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激烈打击，仍然活生生显示出穷人连最起码的父子之间的天伦之乐都无法抓住的深沉悲哀与无奈。很显然，儿子阿龙对取下了面具的父亲的拒绝，就是对面具后面“真正的“坤树的否定。这对坤树来说，无疑是异常悲哀的，他极力想找回真正的“自己”，却又不得不在儿子的目光中失落了“自己”。由此可见，坤树所戴的这个“面具”后面，不仅隐藏着他的双重人格，而且揭示了转型期台湾社会中“人被异化”的严肃问题。无论是戴着面具的坤树，还是隐藏在面具后面的真正坤树，呈现的都是“人的处境”不断恶化的情形。众所周知，通常面具、脸谱都是以隐喻的方式来显示其象征意义与内蕴的。按照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来看，在日常生活世界里，大部分的人都是以两种面貌来处世；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戴着一副“面具”，面具内外呈现的是“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不同意识。这诚如台湾著名戏剧家姚一苇所言：“当一个人生下来，他就必须开始接触社会，于是他就无意的，或是有意的被戴上面具。这些面具，有的是自己带上去的，也有的是别人给戴上去的。不妨请大家冷静地来观察一下，不管是你，不管是我，哪一个人没有戴上面具？事实上人人都被戴上了各种面具，包括你和我在内。”小说中坤树所戴上的面具是被夸张化、戏剧化了的“面具”，这和一般人所戴的“面具”有所不同。一般人戴的是无形的、抽象的面具，并不会遭致尴尬的处境；可是坤树戴的是有形的、具象化的“面具”，这就不同寻常了。如此“另类”与“异端”的面具，自然而然会招来世俗的非议与嘲弄，这恰恰是坤树内心的真正悲哀。坤树是为了养家糊口，更是为了自己未来生命的延续——儿子阿龙和尚在妻子阿珠肚子里未出生的胎儿，才被迫戴上这副与众不同面具的，他孤独地穿梭在人群之中，忍受着各式各样的奚落、鄙视、嘲弄与讥讽。虽然最后电影院的经营者决定改用三轮车来做宣传，从此他将不再是那种以身体做广告的难堪的“Sandwich—man”了；对坤树来说，这当然是对以往那段日子所带来的痛苦煎熬的一种消解，但也在同时表明了他在自己家庭中所担任的一个重要角色的消失，他再也不是“儿子的大玩偶”了，所以当他还原成本来面目之后，儿子反而因感到陌生而大哭起来，导致他作为父亲的身份也相应地面临了缺失的危机。这是何等残酷与惨烈的深哀巨痛啊！由此可见，这篇小说的魅力既不在于它的情节奇特，或富有戏剧性，也不在于它采用了“意识流”等的新潮写法，更不是人物性格挖掘得多么深入，而是由于小说生动具体地描绘了被贫穷生活所扭曲了人性、失去自己做人本色的坤树内心啼血般的痛楚，因此格外震撼人心。
就艺术方面而言，小说采用了特别的叙事方式，不仅通过叙述者来揭示人物的活动，而且用加括号的内心独白形式来直接袒露人物的心声，括号外表现人物的行动、对话和作者的叙述；括号内表现人物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小说对此用了大段的篇幅予以呈现：
“老板，你的电影院是新开的，不妨试试看。试一个月如果没有效，不用给钱算了。海报的广告总不会比我把上演的消息带到每一个人的面前好吧？”
“那么你说的服装呢？”
（与其说我的话打动了他，倒不如说是我那副可怜相令人同情吧。）
“只要你答应，别的都包在我身上。”
（为这件活儿，他妈的！我把生平最兴奋的情绪都付给了它。）
“你总算找到工作了。”
（他妈的，阿珠还为这活儿喜极而泣呢。）
“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为这事情哭泣倒是很应该的。阿珠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吧。我第一次看到她那么软弱而嚎啕的大哭起来。我知道她太高兴了。）
想到这里，坤树禁不住也掉下泪来。一方面他没有多余的手擦拭，一方面他这样想：管他妈的蛋！谁知道我是流汗或是流泪。经过这么一想，泪似乎受到怂恿，而不断地滚出来。在这大热天底下，他的脸肌还可以感到两行热热的泪水簌簌地滑落。不抑制泪水涌出的感受，竟然是这般痛快；他还是头一次发觉哪。
“坤树！你看你！你这像什么鬼样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你！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摸样呢？！”
（干这活儿的第二天晚上；阿珠说他白天就来了好几趟了。那时正在卸货，他一进门就嚷了起来。）
“大伯仔……”
（早就不该叫他大伯仔了。大伯仔。屁大伯仔哩！）
“你这样的打扮谁是你的大伯仔！”
“大伯仔听我说……”
“还有什么可说的！难道没有别的活儿干啦？我不相信，敢做牛还怕没有犁拖？我话给你说在前面，你要现世给我滚到别的地方去！不要在这里污秽人家的地头。你不听话到时候不要说这个大伯仔翻脸不认人！”
“我一直到处找工作……”
“怎么？到处找就找到这没出息的鸟活干了？！”
“实在没有办法，向你借米也借不到……”
“怎么？那是我应该的？我应该的？我，我也没有多余的米，我的米都是零星买的，怎么？这和你的鸟活何干？你少废话！你！”
（废话？谁废话？真气人。大伯仔，大伯仔又怎么样？娘哩！）
“那你就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
（呵呵，逼得我差点发疯。）
“畜生，好好，你这个畜生！你竟敢忤逆我，你敢忤逆我。从今以后我不是你坤树的大伯！切断！”
“切断切断，我有你这样的大伯仔反而会饿死。”
（应得好，怎么去想出这样的话来？他离开时还暴跳地骂了一大堆话。隔日，真不想去干活儿了。倒不是怕得罪大伯仔，就不知道为什么灰心得提不起精神来。要不是看到阿珠的眼泪，使我想到我答应她说：‘阿珠，小孩子不要打掉了’的话；还有那两帖原先准备打胎用的柴头仔也都扔掉了；我真不会再有勇气走出门。）
显然，在上述片断中，括号内呈现出来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包括了坤树对往事的回忆、对无奈现实的愤慨，以及内心的深切感动和无声的社会批判等许多方面，展示出了现代社会特有的心灵分裂性与复杂性。譬如“那么你说的服装呢？”这句话其实是心中的问句，虽然没有发出声音，但坤树内心的不愿与外表的欣然接受却都呈现出来了。再如“早就不该叫他大伯仔了。大伯仔，屁大伯仔哩！”则是心底早就积存的怒火以无声反抗的方式发泄出来了。这种无声独白往往与真实情境相反，或者与外现行为相反。这种采用括号形式，零星地插入主人公的所忆所感来呈现人物内在心境的方式，在小说中所起的并非一种简单的说明和注释作用，而是作为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出现的，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依据心理学上的解释，人类的精神动向具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两种：意识的是人类精神的觉醒状态，是整个心灵的表层，如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无意识是指人类处在入睡、失神，或发狂状态时，在知觉的水平下面潜伏的状态，就像冰山藏在水底的部分。小说通过括号内外截然相反的内容，用内心独白的方式将主人公坤树“无意识”的心理世界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显然，小说在叙述方法和叙事角度的探讨与突破上是卓有成效的。这种艺术形式虽然借鉴了西方“意识流”的方法，但它又很中国化，显示出作者在艺术上勇于创新的精神。
随着黄春明对社会思考的深化及其生活视野的扩展，透过这篇小说，人们可以发现作者所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社会进化在思想领域引发的对旧式人物和传统观念冲击的一面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台湾社会的转型在经济领域中带给饥寒交迫穷人的严重伤害，以及对其人性扭曲的一面。换言之，这篇小说通过细致刻画了一个最早扮演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进驻台湾乡土前驱的小镇“广告人”坤树的境遇和分裂性格，敏感反映了转型期台湾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以及它所导致的人与环境的冲突。小说中的坤树是在懵然无知的状态下被卷进历史漩涡中去的，由于他对社会转型和新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导致他陷入了艰难的生存挣扎和难以自拔的精神自虐处境中。作者以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透过坤树的境遇观照了后来日趋繁荣强大的消费社会里人们的普遍境遇。从坤树这一形象的塑造上，可以看出台湾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尴尬问题。坤树为了生活不得不屈辱地从事一种“丢人现眼”的职业——广告人。但他心里却时时充满着难言的痛楚，备受肉体和精神双重的折磨。本来生活就已把他从人变成了“鬼”，在社会上他失去了人的地位，只能以“鬼”的形貌出现，只有到了家里，他才能卸下面具复原成“人”；可不懂事的儿子看惯了他的鬼貌，拒认还原为“人”的父亲，而这全是因为贫穷使然。这是何等悲凄而令心灵战栗的事啊！正是社会的不公使坤树失去了做人的地位和权利，让他连躲在自己家里都无法恢复自尊。换言之，对坤树来说，儿子的拒认使坤树做人与做父亲的尊严丧失殆尽，因此为了取得儿子的认可，坤树不惜重做小丑。失去尊严正是为了获得另一种尊严，被社会异化了的“小人物”，即使用畸形的方式也仍然在追求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这个角度来看，坤树这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人情世态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不仅透露了转型期台湾社会纷纭复杂的各种矛盾冲突，而且呈现了普通民众身上的宽容温厚、坚忍自尊的美好品德。
从这篇在喜剧性的滑稽中蕴涵了悲剧性结局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黄春明小说的背景已经由家庭扩展到了社会，人的尊严问题也随之深化了。坤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忍痛失掉自己的人格尊严做了“人不人，鬼不鬼”的“广告人”，打扮怪异，浑身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各种广告牌，走起路来像木偶，成天在烈日、饥渴的煎熬下蹒跚游荡于小镇的街头巷尾之中。这种既没有尊严，又不能自主的职业，不仅惟一的亲戚大伯仔因他干的“没出息的鸟活”而同他断绝了亲戚往来，而且连街上的孩子、路边的小贩、花街上的妓女，甚至外乡客都对他投以冷酷的目光，拿他来开心取乐。“贫穷”像一条鞭子把坤树赶入丧失人的尊严与人生意义的险恶处境，贫困所带来的悲屈使坤树饱受着肉体与精神双重痛苦的煎熬；换言之，坤树之所以能够忍受这一切，是为了家人的温饱和养活子嗣的严肃理由。然而，就是这个被社会所严重侮辱与损害的坤树，体现出了纯朴的人伦美德与人格尊严。不过，小说在表现人的尊严这一严肃的主题时，却采取了颇为奇妙的喜剧方式。坤树由于一直找不到事，不得已出此下策当了令人耻笑的广告人，为了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不得不装扮出异于常人的滑稽模样，但这却是他内心所极不愿为的，可为了生存又不得不为之，这就是尊严与生存无法兼及的矛盾。朱光潜曾经指出：“我们已经承认审美经验与道德经验是大为不同的，也认识到了真正的悲剧快感不依赖于道德的考虑。但我们也强调指出，纯粹的审美经验其实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活当中，如果道德感没有以某种方式得到满足或至少不受干扰，审美的一刻就永远也不会到来。”朱光潜著、张隆溪译：《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11页。他又说：“我们仍然觉得，在看到痛苦和不幸场面时，正义观念的确常常在我们头脑中出现。人毕竟是有道德感的动物，对于悲剧鉴赏中审美态度的产生、保持或丧失，他的道德感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①。显然，理性与道德是悲剧意识产生的必要前题。从小说中所叙述的坤树的经历，不仅可以看到坤树在现实中的无奈，而且还可以看到他在理性的挑战与执著中展现出来的一种对生命和尊严的重视。坤树这一形象透露出的那份沉重和辛酸不仅使人潸然泪下，而且那份做人的尊严和责任感亦令人肃然起敬，因为人们从中体味到的不仅是含泪留下的笑，而且还有含笑留下的悲哀。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坤树在生活和社会的逼迫与重压之下，虽然能够自始至终追求着做人的尊严，然而使他苦恼的既不是外人对他的议论和冷漠，也不是夫妇之间的争吵，而是心爱儿子阿龙将身为父亲的他当成陌生人的痛苦。小说细腻而动情地描写了坤树与阿珠这对在艰辛生活重压中难免时有龃龉的贫贱夫妻之间的误会和谅解、痛苦和挣扎、内省和自责，以及体贴和慰藉，展现出了“小人物”心灵上那方光明温馨的天地。小说以一种悲悯的情怀传递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物的心灵呼声，以及他们人性深处闪烁的崇高道德光辉。对于坤树来说，家是他心灵的港湾，只有在家里，他才能恢复人的尊严，然而就是这样微小的愿望竟也因稚子的无知而被剥夺了。当他恢复本来面目，不用再装扮成小丑游街，自认为找回自尊时，儿子阿龙却吓得哭闹起来，因为只有当他挂套着广告牌扮成“小丑”的模样出现时才能被他的儿子所确认。儿子之所以会把父亲的假面当“真面”，恰恰肇因于父母的穷苦；此时的坤树只好踌躇地重拾粉块，再次粉墨登场，以丑怪的假面博取儿子的欢心，获得儿子的认同。它说明，这个世界只认“鬼”，不认“人”。它已容不得真正人的存在。扭曲的生活也扭曲了父亲的形象，贫穷不仅使身为父亲的坤树异化成了家庭中儿子的玩偶，也同样使他异化为社会的玩偶。具体来说，就是他对于社会的价值，只不过是在小镇的大街上充当公众的玩偶罢了。坤树的深沉悲哀就这样被包裹在一个外表滑稽可笑的玩偶里了，小说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在这个令人悲喜交加的故事里，忧郁和欢娱交织在一起，深沉的父爱和冷酷的社会相互映衬，不仅形成了震撼人心的强烈艺术效果，也传达出了转型期台湾社会底层“小人物”所坚守的信念——只有忍辱负重才能够生存下去。因此即便是靠背着广告牌游街过活，坤树也仍然没有放弃追求生命中最基本的一样东西——“尊严”。作者对这位不仅是社会的玩偶，而且回到家中还得当儿子玩偶的“小人物”表达了深深的同情与敬佩。坤树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他的命运发出来的是对不合理社会的抗议之声。
除了上面各节所具体介绍的黄春明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之外，还有一篇小说《阿屘与警察》也值得一提。这篇小说虽然不像其他各篇一样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却也是记录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页。故事写的是警民之间的一则小故事，但这个小故事却隐含着浓厚的人情味，道出了社会转型的尴尬。故事情节主要由两个人物的对话构成——非法摆菜摊的阿屘和执法的警察。执法的警察取缔了违法卖菜的阿屘，但在警局作笔录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景。当警察依循程序询问阿屘的姓名与住址时，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交流错位的情况，警察要求阿屘用便于行政管理的地名来回答，可是目不识丁的阿屘却只知道地名的俗称。小说以幽默的方式将两人之间鸡同鸭讲的情形表现了出来，隐喻了官僚体制与民间生活之间的距离与冲突。最后警察在无奈与同情的情绪下，决定对阿屘网开一面，不再对阿屘罚款，还让阿屘将没收的秤带走，并叮嘱阿屘出去以后要说已经罚过款了。可阿屘还茫然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你是好人啊！”小说生动表现了警察在情义与法理交战下的心理冲突，警察终于选择了人情。让人们于冷冰冰的官僚体制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70年代，台湾社会在世界形势冲击下处于激烈动荡之中。台湾连连遭逢外交变局而引起严重的内外危机。1970年发生了“钓鱼岛事件”；1971年台湾失去了联合国的席位；随后美国政府迫于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和多重利益的考虑，其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联合公报”。中美、中日先后建交，而台美、台日断交；至此，那些以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也先后与台湾断交，台湾在国际外交上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这种连锁反应使台湾从社会结构到民众心理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激荡和震撼。面对台湾社会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