者—它拥有的市场份额比所有其他竞争对手的要大得多。耐克设定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能迫使耐克公司做得更好，其他公司也会跟进。”
每次，在那些公司高管走出他们入住的豪华酒店时，他们将体验到印度尼西亚“进步”局面的另一面。人力三轮车消失了。1994年，那种用各种颜色花哨的图案装饰的三轮车，在雅加达的各主要街道被全面禁止。苏哈托总统宣称，这些人力三轮车代表了落后国家的形象。很不幸，他的这一纸决定，让数以万计的三轮车夫沦为“可观”的失业大军。从此以后，“围攻”游客的使命落到了当地人称之为Bajaj的机动三轮摩托“出租车”身上。这种由Vespa公司针对印度市场设计的车型，即Bajaj三轮摩托车，由橙色的金属架围在一起构成车身，据苏哈托所说，象征现代化。这种摩托车噪声很大，排放有害气体，散发热量，驾驶起来极其危险。与人力三轮车不同，这种三轮摩托车一个模样，色彩千篇一律。因此雅加达人力三轮车上鲜艳、明亮的图案艺术从此作古。据估计，这种在雅加达横冲直撞的摩托车达两万辆之多，往往将首都堵塞得水泄不通。以前靠人力三轮车谋生的大多数车夫，没有接受过任何必要培训就开始驾驶机动摩托车；还有很多失业车夫也沦为血汗工厂的工人。
美国历任政府，一个接一个，都一如既往地支持苏哈托独裁统治。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却遭到了来自非政府机构的严厉讨伐。民间观察监督组织谴责印度尼西亚政府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地方法律，践踏人权，为了满足跨国企业要求和总统身边亲信的私欲，不惜牺牲民主原则。《纽约时报》撰文报道说：“针对全球最腐败国家展开的全球调研显示，印度尼西亚政府长期高居榜首。”
“我简直不敢相信，事情怎么会变得这么糟糕。”中情局前特工尼尔告诉我。出席了我的签名售书活动后，他待了好长时间，之后，他请我去喝了一杯。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深夜。几个月后，我去旧金山看望我的亲戚，我们又会面了。他加入了中情局。“我被派驻印度尼西亚时，雄心壮志，满腔抱负。那是1981年。我相信，我们必须不惜代价，防止印度尼西亚落入共产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然而美国于1989年入侵巴拿马期间，尼尔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觉得这种行径将使全世界人民站在反美的行列之中。不久，他就辞职了，不再效力政府部门，转而开始“自己执业”的生涯。2005年，他又回到了印度尼西亚，率领一队保镖，防止亚齐特区的自由战士袭扰，保护飓风建设项目的实施。“我的天，最后这次外派出差，真的让我大开眼界。看上去，雅加达就像一个富有现代气息的大城市：高楼大厦、豪华酒店，鳞次栉比，美不胜收。但在这些表象之下……情况比什么时候都要糟糕。腐败成风，而且，我们也参与到贿赂等腐败行动中来。”
我问尼尔，从中情局辞职后，为什么还要继续从事类似行业。他回答说：“谋生需要，恐怕就是这个原因了。”接下来，他又讲了第二个原因（和第一个原因一样，我也多次从这些帮凶的口中听到）：“除此之外，干我们这行所体验到的刺激，简直无与伦比。跳伞特技运动员和摩托车赛车手，热衷于速度带来的快感，但是，这无法和相伴一个杀手的那种刺激感相提并论：你面临的对手，他们想要的可是你的性命。”
他们的那些说法，不禁让我毛骨悚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和其他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英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的公司和政府居然鼓励我们嗜杀成瘾，他们将作何感想呢？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无时无刻不折磨着我。在写《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努力战胜那种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而现在看来，我发现，我的所作所为导致的后果，简直是灾难性的，比我以前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印度尼西亚所策划实施的、最为严重的人权践踏和环境破坏事件中，有些却发生在东帝汶。那个时候，我正在乌戎潘当考察。和苏拉威西岛一样，东帝汶地处偏远岛屿。人们认为那里除了黄金和锰元素外，还富含石油和天然气。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苏拉威西岛是印度尼西亚的领土，而东帝汶则在葡萄牙人统治之下长达4个世纪之久；印度尼西亚90％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而东帝汶绝大多数人口信仰的则是罗马天主教。
1975年11月28日，东帝汶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9天后，印度尼西亚入侵该国，残暴的占领军屠戮的人口多达20万之众，其中1/3为东帝汶人。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解密文件证明，美国政府不仅为印尼军队提供了屠杀使用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明确地批准了入侵计划。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1975年12月6日，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与苏哈托总统进行了会晤，同意了苏哈托的入侵计划。入侵行动在第二天旋即展开。解密文档同时也显示，美国卡特政府在1977年阻止了该档案的解密处理。
东帝汶前总统之弟若昂·卡拉斯卡劳是至今仍然流亡海外的东帝汶政党领袖，在东帝汶遭到入侵的整整35年后，接受了“今日民主”主持人艾米·古德曼的采访。他说：“我抵达雅加达一个小时后，福特总统和亨利·基辛格也到了雅加达。当天晚上，雅加达政府一位位高权重的高官通知我，美国政府已批准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
马里兰大学助理历史教授、国家安全档案助理研究员布拉德·辛普森告诉艾米：“这些文档向我们展示了美国历任政府在随后25年中，刻意隐瞒了这一事实，将美国支持印尼入侵东帝汶的详情列为机密，不让美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知道，对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东帝汶的屠戮丑闻的可信报告，实施有组织地查禁，或漠然视之，不予理睬。同时，美国政府想尽一切可能办法，规避国会禁止军售的法令，使军火出售的渠道畅通无阻。”
在入侵发生的20年后，旅居印度尼西亚的两位最具批判精神的评论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人士。东帝汶籍活动家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和拉莫斯·奥尔塔，于199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次颁奖让雅加达、华盛顿始料未及、震惊之极，而且也让华尔街受到很大刺激。
东帝汶屠戮事件，只是苏哈托政府执行的、为数众多的警察国家政策的一个例子。在1997年，将军队派遣到这些独立主权国家的行径，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给出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的泛滥。事实情况却是这样的：多数暴动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人民已经绝望，他们强烈希望以此摆脱苏哈托独裁政权的奴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这些揭竿造反的人民才求助他国政府，要求获得军事或医疗援助，但美国主流媒体完全无视这一点。同时，媒体完全无视的事实还包括，受到庇护的苏哈托政权，也是服务于公司帝国利益的。苏哈托一心一意想控制所有周边群岛，即使是那些并不拥有令人垂涎的资源的地区也不例外。对此，美国政府和华尔街都十分关注，并给予支持。公司帝国的老板深知，如果想在那些他们觊觎已久的资源充足的地区自由行动、不受拘束，那么他们就得庇护苏哈托，支持这个独裁者实现统一印度尼西亚大业的宏愿。
苏门答腊岛位于石油和天然气丰富的亚齐省内，其北部地区的居民，从我到达印度尼西亚后开始，遭印尼军队杀害的超过1万人。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马鲁古群岛、西加里曼丹（ 加里曼丹岛）和伊里安查亚（新几内亚岛）发生的冲突中。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无不反映出那些武装军队的真实目的：确保跨国企业所觊觎的资源的安全。因为从本质上讲，这些跨国企业资助并支持了苏哈托政府，理应受到保护。诚然，石油开发和矿产开采公司是掠夺资源的急先锋，而大量其他公司也蜂拥而至。他们利用该地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从开发建设项目和消费品市场中捞取利润。以国际银行和商业界的投资为基础发展经济，印度尼西亚是当之无愧的典范。因为看到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来偿还贷款的前景，印度尼西亚政府进一步加大举债的力度，将资金注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以此催生其他产业的需求，如酒店、饭店、购物商场，以及与项目建设相伴而来的建设、服务、金融、交通产业的发展。结果，富裕的印度尼西亚人和外国人从中获益无数，但绝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民却为此受苦受难。人民爆发的抵制运动一次又一次被武装部队镇压。
印度尼西亚的环境和其人民遭受的苦难情形一样，也受到严重的破坏。矿藏开发、纸浆和纸张生产及其他开发资源的产业，耗尽了大量的资源，伐光了雨林的大面积树木。有毒废物充斥河流，工业区及周围城市上空充满污染空气。1997年，印度尼西亚失控的森林大火产生了大量的有毒烟雾，使东南亚上空一片阴霾，成了世界上轰动一时的头号新闻。从根本上说，这种结局是经济杀手和腐败的印尼政府共同引发的。
印度尼西亚“经济奇迹”的其他受害者，还包括其他部族人民（布吉斯人、迪亚克斯人、美拉西亚人）及其他土著文化。他们的土地被夺走，他们的肉体和文化一并被消灭。这种现代的种族灭绝，惨绝人寰，实无法仅用人类苦难的程度来衡量，这是对人性灵魂的公然践踏；联系到历史上发生的种族屠杀，包括美国国内发生的对原住民的屠戮，这就更加令人痛恨、泄气、沮丧，令人绝望。尽管这种臭名昭著的行径在当今一直受到世人的谴责，但是这种受美国政府和美国跨国企业资助的掠夺模式，仍然存在。
当不断恶化的经济危机开始严重冲击印度尼西亚经济时，苏哈托政府最终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苏哈托政府：取消燃油和食品补贴，停止很多其他社会服务，以此减少开支。这种缺乏平衡的政策明显对富人有利。结果，挨饿及死亡人口不断攀升，仇恨政府的情绪蔓延开来。
印度尼西亚人民忍无可忍，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因为害怕混乱不断升级，即使是富人也要求改变现有局势。1998年5月，苏哈托被迫下台，最终结束了他长达32年的独裁统治。1999年9月1日，美国克林顿当局切断了与印度尼西亚军队的一切军事联系。
然而，这些事件绝非预示着公司帝国势力在印度尼西亚的终结。相反，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势力更为强大。当权的印度尼西亚人，因为赶走了独裁者而得到人民的感激，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人民的公仆。事实上，苏哈托倒台，美国喜不自胜，然后，他们又扶植了新的政府。2004年12月26日，圣诞节的第二天，灾难降临了。海啸袭击了印度尼西亚。无疑，灾难的发生将为公司帝国巩固势力提供新的契机。
在海啸的袭击下，大约有20万人死于非难。然而，参加重建项目的企业（多数都是美国企业），都把这次悲剧看做牟取暴利的大好时机。地震、飓风和海啸夺走了无数生命，摧毁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大量财产，然而，这些灾难却能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灾难带来的死亡和破坏损失，并没有在经济统计数据中予以考虑，而重建工程中所投入的几十亿美元却被经济统计数据不断援引，从而形成了一种误导世人的积极假象。
大多数美国公民并没有意识到，国家灾难跟战争其实没什么两样：对于大型企业来说，这都是牟取暴利的黄金时机。自然灾害发生后，投入重建工程的巨额项目专款往往被预留给美国工程建筑公司和跨国企业，而这些企业拥有自己的酒店、饭店、零售连锁商场、通信和交通网络、银行、保险公司以及隶属公司帝国的其他产业。“援灾”项目没能帮助处于贫困的农民、渔民、小饭店、小招待所及当地的企业家，相反，“援灾”项目为帝国扩张的走狗提供了另一个圈钱的渠道。
2004年12月26日是个黑暗的日子。不仅对那些遭受海啸袭击的直接受害者来说是黑暗的一天，对于相信应该同情、协助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受灾人民的我们所有人来说，也是黑暗无比的一天。早在自然灾害来袭的好几个月前，无耻剥夺背后蕴藏的悲剧就已经开始了。
2004年9月，印度尼西亚选择了另外一个军界人士—时任将军的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担任总统。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在苏哈托将军的高压独裁统治期间，其人的仕途生涯可谓平步青云……”
1976年，军队挑选苏西洛赴美国佐治亚州本宁堡接受军事训练，后又获得美国“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计划”资格，两次赴美受训。海啸席卷印度尼西亚海岸时，他一下子成为粉碎亚齐省独立运动的理想领导人。
跟蔓延各群岛的很多当地运动一样，亚齐省发生的运动也是强烈希望脱离印度尼西亚政府独立。他们认为，印度尼西亚中央政府在经济上盘剥他们，在政治上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亚齐省的环境和土著文化备受外国公司的破坏甚至是摧残，然而当地人民却没有为此而得到补偿。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资源项目之一—液化天然气工厂就位于亚齐省内，然而，液化天然气获得的利润中，只有很小一点比例分拨给当地，用以资助学校、医院和其他投资，帮助那些受到工厂严重影响的人们。
“过去50年来，拥有丰富资源的亚齐省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脱离印度尼西亚独立。”曾获得诸多新闻报道奖的知名记者梅丽莎·罗西说道。他的撰文常见于《新闻周刊》、纽约《新闻日报》、《George》以及《纽约观察家报》。他偶尔会从全球热点地区给我发来问候的邮件。“海岸线各地石油富足，印度尼西亚政府之所以像蚂蟥一样紧紧吸附于亚齐省，原因正在于此。”虽然现在解密的档案还很少，但据估计，在该省持续三十多年的武装冲突中，已有1万~1。5万人被杀，而这场持续的浩劫就发生在海啸袭击印度尼西亚海岸和陆地的前夜。早在2004年，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和自由亚齐运动组织就开始进行秘密谈判。自由亚齐运动组织似乎取得了谈判的有利地位。如果谈判成功，亚齐人民将可以享受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本地资源带来的一些福利，取得一定程度的自治，还可以获得他们数十年来一直争取的其他权利。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来袭的海啸改变了一切。
自由亚齐运动组织是一个本地组织，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恰好被巨大的海啸所摧毁，因此海啸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极为严重地削弱了该组织的力量。他们中的一些关键领导人死于此次海啸，一些领导人痛失了家人。他们的通信系统和交通设施被毁于一旦。接下来，他们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变，从以前的抵抗运动和谈判行动，转移到救助海啸受害者并管理救灾工作上来。
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却迅速采取行动，利用这种混乱实施自己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