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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性腹泻
看过莫言小说的人，极容易得出一个清晰的判断：他是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要说他不会过日子，他似乎比谁都明白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可让人感觉越来越幽默的是，一旦手下有了点实物，他好像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极尽铺张之才能，大肆挥霍语言，挥霍情景，挥霍感觉。在大吃二喝炒豆芽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造就他的胃？
“我每天都跟我的肠子对话，他的声音低沉混浊，好像鼻子堵塞的人发出的声音。……我伸手抓过那鳖裙，迅速地掩进嘴里。从口腔到胃这一段，都是腥的、热的。我的肠子在肚子里为我的行动欢呼。”小说《罪过》里的这段描写，让我们看到，消化器官被赋予了独立的生命，成为主体的另一个“自我”。肠子像头脑一样地思考，并与主体对话。是它驱使着主体去“抓取”和“吞食”物质，而主体则成了这种肉体化的欲望的执行者。或者可以说，肉体化的欲望才是真正的“主体”。再仔细看，就会发现，“我”对于食物的态度是贪婪的。谁料想，贪婪竟被莫言发展成其小说感官经验的基本形态之一？再说，少年那种掠夺、饥不择食和吞噬的摄食方式，就让人疑心莫言本人没准是饿死鬼托生的？他的笔下，吃总是如同一场战斗，很少有那种悠闲而体面的用餐。《食草家庭》的第五章，二姑的两个莽儿子就是怀抱着顶上了火的枪在“消灭”食物。《酒国》里所涉及的几次盛宴，食客们也都是“犹如风卷残云”般地扫荡饭菜。就连那些平素优雅风流的服务小姐们，打扫残羹时“吃相都很凶恶”。此类不堪入目的“吃相”，使莫言把贪婪的经验推向了喜剧性高度，与此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人性的另一面本质：本能的动物性。咱们国家古代传说中贪吃的神——饕餮，就是人兽混合的形象，它有一张巨大无比的嘴和惊人的食量。这个形象，就容易就让人觉察到，国人对于自身动物性本能（首先是食欲）的恐惧。咱们看，《酒国》里的高级侦察员丁钩儿，自始至终都在与各种饮食打交道。他所侦察的案发地点——酒国市，整个儿就是一个大吃大喝的国度，说它是一个“饕餮国”，一点也不过分。这里的人，简直是食无禁忌：不光吃各种各样的食物，而且对同一种食物又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加之，吃与喝是联动的，唇亡齿寒，这里的酿酒业也异常发达，甚至还有一所酿造大学。而丁钩儿所要侦察的又是一桩所谓“吃红烧婴儿”的案件。他一俟踏上酒国市的土地，就与可怕的食欲作斗争。这位老牌的高级侦察员，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强大理智，去克服肉体的欲望，最终还是失败了。与其说是饮食的快感消解了他的意志，不如说是其个人的意志完全被自己的欲望吞噬了。
丁钩儿被自己的本能打垮了，饥肠辘辘的莫言，也难逃此劫。有时候，我甚至以为，丁钩儿是不是莫言写作的自画像？与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其早期的《透明的红萝卜》，倒显得比较克制。这部作品在文体上是有风度的，甚至是羞涩的，它好像不愿意让人们联想到过度的“匮乏”，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暴露出贪婪的欲望。从小说主人公黑孩的头颈与身体的比例来看，他属于典型的“二度营养不良”。小说里，这个孩子总是避免开口说话。开口说话，也会无端地消耗自身本来就匮乏的能量，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把红萝卜转化为自己梦想的对象。虽然红萝卜并非最好的果腹之物，也算不上是可口之物，但却被莫言赋予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这种感觉的迅速迁移，能否起到“望梅止渴”式的暂时性效果，咱们不得而知，但这部作品的确在崇尚浪漫诗意的八十年代中期博得了热烈的喝彩。而后的《欢乐》《爆炸》《红蝗》一类作品，就完全“暴饮暴食化”了。那些馋相毕露的描写，时常搅乱人们脆弱的神经：内心的某种隐忧，油然而生？
放眼整个世界，食物安全问题是最大的焦点。莫言的小说，始终离不开饥饿这个主题。也许他小时候饿怕了，也许是国人的本相使然。肿胀的语言，扩张性的场景以及膨化的感觉，都在另一个向度，反证着莫言曾经溺于饥饿的阴影。 有关饥饿，虹影曾写过《饥饿的女儿》，刘震云曾写过《一九三四》，王蒙曾写过《坚硬的稀粥》，可他们引人注目的是主题化的经历，而不是主题的本能化。主题在莫言的笔下本能化，使其作品的形式必然曲径通幽般地呈现个人的本相。其实，饥饿在咱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高楼大厦平地起，挡不住咱们的饥饿，日进斗金的股票证券消灭不了饥饿，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豪华时装。。。。。。掩饰不了饥饿。叫人毛骨耸然的是，这饥饿恐怕不仅是现世的，而且是涉及过去和来世的；不仅是底层的，而且是全民的。饥饿不仅跟下岗工人，跟绵延千年一成不变的农村寸步不离，而且也跟城市新贵，跟香车美人和拥有这些财货的巨富形影相随。
孔圣人说，食色性也。在咱们这块古怪的土地上，虽然也曾上演了女人祸水般的历史传奇，但女人的情爱几乎从来只具有物品财宝象征的意义。浪漫爱情作为一种精神和人生境界，似乎只有在欧西民族和荷马史诗里才能寻得到。对于国人，吃始终是第一位的，食是国人的灵魂。从远古起，人们就知道〃饥者歌其食〃。汉人说，〃民以食为天〃。《周书》里介绍八件国家大事，第一就是食。《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自饮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病苦，人之大恶存焉。〃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管仲认为，治理老百姓（〃牧民〃）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有饭吃（〃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民国时期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为官之道，就是有饭大家吃。开天辟地的中共领袖毛泽东，曾开门见山地指教前来寻求解决内困良策的的泰国领导人差猜：给老百姓一口饭吃，他们就不会跟着泰国共产党造反了。现如今的政府，成天价招呼“无农不稳”，看样子也是意识到了大国的危机所在。平常老百姓吵架，一到节骨眼上，就爱恶狠狠地证明自己立论做人的坚实，〃我信什么？我信吃饱了肚子不饿。〃鲁迅也说过，〃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唯饭史观〃，果不其然，把鲁迅造就成了一个明察秋毫、谁都不宽恕的“民族魂”。
〃我食故我在〃。饮食不光是咱们的生存实质内容，而且也是咱们的汉语本位。书面语言不用说，就是日常人们见面打招呼，也总是说〃吃过饭没有〃；问一个人的工作：〃混得如何？〃你混的那口饭好不好吃？羡慕一个人的职业：〃他多滋润哪，吃香的喝辣的！〃对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则会指责他：〃你干什么吃的！〃对行为异常的人会嘲笑他：〃吃饱了撑的！〃晓之以理时会作通牒：〃吃不了兜着走！〃至于吃亏、吃得开、吃不消等等，饮食的语言几乎成为汉语表征事物的全部手段。按理说这一情况，只有在原始人中才普遍存在，但各民族在其远古时代也并不全部以〃吃〃喻一切，人家很多民族都是以身体的感觉移情于对外界的认知。不能不承认，咱们的语言思维，还停在原始阶段呵。
找到了老根，莫言才会对吃理直气壮地津津乐道。国人之所以把吃饭等同于〃活着〃，就是因为咱们打老辈子就粮食不足。《救荒本草》、《野菜博录》之类的实用说明书，为什么会在中国的植物学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观音土、榆树叶、茅草根之类的东西，为什么会在中国人的生活史上成为文章的筋骨？圣人所关心的那种〃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荒年不免于死亡〃的寻常百姓生活，为什么从远古到如今，都未曾彻底改变？据可靠资料透露，在目前的十数亿国民中，尚有近万万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假如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依附的力量，公开地抢掠，夺取别人的资源拚命挤进人肉的筵席占一席位，就绝非什么危言耸听？求生的本能，总是大于或高于任何游戏规则。乱世是人之欲望无限地膨胀又无望地难以满足的一种结果。生活在这种乱世，国人的生存不幸是多重的，而且这不是少数人的不幸，是绝大多数国人的不幸。鲁迅认为，依附型的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也是中外史学家关注的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原因昭然，又如此简单明了：饥饿。
面对还没有渡过“口腔期”的国人，是饥饿激活并催生了莫言的想象，以致于堆积与夸饰竟然成就了他的小说风格。众所周知，儿童在语言习得和事物认知的初期，往往通过搭积木来确定自己所认识的事物。堆积，有助于事物的空间确认，也有利于事物据有者认识的直观。莫言的知识框架，完全可以说，就是一张“菜单”。食谱和知识系谱之间，确实存有某种隐秘的相关性。在散文《忘不了吃》里，莫言说，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食谱做出了贡献。《酒国》中的食谱就像是一部辞典。它与任何一部辞典一样，其结构编排规则，同样体现了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秩序的理解。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知识与食物相提并论，把知识喻为“精神食粮”。这两类食粮之于莫言，是同等的重要，并且，两者之间有着充分的一致性。试想，一位小学肄业的年轻人要成为杰出的作家，其在知识方面的饥渴，不把自己逼成“饕餮”式的贪婪之徒，怎么才会补足少年时代在物质和知识两方面的匮乏？两方面的贪婪，加速了莫言文体上的扩张。其笔下接连出现的强盗形象（如《红高梁家族》中的人物），又是另一种铁证。强盗的特征即攫取和占有。像强盗们坐地分赃时盘点自己的劫掠所得一样，莫言总是这样清点自己的经验“账目”。他的经验世界通过食物系统向周边扩张。“强盗”形象正是其扩张型的“自我意识”表征，与其放纵的文体互为表里。
病从口入。亮出莫言的舌苔，即可确诊：他患的是饥饿性腹泻。病因即贪食导致的消化不良。贪食，说到底是一种源自本能的报复。饥饿是生命的一部分，尤其是童年时期的饥饿，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致命性的后果。生于1955年的莫言，曾自作主张把自己名字中的“谟”字拆开写，于是便成了莫言，意思是少说话，多写字，多思考——因为说话费力气，而动脑子则可以保持肚子里食物的能量。刻骨铭心的经历，使莫言一旦翻身，就立马变脸。至今，他已说了二百余万字。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反复重叠的句式和丰富的感性词汇，几近“宁可胡说不能没说”的境地。咱们知道，“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汉语一度膨胀到了极点，可人们在那个时期的精神，却极度的“匮乏”。这表明，“挥霍”的心理学基础未必基于“充裕”，相反，倒可能是出自曾经的“匮乏”。“挥霍”一方面是所有者对自己由“匮乏”变为“充裕”的炫耀。另一方面，“挥霍”即是“浪费”，是对过度“充裕”的所有物的否定性使用。纵观莫言这些夸张的言辞，只是为了达成一种意义的“肿胀”状态。“肿胀”并不是真正的生长。“肿胀”的言辞在被过度“挥霍”之后，终究要归于沉寂。无言的沉寂，必将宣判话语的“喧嚣”为无意义。言说在其根本之处，往往变成了其意义的反面，成为对自身的否定，正如瓦莱里所说的：“语言正在被雇用来使人沉默，它正在表达无言。”言说使言说自身取消了意义，这是对语义的有意悬搁，还是抵达元语言叙述的一种努力？意义的空虚是否是语言沉默的因由？莫言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第三章批判莫言 （2）
通红的媚眼
红色是富贵的颜色，性感的颜色，同时又是血液的颜色，扩张的颜色。眼贼的大导演张艺谋，似乎与莫言心有灵犀，便在电影里戮力张扬红色情结，结果一举轰动了西方世界。张艺谋的成功提醒我们，红色所内孕的饥饿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暴力期许，很容易相反相成地一拍即合。作家的出场，假若选择这一既识时务又易立竿见影的路径，就极有可能轻松地趟过禁忌的雷区，一举数得。山东的作家大多入世，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意识比较根深。借壳上市，或者借船出海，这是山东作家貌似老实的本能的狡猾。草根阶层出身的莫言，肯定比常人更明晓捷径的速效功能。所以，一开始给小说起名，他就一串儿的红。什么“透明的红萝卜”，什么“红高梁”，什么“红蝗”，什么“红树林”之类。时至今日，当我们发现莫言成名的秘笈，才晓得他暗渡陈仓的活儿干得不错。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烂在骨髓里的一个死结。只要是你随时想着努力解开这个死结，即使在小说里撒点野，甚至玩点暴力与色情的游戏，也能轻松地取得通行证，从而进一步取得大把大把的金钱以及大摞大摞的国家级获奖证书。比如《红高梁》，题材显然是准抗日题材，然而小说的内核展示，却是“我奶奶”的命运。“我奶奶”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将来有一天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贪财的父亲，却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仅仅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仅仅因为单家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后而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惟有生命之火一浪高过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梁一般通红的性格也因之成形。审视这一人物所充溢的抗日激情，不难发现，其中并没有蕴含着什么言之凿凿的理性与思想，其动因也仅仅是“我奶奶”的管家与情人刘罗汉大爷为保护她和她家的财产而被日本人活活生剥，这一血腥惨目的景象令她不杀日本人不得安宁。她端出纪念刘罗汉大爷的血酒，让余司令喝了去杀日本人，让儿子豆官跟上余司令为罗汉大爷报仇，而自己也像大鸟一样牺牲在伏击日本人的战场上。在这里，“我奶奶”早已不是传统美学的那种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生命活力四射，洋溢着风流成性，以义气为热血的新女性。曾有论者武断地认定，这一形象具备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是个拥有“性解放”意识的现代女性形象。殊不知，这一形象的文化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记得有位诗友说过，“文化在下面。”在我国广大农村，当下仍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作敢为为英雄豪气，是这一文化方式的主要特征。“我奶奶”的一举一动，恰恰是这一俗文化的泼染。
现在看，“红高梁”在当时一炮走红，既有历史的成因，又有现实的动力促成。纵向看，固有的抗日小说除了偷袭鬼子的炮楼，就是狭路相逢时拼刺刀，很少顾及主人公个人生命意志的自由表达。横向看，八十年代正好是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不久，所谓的思想解放开始启动。尽管刚刚通过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这个时候，国人的自信，国人的思想，依然受着很多压抑与钳制。一个人并不能畅所欲言，甚至不能畅所欲想，想什么，都好像有人管着你。如此语境，要求个性解放，希望张扬个性，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干自己想干的事，就必然变成整个社会的潜在要求。《红高梁》及时契合了这种需求，因之在国人的心中一下子引发了强烈的震荡。
尘埃落定。《红高梁》的动感彰明，还是作者代民族立言、代国家立言的意识占了上风。国家主义始终是统治者整合民间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在后极权主义当家的国度，民间意识形态要想堂而皇之地出场，就必须与其眉来眼去，达成相当的妥协后，方能貌合神离地现身。从《檀香刑》的声音里找寻，结果显示，贯穿全书的最强音，既不是莫言所说的火车的声音，也不是他所谓的猫腔的声音，而是一种为国家代言的杀戮的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