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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能了解阿妮可的话吗？她的话里有什么秘密可以参透吗？我愿意了解吗？
趋近四月底，树木发芽了，草绿起来，蒲公英散布在草地上，鸟在林间穿飞。风暖如衣，我将窗户打开，小屋如船要在阳光中驶出去。这是春天，终于来了，生气勃勃像天真烂漫的小孩，将每个晴天装点成假日。我可以领会。有谁不能领会春天吗？有谁能否认活着不是好事，因为有这样的天，这样的地，这样欣欣然向上生长的草木与鸟兽？谁能在这样的和风丽日中执意于拥抱毁灭，向往死亡？所有的信号标示生命，所有的路通向光明。而如果我能了解春天，便能了解阿妮可的话。
而了解不是正确的说法。春天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一个人披戴了阳光去草地间涉足，闻嗅树上的花香，感到空气中有什么跃动，并在体内引起共鸣，欢欣欲奔，像一只兽呼应原野的召唤。这是无可争辩的感觉，你通过身体去感受、认识。你或者知道，或者不知道，没有什么了解可言。生命的事实也是这样。一个女人做了母亲，经验过，便知道，此外没什么可说。没有生育过的女人和男人可能听说，但是永远无法知道。仿如颜色，一个人不可能了解颜色，然而看见时便就知道了雪青是怎样，松绿是怎样。至于很多事情，知道并不是全部。知道和了解间往往有很长的距离：一个是浮泛的认识，一个是刻骨的领会。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蒲公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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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一些事情。不多，但足够有时将我浮起，有时将我击沉。我知道生存最严酷的事实是，如果你不幸是一株长在人家草坪上的蒲公英，十之八九会被农药杀死，或被连根拔起。这是一个相互倾轧的世界，每个人都要活下去，活得比别人好。有人发号施令，有人顽抗，有人服从。一个“成功”的社会是一片绿色森严，不惨杂一株蒲公英的修整草坪。我们不是那草，就是那蒲公英——是社会意志的对象。如果我们说，不管男人女人，我们生来如此，那是太可笑了——关系人的事，有多少生来如此？不，我们谈的是意志、权力、欲望、期望，我们谈的是控制和服从。问题是谁控制？谁服从？以性别决定？财力决定？还是其他什么？我们要制订什么样的律则，规划什么样的秩序，以什么样的方式创造幸福？我们知道？我愿意知道，而更进一步，我愿意理解。也许，我们都需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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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年前，我在电视上看见杀蒲公英的农药广告，心中充满鄙视和愤慨。蒲公英何罪？那时对于美国的草坪，我只有不屑。如今我仍然不屑，只是多了点理解。惟这理解不能解脱我“蒲公英何罪”的悲叹，与使用农药对环境的毁坏的担忧。更重要的是，我不能欣赏美国人的这种庭园美学。我总在那洁净平整的草坪上看见大批的诛杀，强加的秩序。我看见人的铁腕无情。
美国作家乌苏拉黎亘在散文《女人/荒野》中，这样描写人统治自然的方式：
“文明（男）人说：我是自己，我是主人，所余是其他（other）——在外，低下，卑微。我拥有，我利用，我探索，我剥削，我控制。凡我所做即是重要，凡我所要即是物的所用。我就是我，此外是女人和荒野，供我随意驱策使用。”
男人与文明，女人与荒野？奇异而又不奇异的联结。说明人其实并不单纯是自己，而是彼此眼中的创造，包含想像、投射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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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草地上满是蒲公英。春天，然后是夏天。蒲公英会不断开花，那样快乐，那样多，不知道自己卑贱地扬扬开下去。我会在开满蒲公英的草地上大踏步走路、跳跃，像第一个直立起来的猿人。我将两臂举向天空，让空气充满胸腔，我张口，吐出一轮发亮已久的太阳。我这样大踏步走去，走在一片光明中——我是想像，是神话。
我曾在想像中创造自己，发亮如星球，快乐如大举来到的春天，不知卑贱与不公。我们都曾经这样珍贵。
然后我们渐渐发现，一点一滴，在不可置信的错愕之中，在理解之外。我们愤怒，恨生为自己，恨活着，恨全世界。
阿妮可的愤怒曾经也是我的愤怒，而如果她已安于家庭与子女而冷却，我仍然维持那年轻的愤怒。我擎着一张嘴到处争辩，敲锣打鼓为了一些执拗的信念。不止关于男人女人，不止关于统治服从，而是关于了解沟通。
F
阿妮可谈到小孩，我的其他朋友也谈到小孩。这些年里，我们不断看到新生的小孩。是的，他们的可爱令人心碎。我们想要保护他们，给他们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我们知道，事情将不如所料。正如我们自己被扭曲了，那些美丽的婴孩也将被扭曲。偏见，势利，短视，冷漠，无知，抑或愚蠢，不知哪些会成为他们思想的中心、人格的标志。我们的小孩将是斫了尖的草，在洒满农药的园地里茂盛。他们会以为，草本就应该只长到那个高度，而且永不开花结子，而蒲公英原应诛杀，无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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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我在院子里散步。
院里，草地上零星缀着金黄。才几个暖天，树已先先后后冒出了芽。鸟不断到草地上啄食，然后呀呀叫着飞上枝去。松鼠下树来，在草间跑窜。这芜杂的庭院像一片小小的荒野，紧邻的树林伸展有山岭的青葱之气。我不打算收拾这庭院，要让它维持这荒野的面目。这样，它是自己，有属于它的恣意、繁华，不是我的延长。毕竟，人的欲望与意志不必、也不能普及到每一件事情之上。让蒲公英是蒲公英，我是我。让杂草没胫，结穗生子。让这一片小小的荒野就在门口，三步之外。
让它欣赏我，我欣赏它。
让我是男人兼女人，文明并荒野。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受难百香果（1）
周志文（台湾）
市面上流行的百香果，以前宜兰乡下人都叫它做“蕃仔木瓜”，为什么叫它蕃仔木瓜呢？这一点乡下人是不会去细想的。大约百香果里面的果粒跟木瓜的种籽一样，浑圆又多粒；和木瓜不同的是，木瓜的种籽是不能吃的，而百香果的籽才是人吃的对象。百香果是没有果肉的，勉强算作果肉的部分是种籽与种籽之间相连缀的像网子一样的纤维，酸酸甜甜的，还有点滋味。比较好吃的百香果一定是等到成熟之后的果实，那果子一颗颗饱满晶莹，有点像放大了的青蛙蛋。然而在果实成熟之后，那种网状的纤维就萎缩甚至消失，勉强撕下来尝尝，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我想这是它与木瓜惟一有关联的部分。至于在木瓜前加了“蕃仔”一词，说明它可能原来不是平地的栽种，而是从山地人（那时还不作兴称作“原住民”）“土蕃仔”那儿传来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从海外引进的，台湾人说“蕃仔”常指外国来的东西，譬如称洋火（火柴）为“蕃仔火”，但我们是从来不会把它想成是外国来的。你看蕃仔木瓜像藤一般的果树，叶子似乎永远是干涩焦枯的，枝干上布满了刺，结的果子，表皮是干瘪的深红色。费力地用刀子切开，种籽酸中带甜，其中酸总是多过了甜，而且这种“木瓜子”可食的部分极少，把它在嘴里“吮”一下就得吐掉。这种烂果子，也配称作是舶来品吗？所以我们断定这蕃仔两字，指的绝对是土蕃仔的蕃。
蕃仔木瓜在以前似乎没有人特别去种它，至少我小时候看到的都是野生的。野生的蕃仔木瓜，不需要什么好的土壤，在野地它杂生在一般草木之间，有时在竹丛中也会发现呢，它似乎无须很好的日照，它确实够贱了。然而采蕃仔木瓜时是要小心的，原因是蕃仔木瓜树下常常窝着蛇类，据说蛇喜欢它的香味，蕃仔木瓜树枝上长满了荆棘般的刺，总不能攀爬到树上，所以只好窝在下面了。有一次我在一株树下的败叶间看见一条班驳错杂颜色焦黄的蛇，头是三角形的，别人告诉我那一定是龟壳花，是台湾一种罕见的毒蛇。后来我就不再去采摘蕃仔木瓜了，当然那也跟我童年的结束有关。
大约七十年代，市面上多了一味名叫“百香果”的水果，我一看，原来是我们宜兰乡下的蕃仔木瓜嘛！不同的是摊子上的百香果不是野生的，而是人工栽种的，果子比较浑圆，切开果壳，香味还是一样浓郁，种籽之间却多了些十分好吃的汁液，这是野生的从来没有的，用来榨果汁，加上冰块，十分解渴，香味老远就闻得到。百香果后来又经过品种改良，果子越变越大，颜色也由暗红而浅红，有一次我竟看到粉红色的百香果，样子就像小号的富士苹果；还有一种百香果，外壳变成黄褐色的，放在一些Sunkist之间，几乎令人分辨不出呢。
至于为什么取名叫百香果，我想这跟一般时髦的事项有关，只是一种风尚罢了。后来一位懂外文的朋友告诉我，这百香果二字是英文Passion的译音，原来这种水果在国外风行甚久。Passion这个字一度令我跌进幻想的漩涡。百香果的香气和味道与一般水果比较十分特殊，它的气味可能激起一些人的热情甚至激情，我想这是它被称为Passion的理由。百香果，这个显然来自热带某个幽暗、潮湿的神秘角落，经过毒蛇守候的一种有助于燃烧欲望的果实，它甜中带酸的汁液令人穿透禁忌遂行不轨……那纷乱的意象，曾盘据在我的脑海，跟我童年时对蕃仔木瓜的印象形成对比。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伊甸园中的禁果，应该是这种名叫激情的果子，而不是味道那么平和的苹果才对。当然这是一个误会，但像这样一个简易的误会，从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将要结束都没有得到澄清的机会。直到去年初夏，我在欧洲的居住告一段落打算启程回台的前几天，几位学校的同事约我在一间供应自助餐的餐厅聚会，我们一同品尝一种盛装在高脚杯里的翠绿色果汁，虽然经过过滤，但杯底还是看得到一些黑色的渣，果汁调了味，也染了色，然而甜中带酸，仍能分辨那是百香果的果汁。一位年轻而面孔佼好的女同事礼貌地举杯祝我平安。她面色凝重似有心事，平素沉默寡言的，她这次聚会原没开什么口，我笑着问她知道不知道杯中装的是什么果汁，我只是想逗她一笑而已，想不到她反问我：“您知道是什么吗？”我说是由一种名叫Passion的水果做成的，她接着问：
“您既然知道，为什么问？”
我告诉她Passion指的是热情或激情，“喝这种果汁的时候，如果不能热情的话，也应该很快乐才对呀！”我说。她听了后，不但没有开朗起来，反而陷入沉思而变得更为严肃。我有点后悔我的多话了。不久，她抬起头说：
“您错了。”
我表示不知道她的意思。她说：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受难百香果（2）
“Passion指的不是热情，而是苦难。”她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十七世纪初，天主教传教士从南美洲带回欧洲这种植物，因为滋味特别，曾一度成为上流社会的珍果。它之被叫成Passion，是因为它多刺的树枝像极了荆棘，耶稣在各各他给处死的时候，钉在十字架上，头上是戴着荆棘冠的。所以Passion这个字，应该是指耶稣受难，而不是指热情。”
她指正了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第一次笑了起来。相对于她的话，我刚才的“意见”不但有些“贫血”，而且确实是显得轻佻了。我想我一定脸红了，她涌起的笑容，一定有安抚我的用意吧，当时我想。
从此之后，百香果对我的“意义”就有了改变。当然这意义也包含某些客观的认识，譬如我们在宜兰，乡下人称它作蕃仔木瓜，原来就说它是外来的品种。台湾在十七世纪初也曾给天主教的列强占领过，百香果可能那时被引进，后来列强撤走，这种外来的果树就被冠以“蕃仔”的名字了。另外，改变的不是客观的认知，而是十分主观的一种印象，七十年代之后那个有关幽暗、神秘、欲望的燃烧、不轨的遂行等等的联想一下子都消失了。现在当我看到百香果的时候，心中往往有一种连绵的乐句响起，那是巴哈在《马太受难曲》（PassionSelonSt．Matthien）里面耶稣最后的遗言：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呢？”
（“Eli，EliIamasabachthani？”）风紧云密，天地无言。即使三位一体兼具神性的耶稣也须承担罪责及离弃的悲哀。《约翰福音》的记录与《马太福音》有些不同，《约翰福音》里记载耶稣在说完前面那句话之后，又说了句：“我渴。”十字架下的人就用苇草扎成的杆子沾了些醋给耶稣吃。耶稣尝了点就断气了。十字架下的人为什么沾醋给耶稣吃，而不是沾水呢？这一点我并不了解，可能他们手上正好只有一些醋吧？惟一可以断定的是耶稣在一生结束之前的最后味觉是酸的。这令我想起百香果，野生的百香果是以特殊的酸味著名，那么百香果除了荆棘冠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意义；只是这层意义，在这么盛大的悲哀与苦难之下，任谁也没有心情去细细地分辨了。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中）红头绳儿（1）
王鼎钧（美国）
一切要从那口古钟说起。
钟是大庙的镇庙之宝，锈得黑里透红，缠着盘旋转折的纹路，经常发出苍然悠远的声音，穿过庙外的千株槐，拂着林外的万亩麦，薰陶赤足露背的农夫，劝他们成为香客。
钟声何时响，大殿神像的眼睛何时会亮起来，炯炯地射出去；钟声响到哪里，光就射到哪里，使鬼魅隐形，精灵遁走。半夜子时，和尚起来敲钟，保护原野间辛苦奔波的夜行人不受邪祟……
庙改成小学，神像都不见了，钟依然在，巍然如一尊神。钟声响，引来的不再是香客，是成群的孩子，大家围着钟，睁着发亮的眼睛，伸出一排小手，按在钟面的大明年号上，尝震颤的滋味。
手挨着手，人人快活得随着钟声飘起来，无论多少只小手压上去，钟声悠悠然，没有丝毫改变。
校工还在认真地撞钟，后面有人挤得我的手碰着她尖尖的手指了，挤得我的脸碰着她扎的红头绳儿了。挤得我好窘好窘！好快乐好快乐！可是我们没谈过一句话。
钟声停止，我们这一群小精灵立刻分头跑散，越过广阔的操场，冲进教室。再迟一分，老师就要坐在教席上，记下迟到的名字。看谁跑得快！可是，我总是落在后面，看那两根小辫子，裹着红头绳儿，一面跑，一面晃荡。
……如果她跌倒，由我搀起来，有多好！
我们的家长从两百里外请来一位校长，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是高大的、健壮的、声音宏亮的汉子，她是聪明的、伤感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家长们对她好怜爱、好怜爱，大家请校长吃饭的时候，太大们把女孩拥在怀里，捏她，亲她，解开她的红头绳儿，问：“这是谁替你扎的？校长吗？”重新替她梳好辫子，又量她的身材，拿出料子来，问她哪一件好看。
在学校里，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划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对犯规的孩子，他动手打，挨了打也不准哭。可是，他绝对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你们这一代，要在战争中长大。你们要早一点学会吃苦，学会自立。挺起你们的胸膛来！有一天，你们离开家，离开父母，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挺胸抬头……”
校长常常这么说。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怎么会离开父母？红头绳儿怎么会离开他？如果彼此分散了，谁替她梳辫子呢？
……
芦沟桥打起来了。那夜我睡得甜，起得晚，走在路上，听到朝会的钟声。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像撞钟的人火气很大。到校后，才知道校长整夜守着收音机没合眼，他抄录广播新闻，亲自写好钢板，喊醒校工，轮流油印，两人都是满手油墨，一眶红丝。小城没有报纸，也只有学校里有一架收音机，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