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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怕告诉他太多，于是又说了几句：“我只是有些神经质，我在学院里神经质闹得厉害，所以他们送我回家，等我好了再回学校。”
霍尔医生注意地听着。西碧尔感到他是真心想帮助她。但由于她总是把自己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她不理解霍尔医生为什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这么说，你现在不在学校念书，”医生问道：“那你在干什么？”
“在一家初级中学教书，”她答道。她尽管不是大学毕业生，但仍然能当教员，原因是战时教员短缺。
“原来如此，”霍尔医生说：“你提到的神经质，有哪些表现呢？”
这个问题把她吓着了。有哪些表现？这正是她不愿讲的事情。不管霍尔医生多么想帮助她，不管她多么渴望得到他的帮助她仍是无法告诉他。她从来就不可能让别人知道这方面的事。即使她愿意这样做，她也做不到。有一种邪恶的力量笼罩着她的生活，使她与众不同。但这是什么力量，连她自己也说不出，道不明。
西碧尔只是说：“我知道我必须找一位精神病科大夫看一看。”这句话，她自己都觉得有点花言巧语，但她很难从霍尔医生的脸上看出什么反应。他毫不惊奇，也不作任何判断。
“我替你预约吧，”他顺水推舟地说道：“星期四你陪母亲来时我把预约时间告诉你。”
“好啊，谢谢你，大夫。”西碧尔答道。
这串表示感谢的简单而僵硬的习惯用语，显得十分空洞无物。她想道，这些用词根本不能表达她现在汹涌无比的激情。她找精神病科大夫，不仅是想恢复健康，而且是要返回学院。回校，是她梦寐以求的事，而找精神病科大夫是唯一的出路。
西碧尔什么都没对父母提起过，但在星期四，霍尔医生当着她母亲的面通知说：“威尔伯医生跟你约定的时间是8月10日下午两点。她跟年轻人特别合得来。”
西碧尔感到自己心跳起来，然后是猛跳。但是，能见到精神病科大夫的兴奋心情，却被一个代名词“她”而打了折扣。女大夫？没有听错吧？她所知道的大夫都是男的。
“是的，”霍尔医生还在说着，“威尔伯医生在治疗我转给她的患者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
西碧尔心不在蔫地听着他的话，心里一直想着女的精神病科大夫。但她忽然想开了。她同那位学院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的关系很融洽，同梅奥诊所①的一位神经科男大夫的关系却很糟糕。他只看过她一次便把她打发了。他的灵丹妙药是告诉她父亲：只要她继续写诗，她就会好的。
霍尔医生一面把手放在她母亲的胳膊上，一面斩钉截铁地说：“还有，你作母亲的不要跟她一起去。”
西碧尔听到大夫的语调，看到母亲显然默许时，几乎吓呆了。自小到大，她始终与母亲在一起。西碧尔从来没有能够改变这种状况，想尽办法也无用。她母亲在西碧尔的生活里无所不在，这就象日出日落那样无法改变。但霍尔用一句话便把它给改变了。
而且，这句话的意义还不止此。从来没有任何人…无论是家庭，还是朋友，甚至西碧尔的父亲，更不用说西碧尔本人，曾经告诉她母亲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的母亲（自称为“伟大的海蒂·多塞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铁石心肠，战无不胜。她不会听从命令。下命令的是她。
同她母亲离开诊所时，西碧尔热烈地盼望那位即将见面的精神病科女大夫没有花白头发。这个愿望也许十分荒谬，但却非常强烈。
8月10日下午两点整，西碧尔来到奥马哈市医学艺术大厦六楼，走进科妮莉亚·B·威尔伯医师的诊室。医生的头发并不白，而是红的。医生还很年轻，恐怕最多比西碧尔大十岁。她的目光十分亲切。不错，的确十分亲切。
可是，西碧尔内心激烈地翻腾着的，仍是她在霍尔医生诊所体验的两种对立的感情…一方面是解脱感，她终于来治疗神经质问题啦；另一方面是恐惧感，她所患的是一种奇特的不治之症呀。
西碧尔设法掩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心情，喋喋不休地讲她在学院时极为神经质，因此常常不得不离开教室。
“在学院时情况很糟，”西碧尔回忆道：“学校的护士厄普代克小姐很为我担心。学校的大夫把我转到梅奥诊所的神经科大夫那里去。我只去看过一次，他保证我不会有问题。可是我的情况愈来愈糟。他们就送我回家，说等我身体好了以后才能回去。”
威尔伯医生很有耐心。西碧尔看到她的微笑而感到十分自在。
“喏，”西碧尔接着道：“我现在在家。糟透了，简直糟透了。我无时无刻不同父母在一起。他们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他们板着面孔。我知道他们为我被学院送回家来而觉得羞耻。他们对我的教育期望很高。不过我在情况好了以后是要回去的。”
医生迄今没有说过一句话，因此西碧尔接着说下去。“我是个独生女儿。我父母待我很好。”
威尔伯医生点了点头，她点燃了香烟。
“他们为我担心，”西碧尔接着道：“每个人都为我担心…我的朋友，我们的牧师，每一个人。我在为牧师的学术演说搞些图画说明。他在讲，我在画他所讲的野兽。画得真生动。我当时吊在舞台上方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我一般用粉笔在厚画纸上画出牧师所讲的东西。他使我忙碌不堪。他……”
“你自己觉得怎样？”威尔伯医生打断她的话。“你已经告诉我别人对你是怎么想的。可是你自己又觉得如何呢？”
西碧尔简略地谈到自己身体上的不适，如食欲很差，身高五英尺五英寸而体重只有79磅。还有慢性鼻窦炎和视力极差。“我有时觉得好象透过隧道看东西似的。”她停了停又补充道：“我的身体根本不好，但人家说我健康得很。从我小时候起，我就是又病又不病。”
能记得自己做过的梦吗？医生想知道。不，她记不得。小时候做过恶梦，但也记不起来了。
医生要她谈谈自己的感情，西碧尔就发呆了。但医生坚持要她谈。西碧尔所讲的只引起医生这样一段话：“你还要到这儿来。你的难题是可以解决的。”对于这一点，威尔伯医生是有把握的，但她也知道要影响西碧尔并不容易。西碧尔如此幼稚，如此不成熟，如此不谙世故。
西碧尔真诚地愿意再来，但她在外屋付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若不先同父母长谈的话，是不可能再来就诊的了。她仍感到自己如果能继续与医生合作，是可以好起来的。
她对医生讲得是否太多了？电梯自六楼迅速下降时，西碧尔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她明白：她不敢说的事并不曾出口。走出大厦，来到八月的阳光下面时，她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把自己应说和能说出来的个人情况告诉威尔伯医生，永远不会。
第三章 兽穴和巨蛇
西碧尔没有发生什么波折，便第二次来到威尔伯的诊所。等她步出大厦时，忽然想起母亲还在邻近的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她哩。海蒂·多塞特由于不能陪女儿去见医生而灰心丧气，竟把女儿一直送到大厦的电梯边。
“我在布兰代斯百货公司等你，”海蒂在电梯门口嘱咐道。这是历来如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西碧尔迈着缓慢的步伐，顺从地走进布兰代斯百货公司，一眼就看到母亲瘦瘦的身材、高傲的仪态和满头的白发。母亲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便是：“大夫提起过我吗？”虽然是询问，可带着查问的口气。
“她什么也没有说，”西碧尔答道。
“好，走吧，”她母亲烦躁起来。
“我想去一下图书馆，”西碧尔说道。
“可以啊，”她母亲同意道，“我也想借一本书哩。”
在哈尼街的图书馆，西碧尔和母亲分赴不同的书架，后来在借书台相遇。西碧尔拿了一本西德尼·霍华德写的《银索》。
“你这是什么书啊？”母亲问道。
“是个剧本，”西碧尔答道。“威尔伯医生要我看的。”
这天晚上，西碧尔做晚饭，后来又洗盘子，她母亲一直坐在那里看《银索》。看完以后，她评论道：“我不明白威尔伯医生为什么要你看这东西。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威拉德·多塞特在其妻女两人讲话时始终一言不发，默默地琢磨几个问题。他很勉强同意西碧尔去做治疗，因为自从西碧尔被送回家来，他就明白早晚得做些什么事。尽管他不敢肯定去精神病科是否是出路，但也愿意试试。然而现在他疑惑了，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呢？
治疗是在8月10日开始的，每周一次，1945年整个夏天和初秋都在做治疗。对多塞特一家来说，这个时期是观望和担心的日子。
每次西碧尔从威尔伯医生诊所回家，她父母就象贪婪的秃鹰似地急不可待了。“她说我们一些什么话？”他们有时争先恐后地问，有时异口同声地问，“她还说了些什么？”但从来不问：“你现在好吗？”或“情况怎么样啊？”也从来不象西碧尔衷心希望的那样…哑口无言，一语不发。治疗本身就够痛苦的了，何况还有家庭的审问。
“你把自己打倒啦，”医生告诉西碧尔。“你很少想到自己。这种情感是不自在的，所以你就责备别人不喜欢你。”
另一个主题是：“你是一个天才，但过于认真。太认真了。你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
还有一个主题是：“你什么时候才发脾气呢？”
威尔伯医生劝告她：“离开家，到纽约或芝加哥去。在那里，你可以遇到跟你一样喜欢艺术的人。走吧。”
西碧尔希望自己能办到。她在家中所感到的心神不安，在治疗开始后已经益发变本加厉了。
医生认为西碧尔需要更多的社会生活的那番评论，把她的母亲深深地激怒了。
“瞧，”她母亲在知道以后轻蔑地宣告道，“这几年我说什么来着？我的诊断有错吗？你为什么不把钱统统给我，让我告诉你有什么问题呢？”
西碧尔的父母，解剖那医生所说的话，还批评医生本人。威尔伯医生抽烟，正派女人是不抽烟的，正派男人也不抽。她哪家教堂也不去。总而言之，西碧尔的父母不信任这位医生，而且把这一点说出口来。他们一向对女儿占上风，现在还想占上风。她母亲，看什么事物都是：非黑即白，非白即黑，把威尔伯医生说得一无是处。根据海蒂的训诲，不管是不是大夫，只要不按她的心意办事，就一切都错。
她母亲对威尔伯医生的态度并不足怪。但她父亲的态度却使她大吃一惊。西碧尔本以为他比较客观，比较通情达理，即使对医生不满，也会认定威尔伯可能是个好大夫。可是，西碧尔很快就发现她父亲决不可能对威尔伯医生的意见或劝告不抵触，因为二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医生与她父母分属两个世界。
“威尔伯医生并不是真地关心你，”她母亲反复警告道：“她现在教了你一件事。当她能利用你的时候，她还会教你另外一些不同的事哩。你要记住，小姐，如果你告诉她你不爱自己的亲生母亲，她就会冲着你来了。”
西碧尔要向母亲保证她决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不是真的。“我爱你，母亲，我真的爱你，”西碧尔一再肯定地说。
总的情况一直这样可怕。西碧尔渴望自己好起来，但家中的情景无益有害。然而又毫无出路。对于威尔伯医生以及她进行的治疗，西碧尔是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说了，就惹来麻烦。不说吧，父母亲就说她喜怒无常，性情多变。尽管他们过去早就多次说她有这毛病，但现在却说是威尔伯医生对此负有责任。“她会使你发疯，”她母亲警告她，“然后他们就把你送到医院去，因为大夫们就是这样搞钱的。”
对比之下，外人（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西碧尔去就医的）反而都说她有了显著好转。但每当外人提到此事，她母亲便大加嘲笑。她父亲也是似听非听，不当回事。她母亲一再用这样的话为他洗脑：她之所以见好是因为她长大的缘故；任何人长大了，懂事了，总是会有见识的。西碧尔觉得如果母亲不向父亲灌输这种想法，父亲本可以头脑清醒的。西碧尔已经22岁，但她母亲谈到女儿这一段时不象是谈一个成年人，而是在讲一个十多岁的孩子。
幸亏西碧尔没有受到洗脑工作的影响。整个九月份，每星期一小时的治疗在持续进行。西碧尔愈来愈相信威尔伯医生能帮她治好，但她仍被自己的问题弄得大伤脑筋。
西碧尔没有把她伤脑筋的事告诉医生，这包括一些与时间和记忆有关的可怖而不可名状之事。比如，在夏末秋初之际，西碧尔已去医生诊所治疗，但她到底向医生谈了些什么，有时竟然记不起来。有时她只记得走进电梯，但记不得自己走进诊所。还有时她能记得自己来到诊所，但不记得自己离开诊所。还有几次，西碧尔无法告诉父母那位医生是如何谈及他们的，甚至完全说不出医生究竟讲了些什么话。有时西碧尔竟然不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位医生。
有一次出了一件怪事，一个笑话：想起自己不曾记住的事。
西碧尔听见自己在说：“并不象平时那么糟糕。”
“你怎么知道的？”医生问道。
“我好象此刻本来会跑到门厅去的，”西碧尔答道。
“嗯，”医生道：“你差一点跳到窗户外边去了。你刚才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向窗口冲去。我拦都拦不住你。”
西碧尔不记得自己这么干过，但她并不争辩。人们不止一次地讲她做了什么事，而她实际上没有做过。因此，她就象平时一样，随便别人怎么说，不作辩解。
“其实我并不担心，”医生解释道。“你是不可能从窗口摔出去的。窗户用的是不碎玻璃，这你知道。”
威尔伯医生现在严肃起来。“你好象有了一次小发作，”医生说道。“不是癫痫的小发作，而是心理的小发作。”
心理的？医生说西碧尔有神经质。这不新鲜。新鲜的是医生好象不怪罪她。在过去发生此类事情时，她总是怪罪自己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事。但她能肯定别人只要知道以后便会怪罪她这种不可宽恕的行为。
威尔伯医生不仅不怪罪她，而且也不象她那样把她的病情看作不治之症。医生为她眼前的未来提供了三种选择：再教初级中学一年，或回学院去，或到毕晓普·克拉克森纪念医院做强化治疗。威尔伯医生和一位同事负责该院的精神病科。
西碧尔选择医院。但当她告诉父母时，他们很烦恼，甚至觉得恐惧。对他们来说，女儿住院就意味着：她是个疯子。
“在跟精神错乱毫无关系，”西碧尔企图解释。“威尔伯医生告诉我不是那么回事。”
“那就一定跟魔鬼有关系喽，”她父亲的语气有些不祥。
“克拉克森，帕克森，”她母亲合辙压韵地说道。“寄放儿子①，寄放女儿。”
尽管医院可与地狱相比拟，威拉德·多塞特还是同意与威尔伯医生好好地谈一谈。地点选择在克拉克森医院，而不在她诊所。
在医院外边，海蒂和西碧尔坐在汽车里…母亲在咬指甲，女儿咬着牙。在医院里面，威尔伯医生在设法纠正西碧尔的父亲威拉德·多塞特的错误想法，比如把他女儿上锁管束呀，进行灰白质切断手术呀，与其他重病号接触会恶化呀，还有什么：好转则回家，复发就回医院呀，等等。他还把住医院想象为循环无情的进院、出院和出院、进院。
她父亲最害怕的是给他女儿服麻醉剂。“不，”威尔伯医生向他作出保证，“我们不会这样做。”这一点也解释清楚了。
到了最后，威拉德·多塞特尽管对于他女儿的精神病学疗程仍然感到不自在，终于还是同意她住院了。
依威尔伯医生看来，克拉克森医院的治疗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医生觉得西碧尔首先需要的是心理分析。“你就是那种应作心理分析的人，”她告诉西碧尔。“我想亲自来为你做，但我还不是一个心理分析家。我将离开奥马哈去学心理分析。我建议你在离开克拉克森医院后到芝加哥去做分析。”
这种展望使西碧尔入迷。芝加哥，不仅意味着自己更加接近真正的自我，而且意味着离开家庭。但是，对威拉德和海蒂来说，心理分析却成了问题。他们已同意做精神病治疗，甚至安排了女儿的住院，但心理分析又是另一回事。
兽穴和巨蛇呀。西碧尔的父母深怕心理分析家供病人依靠的长沙发椅②会同他俩心灵深处的宗教信仰相悖。西碧尔的父亲所持有的宗教信念是他出生的家庭自幼就给予他的。西碧尔的母亲，原先是卫理公会教徒，结婚数年后虔信了威拉德的教条。这个教条是：每个人都有权在上帝和魔鬼之间，在上帝和预言书的魔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