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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到深层原因，即不了解乾隆为什么要如此孝顺太后。他表面上作的很堂皇，像个大孝子，但实际上是另有考虑。这是很多修清史的人，包括我很尊敬的王伯老所不知的。我曾为这本书写过一篇跋，虽然没有直接道破这一点，但有一段话却是针对类似所有这样的现象而发的：
后世秉笔记帝王事迹之书，号曰“实录”，观其命名，已堪失笑。夫人每日饮食，未闻言吃真饭，喝真水，以其无待申明，而人所共知其非伪者。史书自名实录，盖已先恐人疑其不实矣。又实录开卷之始，首书帝王之徽号，昏庸者亦曰“神圣”，童者亦曰“文武”，是自第一行即已示人以不实矣。
这是我很得意的一段文字，得到叶圣陶老“此事可通读报章”的称赞。
“和王”满语叫“和硕”意为四分之一，一角，相当于英语的quarter，即他的爵位享有皇帝四分之一的权力。其实雍正在挑选继嗣时非常慎重，对他们从小就进行观察，多次通过不同的方式方法进行试探，测验弘历与弘昼兄弟的喜好、性格、志向、能力。当乾隆与和亲王还在上书房念书的时候，雍正就常让太监拿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如小盒子、图章等赏给这两位阿哥（太监在皇帝面前一律称皇子为阿哥），平时见面时常也如此。这些东西多少有些志趣尊卑的象征性。雍正本希望乾隆能拿到好的，但乾隆总抢不过和亲王，好东西每次都被他抢走，这种“抢尖儿”的行为也很能反映一个人的性格。所以雍正最终选定乾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决定后，就把他的名字作为皇位继承者放在神圣的太和殿“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以示郑重。（后来我发现，这四个字是根据位于西华门内路北咸安宫门两侧的刻石翻拓的，一边是“正大”两字，一边是“光明”两字，这四个字是顺治皇帝所书。原拓片在台湾，现在挂在太和殿上的是重拓的，墨迹不如原来的浓。）但弘昼却不这样想。他对自己因只比乾隆晚生一个时辰而没能当上皇帝始终耿耿于怀，说不定还会怀疑是不是有人在里面做了手脚，因为那时还没有准确的计时方法，更没有准确的接生记录，早一时辰，晚一时辰，只是那么一报而已。日久天长，他的心理难免有些变态。再加上自小受到太后的宠爱，有恃无恐，所以脾气禀性颇为怪异。他喜欢自己做点小玩意儿，家里盆盆罐罐的小摆设以及一些祭祀的用品都是纸糊的。每到吃饭的时候就让佣人跪一院子，大哭举哀，他自己在上面边吃边乐，觉得很痛快。前面提到的“铁帽子王”之一的礼亲王昭lian，曾编过一本《啸亭杂录》，书中多记宫中之事，这是一般人所不敢写的，只有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才敢这样写，因此在清史研究中是一部很重要的书。我曾买得此书中的两卷，是一般版本中所没有的，后交给中华书局，以补足原来的不足。书中有一条叫“和王预凶”，说的就是这件事。“凶”是五礼之一，五礼包括“吉”、“凶”、“军”、“宾”、“嘉”五种，即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虞，以嘉礼和姻好。和亲王在没死前即预先行凶礼，而且这种礼是哀邦国的，对国家很不吉利。也许他心想这国家反正不是我的。这说明他心理严重失态，而且是有意冲着乾隆来的。乾隆拿他也没办法，还说你既然喜欢做小玩意儿，干脆去负责造办处吧。他于是做了一个小板凳，上面铺上马鞍子，自己骑在上面，还问“哥哥您看怎么样？”乾隆只好尴尬地说“好”。他又马上跪下磕头请罪，说：“我在皇上面前失礼了”。气得乾隆无奈地说：“这是你找寻我啊，我并没说你有什么不对啊！”这话看似宽宏，实际积怨很深，挑明是你故意寻衅。又如，一次他和乾隆一起到正大光明殿去监考八旗子弟。到了傍晚，他请乾隆先去吃饭，乾隆没答应，他便有意激道：“难道您还防备我买通他们不成？”乾隆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和王又觉得不妥，向乾隆叩头谢罪，说自己出言不逊，冒犯了天威，请皇上不要计较。乾隆答道：“我要是计较，就凭你昨天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剁成肉酱！”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积怨随时有爆发的可能。这种紧张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和亲王死去。据说他病重临死时，乾隆曾去看望过他。和亲王挣扎着爬起来在床上给乾隆磕头，一边磕，一边用两手围在头上，比划出帽子样。和王的用意是希望乾隆把自己“头上”的这顶“和亲王”的“帽子”永远赏给子孙，就像八家“铁帽子王”那样永远世袭罔替地传下去。也不知乾隆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所答非所问地摘下自己的帽子，交给他，说：“你是想要我的帽子啊？”众所周知，皇帝的桂冠就是权利的象征。不知乾隆此刻是把这顶帽子当成普通的帽子，还是当成具有特殊意义的帽子。如果是后者，是想让和亲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沾一下这顶桂冠的边，还是讽刺他你到临死也不忘这顶帽子？这只能是见仁见智地任人评说了。但和亲王不算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他死后乾隆仍让他的儿子永璧多袭了一代和亲王，而永璧的儿子虽不再袭亲王而改袭郡王，也确实对这位弟弟法外开恩了。
《清史稿诸王传》有一段不到三百字的和王传，其中除了对殿试这一段有具体的记载外，其余都是概括的介绍，说他：
少骄抗，上每优容之。性复侈奢，世宗（雍正）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悉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做明器象鼎彝盘盂，置几榻侧。
第二部分第4节 我的所闻
我的所闻可以和这些记载相印证，并对它们进行一些具体事例的补充。
而太后却总向着和王，处处偏袒他。这也是乾隆没奈何的地方。如当时的造币局在北新桥路西，即现在的第五中学一带。当时的铜钱一面铸有满文的“宝泉”二字，一面铸有汉文的“大清通宝”字样，所以又称“宝泉局”。钱铸好后，由北新桥往南，经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运往户部。铁狮子东口路北的大宅子就是和王的王府（即后来的段执政府）。那儿有两个门，人称东阿司门、西阿司门（音），昼启夜闭，起守卫作用。一次，造币局的车路过此地，和王居然令人把所有的车马通通由东阿司门赶进府内，关上大门，简直和路劫一般。乾隆听到后大怒，决心一定要严惩他一下。按律，截国库的钱要根据情节轻重发配到远近不同的地方。但考虑到太后的因素，又不敢真的把他发配得太远，和大臣商议后，决定采取变通的方法，罚他去守护陵寝。第二天早上，乾隆到太后那里请安，想把此事通报太后。只见太后沉着脸，连头都不抬，只顾自己收拾东西。乾隆搭讪了半天，太后始终一句话都不说。乾隆只好耐着性子，问身边的宫女：“太后这是怎么了？”宫女答道：“您把和亲王发去守陵，太后不放心，说了：‘我怕和王受不了，要收拾东西陪他一起去。’”乾隆听罢，只有暗自叫苦，收回成命。乾隆一是怕消息传出去，说太后让自己气跑了，二是仍怕借此机会使太后与和王更结在一起。
后来太后还是不高兴，也不和乾隆过话。乾隆只好再去找宫女打探虚实。宫女说：“太后说了，‘没见过金山、银山是什么样。’”乾隆巴不得能找个机会讨太后欢心，心想这回好办，让户部多凑些金元宝、银元宝往桌上一堆，不就得了吗？果然就这么办了。太后遛弯儿时看到这堆出来的金山、银山高兴得笑了，真有点像“烽火戏诸侯”的翻版。不料接着跟乾隆说：“把这些都赏给和王吧。他太穷，他但凡有钱何必截宝泉局的钱呢？”乾隆心里叫苦不迭，连忙解释说：“这都是我从户部临时借来，请您看着玩儿的。”太后仍然不依，闹得乾隆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只得全都赏给和亲王。太后就这样包庇、纵容他，他明明已是“富于他王”了，还要在乾隆面前为他哭穷。乾隆只能装作顺从，虚以周旋，但心里的怨恨不言而喻，关系也只能越来越僵。直到乾隆三十年和王死后，才算平静下来。和亲王工书，有《稽古集》传世。
在乾隆时期，和申是一个重要人物。和申是一个极富机谋权术的人，在长期的仕宦过程中，权力越来越大，让朝廷和群臣都感到有点尾大不掉了。为了笼络他，乾隆把自己的女儿和孝公主赐婚和申的儿子丰绅殷德。但乾隆只让女儿称和申为丈人，而不称公公，这样一来好像自己这一方成了男方，成了女婿，气势上就能占点便宜。这也算是一种皇威的体现吧。
乾隆早就说过，执政六十年后即逊政，把政权交给太子——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嘉庆只是乾隆的第十五子，为什么能轮上他当皇帝？这里面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深层原因。嘉庆的生母据《清史稿》所记为魏佳氏，看起来是旗人的姓，因为旗人的姓常有“某某佳”氏，但“佳”实际上就是“家”，只不过改写成“佳”而已，乾隆皇帝特别喜欢这样改姓氏。现代学者郑天挺的《清史探微》也持这种观点。但实际上她并不是旗人。嘉庆的生母当是江南一个曲艺艺人，是乾隆三幸江南时看中的一位女子。后来，孙殿英盗清陵时，也盗开了她的墓，知道她深受乾隆宠爱必定有许多财宝。结果把她的鞋脱下来找宝时，竟发现她是小脚。众所周知，旗人妇女是不裹脚的。这个出土的实物铁证，证明她一定是汉人，而不是旗人。所以，所谓的“魏佳氏”，不过是后派上的一个姓。魏佳氏被娶到宫中后，受到乾隆的特别宠爱，并生了一个儿子。自有历史记载以来，凡后妃受宠，必然遭致皇后的妒忌，争风吃醋是后宫的铁定法则和常规游戏。最后魏佳氏被皇后害死，手法大概是灌毒药。据说乾隆一次在南巡到德州时，曾和皇后有一次极为激烈的争吵，皇后甚至提出要铰发，大有要出家为尼的架势。封建社会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决不能随意毁坏，旗人尤其重视头发，只有在父母死后，儿女才要剪下一缕头发放在父母遗体的手中。可见吵到要铰发的地步一定是非同小可，可能就是为魏佳氏之死而引发的。而乾隆对皇后的铰发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对他的要挟。后来就把皇后废掉。魏佳氏死后，手下的人，为她安排的是水银葬。这也大有深意。当年宋真宗的刘皇后迫害死宋仁宗的生母李妃，并掩盖真相，说自己是仁宗的亲母。当时以吕夷简为首的大臣为了能长期保留李妃的遗体，就是为她实行水银葬，并按皇后的的等级为她穿戴。刘皇后知道后大闹，吕夷简对她说，这实际上也是为了保护你们刘家。等到刘皇后死后，大家才告诉仁宗真相。仁宗到寄存李妃灵柩的庙里打开棺材一看，果然面色如生，全身皇后装束，仁宗为之大哭。但荒唐的是，仁宗居然不知怎么处置这件事，不知是否该认自己的生母为太后，又觉得刘皇后终究厚葬了自己的生母，这正如吕夷简所说，实际上保全了刘皇后。当年孙殿英盗墓后，也有魏佳氏面色如生的记载。可见确实实行的是水银葬，这也从侧面证明，当时是有意地模仿前例，把她按皇后的规格下葬的。乾隆终究比宋仁宗明白，他所心爱的妃子被皇后害死了，他就格外喜爱、加倍珍惜她的儿子，进而决定传位于他。这就是嘉庆皇帝。而乾隆废掉皇后后，真是心灰意懒，再也不想立正宫。有一次他到热合的避暑山庄，一位老学究，说穿了就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还拿出那套封建伦理向乾隆建议，说什么后宫不可无主，应该续一位正宫母仪天下。他以为端出这样一套堂而皇之的谀词来拍马一定能得赏，不想，气得乾隆差点把他杀了。
第二部分第5节 和申的必然下场
话说回来，到了乾隆六十一年时，乾隆果然对外宣布逊政给嘉庆，朝野就改称嘉庆元年，但在宫中仍继续用乾隆年号纪年，为避弘历的“历”字，不称“时历书”，而称“时宪书”，继续按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往下排。这说明乾隆虽然偏爱嘉庆，但自己并不想轻易撒手，真的逊政，而是要继续把持朝政，亲裁一切大小事宜。上朝时依然坐在宝座上，而嘉庆只能站在一边，所以和仍然得到重用。
一回，在朝堂上乾隆与和申商议选派谁去补现在的某些出缺，嘉庆照例只能在旁边听着，而这二位偏偏不说正式的人名，全用什么“大幺”、“幺天”、“大天”、“虎头”之类的骨牌名来代替。他们俩当然是心照不宣，但嘉庆听起来却是一头雾水。下来后，嘉庆就问和申“你们刚才说的都是谁？”和申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们爷俩儿的事，您就别问了。”从乾隆这方面来说，他明知嘉庆不会清楚这些骨牌名都代表谁，而偏要这样说，就是有意不让嘉庆知道；从和申这方面来说，作为佞臣，就要讨主子的欢喜，处处表现对主子的忠心，既然主子不愿直呼其名，自己也就不好把机密泄露出去；但作为新主子，嘉庆没头没脑地在臣子面前碰了这样一个软钉子，心里不能不窝一肚子火。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乾隆在一次谈话中，流露出想把原来上书房的师傅，后因故放外任的朱圭重新调回京城，主持“阁务”。嘉庆与朱圭有师生之谊，关系亲密，听说这个消息后，自然很高兴，就写了一首诗给他，表示祝贺。不料，这事让和申知道了，竟把这首诗抄给了乾隆。并煽风点火地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和申的目的很明显，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权高盖主，得不到嘉庆的好感。如果嘉庆一旦接管了实权，决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趁他还没接管大权，扳倒他也不是一点希望没有。如果另立一个年轻无能的新主子，也许还能控制住局面，继续掌权。乾隆拿到这首诗后果然大怒：一来我还没正式决定，你就先透露出去，法度何在？二来这确实有向手下亲密大臣卖人情的嫌疑，以便培植自己的势力。要知道，凡老皇帝到后来，他最大的对手或敌人，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儿子。他们都怕自己的儿子因急于登基反过来把自己废掉，或者另立一套，把自己的既定方针否掉。所以太子在没登基前总有被废的危险。现在乾隆也不例外，他也把这件事与废立联系在一起。于是召集重臣商议如何处置这件事，并把嘉庆的诗当廷示众。当时的权臣除和申外，还有阿桂、董诰等。阿桂是实力派。雍正时，朝廷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即把西南一带世袭执政的土司，改为朝廷指派轮换行政的流官。当地土司不满而纷纷造反。阿桂就是最后攻克四川一带大、小金川，平定叛乱的功臣。当时他动用了大量的火炮，这在那时可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一般的部队、一般的情况，不会有这样的装备，可见阿桂当时的地位。解放战争前，从北京城到西山的路两旁，还可以看到很多旧时的炮楼、碉堡，那都是为阿桂练兵进行实战演习修建的。但阿桂是武将，这次该文臣出马了。在乾隆的追问下，董诰经过一番思考只说了五个字：“圣主无过言。”这话可理解为：英明的君主从来没有说过错话；也可以理解为：不要让臣子认为君主说过错话。非常含蓄而巧妙地提醒、告诫乾隆：您既然已经决定立嘉庆，就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前边的决定不就成了出尔反尔的“过言”了吗？这就冠冕堂皇地堵住了乾隆想要提出废立的嘴，乾隆听罢也只能默默无语，以别的理由不再召朱圭入京，并嘱咐董诰以后要好好为自己辅佐嘉庆。没想到和申没能借这个机会扳倒嘉庆，反而使一些老臣更死心塌地地站在嘉庆这一边。
当然和申也不会只把赌注下在一边，他也会抓住机会讨好嘉庆，以表自己早有拥戴之心。早在乾隆六十年，乾隆准备正式册封嘉庆为皇太子，但还没正式公布时，和申得知后，就抢先向嘉庆献上一柄上等成色的如意，以表拥戴。但这根稻草救不了他的命。据说，嘉庆接过来瞥了一眼，狠很地把它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大声质问道：“宫里都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会有？”言下之意，你这贪官贪得也太出格了。
乾隆六十四年，乾隆死去。嘉庆作为儿子，当然要举哀服孝，按一般的官员，须丁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宫中另有一套说辞和规矩，丧期可以通过巧妙的解释而缩短，一天顶好多天，有如现在的打折。所以嘉庆很快就正式即位亲政了。亲政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解决和申。先让王念孙上书弹劾和申种种不法之状，然后由嘉庆下达交刑部严查的命令。拿入刑部后，嘉庆还没敢马上杀他，因为他毕竟在朝野上上下下经营了那么多年，到处都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