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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手屈一指的专家。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渣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么能捅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可留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随时就去找陈教授咨询。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
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俩坐一会。”
我做出什么异样感觉也没有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她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膝前坐下。我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想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服，上身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想结婚的唐棣决定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了。
虽然我们常常与她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这次妈却没有显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点。”
她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她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风雅。“吃”在我们的一生中，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她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也许是穷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净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也算不得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她去世后胡容对我说，她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置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到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其实好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呛呛起来。一呛呛，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也没去深想，听了胡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她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她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她没有做过解释，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夜想念，甚至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却又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她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舍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她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的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上的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上的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后几年她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的忧虑。
她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中写道：“……等你以后有了工作，有了经济基础，有了住房，我身体又没什么病，看看你妈妈情绪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上这些问题我都挂念，尤其你妈，我走后她一个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了，我还能活几年、感到很矛盾……“你妈五月二十号左右去美国，你们俩好好呆一个月吧，你劝劝你妈，别那么过于好生气，那样，只有摧残自己……你妈现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没完完了地说，脾气特大，我真担心……”
一九九0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这：“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姥姥嘴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肺腑之谈。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0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生活的担子够她呛的，我不能帮她的忙，反而累着她。我过意不去。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有时我很难过，花她的钱大多了……”
※ ※ ※
正像她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免得她的“提醒”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她不“提醒”，不等于她想象中的，悬在我头上的那把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她的心撕成了两瓣。
她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可是我却需要她的“参政”左右在我的身旁。
※ ※ ※
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可是她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她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地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她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子吗？”
这不是在交待后事么？
然而她要交待的岂止是这些？
也许她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说也白说，这一件我也不会落实，那一件我也不会照办，可是她又不能什么都不嘱咐，撒手就走。
她肯定想到，从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她有千条万条放不下心的叮嘱，无比琐碎又无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话说尽，也说不尽她那份操不完、也丢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只有拣那最重要的说了。
以后，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怎么想都觉得妈这三句话，可能把她想说的全都包容进去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把人生完全了然的平静和从容，倒让我感到分外地痛楚。我那费尽心机压在心里的悲情，一下就冲破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提防，汹涌泛滥、无可拦挡地没过了我的头顶。我再怎么努力也维持不住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宽松而设置的笑容，只好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来。
一向爱掉泪的妈，这时却一滴泪也没有，静默地任我大放悲声。倒是她反过来安慰我：“没事，没事！”
其实妈是很刚强的人，或者不如说她本不刚强，可是不刚强又怎么办也只好刚强起来。她的刚强和我的刚强一样，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伤痛至极，可她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这要使多大的劲儿？我都没有这力气了，妈有，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还有。
祝大夫曾说：“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许错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妈还能拚却全力地护着我，而且如此的绵韧、深阔。
但是，妈，您错了。时间长也好不了啦，您其实已经把我带走。
※ ※ ※
也曾闪念，要不要叫唐棣回来。
这两年，妈常做安排后事之举，好像她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她在给唐棣的信中写道：“……通过电话以后，我的思绪万千，我真高兴！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孙女。感激你对姥姥的关心、体贴。为了让姥姥高兴，不惜辛苦劳动挣钱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费要花很多钱。我真感激你，长大了，有了学习的好成绩，也没忘记年迈的姥姥，还约我和你妈同去美国，你带我们去玩玩。难得你有闲的机会。谢谢你——我的好孙孙，明年在你毕业时，你妈一定去（现在正联系机票呢）参加你的毕业大礼。你妈全权代表我祝贺！”
“我去你那里，只是为了看你，不是为了玩。我已是年迈的人，这样的机会很少，也只有一次。所以得周密考虑。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我特别珍惜它，留着这个机会，不用。使我精神永远有寄托、有个盼望。所以先留着它。
“如果明年匆匆地去了，时间又不长，仅是一个月，花那么多路费也太浪费了，所以我决定明年先不去，等你考上研究院，或者工作和结婚，那时我再去。住个一年半载的回北京。我不能在你那里久住，你刚工作，必须奋斗使自己能站住脚。我哪能累着你呢。你妈妈工作有了成绩，我只好累着她，她是我的女儿。在北京度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的话，你两三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就满足了。我估计二年之内去看你吧。但取得你（这里是否有漏字？——笔者）的同意，我自己就可以去，你妈认识一个空中小姐，我还不糊涂，最近身体比前些日好多了，你放心吧，活两三年没问题……”
※ ※ ※
妈去世前，我从不知道她给唐棣写过这封信。
尽管妈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条件尚未成熟，也从未表示过去看唐棣的愿望。
我们后来安排妈到美国去，完全不是这封信的影响，而是时机使然。一个偶然的、也是特定情况下的机会，使我能在美国停留一年，这是妈探望唐棣最好的时机。唐棣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少顶门立户的经验。我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照顾妈的吗？而且还常常顾此失彼，完全谈不上体贴入微。如果把妈交给她一个人，是有一定困难的，只有在我的陪同下，妈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现在，当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
她果然是在写这封信之后的两年去看望唐棣；
她果然在美国住了五个月，正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我本来打算让她在美国多住些日子，从一九八九年八月开始就请先生帮她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这些手续一办就是半年，到一九九0年二月，妈才如愿以偿。这个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要不然妈还可以在美国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
她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她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带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国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