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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在华开设工厂。据统计，1895至1900年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激增到933家。外资企业已经伸入到中国的各个经济部门。它们利用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节省了运费，又享有免纳种种苛捐杂税的特权，从而取得了巨额利润，严重排挤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
三．清政府的统治危机
1．战后清政府内部的统治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和甲午战后的瓜分危机，刺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广大人民发出了强烈的救亡呼声。在封建统治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上奏疏，递条陈，要求在兵制、财政和用人方面进行某些改革。清政府为了能够转危为安，一方面幻想通过联俄来制约其他列强，一方面则试图做一些改革。
2．改革的措施：编练新军、整顿财政、派遣留学生。
①编练新军：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腐败无能完全暴露出来。清朝统治者认为日军是“专用西法取胜”，因而也打算仿照西法练兵。1894年冬，督办军务处委派广西按察使胡橘芬编练新军，计5000人，编成10营，号“定武军”。《马关条约》签订后，胡调任督办津芦铁路，由袁世凯接替编练新军。②整顿财政。其主要措施有：（1）整顿关税、厘金、盐课、田房税契，令各省督抚裁革陋规，并将各级官吏营私玩法所得全部上交国库。（2）扣廉俸，增厘金，折漕米，增加烟、酒、糖、茶、盐税和各种苛捐杂税。 （3）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地丁、盐课作为担保，二十年内偿还。 ③派遣留学生：清政府在1896年3月派遣了第一批赴日留学的学生13名。
第二节 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
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甲午战后，有些爱国的民族企业和工商界人士，痛感战败之辱，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提出自办铁路，自开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当时，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工业，清政府也根本无力再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同时，清政府既已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开矿，如果再对本国民间投资设厂限制过严，也于理不合。因此，只好放松限制，允许民间设厂。据1895年至1898年的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新创办的商办厂矿企业有58家，资本总额达1200万元。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计有8家，资本总额不过400多万元。商办企业的投资额几乎相当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投资额的三倍。
二．维新运动的发端和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1．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法”的主张，很快得到传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在反对封建顽固思想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开始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并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康有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2．康有为与他的变法主张。 ①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中法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变化。1888年，他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说明“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上达皇帝，但却流传民间，影响极大。
②康有为变法主张的传播：康有为为了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主张，培养维新骨干。另一方面，他致力于著书立说，1891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要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反动思想，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根据。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毒素。他企图把儒家的某些经典和变法维新思想调和起来，这正反映了康有为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原因。
三．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1895年8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后在北京改为《中外纪闻》），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组织强学会。后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强学会》，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上海，梁启超等创办了《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在湖南，谭嗣同撰写了《仁学》一书，设立了时务学堂，建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时政。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著有《原强》、《辟韩》等书，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进化论思想。据1895至189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三百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创立的。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了维新思想主张，对变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四．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更加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和仇视。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要求严惩康有为。维新派通过学会、学堂、报纸，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这个根本问题，同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斗争，形成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顽固思想的激烈论战。这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是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战。这场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维新志士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这种新的社会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五．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百日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闻讯，即从上海赶赴北京，在12月和第二年的1、2两月，连续三次向光绪上书（即第五至第七上皇帝书），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这对光绪帝震动很大。光绪帝一方面深感民族的严重危机，不愿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变法摆脱慈禧对他的控制。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也称为“戊戌变法”。
2．内容：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主要内容有：①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②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
③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④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3．“戊戌变法”的失败。 尽管变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在许多方面对封建制度都有所触动，这必然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慈禧就迫使光绪下三道谕旨：革去光绪的智囊、帝党中坚翁同龢一切职务，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官员要向太后谢恩；任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这三道打击新政的命令，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为了克服后党的阻力，反击后党的进攻，9月4日，光绪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六人革职。次日，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7日，又将对抗变法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帝后党斗争白热化。慈禧太后加紧策划政变，派人与在天津的荣禄密谋，准备于10月在天津阅兵时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人士，政变已呈密云欲雨之势。既无武装又无群众的维新派将希望寄托于曾加入过强学会、统带新军的袁世凯，以对付后党顽固势力。而袁世凯大耍两面三刀手法，一方面答应维新派的请求，表示愿保护新政举兵杀荣禄，另一方面则立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宣布废除维新诏书和新政措施，革除、逮捕、流放和摧残维新人士以及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再次“垂帘听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4．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及经验教训
①历史意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他们大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是一次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运动。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极大影响。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经验教训：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在不推翻清朝反动的封建政权、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结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戊戌变法的失败还表明，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果只能依靠一部分封建官僚为后援，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六．思想文化的更新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戊戌变法不但在政治变革上是一次历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维新志士们在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探索和斗争中，以大无畏的勇敢姿态，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况，进行了痛切的批和鞭哒。在反对旧学、提倡新学，批判“中学”、提倡“西学”的同时，他们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康有膸、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政论，在思想学术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除了社会政治思想外，在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开创了新的局面。在历史学方面，黄遵宪、梁启超等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在文学艺术领域，黄遵宪法成为“诗界革命”的先驱，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开始高度重视。在教育领域，实行重大改革，规定教学内容上应博采西学，考试内容上改试策论，同时拟普遍兴办学校。在新闻出版事业上，也有了初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已30多家，还出现了新开设的多家书局。
第三节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一．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斗争的新高涨
1．原因：鸦片战争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大炮的保护，先后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到19世纪末已达3300多人。他们在中国建立教堂，网罗教徒，收集情报，干涉词讼，挑拨民族关系，进行文化侵略，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起了重要作用。 2．过程：近代中国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第一阶段，从1861年贵州开始驱逐外国传教士到1870年天津教案。这期间，各国传教士相继在沿海、沿江建立教堂，招收信徒，无视中国的传统礼教和风俗习惯，激起了地方官员和士绅的不满。他们打出了“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官役、兵丁、团勇等起来进行斗争。1870年，更是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数千名群众抗议法国教堂迷拐幼孩等罪行，激起双方冲突，发生流血事件。②第二阶段，从天津教案后到中法战争结束。地处抗法前线的云南、广西、广东和台湾、福建、浙江等省人民，群起焚教堂，驱教士，自发地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与保卫边疆的斗争结合起来，造成很大声势。③第三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1894年中日战争前。由于各国传教士公开与中国的媚外官吏勾结起来，包揽词讼，干涉内政，插手外交，加剧了我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地群众反教会斗争继续发展，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④第四阶段，从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反教会斗争一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终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二．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及其在北部中国的发展
1．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山东是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发源地。
？ ？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民间的秘密结社，参加者多是贫苦农民，水陆运输工人，手工业者及城镇失业的游民，甚至还有一些中小官吏和破落地主。义和团的发展是在甲午战争之后。1898年，阎书勤、赵三多率领山东冠县义和拳，举起了“助清灭洋”的旗帜，揭开了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序幕。1899年，朱红灯领导了山东平原起义，将原来的“反清复明”的口号改为“扶清灭洋”，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义和团在山东的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惊恐。他们要求清政府严厉镇压，山东巡抚毓贤极力效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