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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明对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很不赞成，“康明很不高兴；他觉得父亲太卑贱了，但又无可奈何。”然而，事情的最后转圜却毕竟是在父亲的红包贿赂下才出现的，原本被认为是很严重的开除问题，却在金钱的魔力下得到了解决。小说通过“红包文化”将教育工作者道德上的堕落倾向暴露出来了，促使人们去探究与思考社会现实中的弊端。在中国社会数千年的历史中，这种贿赂性质的“红包文化”现象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一个根本性的文化痼疾。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康明的退学事件中，无论康明的父亲，还是康明，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究竟何谓“民族意识太薄弱”。甚至在康明父亲坐在返家的火车上时，这一问题仍然苦苦纠缠着他，他忍不住冒失地向旁边一位戴眼镜的、看起来很有学问的乘客请教：“这位先生，请教一下。请告诉我什么叫做‘民族意识薄弱’好吗？”这位乘客的回答竟然是：“民族意识薄弱的意思就是不懂得民族意识薄弱叫什么意思的人。”这样的回答真让人啼笑皆非、忍俊不禁，然而在笑声的背后，显然隐藏着更多滑稽与荒谬的东西，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小说结尾，当康明父亲以金钱如愿买通了康明的导师和训导主任以后，在回家的火车中因为目睹一对乘客的亲密行为，他临时决定借这机会暂时解放一下自己：
……他独自笑了笑说：怎么不借这机会骗骗太太？明天才回家。他私下决定今晚要在礁溪下车，先洗个澡，然后找一个荒唐荒唐。
到礁溪温泉他下车了。当车开动的时候，他在月台上自言自语地说：“你真的下车了？嗨！真他妈的。”
碧山庄的霓虹灯，在前头眨着眼睛卖弄风骚。他想起谁对他说过的，那儿姑娘最多又最齐。
由此看来，康明的退学事件反而成了他的父亲荒唐的导火索与借口了。小说结尾部分关于康明父亲的描写，确实透露出了当时台湾社会中所弥漫着的那种颓废、紊乱、放荡与焦虑的气息。
从艺术上看，小说虽然采用了幽默谐谑的方式暴露了教育制度的缺失和社会的弊端，但由于在不少情节中过分凸显了人物种种可笑的行径，无形中也使小说的主题偏离了原来的方位，冲淡了题材本身的悲剧意味，减弱了对人物辛酸遭遇的同情，这大大降低了小说的现实批判意义。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五节 《男人与小刀》
发表于1966年的《男人与小刀》曾经获得过第二届台湾文学佳作奖，可以说是黄春明早期创作中的代表作。黄春明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思潮正影响着台湾文坛，因此它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烙印，充满了现代派文学中那些颓废、苍白、怪异、麻木、空虚的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真实折射了黄春明本人的某些经历和体验。换言之，这篇小说感染上了当时文学界流行的那种“现代病”，暴露了作者一度深受萨特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痕迹；然而，这篇小说并未深切反映出造成个人和家庭不幸现象的社会根源，更谈不上给予真实而深刻的表现，因而这篇小说的现实价值与社会意义被大大削弱了。小说全篇充满了个人的感情创伤和悲观绝望情绪，因此黄春明后来谈到这篇小说时曾经严肃地说：它“是在这么幼稚的心理年龄写出来的。那时候还以为自己写了一篇世界名作哪！真惭愧。现在我把它呈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看它有多苍白就多苍白，有多孤绝就多孤绝，大家尽管笑吧！”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论述，（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显然，黄春明对自己初期作品的否定是很有见地的，认识也是相当切中肯綮的。
小说的故事性相当强，情节则基本上依事件发生的顺序自然铺展开。叙述一个童年失母、又不堪忍受父亲和继母虐待的青年阳育因工作无着，在家中又一次遭到辱骂之后而深感社会的不合理，最终用一把小刀切断右手动脉，以死来摆脱人生痛苦的过程。主人公阳育小学三年级看同学斗殴时无意间捡到一把四寸长的士林刀，令他爱不释手，极想据为己有，因此不顾老师的惩罚和父亲的责骂而藏了起来。从此以后，这把小刀一直伴随着他读完中学、服完兵役、大学毕业，直到生命结束。在社会上，大学毕业后的阳育为了清还家庭债务而到母校教书，但他因为自己在大学期间所学专业是水利工程，而且成绩是第一名，故而他坚持要教代数课，而不愿教公民课。但是校长却不同意，导致他教了一个学期后就辞职了。随后他到D女子中学去求职又被拒绝，最后辗转到B中学当老师，可还是让他教公民课。这一切都使他深感社会的不合理，遂不断以小刀削物品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而在家里，阳育的日子更不好过，当阳育站在月台上等车回家时，小说这样写道：“天气很闷热，他的手一直都在袋子里捏着小刀玩，手心都冒出汗来了。他的心里又在想：他们真不该生我。怎么不多生几个阳君、阳吾那样的孩子；他们从小就很听老人家的话的，他们不会在地上打滚，他们不会抓蟾蜍装进兜里吓昏母亲。只有我才会捏造谎言，像捏泥巴那么容易，告诉父亲说：我在学校里打破玻璃，给我十块钱……他想着想着：他们真不该生我，这对于他们和对于我都是同样的没有好处。最糟糕的是，他们一定要我在今天晚上赶回家里。”在这里，阳育的自怨自艾无形中折射出了他对生命的一种轻忽态度。也正因为如此，阳育一再用这把小刀进行自我伤害。其中较为严重的一次是阳育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要求婚姻自主，却同父亲和继母产生了严重冲突，在和父亲争夺这把小刀时，他刺伤了自己的右臂来反抗。“此时很刺眼的血液，像泉水般的涌出来。”可是阳育全不在意，反而对带着几分歉意的父亲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这句话将他对父亲的不满与反叛心理发泄了出来。这个情节显然是作者自身经历的一种投影。众所周知，一个作家的创作与其一生的经历，特别是早年生活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黄春明从小丧母，跟随祖母生活，他与父亲之间相处得不够好，尤其是父亲再婚以后，他与父亲、继母的关系就更僵了。身为长子的黄春明成了继母的眼中钉，在学校又是问题学生，经常遭到继母的虐待。小说中阳育身上发生的那些事，都曾经是他所经历过的个人灾难。也正因为如此，黄春明的笔下经常出现对社会发展适应不良的问题人物，作品的题材大都可以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找到依据。随着情节的发展，这把小刀带给阳育的意义也越发得大了。阳育企图用这把象征着自己意愿的小刀去解剖自己所生存的社会，无论是什么东西，什么事情，甚至生命本身，他都想用这把小刀剖开来探个究竟：
刀子在他的手中，一向保持得很快利。他的眼睛也像这把刀子的刀口，注视某一件事情，或是人或是物就想支解。
阳育坐在垫子上面，这时候他才超然地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不满一切的现实，用自己的眼睛和刀子去解剖、去审判、去处刑。他发觉自己和刀子的另一个王国。
由此可见，这把小刀已经不仅成为他剖解社会真相的工具，而且也成了他发泄愤懑的方式。“每当他愤怒，愤恨不平的时候，他就动刀子。”此时，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锋利的刀口下颤抖——“把它切，把它削，把它撕毁或是破坏。”就像削一只粉笔，或一片木块一样。可是即便小刀的刀口都被削得凹进去了，阳育仍然找不到自己生存的意义，依旧解不开社会不公的谜。因此他说：“看清楚自己就是人类最悲惨的悲剧。”由此，小说展示出了人类生存的不堪处境，一个人活在世上实在不该对社会知道得太多，知道得愈多，自己就愈痛苦，就愈看清了自己的可怜，就更会感到生命的无意义。阳育处于一种“青春期”的忧郁当中，又没有人给他以正确引导，家庭、学校、社会，以及人际关系都带给他种种郁闷的感觉，他把玩着小刀，用刀子毁坏着一切可以毁坏的东西——报纸、树木、苹果、番薯，凡是手边有的东西都不放过，甚至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指甲也不例外。显然，阳育手中的这把小刀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既表示了他对于环境与现实的不满，又表示了他对于生命的绝望。因此阳育通过不断用小刀削割东西来发泄他对现实生活的郁闷，并在破坏的快感中思索着人生的意义：就像《王子复仇记》中的哈姆雷特一样，不断沉浸于“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的折磨中：
“我想：我为什么痛苦？因为我活着。活着的人都痛苦吗？也许，只是有些人不发现而已，难道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他们都具备着怕死的本能，那就是为了卫护这个痛苦？它的代价是什么？哼！好像问题已经走入正轨了。让我再想想看。阳育仍然在地上用刀子划开报纸。”
这些思考和探问，正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最常出现的片断，表现了对生命的一种轻忽，以及渴望解脱的痛苦心情。这些带有明显存在主义哲学意味的话语，有些似乎是被强行插入小说中的，在构思中显然是为了加强或加深小说主题，带有明显的“营造”色彩，显得比较突兀。小说写出了人在面对最深层的“本我”时产生的那种恐惧与痛苦，以及在挥之不去的生存阴影的笼罩下如何直面自我，以及如何摆脱自我困境的彷徨心境。似乎只有找出生命的意义，才能对抗现实的荒谬存在，然而愈是往深处发掘，就愈是发现生命存在的痛苦，生既无欢，死亦何憾？一切存在终归都是虚无。小说在这里提出了人生的终极追问，但却没有提供生命意义何在的答案，不过却给人们创造了一个相当宽泛的哲学思考空间。阳育在少年时捡到的小刀，到他成年时竟成了他发泄内心愤懑乃至结束生命的工具，可是即使是选择了死亡，他仍然没有找到生命的本质，更没有发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他真正的悲哀。小说通过主人公阳育把我们带进了这场关于生存意义求索的过程中，直面灵魂，叩问心灵，使小说带有一种浓厚的形而上色彩。
至于阳育的死亡，则隐含了一种怪诞的偶然，充满着生活逼迫的阴影。一天到晚虚无地拿刀子到处乱划的阳育，为了亲自尝试一下“什么才叫死不痛苦？”的感觉而不惜自残，却在无意中划破了自己的脉搏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死亡时的感觉是这样的：
“比方说就拿这把刀子。”阳育把刀口拿挨近右手的脉搏说，“我要是慢慢一下一下的割它，那一定很痛。”他一边连说一边就那么比着，“要是我猛力一下子切下去……”说着的时候，阳育真的切下去了，连他自己也不明白。“啊！我真的切下去了。真的切下去了！”他恐惧的放下刀子握住伤口。但是，暖暖湿湿的血已经开始大量的涌出来了。他惊慌的拼命往山下冲下去。太阳在他的眼前旋转，树也旋转，什么都在旋转。到后来，只剩下一团昏暗在他的脑子里旋转了。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出，阳育的死虽然说是一件偶然的意外事件，但却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因为他原本就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而以“游戏人生”的方式结束生命也就毫不意外了。原本并不留恋“生”，所以就无声无息地死了、腐烂了，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阳育的一生就这样毫无价值地结束了。小说结尾一段显然别具深刻意蕴：
三天过后，当第一个砍柴的人，在相思树和一个大石头旁边发现这个年轻人的尸体的时候，他那深陷的眼睛，已经有几条在忙着还原肉体的蛆虫爬着。他的手，他的左手，却紧紧的，紧紧的握住一把生锈的小刀。
由此可见，作者企图说明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即虚无”的存在主义哲学恰恰在这具已经腐烂生蛆的尸体中得到了形象展示。阳育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于虚空中，空余一把生锈的小刀于世；其实就连这把小刀也将随着时间的氧化，最后也将像他的主人阳育一样彻底锈蚀殆尽，化为什么都不存在的“虚无”。这样的结尾，说明了这是一篇用象征主义手法描写小知识分子顾影自怜的典型现代派作品，宣扬的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人生来就是痛苦的，惟有死才能摆脱痛苦。”阳育对家庭和社会的限制、压抑，深怀不满，为不能拥有健全、自由的自我而深感痛苦，却又不知道该以何种方式去反抗社会与家庭，只好把不满凝聚于小刀上，用看到什么就削什么的方式来加以发泄，乃至于以下意识的姿势，在稀里糊涂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摆脱了生命的痛苦。
这篇小说虽然是黄春明的早期作品，但因结构上采用了象征主人公反抗性格的小刀作为贯穿情节的线索，使全篇显得紧凑而不散漫。至于小说的寓意，则形象阐释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并多少带有一些黄春明早期思想的印记——愤世嫉俗，希冀能依照自己的意愿生存，“否则就宁愿被破坏，被捣毁；甚至当自己没有法子顺遂地活下去时，也不得不予以毁灭”。特别是主人公阳育最后以自杀来摆脱活着的痛苦时，更使全篇笼罩在浓重的对现实悲观绝望的氛围之中。小说不仅表现技巧圆熟精练，而且象征、隐喻手法也运用得相当独到。或许可以说，若就作品的纯熟技巧而言，《男人与小刀》这篇作品并不逊色于黄春明成熟期的那些作品。
除了上面各节所具体介绍的作品之外，黄春明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还有一篇小说《北门街》也比较引人注目，具有比较鲜明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批判色彩。故事写老道士阿涂对旧居充满怀念的无比深情，揭露了工商社会的冷酷与无情。换句话说，小说通过主人公阿涂与一栋房子的得失故事，反映了转型期台湾社会的一景，揭示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人在工商社会力量的进攻下不堪一击的悲剧。主人公阿涂原是一个职业低微的道士，“在战后倾其所有的积蓄，在北门街买下一栋破旧的房子，再稍加翻修，才把一家大小七口人安顿下来”。从此，一家人本分地靠出租房屋的收入过活，生活也渐渐开始好转。虽然连阿涂的孩子都看不起他从事的低贱职业，“你们兄弟老觉得道士的职业低贱、落伍，有了这种父亲，你们在别人的面前，挺不起胸，抬不起头来”。然而，因为能够白手起家，却使阿涂感到了人生的价值与尊严。不料祸从天降，在机关工作的大儿子清池因走私日本西药，进行投机倒卖而被抓了，亏损十万多元，蚀光了老本。清池哭泣着哀求父亲救他，阿涂的心里难过极了。因为清池是长子，寄托了一家人的希望，而且“只有他默默的获得父亲内心的喜爱”，这使阿涂觉得不能不管清池的事。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阿涂只好以“买了这房子是运，卖了是命”来宽慰自己，将房子卖掉帮儿子还债。可是，大儿子清池还是因为想不开而自杀了，老妻因而忧虑成病，三儿子也被迫辍学。对阿涂来说，变卖房子是他难以接受的现实，可他又不得不这样做，这种痛苦显然是不可言喻的。阿涂终于在接踵而至的一连串厄运中被彻底击倒了，他的精神逐渐被折磨消耗殆尽，渐渐地变得痴呆起来了，“衰老和极度的颓伤，再加上突出的颧骨，和生根在头上的破雨帽，已足够表征他的贫穷”。而那已变卖的房子，他却仍一往情深地珍惜挚爱着。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阿涂每天傍晚总是呆坐在街道旁的一个消防砂箱上，始终望着斜对面原是自家房子的西药房。最后，当那所原来属于他的房子在北门街发生的一场火灾中也烧着了的时候，阿涂既不去救火，也没有去围观，而是纵身投入火海与屋俱灭。故事就这样以阿涂举身蹈火的悲剧收场了。阿涂举身蹈火的行动，把他对旧居的怀恋推到了死的极致。乍看之下，他的行为似乎有些离奇，可是细思之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那栋房子标志着他所取得的人生成就，以及他的生命存在的价值；房子属于他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已成为他生命中惟一的亮色，因此阿涂才不惜用生命去为它殉葬。如果说他的大儿子清池之死抗议了工商社会对人的残忍吞噬；那么，阿涂的举身蹈火则是对自我生命意义与传统价值的祭奠，带有一种悲壮的意味。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60年代的台湾社会是一个颇不平静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