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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阴影的笼罩下,遮蔽的是城乡文化心态的激烈碰撞;传统的乡土文化以它优美而悲悯的孱弱身影落寞沉沦于强大的物化世界之中;现代的都市文明以它丑陋而诱人的狰狞面目蓬勃雄起于转型期异化而功利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凡此种种,都使人们终于看到了20世纪两种文化在台湾这块苦难深重的古老土地上殊死交战的悲壮一幕。而黄春明就在这种两难的文化选择中担负起了记录和描绘这一段历史的任务。因而相较于《鱼》里不小心丢掉“鲣仔鱼”的阿苍,以及《癣》里因为贫穷而不得不放弃“性快乐”的阿发夫妻而言,《两个油漆匠》中的猴子丢掉的则是宝贵的生命,满怀希望地离开土地的贫困农民,并没有从城市给乡村带来希望与幸福,相反地是进一步增加了彼此的疏离和冲突,而这一切不正暗喻了他们所追寻的乡土之外的世界——“城市梦”的彻底颠覆吗?换言之,对于脱离了土地来到城市的农民来说,无论是阿苍、阿发夫妻,还是猴子、阿力,他们的悲剧虽然都是以一种偶然性的形式出现的,但本质上却是普遍和必然的。他们虽然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却投入了另一种更加残酷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掌控之中,他们的遭遇是那个从农村就已经揭开了序幕的悲剧的继续。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五节 《看海的日子》
1967年发表的《看海的日子》以带有浪漫主义情调的笔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丧失自尊和爱心的台湾底层女性白梅的形象,热烈歌颂了她为恢复做人的尊严、拯救自我而不懈奋斗的可贵精神。小说的女主人公白梅,虽然是一个被人歧视的妓女,但她在台湾当代文学的“小人物”画廊中却不仅展现了独特的风姿,而且折射出了特别的意义。
小说一开始就以“鱼群来了”这个特殊意象,生动地描写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一个渔业大获丰收的季节:
当海水吸取一年头一次温热的阳光,酿造出盐的一种特殊醉人的香味,弥漫在渔港的空气中,随着海的旋律飘舞在人们的鼻息间的时候,也正是四月至五月鲣鱼成群随暖流涌到的时候。三月间,全省各地渔港的拖网小渔船,早就聚集在南方澳渔港,准备捞取在潮头跳跃的财富。而渔船密密地挨在本港和内埤新港内,连欠欠身的间隙都没有。人口的流动,使原来只有四五千人的渔港,一时增加到两万多人。其中以讨海人占最多;那些皮肤黑得发亮,戴着阔边鸭嘴帽的,说起话来很大声的,都是讨海人。还有临时赶到渔港来摆地摊的各种摊贩,还有妓女,还有红头的金色苍蝇,他们都是紧随着鱼群一起来。一年里头,这是渔港的一个忙碌的时节,也是一个疯狂的季节。
此处,小说通过对渔港所作的这种鸟瞰式的描绘,采用电影叙事的方法,呈现了渔港的远景、中景和近景,通过镜头的推移,首先出现的是通过深镜头展示出来的海景,接着运用广角镜头将渔港内所有的热闹画面定格,然后慢慢拉回到特写镜头,引出小说中关联密切的两种角色——妓女与讨海人。对于生活在这个名叫“澳渔港”上的小镇居民和外来的“讨海人”来说,“鱼群来了”的季节是一个获得财富和生命动力的喜悦季节,因此整个渔港就像翻腾的鱼群一样,既热闹又嘈杂,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特殊醉人”的味道。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开场就以浓墨重彩描绘的这个“大海”的意象,显然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意义,不仅寓意了争取人的尊严与正当权利的弱小者,同样也有着无限的希望与广阔前景,而且“大海”在小说中,还是将“妓女”与“讨海人”这两类人凝聚起来的桥梁。至于与大海有关的另一个意象——“鲣鱼”,则暗示繁殖能力极强的“鲣鱼”的到来,既是妓女与讨海人这两类人的交会点,也是这两类人各自需求的媒介,象征了讨海人与妓女在各自的生命流浪地暂时相濡以沫结合为一体的特殊时节。换言之,这个“鱼群来了”的消息,代表的不仅是渔港的喜悦,更暗示着一个又一个关于人类“本能”的故事将如何开始演绎,由此“鲣鱼”便成了这篇小说里的核心意象之一,特别是“雄鲣鱼仔才有的那副白色内脏”,不仅是所谓的“壮阳圣品”,而且还象征了讨海人旺盛而强大的生命力,而“鲣鱼”那种如潮汛般定期洄游的生存方式,其实象征的是讨海人坚忍生存下去的那种精神与毅力。从这里可以看出,“鲣鱼”所带来的不仅是渔港的欢腾,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与未来。而就在这样一个“鱼群来了”的特殊季节里,故事的主人公白梅登场了。在这个渔港的一家低级妓院里,一个名叫白梅的妓女开始演绎一个关于寻找“尊严与希望”的故事。小说以迂缓而忧伤的笔调为白梅画了一幅小像:
她,自十四岁就在中坜的窑子里,垫着小凳子站在门内叫阿兵哥的日子,到现在足足有十四年了。这段期间习惯于躺在床上任男人摆布的累积,致使她走路的步款成了狭八字形的样子。那双长时间仰望天花板平淡的小世界的眼睛,平时也致使她的焦点失神地落在习惯了的那点距离,而引起她听到那种雄性野兽急促喘息的声音,令她整个人就变得那么无可奈何起来。再加上一般人对她们这种职业的女人的直觉。这些即是牢牢地裹住她和社会一般人隔开的半绝缘体。
在介绍完主人公白梅的身世之后,小说接着用倒叙的手法来展示白梅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并在时空背景不断转换的叙述中插入了大段回忆——童年被卖的经过、被骂为“烂货”的心头郁结;“雨夜花”的悲惨遭遇等,来补充和推动情节的发展,从而使白梅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成为一个“立体”的,而非“扁平”的有魅力的形象。在贫穷的生活境遇里,白梅是一种非人的存在,是可以任意买卖的物品,在她二十八年的生命中惨遭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蹂躏。小说以她的回忆倒叙了往事:白梅八岁时下山买番仔油时不小心把钱弄丢了,三天之后就被送给了人家当养女。幼小的她一直以为是因为丢了钱母亲才会把她卖掉,可是令白梅不明白的是:
那就是她临走的时候,母亲还哭哭啼啼地吩咐了一大堆话:梅子,你八岁了,什么事都懂了,你得乖哪!什么都因为我们穷,你记住这就好了,从今以后你不必再吃山芋了。什么都该怪你父亲早死……
白梅就这样离开了贫穷的山里的生家,忍受着与骨肉亲人分离的痛苦当了别人家的养女,可没想到养家并没有善待她,反而把她当成一棵“摇钱树”,几年后就将她残忍地卖给了一家低级的妓院。自生家以至养家,白梅始终面临着贫穷的困境,为了应付贫穷不得不走上出卖灵肉之路,成了嫖客泄欲的工具。长达十四年的妓女生涯和屈辱境况,使白梅在男权社会中被异化成一个代表“性”的符号。即使偶尔涉足社会来到普通人中间时,她还是摆脱不了屈辱的标记,无法拥有正常的生存空间,不仅靠她卖身的血泪钱而致富的养家嫌弃、鄙视她,而且火车上的轻浮男人也因知道她的身份而侮辱、调戏她,她自始至终都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贱人”。为了表现这一点,小说通过现实与回忆交织的方式叙述了几件在她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烙印的事情。
白梅虽然是饱受欺凌、久经风尘的妓女,但她却有一颗善良向上的心,从来都不愿意自轻自贱。然而,险恶的社会环境却将她的尊严剥夺殆尽。由于白梅长期从事的一直是靠皮肉挣钱的低贱职业,身体和心灵都被禁锢在妓院那方狭窄的天地间,几乎完全与普通人隔绝开了,因而当她离开妓院走进社会的时候也在劫难逃,立刻就遭到了社会严厉的排斥和孤立。其中最近一次所受的严重侮辱发生在白梅返家的火车上。她在养父的忌辰请假坐火车返家祭拜的归途中,一个陌生的无赖男人故意借着递烟的机会当众放肆地调戏、侮辱她:“你当然不会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呀,真想念啊。嗯,来一支吧!”白梅对这个男人的轻薄举止感到无比恶心,甚至于恼怒、愤慨地想发作,可是却不能,因为“她要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这一下子很有理由给这个无耻的男人掴一记耳光,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要是一个普通的女人,他也不会对我这般无礼吧。她从骨子里发了一阵寒,而这种孤独感,即像她所看到广阔的世界,竟是透过极其狭小的,几乎令她窒息的牢笼的格窗”。她不禁由此陷入了了痛苦的思索中。从白梅在火车上所遭受到的冷眼嘲弄、挑逗讥讽和骚扰凌辱中,可以清楚看到她和社会的隔绝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换言之,在火车上遭遇的这件令白梅伤透自尊的事,其实就是她受尽侮辱与损害的悲惨一生的缩影。正当白梅陷入那个轻浮男子的无礼纠缠而无法摆脱的时候,恰好遇见了一个曾受过她帮助的患难姐妹莺莺和她的“老芋”丈夫鲁上校,他们的出现帮助白梅解除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使她终于摆脱了那个无赖汉的一再纠缠。此时的莺莺怀抱着新生婴儿幸福地站在她的面前,她突然感到一股暖流顷刻间流遍了全身,使她顿时觉得兴奋无比。小说通过描写莺莺、鲁上校和白梅这些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之间的共同感情,体现了作者对处于转型剧变的台湾社会中弱势群体朴素的关爱与同情。白梅满心欢喜地注视着这个名叫鲁延的可爱婴儿,看着车窗外的大海哼着自编的歌逗他玩,这个才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咯咯笑声,令白梅不禁想到她的悲苦命运——一个没人要的女孩,长大成人后却只被那些她能提供肉体享乐的人所需要。而莺莺自四年前离开妓院从良之后,就嫁给了已经是“老芋”的退役上校鲁先生。莺莺在聊天中详细告诉了白梅这个孩子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原来鲁上校在莺莺怀孕时就已为即将诞生的孩子取好了名字,如果生男孩就叫作“鲁延”,假如是生女孩则称为“鲁缘”,发音相似的两个字,代表着生命的延续与人生的缘分。鲁上校给婴儿所取的名字,仔细推究起来,其实是有着很深的涵义的,以新生的婴儿来“延续”生命,来结人生的“缘”,不仅象征了积极延续生命的人生观,而且结人生之“缘”的乐观态度也肯定了生命存在的价值。鲁上校对白梅表现出的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尊重。莺莺的一席话更唤起了白梅要为自己而活的强烈愿望,使她一瞬间恍然大悟:“突然,她竟想起需要一个孩子,像鲁延那样的一个孩子,才能让她在这世上拥有一点什么。只有自己的孩子,才能将希望寄托。”而且她深信自己“可以做一个好母亲”。显然,莺莺和他的丈夫鲁上校是促使白梅决意重生的一个重要人物。白梅惨遭凌辱的十四年卖淫生涯,她的心早已是千疮百孔了,原本很难有东西可以令她激动,但是这一次,鲁上校的话和可爱的婴儿鲁延却强烈地震撼了她封冻起来的心,使她产生了拯救自我的迫切愿望。她要回到老家去生养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的强烈愿望愈来愈强烈,使她根本无法抵抗——因为这已经变成了她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不过,这卑微的愿望如果能够实现的话,的确能使白梅那颗早已冰冷的心重新温暖起来,为她惨淡的人生增加一些意义。换言之,对于白梅来说,十四年的妓女生涯虽然损伤了她的身体,但并未使她失去与舛难重重的命运抗争的信心,在她肮脏的躯壳下却包裹着一颗自尊、自重的灵魂,跳动着一颗金子般善良、纯净的心,所以她希望通过拥有自己的孩子获得重新做人的尊严与正当的社会权利;也正因为如此,白梅才不甘心让自己的生命毫无声息地消逝,她的内心深处才始终充满了一股要庄严地站在别人面前的勇气。随着白梅思绪的不断变化,她一路上不断回想起自己遭受的种种悲惨经历。她先是回忆起了与莺莺共患难的那些日日夜夜。莺莺同她一样也是刚满十四岁,就因为家庭贫困而被卖进窑子成了雏妓。白梅虽是一个沦落风尘的女子却能见义勇为,即便是在自身也遭受凌辱的危难时刻,还挺身而出代替雏妓莺莺受辱,后来白梅又借钱给莺莺,设法帮她逃出火坑,脱离了人间苦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小说细致揭示了像白梅和莺莺这样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的真实心态。有一次,莺莺在同白梅聊天时告诉白梅她有了意中人,心里觉得有了“一线渺茫的希望”;恰在此时,窑子里同时走进来两个嫖客,白梅和莺莺不得不各自带着客人到只隔着一层薄薄甘蔗板的房间去做“买卖”。即使在受嫖客凌辱之时,她们仍然抑制不住地继续聊着刚才的话题,捕捉那一点点微弱的希望之光:
“梅姐,你会做裁缝吗?”
隔壁的梅姐就应声说:
“有过学裁缝的年龄,但是就没有机会学。”
“那你会不会养鸡养鸭?我会……”莺莺兴奋的说着。
“那有什么困难,我想我会的。”
莺莺正想再说话的时候,突然听到梅姐那边清脆的响了一记耳光,接着那男人怒气的说:
“要赚人家的钱专心一点怎么样!”
这个画面带给人们的感触是相当多的。“人之所以为人,最起码的是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要有劳动的权利、生存的权利、爱与被爱的权利以及做母亲的权利等等,正是人性中最基本的要求,召唤着像白梅这样受屈辱的人们去抗争,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这正是底层人民最具有人性生命力的表现。”赵遐秋:《在回眸乡土中审视历史》,见《黄春明作品集?代序》,九州出版社2001年3月版。即使是被人糟蹋的低贱妓女,在饱受凌辱与摧残的黑暗日子里,心里“有时也会闪现着希望”,然后就会“忘我的去捕捉”。这正是人性的闪现。相对于莺莺的少不更事,已经二十八岁仍需挣扎于风尘之中的白梅的心已经麻木不仁了,“我的眼泪在几年前都流光了,我知道有眼泪流不出来是很痛苦的。”每当白梅悲伤到欲哭无泪的时候,她就唱起一支名为《雨夜花》的歌来排遣心头的积怨与郁闷:
雨夜花,雨夜花,
受风雨吹落地,
无人看顾,冥日怨嗟,
花谢落土不再回。
雨夜花,雨夜花,
…………”
这首歌无疑是白梅自身形象的一种象征。她向莺莺阐释了这首歌的意义:“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不是很黑暗吗?像风雨的黑夜,我们这样的女人就像这雨夜中一朵脆弱的花,受风雨的摧残,我们都离了枝,落了土了是不是?”然而,白梅却不逆来顺受,更不愿任凭零落成泥,而是在逆境中不忘挣脱,心中时时升腾着强烈的生之欲望。
小说继续通过白梅回忆的痛苦往事来表现她高度的自尊和不容被伤害的凛然正气。有一次养母为强迫她嫁人而她不愿依从时,养母恶狠狠地骂她“你这烂货不识抬举”,这话一下子就将白梅的心刺出了血,在她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她心中的积怨像山洪暴发般倾泻而出,她义正辞严对养母说:
是的,我是烂货。十四年前被你们出卖的烂货,想想看,那时候你们家里八口人的生活是怎么过的?现在是怎么过的?你们想想看,现在你们有房子住了;裕成大学毕业了,结婚了;裕福读高中了;阿惠嫁了。全家吃穿哪一样跟不上人家?要不是我这烂货,你们还有今天?
…………
白梅不可收拾地哭诉着:“再看看我的生家,他们到今天还是那么穷。你们把我看成什么?烂货,没有这个烂货,裕成有今天吗?他们看不起我,逃避我,他们的小孩子就不让我碰!裕福、阿惠都一样,他们觉得我太丢他们的脸了,枉费!真是枉费!”
…………
“不!今天我一定要说得痛快。以前什么时候你听过我发出一句半句的怨言?你逼我嫁,这还证明你有点良心,因为你受良心的责备才会逼我嫁。但是我已经不需要别人对我关心了,我对我自己另有打算。”
养母被这事实刺痛得哭泣起来:
“阿梅,这些阿母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要对你怎样才好。我知道我们错了,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这样错下来的!阿梅,你原谅阿母吧!——”
从白梅反抗、斥责养母的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她把维护自尊看成反抗屈辱命运,显示人格高尚的一种基本手段。在妓院里,白梅不得不任由嫖客凌辱;在社会上和家庭里,她却竭力维护做人的尊严。白梅以她高尚无私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