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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你能想像这么多年来一直思考这些理论有多累吗？难怪爸爸要向格利医生求神奇的水疗法。一次，我陪他到莫尔文去。看到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冰水浴和把自己裹在一条冰冷的“水淋淋的床单”里，以使血液在各个器官间流动，我感到非常吃惊。
对于爸爸身体的不适，我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注意到使他最容易犯病的几种场合。他不仅在有人提起他的理论时会犯病，而且在谈到这一理论的起源时，他也会这样。比如说，1858年，爸爸收到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来信后就患上了严重的呕吐病，而且久治不愈。信中，阿尔弗雷德·鲁塞尔·华莱士先生提出了几乎完全相同的理论，连所有的细节都非常相似。爸爸痛苦地说，就那些语句便可以用作自己书中章节的标题。后来爸爸接受了赫胥黎先生和其他人的劝告，鼓起勇气把他自己关于自然选择的理论公之于众，并在林奈协会上与华莱士先生的论文同时提交。接着他极度兴奋地赶着把《物种起源》出版出来。他累得精疲力竭，差点没能完成。不过，之后不久，他真的病了——不是因为理论受到了挑战，而是因为两个作者的巧合使他的成就受到了置疑。卑鄙的理查德·欧文是爸爸的主要诋毁者之一。他梦想着建一座新的自然科学博物馆。据说他在伊顿帕雷斯的一次餐会上曾说：“还有什么比一个孩子有两个父亲让人更难堪呢？”有句让在场所有人捧腹的反击是：“尤其是其中一个是个大猩猩。”
我就不明白，就算是华莱士先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人们也用不着有那种反应啊。或许这种巧合可以看作是其理论有效性的证据，而不是削弱了它的有效性。因为一旦有某种思想开始流传，想撷取它的人就会不止一个。这在自然选择理论方面更是如此，既然它是如此地简洁和优美。不管怎么说，是爸爸的艰苦努力，才使得它具有可描述性和为人们所理解的。我知道他非常敏感，他痛恨一切的争议，包括《笨拙周报》中的漫画和《名利场》里令人恐怖的素描。当他发现华莱士先生几乎没得到人们的承认，或是觉得人们可能以为他本人想否定华莱士先生的优先权而又有点事与愿违时，他感到极为不安。
我希望我的父亲出去旅游一下。我认为没有什么比一片片新的视野更能抚慰人紧张烦躁的神经了。但近来他连伦敦也懒得去，而且固执地拒绝考虑穿过海峡到欧洲大陆去。对于一个年轻时候周游世界、曾在异域有过如此多冒险经历的人来说，这似乎很让人难以理解。前不久，小猎犬号的3个老船友来唐豪斯住了一个周末。爸爸弄成那个样子，几乎和他们没有呆上10分钟。后来哥哥伦纳德在花园里遇到他，他们便一道散步到草坪那边去了。听他讲，爸爸突然一句话不说，脸上带着恐惧的表情转身就走。这给伦纳德印象极深。他后来给我说：“当时我脑中闪过一个强烈的念头，觉得他希望自己干脆死掉算了。”
1865年1月20日
我原想说我们在唐豪斯的生活改善了，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的家就像一个疗养院。爸爸又开始自己做水疗了。他甚至把15年前约翰·路易斯在屋外搭的一个棚子都用上了。那是一个简单的新奇玩意，就是在屋外水井边做一个能装四五加仑水的锥形容器，然后把它悬在屋顶上。爸爸在里面脱掉衣服，然后拉一下一根细绳子，水就从头顶带着巨大的压力倾泻下来。有时，霍勒斯和我在外面都能听见喘息和呻吟声。别人还会以为里面的人快死了呢。我们等了5分钟。这时爸爸又穿戴整齐冲出来，一副快冻僵了的痛苦的样子。我们中的一个人通常会同意陪他沿着沙道走几圈。所谓沙道，是我们屋后面连接花园尽头的一条小路，是他修来思考问题时散步用的。
两天前，我和爸爸吵了一架。我无意间来到他的书房，拿起他通常放在披风上的短棍。那是一根一英尺略长的线匝，两端有金属握柄，非常沉，可以用作工具，必要时还可用作抵御野兽的防身武器。他把它保存下来，作为在南美呆过一段时间的纪念品，因为他在那里考察时常常把它别在腰带上。爸爸突然走了进来。他看见我拿着棍子，走上来就是一阵训斥，说他说过叫我绝不要碰那东西。但我敢肯定他绝不是因为这个才这样生气的。接着，他又变本加厉地责骂我是个“小间谍”。这句话让我非常伤心，更让我一下子无言以对。我放回短棍，一言不发。当我从他身旁挤过去走到门口时，我猛地转过身，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可理喻、恶毒。艾蒂听到我骂爸爸，于是告诉了妈妈。妈妈说我必须道歉，要不就别想吃晚饭。我选择了后者。我一个人呆在房间，没去参加每天晚上在客厅的聚餐。我试图使自己阅读那位数学家写的新书——《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但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地不安，根本没法集中于书中内容。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被它迷住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艾丽丝：我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好像我自己也掉进了一个兔子洞；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有20英尺高，能看到其他任何人看不到的东西；而还有些时候我又非常恐惧，觉得自己只有老鼠那么大，不得不到处跑，以免被人踩着。
1865年1月22日
一次，我偶然听父亲断言说：“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就是一个探寻大自然足迹的侦探。”我可能不是科学家，但说起来也好笑，我认为自己肯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
说老实话，我一直在搞间谍活动——虽然我并不喜欢用这个字眼。我之所以这样做，是
因为一旦我的好奇心被激发，我就难以自已。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躲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偷听他们谈话。这是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途径，而且远比《埃德蒙顿评论》和《泰晤士报》有趣。我就是这样才知道令人震惊的巴拉迪与布拉德利谋害可怜的小乔迪·伯吉斯的案件的。他们把他的衣服脱光，然后在一条河沟里用棍子打他，直到他不能动弹为止。其中一个人说，那两个男孩太小了，在被告席上几乎连头都看不见。另一个说他很高兴他们被判处了足足5年的劳教。
而最妙的是男人们聚集在台球室的时候。长沙发旁边的角落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地。他们一心扑在打球上，完全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夏天的时候，他们把窗子打开通风。我就坐在窗外的报春花和黄花九轮草花钵下面。正是在那里，我听说了几年前印度的哗变。赫胥黎先生说，事情是由于摩尔人被强迫用嘴咬抹了猪油的弹壳引起的——或者其他我不太能懂的类似原因。就在这周，我听爸爸说，南部邦联和北方各州的战事给牙买加造成了麻烦。他说：“那些黑鬼准备起来反抗我们了。”但是托马斯·卡莱尔先生相信，埃尔总督将会处理好这件事。
爸爸好像支持北方各州。我知道他很反感奴隶制——我曾听他描述过他与菲茨洛伊船长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我敢肯定他希望看到这种制度从地球上根除掉。但我也曾听他说，南方的美国人很有文化和贵族气质，在观念和教养上都和英国人接近，而不像北方人那样粗俗。如果南方赢了，对我们的制造商来说，将意味着廉价的棉花。当听他这样说时，我又不得不认为他的心偏向了南方。
1865年1月25日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善于打探别人的秘密。这纯粹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就如艾蒂长于语言或乔治善于计算一样。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放假，表兄妹们就会到我们家来玩。小孩一多，整个唐豪斯就会被闹翻天。我们玩捉迷藏。我们在屋里屋外的旮旯寻找藏身之地。我总是第一个找到他们、最后一个被他们发现。常常是我在临时的巢里躺上一个甚至是一个多小时，心像小鸟一样扑腾扑腾的，听着找我的人在夕阳西斜的傍晚绝望的叫喊。有时是游戏结束好久了我才出来，然后从已经掌灯的后门冒出来，惹得他们一片叫好。
我发现，关键是你要善于从其他玩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旦你猜中他们自己会藏在什么地方，那么要找到他们永远也想不到的藏身之地就易如反掌了。要当迷藏霸主可不是靠手段，而是靠近乎直觉的本事。我发现，如果我静下心来沉思，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思维中，并预测出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我自己也有许多秘密。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有人喜欢上了约翰·卢伯克爵士的一个儿子（名字就不说了）。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或者用妈妈的话说，我还没变得不乖时——有时我们到他们的家——海欧克斯——去做客。于是，我们俩常常偷偷溜到草坪对面被雷击过的核桃树那里去。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树桩，耸立在空中，有20英尺高。由于自然的作用，树桩已经空了。我们假装它是我们的房子，在里面玩“过家家”，所做的把戏让我一想到就脸红。我会让他亲我的脸蛋——假想他要去上班了。有一两次我们甚至还走得更远，当然还没到让我后悔的地步。但是在教堂见到他时，我仍会感到很尴尬。因为妈妈不信《信经》，于是当会众背诵时我们就转过头来面向他们。有一两回，我发现他的眼睛挑逗地盯着我。我觉得面孔火辣辣的。虽然他的出身还算高贵，但他那样对待我就完全没有点绅士修养了，尽管——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的话——我承认，这一举动的确也让我有点心波荡漾。
1865年1月28日
早上，妈妈和我出去散了很久的步。在这深冬时节，天气暖和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尽管是这样的良辰吉日，我仍然觉察到妈妈心里压着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当我们到了南边的林地时，她柔声柔气地开始了。她说爸爸身体又转好些了，但仍不如她希望的那样好。然后，她又说她觉得我的行为使得他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恶化。她认为我这是不会尊重人的表现。她建议我向艾蒂“学学仪态举止”，并说姐姐从来不让人操心，是爸爸的开心果，而不像我。她还在工作上给他支持，帮他查对手稿。
恐怕我的反应有些乖戾。我回答说，我认为亨丽埃塔可以向我讨教的多着呢。我特别指出在健康方面，因为艾蒂像爸爸一样，总是病病歪歪的。她是落在橡树近旁的那颗橡实。爸爸把她送到摩尔公园去接受水疗。自在伊斯特本再次发病后，她就一直弱不禁风，成了全家关心的焦点。爸爸悉心地照料她，并到她卧室看她，满脸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因此，我说，艾蒂得到太多的特殊优待。听见这话，妈妈变得很生气，叫我举个例子。我回答说我们到托基去，就是为了让她呼吸海边的新鲜空气，而且在旅途中还给她专门安排了卧铺。另外，像所有时髦的女子那样，她还获允乘马拉机（horsedrawn machine）到海边去游泳。对此妈妈回答说：“你有这样健康的身体，应知道感恩才是，而不应嫉妒给你姐姐治病，因为那可能治好她的病或者减轻一点她的病痛。”听完这话，我默不作声了。
我知道爸爸妈妈更喜欢艾蒂。他们总是夸她，说她如何漂亮，一件衣服在她身上是多么合身，她以后一定会是一个好妻子。而他们从来没那样夸奖过我。小的时候，他们就觉得我没有女孩样，因为我跑得快并站在滑板上滑下楼梯，还因为我能从桑树上爬到托儿所外面去。妈妈说那是男孩子行为。没错，有时我们打开旧箱子玩“装扮”时，艾蒂会穿戴上妈妈的珠宝和长衣裙，而我则喜欢扮成海盗和探险家。但就算这样，并不是说我就不是女孩子了啊。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并没有享有哥哥、弟弟的待遇，比如去克拉彭上学，而只能在家里接
受教育。因此，很明显，我觉得自己在两边都没得到好处，虽然这事我从没向人吐露过，免得别人认为我只会想到自己。
散步快结束时，我们走到河岸附近，我发现一只大甲虫围着一根木头乱转。我突然想把它捉回家给爸爸。小的时候，我比艾蒂更会抓幼虫和昆虫，甚至比5个兄弟都能干。当我想起这些，想起当我张开脏乎乎的小手递给他一只不常见的虫子时他那眼神，想起他一个劲地搂着我称我是女猎手戴安娜时的情景，我真想哭。我觉得那是我童年时候最最快乐的时刻。
《达尔文的阴谋》作者：＇美＇ 约翰·丹顿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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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小猎犬号终于启航的那天下午，查理和菲茨洛伊船长在一家酒店饱餐了一顿羊肉和香槟酒，然后划船经过防波堤上船去。当船从海平面上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目睹了它从航道出来的庄严风采——披挂整齐的船帆在醉人的微风中飘扬着。查理对自己的反应感到非常吃惊：这一景象并没有让自己兴奋。他曾预想的那种无比激动的心情都到哪儿去了？终于盼到了——数月来，没完没了的推迟和一次次出港又返航——他终于踏上了这伟大的冒险之旅，但他却感到一种深深的惧怕。一个不祥的预感让他不寒而栗——不知怎的，他害怕这一出去
，兜上一圈，最终将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他的预感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人的形象。当他从小船一只脚踩在绳梯上时，他抬头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正一脸厌恶地看着他。他一下子呆住了。是麦考密克！那个他最不想看到的人。
是什么残忍的命运把罗伯特·麦考密克置于这同一艘船上的？他曾听说小猎犬号上有一个叫那名字的医生，但他没料到竟是他在爱丁堡认识的那个麦考密克。那人心胸狭隘，野心勃勃，是个喜欢干些乏味工作的卑鄙家伙。他们俩曾经都选了地质课程。达尔文所有的朋友都觉得，这课程枯燥乏味得像是给学生们展示的小玻璃瓶里的泥土。只有像麦考密克这样的误把信息当知识的人才会真正喜欢，并且还作了大本大本的笔记。查理曾投票反对他加入一个学术社团。麦考密克对那次遭拒感到非常恼恨。他们俩简直是势不两立。
等查理登上船时，麦考密克已经走了。查理摇摇晃晃地往船尾的房舱走去。他从见习船员菲利普·吉德利·金身边走过。金17岁，与他同住一室，他的父亲曾是小猎犬上次航行的姊妹船船长。
“我们终于出发了”，查理说。
“是啊，出发了”，年轻人摘下帽子回答说。他是一个让人非常愉快的小伙子——宣称自己是拜伦勋爵的狂热爱好者——不过很难说是一个有才智的同伴。
查理瞅见船上的二把手——海军上尉约翰·惠格姆，在甲板对面。
“你带了一大堆该死的工具到船上来”，惠格姆大声叫道。不过他是笑着说的。
查理与船上任何人都还没有一种亲近的感觉，虽然他觉得比较喜欢艺术家奥古斯塔尔·厄尔一些。他是菲茨洛伊雇来记录航海路线的。另一个是编外的乔治·詹姆斯·斯特宾，他的工作是照管存放在一个房舱里的21只航海天文钟。每一只钟都悬在一个木盒子里的常平架上，常平架又固定在一个装有锯末的盒子里。
他不喜欢船上那些下层官员。他们都是一群不修边幅的乌合之众。在岸上一次喧闹的聚会上，他们想方设法地戏弄查理，围着他讲些水手的行话，并拿火地岛附近的强风暴来吓唬他。后来惠格姆把查理拉到一边，叼着烟斗向他解释说：“他们并不坏，真的。他们不知道在整个船上该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你既不是长官，也不是乘客。而且如果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就算你每天和船长打三次交道也无济于事——不过当然啰，有一点得承认，你讲的是上层社会的英语。”
查理走进他那10平米见方的房舱。他四周打量，房间中间是一张大桌子，是到南美后供勘测员使用的。桌子两端的上方是他的帆布吊床挂钩。房舱非常小，躺在床上，手一垂下来就能碰到桌面。靠右舷是船上存放账目本的盒子，有好几百个。靠前面的舱壁有一个盥洗架、一个器具柜和一排抽屉。再稍前一点，是一根粗大的橡树后桅，像一根巨大的树桩从天而降，刺穿房舱。有人敲了一下门。他打开门，发现是麦考密克，腋下夹着一瓶朗姆酒。他吃了一惊。
“嗨”，麦考密克说，“我想我应该用海上传统的方式来欢迎你。”
他们握了握手——两只手别扭地碰了一下。查理取出两只酒杯。麦考密克立即把它们斟满。他们坐了下来，互相道贺干杯。麦考密克又把杯子倒满了酒。
“来，这一杯祝我们旅途顺利”，他说，“我发现船员们都很镇静——那可是不曾料到的好运气啊。”
“是的，很不错。”
前5个星期里，三次出航都因冬季的大风而不得不返航。只曾有过一个绝佳的早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