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胗檬耸兰桶貉锓芊⒌姆ɡ嘉骶窭从跋臁笆兰湍鼻樾髋ㄖ氐墓恕Ａ硪蛔槭恰靶叛霰纭保ā妒ヂ芬住罚�1893）、《阿埃尔》（1898）等四个悲剧。这组戏剧的主人公是罗兰心目中的英雄，他们不屈不挠地追求崇高理想。罗兰试图在他们身上表现出一种将宗教感情和民族意识熔于一体的情操，用这样的形象去教化民众。
受自己的“人民戏剧”思想的鼓舞，罗兰在戏剧创作上雄心勃勃，期望很高。但是由于文化官员的刁难，上演经费难以筹措，加之与观众已习惯接受的形式、内容不相投合，罗兰的戏剧创作失败了，写出的剧本正式上演的只有六个，而且反响甚微。于是他改弦更张，从二十世纪初起，转向了名人传记的创作。
罗曼·罗兰创作“名人传记”，目的仍然与“人民戏剧”相通，在于安慰和鼓励“世上不幸的人们”，使他们在苦难中振作起来，跟不幸的命运作斗争，“呼吸英雄的气息”，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因此，他称自己的名人传记为“英雄传记”。他在这方面的写作计划也很庞大，拟出了自己热爱的又能振奋国民的几十个对象，后来完成了十多种。其中最有名的是 《贝多芬》（1903）、《米开朗其罗传》 （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史称罗兰的“伟人三传”。
如果说，他的戏剧创作影响甚微，使他失望的话，那么，他的英雄传记则产生了轰动效应，使他获得巨大成功，尤其是《贝多芬传》。
《贝多芬传》是罗兰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副产品。他为了写克利斯朵夫的童年生活，特地到贝多芬的故乡去考察，获得很多关于贝多芬的珍贵材料，他本来就崇拜贝多芬，自己又精通音乐艺术史，因此，在创作宠篇巨制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同时，游刃有余地写了这部传记。《约翰——克利斯朵夫》全著尚未峻事，《贝多芬传》就问世了。它是典型的罗曼·罗兰式“英雄传记”。它打破了一般传记力求忠于“传主”而尽量隐藏作者，片面强调史学价值的传统格局，而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大量熔铸其中，后者给人的感受甚至更强烈，同时还交织了很多关于音乐、艺术的精辟见解。这使《贝多芬传》洋溢着斗争反抗的激情和对西方拜物主义的轻蔑，有委婉抒情的笔调、刚健清新的风格和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慨。它在1903年发表后，赢得西方知识界的热烈赞赏，它使罗曼·罗兰成为法国和欧洲文坛上引人注目的作家。这以后的大约十年间，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各卷和其他名人传记不断问世，罗曼·罗兰的声誉也越来越高。
后期，罗曼·罗兰在写了中篇小说《奇拉·布勒尼翁》之后，完成了他的第二部多卷本长篇《欣悦的灵魂》（1922——1933）。这是一个四部曲，包括《阿耐蒂和西勒维》、《夏天》、《母与子》、《女预言者》等四部小说。这个四部曲以风云际会的二十世纪初为背景，通过主人公阿耐蒂、马克和阿西娅的思想发展和情感变化，反映了一部分西方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探索光明，要求进步，倾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曲折历程。这也是罗曼·罗兰自身道路的写照。高尔基给《欣悦的灵魂》以高度评价，说它宣告了旧世界的死亡，预示了新社会的成长。
《欣悦的灵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法国的早期代表作。
罗曼·罗兰创作的最大特点是能把激扬人的古典艺术精神与时代的需要，把人道主义与社会的进步，把浪漫主义的英雄颂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结合在一起。这贯穿于他的全部作品，而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最为鲜明。
3。“音乐”与“长河”小说
—— 《约翰——克利斯朵夫》
洋洋百万余言的《约翰——克利斯朵夫》（1902——1912）是罗曼·罗兰十年构思、十年写作的结晶。全著共四大部。它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和欧美文学中一部非同凡响的巨著，有“音乐小说”、“长河小说”的美称。其最值得称道的意义，是通过主人公——天才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一生的奋斗历程，高奏了一曲“人的赞歌”，使人们在二十世纪颓废之音甚嚣尘上的西方文学中，重新听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关于人的英雄主义旋律。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德、法两国在世纪之交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德国宫廷的伪善和专横，批判了法国资产阶级中的颓废和庸俗，表现了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的叛逆精神和自强不息的人格力量。
克利斯朵夫的形象保证了这部小说的不朽价值。他的一生犹如一部“英雄交响曲”，在英雄主义的主旋律中，回响着自由、创造、追求、痛苦、人道、理想、爱情、友谊等诸多乐章。它讴歌人的生命的庄严，激赏自由思想与创造精神的价值，颂扬人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对于真善美的顽强而宝贵的追求。借助于既有的文学形象和历史、文化名人去宏观把握的话，克利斯朵夫可以说是一个有着贝多芬的才华与气质，托尔斯泰的博爱与真诚，哈姆莱特的彷徨和痛苦，堂吉诃德的无畏和率真，于连的虚荣和傲骨，浮士德的幻灭与追求的形象。他不是一个完人，他也有常人的很多缺陷，但绝没有懦弱、虚伪、卑鄙、庸俗。他是一个寻求个人生命价值的人，但绝没有个人主义者的偏狭与自私。他的人格中并存着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乃至国际主义的成份。他临终时对幻觉中的上帝说了这样一段话：“天父，我曾经奋斗，曾经痛苦，曾经流浪，曾经创造！现在，让我在你的臂抱中歇一歇吧。有一天，我将为了新的战斗而再生。”这段临终自慰，正是对他自己的历程和精神的高度概括，在时代的洪流中，他很难说是一个出色的弄潮儿；在芸芸众生里，他也很难说是一个用世俗眼光看来攀到了人生顶峰的成功者。但是，他实现了他个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的生命价值。因此，他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感到充实和欣慰，并渴望有一天能为新的战斗而再生。
约翰——克利斯朵夫出生于贝多芬的故乡——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音乐师家庭，从小表现出纯洁的天性和极高的音乐才华。在他的童年时代，祖父就经常带他去看歌剧和音乐演奏会，并把他的涂鸦之作精心收集起来题名《童年遣兴》献给王公。11岁时他就举行了专场音乐会，获得“音乐神童”、“莫扎特再世”的美誉，被任命为“宫廷乐团第二小提琴手”。祖父的精心培养使他滋长了一种与纯洁天性不相容的虚荣和既崇拜力量又蔑视强暴的傲气。与此同时，他的舅父又谆谆告诫他为人处世要崇尚自然，要真诚坦荡，否则一定要受到生活的惩罚，这种教育又在巩固和维护着他的真诚、善良、美好的天性。来自父系与母系的两种对立的人生观、艺术观同时影响了童年的克利斯朵夫，他日后那种汪洋恣肆、仪态万方的才华、气质和思想、情操正是在这种最初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
约翰——克利斯朵夫小小年纪就显露了非凡的音乐天才，但与他的天才极不相适应的是，他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压制天才的环境。当时德国等级森严，市侩气炽烈，艺术家的身份实际上是王公贵族的仆役，艺术也只能迎合宫庭趣味而不能表达自己的“自由灵魂”。克利斯朵夫对此十分反感，并决心以真诚的艺术与之抗争。他在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基础上创作了具有真正独创性的音乐，可是却遭到主人的喝斥和责骂，一批欺上压下唯主子之命是从的市侩文人也随声起哄。克利斯朵夫奋起反驳：“我不是奴隶，我要说我想说的话，我要写我想写的事。”从此脱离了庸人们昼思夜想进入的侯王府，以艺术问题为中心写文章抨令人窒息的现实。后来他教小姐弥娜弹钢琴，两小无猜，产生爱情，又被弥娜的母亲察觉，遭到辞退。他日益厌恶周围的社会，胸中蕴积了愤怒的火药。终于有一天，他路见不平，挥拳将一个调戏乡下姑娘的大兵痛打了一顿，随即流浪到了法国巴黎。
克利斯朵夫原指望在巴黎这个有欧洲文化艺术中心美称的世界里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但法国并非他想象的那般美好。文坛艺苑里，雨果、巴尔扎克时代的繁荣兴旺景象已荡然无存，文艺堕落为金钱的奴隶和大资产阶级附庸风雅的摆设。到处是“文艺的集市、智力的卖淫和精神的腐化”。克利斯朵夫十分悲愤，利用一切场合一边向人们揭露法国现实的腐败堕落，一边敬告文艺家保持自己的艺术气节和艺术良心，“即使被判处死刑，也要站着死！”他这种卓洛不群的态度，使他在法国也象故乡德国一样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境地，招致一大批新的敌人，以至在一次他为弘扬真正的艺术而精心准备的音乐会上被喧嚣的喝倒彩声气得大病一场。即使处于这种地步，他仍不退让，病中昏迷还在向庸众宣战：“即使世界上全是魔鬼，即使魔鬼要吞噬我，我也不怕。”他发誓，总有一天，要用自己那表达着自己灵魂的音乐震撼欧洲。他的精神不是在压迫中萎缩，而是愈加强大。
如果说压迫与嘲骂激发了他的抗争意志，那么，友谊、爱情和人民的生活则不断地造就和加强他的“伟大心灵”。他与一个意大利民族的女性葛拉齐亚保持了长期的纯洁爱情，这使他感受到了欢乐与幸福。他在法国结识了一位性格互补的挚友奥里维，真诚的友谊也使他的情操不断升华。他与奥里维参加了工人的五一游行，奥里维被警察打伤，他冒着风险杀死了凶手。由于奥里维的引导，他看到了平民的生活，听到了劳动者的呼号，自己一次重病，也是由于一位纯洁善良的女工精心照料才得以康复。这一切，不断地激发起他作为音乐家的才华，他从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这使他的创作进入了最深沉最博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他在自己的自由灵魂之声中熔铸了德意志民族深奥神秘的思想，法兰西民族丰富细腻而层次分明的感情，意大利民族饱满热烈的性格，形成了博大精深而又汪洋姿肆的风格，成为了誉满欧洲的大音乐家。晚年，当女友葛拉齐亚和男友奥里维都先于他而去世以后，他又怀着慈父般的爱心培养葛拉齐亚的女儿和奥里维的儿子的才能和爱情，让自己纯洁而伟大的心灵和充满着自由、创造、博爱精神的艺术代代相传。这时候，他的心胸无比宽广，与对手和解，消失了嫉恶如仇的锋芒，对周围的一切，只剩下圣人般的同情与怜悯。这表明他一生反抗与斗争的目的是世界的博爱与和谐。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形象日益“非英雄化”的潮流中极为罕见的高大形象。他承受了作者的高度赞扬。他的最大意义是鼓舞人们创造生活、热爱生活。关于这一点，罗曼·罗兰曾清楚地说过：“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你坚强而真实的朋友，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能不顾一切地去爱，去生活！”
作为一部倾注了作家二十年心血的力作， 《约翰——克利斯朵夫》有两个鲜明的艺术特色。
第一，“音乐性”。这不仅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个音乐家，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作者有深厚的音乐修养。他采用了交响乐的模式来结构小说。全著四部，有如交响乐中的四个乐章，恰与交响乐的序曲部、展开部、高潮部、尾声部形成对位关系。各部分又有各自的“调性”和“乐章”，在雄浑庄严的基调中展开了各种情绪、各种色彩的乐段。整部小说对人的艺术感染力，正犹如一曲交响乐对心灵的冲击，使读者的情绪随着一种混茫而难以抗拒的力量产生激动和共鸣。
第二，“长河性”。罗曼·罗兰把自己这部小说称为“长河小说”，这不仅指篇幅长、构思大，而且指主人公的生命运动有如长河。小说从他呱呱堕地一直写到他告别人世。这种覆盖人物全部生命过程的构思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而伴随主人公整个生活历程的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河流”意象。全著开篇第一句便是“江声浩荡”，主人公正是在这浩荡江声中降临人世。以后每隔几个章节，也即每当克利斯朵夫的生活或精神出现转折的时候，便要出现“河流”。它时而汨汨汤汤，时而奔腾咆哮，时而开阔平静，时而电闪雷鸣，随时空的变化而显出千姿百态，恰与主人公坎坷曲折而绚烂辉煌的一生相映衬。直到克利斯朵夫弥留之际，他还在梦中听见了莱茵河的涛声。这种构思寓有作者深意：宏传壮丽的“长河”实即主人公，也即人类的生命、自由精神和创造力的象征。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就与意义，正如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先生的高度评价：它“是一部散发出艺术圣殿气息的书”，“是一部有深广文化内涵的书”，“是一部昂扬着个人强奋精神与人格力量的书”，“是一部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书”；它“是历史长河中至今最良性的一部分的积淀”，“是人类精神发展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的积累”；“它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世世代代的读者所需要的。
三“最后一朵传统之花”——莫里亚克
法国十九世纪以来的大作家，大多热衷于写多部头的“江河小说”，动辄洋洋百万言，大多更瞩目于城市生活，似乎忘却了乡村。一个二十世纪崭露头角的作家却不愿追逐这股潮流。他毕生偏爱中篇，最大的部头也不过十来万言；他象英国的哈代、美国的福克纳一样，喜欢写以自己的故乡为背景的乡村生活；而且，他在现代派文学盛行之际，仍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导倾向。因此，他博得了法国文学史上少见的三个美称：“中篇圣手”、“乡土作家”、“最后一朵传统之花”。这个作家名叫莫里亚克。1952年，因为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莫里亚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他去世时，戴高乐总统在唁电中称他为“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明珠”。
1。“波尔多”与莫里亚克的创作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出生在法国西南部的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波尔多。他尚不记事时父亲即去世。但家境富裕，在乡下有一片庄园。他七岁时即由笃信宗教恪守妇道的母亲送入一所阴森幽寂、管理严格的教会学校，一读六年。因此从小养成孤僻深沉、多愁善感的内向性格。只有扑进大自然的怀抱，在池畔河边所听虫鸣，在葡萄园和树林里看鸟戏，他才感到愉快。这一切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打上了深深的印痕。他的创作总离不开故乡“波尔多”。
莫里亚克的创作生涯长达60年，发表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政论、杂文、日记、回忆录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共100余部。其中代表他最高成就的小说创作占20多部。他的小说基本上集中于一个主题——家庭悲剧；反映一个阶层——外省资产者；借用一个背景——波尔多的乡村。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特点，他自己有过说明，因为“外省是启发灵感的土地”，“外省教导我们了解人”，“外省显示了人的强烈情欲和遏止情欲的障碍”，“外省为我们提供各种景物”，“外省资产阶级的情欲因受到宗教信仰和社会等级的抑制，因而显得较为隐蔽，而在巴黎，各种罪恶更为公开，以至人们对这些罪恶已经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因此，“从源头上，或者说从中游上去研究人类就更有必要。在艺术表现上，他的小说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也受了现代派的某些影响。前者是基本倾向，因此才被称为“最后一朵传统之花”。
莫里亚克的20多部小说中，最著名的有三部：《和麻疯病人亲吻》（1922）、《黛蕾丝·德斯盖鲁》（1927）、《蝗蛇结》 （1932）。前者是他的成名作，写一个身体健壮的姑娘为家庭所迫，不得不和一个有钱人家的残疾儿子结婚，婚后身心受到极大折磨，结局十分悲惨。这部小说以细腻的心理分析和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而赢得赞誉，已经出版了多部诗集和小说的莫里亚克由此才引起重视，由此才以现实社会批判者的姿态跻身于优秀作家之列。
后者《蝮蛇结》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第一人称写成，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书信，第二部分是日记，这正是十八九世纪很多作家喜欢采用的形式。小说主人公路易是个心理阴暗的守财奴和出身卑微的暴发户，为满足虚荣心娶了一个门第高贵的妻子。婚后猜疑妻子并不爱他，只是贪图钱财才嫁给他，于是无端忌恨妻子，不爱家庭。他精于证券交易，又爬上了大律位置，财源广进，富甲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