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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关于卡夫卡小说的回答想必得到了他的认同，或多或少。不过我真想说的大概未能传达过去。我不是作为泛论来谈卡夫卡小说的，而是就极其具体的事物加以具体的表述。那种复杂的、无从推断的行刑机器实际存在于现实中的我的周围，不是比喻，不是寓言。可是这点不仅仅大岛，恐怕谁都理解不了，无论怎么解释。
回到阅览室，在沙发上坐下，重返巴顿版《一千零一夜》的世界。周遭的现实世界如电影场景淡出一样渐渐消失，我孤身一人深入字里行间。我比什么都喜欢这一感觉。
五点离开图书馆时，大岛在服务台里看同一本书。衬衫依然全无皱纹，额前依然垂着几根头发。他背后的墙壁上，电子挂钟悄然而流畅地向前推进着秒针。大岛周围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宁静那么整洁，我觉得他不可能有擦汗或打嗝那样的举止。他扬起脸，把背囊递给我。举起来时，他皱起眉头，仿佛很重。
“你是从市内坐电车来这儿的？”
我点头。
“如果天天来，带上这个好了。”他递过半张A4纸大小的纸片。那是高松站至甲村图书馆之间铁路电车时刻表的复印件。“车基本按时刻表运行。”
我道谢接过。
“嗳，田村卡夫卡君，你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我不知道，不过你不大可能一直在宾馆住下去吧？”他字斟句酌地说，说罢用左手指确认铅笔芯的尖细度。无需他一一确认，笔芯尖得甚是完美。
我不作声。
“我无意多管闲事。只是、无非是顺便问一问罢了——你这样年纪的孩子一个人在陌生地方待下去不是件容易事。”
我点头。
“往下是去别的什么地方呢？还是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
“还不大清楚。先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我想。何况也无别的地方可去。”我老实回答。
我觉得对于大岛，一定程度上不妨据实相告。他还是会尊重我的立场的，不至于满口说教或把常识性意见强加于我。但现在我还不想对任何人说得过多。本来我就不习惯对别人坦白什么或解释自己的心情。
“暂且想一个人干下去？”大岛问。
我略略点头。
“祝你好运！”
这种几乎一成不变的——除去细节——生活可以持续七天。六点半给报时钟叫醒，在宾馆餐厅吃俨然某种象征的早餐。服务台里若有头发染成栗色的值早班女孩，就扬手寒喧一句。她也微微歪头一笑，回一句寒喧。看上去她已开始对我怀有好感，我也对她感到亲切。没准她是我姐姐，我想。
在房间做罢简单的伸展动作，到时间就去体育馆进行循环锻炼。同样的负荷，同样的次数，既不超额，又不减量。冲淋浴，上上下下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再量体重，确认身体有无变化。上午乘电车来到甲村图书馆。存背囊和接背囊时同大岛交谈两句。在檐廊里吃午饭。看书（看完巴顿版《一千零一夜》，开始看夏目漱石全集，因为有几册一直没看）。五点离开图书馆。白天几乎所有时间都在体育馆和图书馆度过，而只要在那里，就绝不会有人注意自己，因为逃学的孩子不至于去这样的地方。晚饭在站前饭馆吃。尽量多吃蔬菜。时不时在果菜店买来水果，用从父亲书房拿来的小刀剥皮吃掉。还买黄瓜和西芹在宾馆卫生间洗净，蘸蛋黄酱直接嚼食。又在附近小超市买来软包装牛奶，连同麦片等一起入肚。
回到宾馆，就伏在桌上写日记，用随身听听Radio head①，看一会儿书，十一点前上床睡觉。入睡前时而手淫。我想象着服务台的女孩，那时便将她是自己姐姐的可能性姑且逐出脑海。电视则几乎不看，报纸也不过目。
我这种中规中矩、内敛而简朴的生活的崩毁（当然早晚总要崩毁）是在第八天晚上。
第8章那个昏迷的少年
美国陆军情报部（MIS）报告书
制作日期：1946年5月12日
题目：“RICE BOWL HILL INCIDENT：REPORT”
文件整理编号：PTYX…722…8936745…42216…WWN
同东京帝国大学精神医学专业教授冢山重则（52岁）的面谈在东京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内进行了约三个小时。使用录音磁带。关于此次问话的附带索取编号为PTYX…722…267～291（注：但271及278资料损缺）。
发问者罗伯特·奥康涅鲁少尉所感：
“冢山教授保持了专家应有的镇定态度。在精神医学领域他是代表日本的学者，迄今已有数种优秀著作出版。和大部分日本人不同，说话不含糊其辞，明确区别事实与假设。战前曾作为交换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待过，能讲相当流畅的英语，想必多数人对他怀有信赖感和好感。”
我们以接受军令的形式对那些孩子进行了紧急调查，同他们面谈。时间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中旬。我们接受军方请求或命令是极其例外的事。如您所知，他们在自己组织内拥有相当强大的医疗系统，加之原本就是着眼于保密的自成一统的组织，所以大多情况下都在内部解决，除了需要专门领域研究人员和医师的特殊知识、技术的场合，根本不会有求于民间医师和研究人员。
因此，有话传下来的时候，我们当然猜测那是“特殊场合”。老实说，不喜欢在军方指示下工作。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寻求的不是学术性的真实，而是符合他们思维体系的结论或单纯实效性。不是能与之讲理的对象。然而正是战时，军令是违抗不得的，只能默默遵命从事。
我们在美军空袭之下，在大学研究室里艰难地继续着各自的研究。学生和研究生们差不多都被召去当兵了，大学成了空架子。精神医学专业的学生没有缓期应征之类的待遇。我们接受军方命令，暂时中断已经着手的研究，带上大致应带的东西乘汽车朝山梨县××町出发。我们一行三人：我，精神医学专业的一个同事，加上一直同我们合作研究的一个脑外科研究方面的医生。
我们首先被严肃告知：以下所说之事乃军方机密事项，一概不准外传。接下去我们听取了本月初发生的事件。十六个孩子在山中昏迷不醒，其中十五名后来自然恢复知觉，但有关那一过程的记忆全部丧失。惟独一个男孩儿无论如何也没恢复记忆，仍在东京陆军医院昏睡。
事件发生后，负责给孩子们治疗的军医从内科角度详细叙述了治疗经过。是一位叫远山的少校军医。军医中有不少人较之纯粹的医师，性质上更近于但求保身的官僚。幸运的是他是位现实而又出色的医生，即使对属于外人的我们也一概没有傲慢或排他性态度。他毫无保留地将必要的基础事实告诉我们，讲得客观而具，。病历也全部让我们看了。他迫切需要的似乎是解明事实。我们对他有了好感。
我们从军医交给的资料中得知的最重要特征，是从医学角度看来孩子们身上没留下任何影响。不管怎样检查，事件发生至今一直未发现任何——无论外科的还是内科的——身体性异常。孩子们的状态同事件发生前一模一样，极为健康地生活着。细致检查的结果，几个孩子体内找出寄生虫，但不值得特别提及。诸如头痛、呕吐、体痛、食欲不振、失眠、倦怠、腹泻、做恶梦等症状统统没有。
只是在山中为时两个小时的没有知觉的记忆从孩子们脑袋里失去了。这点无一人例外。甚至自己倒地时的记忆都没有。那部分丢得利利索索。较之记忆的“丧失”，更接近“脱落”。这不是专业术语，是现在姑且使用的。“丧失”与“脱落”之间有很大差异。简单说吧，对了，请想象相互连接着正在铁道上行驶的货物列车好了。其中一节车上的货物没有了。光是没有货物的空车即是“丧失”；而若不仅货物，连车皮本身也一并不见则是“脱落”。
我们就孩子们吸入某种毒气的可能性谈论了一番。远山军医说，这点当然是考虑对象，而这一来军方必然与事件有关。在眼下阶段，从现实角度看，不能不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往下说的属于军事机密，泄露出去可就麻烦了……
他的话的要点大致是这样的：陆军确实在秘密研制毒气和生物武器等化学武器。但主要在总部设于中国大陆的特殊部队内部进行。因为在人口密集的狭小国土上实施，危险委实太大。至于那样的武器是否贮藏在国内，在此不好对你们细说，但至少现阶段山梨县内没有，这点可以保证。
——军医断言说山梨县内没有贮藏毒气等特殊武器，是吧？
是的。他说得很明确。作为我们只能信以为真，印象上也好像相信亦未尝不可。而且美军从B29空投毒气的说法，作为可能性是极低的——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他们研制那样的武器并决定使用，应当先在反应大的城市使用才是，而从高空往这样的荒山野岭投掷一两颗下来，就连产生怎样的效果都无从确认。何况，就算因为扩散而变得稀薄了，但若仅仅致使儿童的知觉失去两小时、后来又未留下任何痕迹，这样的毒气也是不具有军事意义的。
另外，据我们理解，无论人工毒气还是大自然中产生的有毒气体，都很难认为不会给身体留下任何痕迹。尤其对比成年人敏感而抵抗力弱的儿童身体来说，必定在眼睛和黏膜等部位留下某种作用的遗痕。至于食物中毒的可能性，也可以依据相同的理由予以排除。
而这样一来，往下就只能认为是同心理问题或脑组织有关的问题。并且，假设事件是这种内在原因所引起的，那么不言而喻，从内科或外科角度查找遗痕是极其困难的。其遗痕是肉眼看不见的、无法用数值表示的东西。到了这一步，我们终于理解了自己被军方特意叫来的原由。
我们同遭遇事故失去知觉的所有孩子进行了面谈，也听取了带队老师和特聘校医的说法。远山军医也参加了。但面谈几乎未能使我们获得新的情况，无非再次确认军医的介绍。孩子们对事件丝毫不记得，他们看见高空仿佛发光飞机的物体，之后上了“木碗山”，开始在树林中采蘑菇——时间在此中断。往下记得起来的，仅仅是被慌慌张张的老师和警察们围在中间，自己躺在地上。身体状况没什么不妙，没什么痛苦，没什么不快。惟独脑袋有点晕，同早上醒来时一样，如此而已。所有孩子的话都如出一辙。
在结束面谈的阶段，作为可能性大大地浮上我们脑海的，理所当然是集体催眠。倘若将老师和校医在现场观察到的孩子们在失去知觉过程中出现的症状同样假定为集体催眠，那也决非不自然。眼球正常转动，呼吸、脉搏和体温略微偏低，记忆荡然无存。情形大体吻合。带队老师所以没有失去知觉，可以认为是由于导致集体催眠的什么因故未对大人产生作用。
至于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们还不能圈定。作为泛论唯一可以断言的，是集体催眠需具备两个因素，一是该集体密不可分的同质性和他们所处状况的限定性，另一个是媒介物，而这直接的“导火线”必须是全体成员同时体验到的东西。就这一场合而言，例如有可能是他们进山前目睹的仿佛飞机的物体。全体同时看到了，数十分钟后开始晕倒。当然这也不过是假设。虽说此外无法明确印证，但有可能存在能够成为媒介物的什么。我在“终究不过是假设”的前提下，向远山军医暗示了“集体催眠”的可能性，我的两个同事也基本赞同。这同我们从事的研究课题正巧有关，尽管不是直接的。
“听起来好像合乎逻辑。”远山军医考虑一会儿说道，“倒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但作为可能性恐怕是最大的。不过有一点不好明白：那么，又是什么解除了集体催眠呢？这里边势必存在所谓‘逆向媒介物’……”
我老实回答说不知道。那是眼下阶段只能以进一步的假设作出回答的问题。我的假设是：可能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动解除的那类系统。也就是说，维持我们身体的系统本来就是强有力的，纵使被一时置于其他外部系统的控制之下，也会在一定时间过后拉响所谓的警笛，启动应急程序将封锁原有身体维持系统的异质物——这种场合即催眠作用——排除掉，摧毁错误程序。
我对远山军医解释说：这里没有资料，遗憾的是无法引用准确数字。总之类似的事件过去外国有过几例报告，并且都是作为无法查明原因的“谜团事件”加以记录的——许多儿童同时失却知觉，数小时后醒来，其间的事一点也不记得。
也就是说，此次事件当然属于稀有事件，但并非没有先例。一九三○年前后英国德文郡一座小村庄边上发生了一起奇特的事件。在乡间土路上排队行走的三十几名初中生没有什么来由地突然一个接一个倒地人事不省，但几个小时后全体恢复知觉，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直接以自己的双腿走回了学校。医生立即对所有学生进行身体检查，然而医学上没查出任何异常。谁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上一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澳大利亚也有同类事件记录。在阿得雷德郊区，约十五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在郊游途中昏迷不醒，过了一些时间又全部恢复知觉，外伤、后遗症概未发现。有人说或许是日光作用，但所有人几乎同时失去知觉同时醒来而又全然不见中毒症状终究作为谜团留了下来。也有报告说那天并不太热，大概因为除此之外无法解释，所以姑且说成是中暑。
这些事件的共同点是：年少的男孩女孩作为集体在距学校不很远的地方全部同时失去知觉，又几乎同时恢复知觉，事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这是所有事件的共同特征。关于在场的大人，报告中既有和孩子们同样失去知觉的例子，又有未失去知觉的例子，似乎各所不一。
此外也不是没有类似的事例。作为留下足以成为学术资料的明确记录或有资料留下来的，这两例有代表性。然而山梨县发生的事件则有一个明显的例外事项：剩下一个仍处于未解除催眠或知觉丧失的状态。理所当然，我们认为那孩子的存在恐怕是查明事件真相的关键。我们结束现场调查返回东京，赶去收容那个男孩儿的陆军医院。
——陆军关心此次事件，归根到底是因为它可能同毒气武器有关，是吧？
是那样理解的。确切情况与其问我，莫如问远山军医合适，我想。
——远山军医少校已于1945年3月在东京都内履行职责时死于空袭。
是吗？令人惋惜。这场战争使很多有为之人失去了生命。
——不过，军方得出的结论是事件并非所谓“化学武器”引起的。原因还不明确，但似乎认为同战争的发展无关。是这样的吧？
是的，是那样理解的。那时军方已终止了对事件的调查。陆军医院之所以仍把名字叫中田的昏迷不醒的少年留下，仅仅是因为远山军医少校对该事件怀有个人兴趣，而他当时在医院内又拥有某种程度的酌情处理权限。这样，我们每天去陆军医院或轮流睡在那里，从各个角度对人事不省地躺在床上的少年情况加以观察研究。
他的身体功能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运行得极其顺畅。靠点滴摄取营养，有条不紊地排尿。晚上一关房间的灯他就合眼入睡，到了早上又睁开眼睛。知觉的确失却了，但除此之外，他过的好像是健康正常的生活。虽说是昏睡，却似乎不做梦。人做梦的时候，眼珠的转动和面部表情必然出现反应，知觉同梦中活动相呼应，心跳次数随之增多。然而此类征兆在中田少年身上一概没有。心跳次数也好呼吸也好体温也好比通常诚然低一点点，但稳定程度令人吃惊。
说法或许离奇，看上去就像只把作为容器的肉体暂且留在那里看家，将各种生物体水准一点点降低，仅维持生存所需最低限度的功能，而本人这一期间却跑往其他什么地方干其他事去了。“魂体离脱”这句话浮上我的脑海。这话您知道吧？日本古代故事里经常出现，说灵魂暂时离开肉体，跑去千里之外，在那里大功告成后重新返回肉体。《源氏物语》中也常有“活灵”出现，也许和这个相近。里面说不光已死之人的灵魂会离开肉体，即便活着的人——如果本人朝思暮想的话—也能同样做到。或者日本关于魂的这类想法从古至今作为自然存在物是一脉相承根深蒂固的，但对这样的东西进行科学论证是根本不可能的，甚至作为假设提出都有所顾忌。
现实中要求我们做到的，不用说，首先是让那少年从昏睡中醒来，让他恢复知觉。我们拼命摸索用来解除催眠作用的“逆向媒介物”。我们尝试了大凡想到的办法。领来孩子的父母让两人大声呼唤，如此持续数日，但没有反应。尝试催眠术用的所有把戏；施以各种各样的暗示，在他脸前用各种方式拍手；让他听耳熟能详的音乐；在耳畔朗读教科书；让他闻他喜欢的饭菜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