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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来，他很够意思陪我跑不少地方，从柏林、海德堡、罗腾堡、新天鹅堡皇宫的莱茵河沿岸，该去的地方都走遍了，圆满完成“到此一游”任务，应该对自己可以交代得过去。最后一天的节目是，两个大男人懒散悠闲地泡露天咖啡座，欣赏眼前来来去去的异国莺莺燕燕，从女孩、太太看到欧巴桑，其实也不错，回台北就没有这份闲情逸致。
只不过，我脑海里还有一个想去的地方没去，几天前问过阿杰，他说就在慕尼黑近郊，时间上来得及，我仍在考虑。周围人愈来愈多，咖啡座生意超好，很多人没位子，我们叫了两杯咖啡坐耗了三个多小时，跑堂发出赶人的暗示讯号，已经来来回回问了好几次“还要点什么？”。阿杰杠上跑堂：“就不走，赖在这里，看他能拿我们怎么样？”我不习惯跟人斗法，拉拉阿杰：“走吧！屁股都坐硬了，站起来活动一下。”阿杰心不甘情不愿走人，付账时一毛小费也没给，我补上一点零钱搁在桌上。
离开咖啡座两人一路往火车站方向走，依旧是艳蓝的晴空，心情却有点走样，“德国人就是这样，现实冷酷。”阿杰不满地嘀咕。我觉得他在德国住久了似乎变得愤世嫉俗，不太同意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向‘钱’看，全世界都差不多。”他不搭腔。离上飞机还有七八个小时，阿杰停下脚步问：“你不是要到大豪？火车站有郊区捷运直达。”我点头同意。
郊区捷运每二十分钟一班，月台上没等多久车就来了。十几分钟后，我们下车转搭巴士。公车站有好几个不同方向的巴士，阿杰随便问一个小男孩，经他指点我们很快找到车号。这趟德国之行多亏有阿杰，发现英文在这里并非到处行得通。
“你没来过？”我很惊讶近在咫尺，阿杰居然未曾造访，突然想起位于东吴大学旁的故宫博物院，“老外”千山万水外搭飞机专程前来观赏，而东吴大学学生却有不少人没去过故宫。
阿杰没把握，他上车后用德文问司机“到集中营哪一站下车？”，重复两遍，司机竟装聋作哑毫无反应，阿杰耸耸肩退回座位。
“我也去那里，到时候您跟着我下车就是。”后面一位老太太热心主动搭腔，她的德语带浓重口音。
老太太是从美国来的，她只身出门旅行，似乎很高兴临时出现谈话对象，发挥美国式的“人来熟”精神，也或许对外国人没顾忌，一路滔滔不绝。从老太太口中得知，她是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二次大战初期，在纳粹正式下令逮捕犹太人之前，因缘际会侥幸逃到美国，当时她许多亲友都不相信事情会发展到灭族的地步，仅一念之差，留下不走的大半惨死集中营。
因此，她每隔几年便要到此，垂悼尸骨无存的亲友。老太太的故事属于六十几年前百万犹太族宿命之一许多年后，她娓娓向萍水相逢的两个中国人叙述这段悲惨的心酸，我们默默无言以对。我突然想到，同一时间，中国的老百姓不正也承受类似的灾难？这笔账，该跟谁算？
开车前一分钟，涌进一群德国中学生，他们吱吱喳喳，推挤嘻笑玩闹，空气中有掩不住的青春气息，整个车厢塞满兴奋激动，像当年我们所熟悉的远足心情。
阿杰告诉我，参观集中营属于德国户外教学，几十年来，一直是所有当地中学生的“必修课”。
这些中学生是“恶魔”的子孙或后代？我仔细打量眼前一张张年轻无邪的面孔，企图找出些许的蛛丝马迹，无法联想，他们的祖父、曾祖父辈或上几代亲友，可能属于当年谋杀犹太人杀人刽子手之一。
坏人永远是坏人吗？曾经读过报道，那些白天下令杀人的军官将领，晚上出入典雅的文化艺术场所，听巴哈、莫扎特音乐会，欣赏古典歌剧；在集中营枪毙犹太人的官兵，可能回到家里是好丈夫、好爸爸。如何解释这矛盾现象？甚至，魔头希特勒在私人女秘书眼中是和善宽容的好上司。前阵子被判刑的德国“食人魔”阿敏，不也是邻居、同事眼中的“好好先生”？有绝对的善恶吗？好人也有坏的一部分？坏人也有好的一面？什么情况下，好人会变坏人？两、三岁牙牙学语的希特勒应该也是纯真可爱一如天使？有谁一生下来就是恶魔？人性的多面与复杂令我深深迷惑。
正陷入沉思，老太太突然拍我肩头：“到了！”我们尾随在一窝蜂挤向车门的中学生后面，慢慢步出车门。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2）
大门很小，毫不起眼的入口，这是纳粹政权最早的集中营，建于一九三三年。起先逮捕对象是“反动分子”之类的政治犯，例如共产党、异议分子、持不同意见的政敌或神父牧师；后来，陆续将所谓“邪教派”门徒、同性恋、身体残障、智能不足者（所谓没用的米虫）送进来；最后，以犹太人和苏联战犯为主，并于一九四二年开始进入人体“医学实验”。后来的集中营都按照这个“标准模式”建造，现在，它成为见证历史的“博物馆”。
天气很好，风轻云淡，蓝天中点缀几朵白云，半个多世纪前，集中营里的人，他们还有心情抬头看天空吗？在朝不保夕，随时可能被凌虐、处决、所剩无几的生命里，他们如何面对折磨和苦难？认命？不甘心？或怨天尤人？
“人生至此，天道人伦，此刻，死亡恐怕是最大的幸福和赏赐吧！？”战争时期，人命贱如蝼蚁，毫无价值和尊严可言，陈列室里的黑白图片令人鼻酸，虽不忍浏览，但我强迫自己看个仔细。人类是健忘的，不记取教训，历史很快会重演，死者的牺牲更成枉然。
“为什么犹太人必须接受这种宿命安排？”我和阿杰不约而同提出这个疑问。记得一位笃信基督教的朋友曾说：“犹太人多次背叛神，浩劫在所难逃，这些在圣经上都有预言。”
阿杰不以为然：“就算有，也是千百年前的事，为什么必须由子孙后代来偿还这笔账？为什么要拉整个民族为几个害群之马一起陪葬？宇宙中真有记恨、小心眼，动不动惩罚人类的神？正义公理何在？”
我哑口无言，谁也无法洞悉神的旨意。
但是，有一点我确知，别人的苦很难成为自己的痛，美国“九一一”发生后，受难家属呼天抢地痛失至亲好友之际，在台湾认识的德国朋友米勒一家人原来计划到纽约玩，他们认为，被攻击死那么多人当然不是好事，但更大的苦恼是，“纽约去不成了，现在度假应该往哪里？”米勒先生并非惟一例外，据知，海啸事件发生后不久，传闻这时候“大概泰国灾区住旅馆不要钱”，不少人到旅行社打听行情，准备趁机捡便宜。
地球村时代来临，“一家烤肉万家香”，已经不允许“自扫前门雪”，实际上可能几百公里外的境遇天差地别的情况令人难以想像，彷佛两个不同世界，科索沃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几百公里外的西欧家庭正欢度圣诞节，拆礼物、吃大餐，令人怀疑，是否同样生活在一个地球。对我的“伤春悲秋”，女友米雪劝我想开一点：“既然不能改变这世界，为何不想办法让自己好过一点，干嘛老是想那么多，把全世界的担子一肩扛？”我不责怪她“置身事外”的明智，自己不也经常充满无法力挽狂澜的挫折感。但是，同情心如果只适用在自己及亲近好友身上，人类的灾难将永无止境。每念及此，便不禁悲从中来。
再浏览档案资料，更加沮丧。照片上，被进行人体“医学实验”的年轻男孩，虽然被理了个大光头，仍看得出是相貌俊美英挺的少年，年龄大概十五六岁，年龄、神态、表情和小弟差不多！想到这里，突然喉头被堵住，如果谁家孩子被送进集中营，当成医学实验活材料，当父母的情何以堪？岂不令人痛不欲生！不敢再想下去。这不就是人之常情？自己的痛才是真正的痛吧？！俄国贝斯兰学校的悲剧、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每天不断传来死人的消息，久之，人命不再关天，大家渐渐麻木，对我们而言似乎只是个不痛不痒的数字吧！
来到毒气室的入口，阿杰发现门边上有德文的“淋浴间”标示。淋浴？我们抬头一看，天花板上果然安装许多类似莲蓬头的装置，可惜喷口冒出来的不是水，而是致命的毒气。明明是“死亡之室”，却写成洗澡的浴室。阿杰说，他在电视上看过纪录片，纳粹官兵通知集中营里的“选民”前往“淋浴”，等他们脱掉衣物，光溜溜鱼贯进场后，大门一关，按下电钮，几分钟内生命便结束。阿杰叹口气：“比起其他死前的凌虐、折磨，还算‘人道’。”
我忆起南京大屠杀，日本士兵竞相比赛凶狠毒辣为乐，令人发指的劣迹不胜枚举，包括把孕妇肚里的孩子活生生用刺刀挑出，不得不同意阿杰的看法。就逻辑上来说，“偷总比抢好”，虽无法苟同，却不得不承认。
毒气室与烧尸间比邻，毒气室“程序”结束后，立刻送进火炉“销毁”，流水线的“一贯作业”，就安排设计而言，的确十分“方便”。阿杰不忘嘲讽：“德国人做事的确有‘效率’。”
执行杀人任务的士兵军官，和犹太人有深仇大恨？他认识被杀害的犹太人？如果做出任何泯灭人性的事不需要什么深仇大恨，也就是说，人性的沉沦不需要有理由，人还需要大脑？此刻，深深赞同爱因斯坦的说法，有时候“万物之灵”根本和“执行命令的机器”差不多，这点实在令人绝望。
更让我幻灭的是，一个曾诞生了歌德、贝多芬、巴哈的如此优秀的民族，会随一介莽夫的魔杖起舞？“希特勒一个人偏激也罢，为什么那么多德国人心甘情愿盲目跟随这位奥地利狂徒？”
阿杰不愧“德国通”，对这个问题满有研究：“希特勒自幼丧父，饱受身边亲友歧视、侮辱，长期压抑、不得志导致心理不平衡，造成愤世嫉俗的极端意识，这和德国人的命运有些共同点，两相联结，一拍即合。”
“希特勒和德国人的命运有何关系？”我不解。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3）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是战败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合约，虽然他们也很惨，但没有人同情，甚至大家认为罪有应得，因为祸首先是他们挑起的。很长一段时间，背这十字架，被大国踩在脚底，又四面受敌，简直尊严扫地，换句话说，就是‘狗急跳墙’。是希特勒的大日耳曼主义重拾他们的自信，迎合当时德国人的需要和心理。别忘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巴掌拍不响”，“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怎么样的政府”，这点我同意。
“所以，当时德国人认定只有希特勒才能带领德国，希特勒的领导地位是无可取代的。”阿杰似乎不赞成希特勒一个人背黑锅。
“你的意思是，仇恨可以让人变成魔鬼？”
阿杰点点头：“你也知道，他们为此付出很大代价，二次大战导致五千万德国人丧生，家园变废墟。”
甚至直到今天，德国还在为二次大战认错、道歉与赔偿，犹太人仍然无法原谅他们。相形之下，中国人是否健忘得多？而日本政府不肯认错，又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无耻行径，难道不必负责或接受惩罚？一句“公道自在人心”、“以德报怨”就能弭平历史伤痕？我该相信：“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或者因为“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肯定《圣经》上耶稣的话语：“当有人打你右脸，你应该把左脸送上去”？上帝存在吗？真理是什么？它对人类命运以丢骰子决定？我不禁深深迷惑。
我们不再交谈，慢慢踱步走出阴沉的纪念馆。外面依旧风轻云淡、阳光明朗，辽阔无比的空地上，原来房舍早已拆除，仅留下一排作为参观展示用；跟我们一起上车的德国中学生聚在一角抽烟、聊天，阿杰看了他们一眼，感叹：“年轻一代的德国人不了解，二次大战不是已经结束六十多年，为什么德国人还得继续承担纳粹党徒的罪名，他们哪里知道，人是健忘的，前车之鉴如果不随时警惕在心，历史是很容易重演。”
午后游人不多，偌大的广场更显空旷，宁静中透露着孤寂与凄凉，偶尔传来几声鸟鸣，一阵风扫过，卷起落叶碎石，发出轻轻呜咽声回荡不去，似在哭泣控诉，为当年的悲惨，发出不平之鸣。几十万在大豪惨死的人命，无数受苦受难的灵魂是否已得永恒的安息？
历史会重演吗？今天世界上战争仍不止息，仇恨酝酿的苦酒，似乎继续发酵，带给人类永不止息的灾难。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散文（下）仇恨酝酿的苦酒（1）
夜读杂抄
痖弦（加拿大）
个性
成功的作品是作者全人格的投影。作品的魅力，来自人格的魅力；作品的光辉，来自人格的光辉。
而人格的完成有赖于个性的执著，人格是个性的。
诗人执著于他的个性，使其向偏方向、终极处发展，诗人便完成了他作品的人格。
冯废名的孤绝苦涩，卞之琳的轻盈俊逸，孙大雨的雄放，李金发的险怪，都各走其偏；偏到了尽头，偏到了终极，于是便呈现了人格的精神。如作者是一位“中庸”论者，那也得极端地“偏”于中，偏到了中的“尽头”。偏到了中的“终极”，同样，人格凸现了。
绝对个性的发展中有人，人中有诗。
性别
天才是无性的。
宏伟的文学头脑常常是半雄半雌结合。纯男性或纯女性的头脑，每每缺乏较高的创造力。
在杰出作家的人格显影里，一定有两个人：男人和女人。
有生理上的性别；也有艺术上的性别。
有男性的女作家；也有女性的男作家。
关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考证：
英国小说家伍尔芙（VirginiaWoolf，1881～1941）为此还特别举出文学史上的人物为例，说莎士比是半雌半雄的；济慈、雪莱也许是无性的；密尔顿和班？江森男性成分稍微多一点；华滋华斯和托尔斯泰也是男性因子较强；而王尔德则全是女性的。
福楼拜有一次对人说：“包法利夫人是我！”这部小说事实上是女性福楼拜的自剖。
乔治桑也是雌雄两面，男性的乔治和女性的奥洛亚（她的本名）。她不全是温柔的；当她高喊“麦束是人民的枕头”的时候，她是一个不穿裙子的激进的社会主义者。
伍尔芙说：“每个作家，一定使他的雌雄两性先成婚，一定要躺下来让他的脑子在黑暗里庆祝它的婚礼”，然后，文学诞生了。
在中国，论者从未以这种观点归纳过我们的作家。当然你也可以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是男性的稼轩，“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是女性的李白，而读完长诗《衣钵》和《吴凤》，你会发觉：以婉约见称的郑愁予和杨牧，他们竟也是半雄半雌的！
附记：近读康白情的诗话和伍尔芙女士谈妇女写作的散文，使自己的一些思想片断，得到了印证与延伸。
语言
治语言像治田，经过长年累月的耕用，会使土壤疲乏，庄稼歉收；要想继续保持肥沃（创新），必须往更深处去翻掘。
在生活的上层下面，各种语言在跃动着：
有些语言光滑，润泽，像矿物。
有些语言饱含汁液，像植物。
有些语言有生命，像动物。
而最美丽最有力量的语言是有灵魂的语言，它，属于以上三界。
每一分钟，新的语言在诞生；
每一分钟，旧的语言在死去。
抱起那刚落地的新语言的娃娃；
设法使垂死的旧语言再生。
还不是技巧的问题：街角流浪歌人的歌唱得最坏，然而却能感动人，因为，他歌里有生之真诚。
还不是修辞学的问题：“我们去看海”与“让海看我们”，“老是人生之冬”与“冬是一年之老”一类的词性换位，只是简陋的文字游戏，人人可以得而炮制。
应该是思想的问题。语言的深度就是思想的深度；深度的语言，其本身就是思想。
应该是作家人格要求的问题：认识上的语言是真；意志活动上的语言是善；感情生活上的语言是美。
形式
法国作家纪德（AndrcGidc）在论古典主义时说：“古典主义的美点是‘质朴’，浪漫主义则始终带有骄傲和炫惑。完善的古典主义绝不含有个人的禁止，但含有个人的服从，个人的隶属；字在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