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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指出人是社会动物、环境动物。但是可以说，老百姓所具有的讲故事的方式刘震云已经将之操作绝了，并且训练出了耐心，能够将这种模仿的满足延续下去，凑足一个故事。但作家毕竟是作家，而不是被模仿的生活中的对象，作家的脾气在于渲染出了生活中的无奈，或者说是生活本身的无奈。要把这种无奈给谁看呢？给有脾气的人看。这就是小说之外的事情了，并且放在1988年，一切，总归是比今天无奈的多吧：
——前几年刚结婚，小林对这点很不满意，哪能上床就入睡？问：
“你怎么躺倒就着，长此以往，可让人受不了！”
老婆不好意思地解释：
“累了一天，跟猪似的，哪有不躺倒就着的道理！”后来有了孩子，生活越来越复杂，几次折腾搬家，上班下班，弄吃喝拉撒，弄大人小孩，大家都很疲劳，老婆也变得爱唠叨了，这时小林倒觉得老婆上床就入睡是个优点，大家闹矛盾有个盼头，只要头一挨枕头，战争就停止了。所以小林觉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优点缺点，优点缺点是可以转化的。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市化的进程似乎让这一切都过时了，但从对人的关注来看，永远还是这些事：〃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拉屎”，庸俗，永远是庸俗，鸡毛蒜皮，永远是鸡毛蒜皮。刘震云很残忍，在他的小说中，庸俗也可以让一个人满足，庸俗也可以让一个人有自尊。
小人物的悲哀，永远是刘震云讲故事的一个核心要素，即便到今天的《手机》，小说中人物的生活似乎高档了不少，但刘震云很聪明地让他们的面目模糊不清，因为小人物的面目永远是模糊不清的。从《一地鸡毛》的“副局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到手机的电视节目策划、节目主持人，有了扮演故事的人，还要有支配故事发生发展的的线索，那就是权利与喜剧气氛。
可惜的是，这些故事模拟了刘震云内心中的真实，但却讲得不轻松，不老实。斗争，阴谋，沉重，虚伪，每个人都披着其中一间外衣，对号入座。即便生命是场苦难，故事中人物却都没有勇气承担，因为作者自己就已经无力承担。故事被讲得很压抑，说喜剧，更是为了突出悲剧氛围，故事在讲下去，人物的内心也在不停的损耗，他们的挣扎、反抗变的无耻而脆弱，看不到希望，这种情绪虽没有不加控制地绵延，但也丝毫谈不上一丝亮光，没有留下一丝精神力量成为后来讲故事的人的心理资源。
但狡猾的刘震云否定了这一点，他狡猾得把自己都骗了。《一地鸡毛》被拍成电视剧后知道的人很多，但刘震云却说它最初的名字是《阳光一缕》。并说虽然生活是非常乏味无情冷酷的，但仔细想想还是充满着许多乐趣的，尽管这种乐趣特别灰色。有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玩笑特别悲凉，但大家彼此都是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而且辩解，就个人的写作而言，从自身写作的愿望来说，像《一地鸡毛》、《单位》这类小说绝不是对人的嘲讽对人的漠不关心，而正是他发现了生活中一缕阳光的时候，才开始写的。
看，把自己骗得多好。
第二章批判刘震云 （3）
想象力：不骂你缺失
作为作家智商和职业态度的体现，想象力似乎从来就显得不可或缺，并且成为攻击同类的理由：想象力缺失。从语言再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似乎没有想象力，小说就不叫小说了，没有了想象力，一切叙述都是无趣的。想象力，经常成为作家评判自己喜好的标准。
刘震云小说中的故事都不是自己经历和见闻的照搬，没有了想象力，刘震云就不是刘震云了。在刘震云看来，一个作家学会准确生动的描摹生活，简直就像是练习描红这样的基本功，因此，今天流行的一切网络小说、自传小说在他看来都是等而下之的。
在中国，一个人的聪明往往遭人忌恨，若是自以为聪明，那就是遭人厌恶了。刘震云也很聪明，但他善于藏拙，也就是说，背后留了一手。他低调，声称自己很笨，最重要的，他在炫耀自己的想象力的时候，从来不提“智商”这个词，而说，“文化”。
要批判这个想象力，还是刘震云自己帮了大忙，因为图穷匕见，终于见到了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文化。
想象力，在最初的人类活动中，体现为假设的能力，钻木可不可以取火？熟肉是不是更好吃？人类并以相应的实践验证了这种可能，从而为想象力的雏形找到了自信的根基，而文化，从来都是需要自信的。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人类有了文化，从此开始了漫长不知所终的文化苦旅。
在以后的农业社会中，大脑皮层不断变得褶皱更多——智商增加了。同时，除了种地，有了专门化的职业——求知。文化变为吹气球，气球是早已有之的，还能越吹越大，多好玩啊，而且吹气球的实践让自古以来的文人都知道，不能把气球弄破了，若是弄破了，没有气球玩，要么还得去种地，要么陷入无聊且无法生存的境地。
吹牛耍嘴皮在民间从来都没有被看成过美德，而偏偏这些人是最有想象力的，五四运动带来的社会胜利使这些牛皮可以登堂入室，想象力在这个民族一时体会到了有趣带来的文化快感。胡适和毛泽东都是很有想象力的，小聪明从来都靠大聪明罩着混，有了文化，想象力似乎也有了自由。
一个勤奋的人似乎更有理由有想象力，这个民族也是勤奋的，大家都认为刀越用越快，脑子越用越好用。一个在庄稼地里辛劳一生的人，也好像更对土地有发言权，在他眼里，一切都是有趣的，土地是有文化的，充满比喻，也充满想象。
由此人在想象力方面更有主动性了，最早的想象只是假象，充满了陷入无聊的冒险。而到了大师刘震云这里，想象力成为自觉想象的力，已经越过了自发的门槛，既是大师，文化的谱写就已经落到了自己的手上。想象力，成为让无聊贫嘴或不贫嘴的人们憋屈的门槛。
想象力使故事生动，情节丰富。这使刘震云更加信任想象力，甚至对想象力寄予更高的厚望，尝试让想象力促进这个民族古老语言的现代化，于是，出手就是一个《故乡面和花朵》，想象演变为精神世界的癫狂，刘震云忽然变为一个聒噪者，饶舌者，但却巴不得让人看出他其实很清醒。
话说回来，既然文化已经发展至此，那目前的情况就是，没有想象力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从刘震云的角度，既上贼船，还是要有贼胆，为了不让《故乡面和花朵》的想象力如水土般流失，那就使出一个农民的性子，笔耕不辍，八年抗战了。
无聊如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并不比我们的诋毁有聊，想象力也只是一场脆弱的梦魇。是什么支撑做梦的刘震云能一直不要醒来呢？答案谁知道呢，不过要是以想象度之的话，那估计就是之于河南延津的北京，之于半途而废彻底无聊的成功吧。
文化是经验，是明灯，是安全感。想象是投资，是筹码，是安全套。纵观刘震云的写作史和想象史，我们不难看到，1980年代，他还停留在对客观世界比较独特比较认真的描摹上，想象力在当时更多是一种对生活的运用能力，这一点作为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写作的方式，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不知是感受到了不满还是觉察到了局限，试图在后来的想象中用长篇开辟一条新路，他想要挖掘深藏的和隐藏的现实，也就是挖掘自己的新的想象力。其实说起来，这种方式古已有之，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长卷《追忆似水年华》，就将想象力和精神世界进行了最大的结合。然而让刘震云感到彷徨的是，普鲁斯特是如何抛弃一种智力创作而进入一种如水的创作状态的，是自己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决定了的吗？刘震云也试图尽量往无智力意识靠拢，但却忘了自己，毕竟是《一地鸡毛》的作者啊。虽不谈论过去的作品，但总不至于不明智地让读者也跟着自己忘记吧。
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中用想象营造调侃与严峻，并解剖“世界恢复礼义与廉耻委员会”秘书长俺孬舅（刘老孬）以及俺孬舅身边的种种人物，以及俺孬妗冯？大美眼到瞎鹿叔叔、小麻子和六指以及诸如刘全玉、脏人韩等等人物的心灵——如果这些人物在刘震云的想象里需要有心灵的话。整部书是对中国二十世纪末乡村文化的一次集中想象，对民族灵魂的一次集中文化总结，想想扩大了野心，刘震云试图对世纪末的人类灵魂的有一次有深度的文化探寻。但是文体的体验削弱了本来就脆弱的想象，而且这想象不必要地模仿了精神世界中的无聊。这洋洋洒洒的二百万言没有受到叙事性的限制，故意不用传统的线性或板块组合的叙事结构，乃至时空交错等等被模仿的现代派，而要搞一些立体交叉等等。在此，连他最得意的想象力都感到了无辜，这些又有什么意思呢？叙事、议论、抒情、书信、电传、附录以及歌谣、俚曲，难道刘震云眼里的世界的文化真的这么让人眼花缭乱吗？这是反过来在向世界诉苦吗？先把传统和现代，乡村和都市，过去和未来分得那么清，其目的却反过来，只是想把他们重新糅合。我们的作家啊，的确有点过于勤奋了。大量的排比句，看起来是对想象力的一种清算，实际上却是对它种类的一次集中阉割。
作为写作的艺术，它本身却面临处理想象力的尴尬，外观仅仅是蚂蚁一样的语言，要担负起多元素的丰富，跨时空的多结构。其实，写作可不可以不艺术呢？刘震云为什么就不想想这个问题。或许他在这一步之前，想写作可不可以不现实想得过于累了。浪漫、张扬，成为了此中想象力的折衷，一部看似大气，实则脊柱弯曲的作品就此诞生了。
第二章批判刘震云 （4）
与主流文化的关系
这个话题要从作家的境遇谈起，这毕竟是他写作所依赖的根本。刘震云1987年在《人面文学》发表《塔铺》，算是打响了自己写作生涯的第一枪。比起同时代的苏童，他算是出名得比较晚的一个，但平均而言，一个1958年出生的作家，在29岁出名，也说不上多晚，给人造成大器晚成的印象，完全是因为他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凭借《新兵连》、《一地鸡毛》、《单位》、《官场》等中短篇作品，获奖无数，迅速成为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名的作家之一，而且自己也当上了鲁迅文学奖的评委，被人尊称大师，这与成名的时间对比，多少有些暴发的意思。
1991年发表的《一地鸡毛》被改编为电视剧，使刘震云广为人知。时隔12年，刘震云捧出了长篇小说《手机》，这是继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之后的新作。这三部长篇小说，写了十四年时间，对于一个没有浮出水面的作家而言，在今天的写作环境，花十四年时间写三部小说，无疑是自寻死路。而刘震云凭借自己的名气和退路，就真的是做到了。这三部作品出版以后命运各有不同：《故乡面和花朵》印刷了3万套，出版以后，堆在书店的书架上厚厚的一撂，就像几匹汉朝出土的砖头，把原来的贩死们都打蒙了，都说看不懂，评论家也都忽然变成了哑巴，或许他们觉得，有了一点名气的刘震云，是不是想把这些虚幻的名气抛开，重新去过一个文学青年的生活？紧接着的《一腔废话》，搭上刘震云亲自出马叫卖，并且否定那些被盖棺定论的“新现实主义”小说，说那些都不算，这《一腔废话》才是货真价实的“新现实主义”小说，结果好赖开机6万，读者却不买账，还是说不好看，但评论家这回反应却不一样了，终于有了出来赞誉的，似乎刘震云的写作新方向让他们看到了自己职业的希望；等到《手机》出版，因为是和冯小刚电影《手机》前后脚跨入观众视野，自然有了让刘震云本人受宠若惊得媒体效应，发行迅速突破30万册，创下了刘震云作品销售最高记录。而且书一上市，除了一些八卦传闻，几乎没有什么负面反应，读者一片叫好，评论家们也举双手争相发言，说作品有新突破。刘震云的文学版图，在21世纪商业化的气氛中迅猛扩张。
2004年1月5日，据称由几百万网友投票评出的新浪网2003年度文学奖揭晓，刘震云以《手机》荣获该奖。刘震云在颁奖仪式上发表获奖感想说，他将这个文学奖视为自己的荣幸，因为它是多数人评出来的，而不是少数人评出来的。而且它评的文学奖，跟其他中国文学奖的区别是，它评出了一个人，而不是十个人，这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
这就是刘震云的幽默方式，也是他的处世方式，尽管他自己认为自己小说中的幽默都是灰色的，自己却在现实生活中频频运用，或许是他感到，这灰色的方式让自己屡试不爽？
刘震云认为大学教授往往没文化，而真正有文化的人，甚至可以是大字都不识几个的民间手工艺人。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具备独立精神，历来就是一个社会的附庸，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解释别人，只知道书本上别人教给他的那些知识，而且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对还是错，他们掌握这些知识意味着自己特别有文化，但他们忽略了文化和学到知识是两回事儿。刘震云还觉得自己也是个不入流的人，即便是在大学的课堂上搞讲座，他也会在一开始非常低调，然后在过程和结束的时候稍微抬高一点姿态。说到文学，说到创作他很严肃，说到媒体说到商业，他会变得理直气壮，态度鲜明地强调自己并不是在做秀。
被《手机》闹昏了头脑的刘震云，似乎忘记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的作品展现给世人最多的，还是生活中太多的不幸和无奈，他向世人揭示世界展现给大家的面目是荒诞的。如果他想得起这些，他现在的理直气壮难道就不是荒诞的和难于自言其说的吗？能把前后十多年的刘震云一以贯之的唯一答案，在于作者自己对荒诞的确认和信仰，然后就是虚无的没有什么不可以，这种虚无甚至能够构成一种虔诚，而这种虔诚并非来自内心，因为内心对早已腐烂，有的只是对从旧时代的权力到新世纪的商业化浪潮的敬畏，对自身卑微的无可奈何，以及聊胜于无的攫取社会资源的方式。很明显，文学也可以教会一个人认识到现实的残酷，而刘震云只不过比他的读者明白得更早更深而已。
所以不难理解，刘震云式的幽默方式，他的低调冷漠，乃至调侃，无不从自我保护开始，然后乐此不彼。
在《手机》前后的媒体发言当中，刘震云可以把一些只有俗人关心的细节说得很圆，这个笨人老爱说的一个话就是笨鸟先飞，看来社会对他有什么疑问他已经早想到了。比如，他说先有电影《手机》，然后再有小说《手机》，那是特别好的事情，因为有了好的剧本这个台阶，反而可以把小说写得更好。而且电影促进了小说的传播，甚至是由1万本到10万本的途径扩大，增加读者增加收入，为什么要装出清高的样子拒绝呢？然后反戈一击，说那些批评这样做不对的人，他们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连剧本都写不好，他们没有这个才华，他们只会往小说里加水。并且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举例排在前十名的中国作家，有多少人跟影视剧没有关系，以说明他们的知名度跟他们的作品改编成影视有极大关系，作家应该尊重现实。
说完传播说作品本身，刘震云认为电影电视剧不会对自己的小说有影响，不会对自己的写作构成伤害。一个经历过虚无的作家，容易觉得写什么是无所谓的，怎么写才是关键。而刘震云却抱定自己写作《手机》的初衷是因为对“说话”这一主题感兴趣，这就是说，写什么对他而言还是很关键的，从而把自己从虚无里区分了出来。正在他边说边悄悄审视自己的言行有没有安全漏洞的时候，电影《手机》的导演冯小刚一语道破真相——刘震云对手机一点兴趣都没有。想想看，电影《手机》炫耀了一大堆最新款的手机，炫耀了一大堆手机新功能，这些连大部分文学青年都自感落伍的东西，他刘震云除了感到好奇，还能认为这比自己的写作更为重要？
《手机》前后的表现，让人不禁怀疑，或许刘震云经过十四年写作三部长篇小说，现在幡然醒悟，自己是浪费了十四年的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