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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州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自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满州建立伪满州国后，大多数满州人就不愿意把自己和“满州”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了。但那是日本人造的孽，是他们侵略了满州，分裂了中国，这不能赖满州族人。日本强行建立伪满州国，想把满州族人变成满州国人，这是对满州人的极大侮辱。后来日本又把溥仪弄到满州，让他先当执政，后当皇帝。如果他从大清皇帝的宝座上退位后，变着法儿地想复辟，重登帝位，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满州人无关；但由日本人扶持，作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那就是对满州族人的极大侮辱了。溥仪有一个号叫“浩然”，不管他叫溥仪也好，还是叫浩然也好，不管他真“浩然”也好，还是假“浩然”也好，这都是他自己的事，与我们无关；但他一旦叫了满州国的皇帝，就与我们有关了。这等于把耻辱强加在所有满州族人的身上，使他个人的耻辱成为所有满州族人的耻辱。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也是我们不能承认的。我们是满州族，但不是满州国的族；我们是满州族的人，但不是满州国的人，这是我首先要声明和澄清的。
满州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我曾写过一篇《谈清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改译》的文章，登在《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上，专谈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贞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根据满语jir的音译。他原来有独立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第一个“舒”字作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作自己的名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更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当年辛亥革命时，曾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成功后，满人都惟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惟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形势缓和了一些，但解放后，那些爱新氏，仍避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惟恐不及。文革后落实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不再受歧视，甚至吃香了，于是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两不由地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上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那“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第一部分第2节 简述我的家世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所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无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朝令夕改，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对我的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决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的大问题。至于我曾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过一回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的呢？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两句话：“启予手”，“启予足”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篮球队、足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手，启予足’啊。”我听了不由地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偏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其实，从我的上好几代，家世已经没落了。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这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叫“文献学”。其实，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会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当然，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也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弘字辈往下排为永、绵、弈、载、溥、毓、恒、启。永、绵、奕、载四个字是根据乾隆恭维太后的诗句“永绵奕载奉慈帏”而来的。“奕”有高大美好的意思，全句意为以永久、
绵长的美好岁月来敬孝慈祥的母亲，也可谓极尽讨好之能事了。溥、毓、恒、启四个字是后续上去的，没有什么讲头。
我们这一支如果由雍正算第一代，第二代即为雍正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第三代为永璧，他是和亲王弘昼的次子，仍袭和亲王。同辈的还有四子永、六子永焕，七子永琨等。第四代叫绵循，他是永璧的次子，仍袭王爵，但由和亲王降为和郡王。第五代为奕亨，他是绵循的第三子，已降为贝勒，封辅国将军。同辈的还有四子奕聪、六子奕瑾、九子奕蕊等。按规定，宗室封官爵多为武衔，不但清朝如此，宋朝、明朝也如此，如宋朝的宗室，高一级的封节度使，次一级的封防御使，都是武职。又如明朝的八大山人朱耷，作为宗室，也是封武职。所以从奕亨那代起，我家虽都封为将军，但只是个虚衔而已。第六代即为我的高祖，名载崇。他是奕亨的第五子，因是侧室所生，不但被迫分出府门，封爵又降至仅为一等辅国将军。同辈的还有四子载容等。传到第七代有三人。次子名溥良，即是我的曾祖，根据爵位累降的规定，只封为奉国将军。他的哥哥叫溥善，是我的大曾祖，弟弟叫溥兴，是我的三曾祖，也都袭奉国将军。第八代共有五人。我的祖父行大，名毓隆，二叔祖名毓盛，三叔祖、四叔祖皆夭折，五叔祖名毓厚，过继给我大曾祖。第九代即我的父亲，名恒同，是独生子。如以图表表示，则世系承接关系如下：
1 2345
清高宗弘历 仁宗yong琰宣宗昊宁 文宗奕
（乾隆）（嘉庆） （道光）（咸丰）
清世宗雍正胤
和亲王弘昼——二子永璧——二子绵循——三子奕亨—
穆宗载淳、德宗载溥仪
（同治、光绪）（宣统）
—五子载崇——二子溥良——长子毓隆——独长子恒同——独长子启功
6 7 89
我的九代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胤zhen，这两个字都是不常用的。清朝皇帝的名字一般都很怪，字都很生僻，为的是防止出现更多的避讳字。如康熙最初所立的太子名胤（音reng或cheng），大家都要避讳这两个字，甚至这两个音。大家知道，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词人叫纳兰成德（容若），后来一度改为纳兰性德，就是为了避讳cheng这个音。但胤reng被废后，后人仍管纳兰叫性德就不对了。因为他死后，亲朋在吊唁时，都称他为成容若。胤reng被废后，立为理亲王，与礼亲王昭lian等都属于“世袭罔替”的“八家铁帽子王”。理亲王的谥法为“密”，这不是好字眼。后来胤zhen当了皇帝（雍正），于是同辈的人为避讳“胤”字，而改为“允”字。雍正只特许他喜欢的懿亲王胤祥可以不避，但他自己不敢，还是自动改为允祥。
雍正有十个儿子。长子早在乾隆出生的前七年，即康熙四十三年死去，二子、三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皆夭折。六子又过继给别人。所以这里面只有第四子弘历与第五子弘昼有继承皇位的可能。后来弘历当了皇帝，这就是清高宗乾隆皇帝，而弘昼只能被封为和亲王。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他们两人的关系十分复杂微妙。其中生辰是一个关键。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但就是这一个时辰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兄弟地位，进而决定了他们终身的君臣地位。弟弟虽被封为亲王，但在皇帝哥哥面前只能永远是臣子。
第一部分第3节 得到叶圣陶老的称赞
他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复杂，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按清制：某后妃生了孩子，必须交给另外的后妃去抚养，即亲生的母亲不能直接抚养亲生的儿子，目的是避免母子关系过于亲密而联合起来有所企图，甚至谋求皇位。这是皇室和皇帝最忌讳的事。为此不惜割断母子之间的血缘亲情，用心可谓良苦。和亲王是雍正耿氏妃所生（后被封为裕妃，地位在诸妃之上，死后被尊为纯悫皇贵妃），而抚养他的恰恰是乾隆的生母（雍正时封为熹妃，乾隆即位后，禀雍正遗命，尊为孝圣宪皇太后）。而乾隆生下后又被别人所抚养。人的感情是复杂的。虽然天下的母亲没有不爱自己亲生骨肉的，但对从小就把他拉扯大的孩子也会产生深厚的感情；而对虽为亲子，却从来没亲自抚养过的孩子，感情上就未免容易隔阂或疏远。乾隆的生母就是这样的人，她虽不是和亲王的生母，但从小把他抚养大，对他感情非常深，喜爱的程度远远超出亲生儿子乾隆。乾隆长大后当然非常了解这种感情和这层关系，特别是当了皇帝之后，更不得不时时加以提防。因为自己当了皇帝，生母就是太后。太后在清朝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是废立大权。乾隆总担心太后因喜爱和亲王就借故废掉自己而立和亲王。所以乾隆不得不采取极为谨慎、周密的策略和办法。他一方面对太后十分恭敬，晨昏定省，礼仪上格外尊崇，甚至大兴土木，修建大报恩寺（即后来的颐和园主建筑）为太后做寿。另一方面就是处处带着太后，表面上是向外界表示母慈子孝，自己时时侍奉在太后的左右。实际上是随时看着她，隔开她与和亲王的联系。与其交给别人看着，总不如自己看着更放心。但史家却往往没有看透这一点。《清史稿后妃传》在记载乾隆生母时称：
高宗事太后孝，以天下养。太后偶言顺天府东有废寺，当重修，上从之。上每出巡幸，辄奉太后以行。南巡者三，东巡者三，幸五台者三，幸中州者一，谒孝陵，木兰，岁必至焉。遇万寿，率王大臣奉觞称庆。…庆典以次加隆。…先以上亲制诗文（前边提到的“永绵奕载奉慈帏”就是这类诗文）、书画，次则…诸外国珍品，靡不具备。
如果把“奉太后”“南巡、东巡”等解释为“孝敬”，也许勉强可通，但“xian木兰”就令人费解了。木兰是满语“吹哨引鹿”的意思，清朝皇帝常于每年秋率王公大臣到围场打猎习武，称“木兰秋xian”，称其地为木兰围场。后来这个制度与这个围场都逐渐废弛，围场成了放牧垦田的地方，于是索性改为“围场县”，今属河北省。显然，“木兰秋xian”，就是当时的军事演习，这和太后有什么直接关系？为什么也非要带着她？而且非要等她病重后才把她送回承德的避暑山庄？这不明明是对太后存有疑虑，才时时带在身边吗？
后来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王伯祥，著述甚丰，虽有很多在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但有一部《乾隆以来系年要录》尚存，这个名字是套用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而来的，但建炎以来是南宋在江南另开基业，套用到乾隆以来未见得准合适。书中用大量的篇幅大谈特谈乾隆如何每日亲侍太后左右，他们之间如何的母慈子孝，把这些当成煞有介事的美谈。这只说出了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深层原因，即不了解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