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琛碧峁┑牟牧闲闯傻摹Ｔ谖鞲袼�193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伙伴》中出现了一对姓廖的中国兄弟，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儿子廖承志在柏林，以及他们与胡兰畦的关系，就会发现西格斯小说中的中国人物命名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根据1933年发表在《红旗》杂志第9期上的一则纪录，安娜·西格斯还准备和一位名叫Schü Kreng（实际上就是胡兰畦）的中国女作家创作一部反映一位中国妇女的人生和发展的长篇小说。可惜因德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使这一合作计划搁浅。否则中德文学关系史将会出现一部与茅盾的《虹》相对应的德文作品。
1933年春，因从事进步运动，胡兰畦被希特勒法西斯关进德国女牢。当时在上海，宋庆龄、鲁迅等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沪领事馆提出抗议。三个月后，胡兰畦才获释，不久被迫流亡他国。像大多数德国进步作家一样，安娜·西格斯也于这年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流亡生活。
出狱后，胡兰畦写了《在德国女牢中》一书，该书曾经在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主编的《世界报》上连载，被译成英、德、俄、西等国文字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6年该书在上海出版，半年内重印四次。1983年，该书由成都人民出版社再版。
1941年，流亡在墨西哥的安娜·西格斯还记着胡兰畦，她在《自由德国》上发表了短篇翻译《挑夫》，载明原作者是“兰畦”作，由中文翻译。在墨西哥期间，西格斯还在《自由德国》（1944年第8期、第9期）上撰文介绍评价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一书。
1950年9、10月间，作为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代表的安娜·西格斯随团访问中国，参加我国国庆盛典。她在来中国的飞机上，与研究德语文学出访归国的冯至先生相遇，他们提到胡兰畦。西格斯在9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飞机越过长城。在机上遇见的戴大眼镜的，他认识兰畦。”冯至也有文字记载这次相逢（冯至：《安娜·西格斯印象》，初刊于1951年《文艺报》）。据说她在这次访问中还特地与胡兰畦见了面。顺便说一下，安娜·西格斯还为1952年德国艺术科学院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德译本撰写了后记，1952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她的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文字。同年，西格斯还写作了《关于中国戏剧的通讯》一文。
西格斯和胡兰畦当年在文学上的合作关系一直处于尘封中，成为研究界的不解之谜。这与西格斯所留文字中对胡兰畦名字的多样记载不无关联，或简略为L。，或Schtü…Yin（胡兰畦曾化名为徐茵），或Shui Kreng，或Shui…Kiang，或Lansi，无怪乎会给德国的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难。早在1965年出版的弗·阿尔布莱希特（Friedrich Albrecht）《叙述家安娜·西格斯1926—1932》（Die Erz？hlerin Anna seghers）中就已提及西格斯与中国女作家Schü Yin（徐茵）的合作。1984年民主德国研究西格斯的著名专家弗兰克·瓦格纳教授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所作的《西格斯与中国》的学术报告中表示不知道这位在三十年代与西格斯合作的中国女作家是谁。1993年旅居美国的德语文学女学者克·奇·罗米奥（Christiane Zehn Romero）在其专著《安娜·西格斯传》中首次发表了一幅安娜·西格斯与一位名叫Schü Yin的中国作家的照片，但不知道她就是胡兰畦。德国女学者阿·里希特（Albrecht Richter）在其发表于1994的专门研究西格斯与中国文学关系的博士论文《安娜·西格斯作品中的中国和“中国因素”》（China und'Chinesisches’im Werk von Anna Seghers）中，也未能发掘出胡兰畦与西格斯这段鲜为人知的中德文学因缘。
直至1994年后，德国安娜·西格斯研究界在中德学者（瓦格纳、李士勋、杜文棠）的合作下，这一文学之谜才得以解开，为世人所知。1996年，德国安娜·西格斯学会年刊《墨鱼舟》刊发了弗兰克·瓦格纳的《一个女人和她的名字》（西格斯有一部长篇小说标题为《一个男人和他的名字》，在五十年代曾由德语文学翻译家、音乐家廖尚果译为中文）、杜文棠的《谁是胡兰畦》和李士勋的《胡兰畦的最后岁月》等文，向德文世界的读者介绍胡兰畦的生平事迹以及她与西格斯的文学友谊。受瓦格纳教授的委托，旅居德国的德语文学翻译家、《第七个十字架》中文新译本的译者李士勋先生还专程赴成都，探望了病中93高龄的胡兰畦，并赠送了收有六十年前她与安娜·西格斯在柏林合影的《安娜·西格斯画传》（瓦格纳等编著，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作序）一书。李士勋返德后还在柏林的安娜·西格斯纪念馆介绍了胡兰畦，引起了热烈的反响。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逝世于成都。第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长达八百余页的《胡兰畦回忆录（1901—1994）》。
朝圣牛河梁恍悟熊图腾
叶舒宪
长城内外是故乡
2006年4月6日晚，春寒料峭，我来到北京的西直门火车站，准备乘当晚夜车奔赴内蒙古的赤峰，探访红山文化遗址。
西直门火车站现在又称北京北站，只因为有了后修的西客站，原来位于城西的这个老站就让出了自己的本名。不过北站之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指明火车去向。凡是往北京以北地方去的乘车人，如去八达岭、张家口、承德、赤峰一带，多由此发车。在我的记忆中，大约四十年前的小学时代曾经从这里坐火车去八达岭长城。当时交通远不及现在这样发达，去一趟长城已经算得上出远门了。此次和我同行的是相识十多年的陈岗龙教授。记得1993年夏在张家界的比较文学年会上，他还是稚气未脱的蒙古族小伙子，如今已是北大东方学院的栋梁。他主办的蒙古文学会议邀我来交流，会后我提议一起去赤峰考察。这便是这次出行的起因。
列车隆隆向北驶去，城市的灯火渐渐稀疏，隐隐可见远山的轮廓，就要走出长城了。
提起长城，我眼前不禁浮现出2003年在清华召开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期间，陪同耶鲁大学的代表去八达岭游玩时的场景。几位洋人老教授登箭楼俯瞰塞外群山时，那种兴奋万分的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不过，这些外国人或许并不了解，北京的八达岭长城作为首都郊外的旅游胜地，虽然名气很大，但并不是秦始皇汉武帝时代所造的古长城，而是几百年前新修的明代长城！秦长城和汉长城要远的多，位置在明长城以北数百公里的地方。按照“长城内外是故乡”的比喻，赤峰，连同今日的辽宁沈阳，河北北部诸县市，如张家口和阳原县，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以及包头，都是在秦长城和汉长城之界内的！如此说来，我们如今要去探访的赤峰、辽西的史前红山文化区，其实也不是什么塞外，而是关内。走出明长城的旅程，会给今人造成一种假相，形成历史的错位。
赤峰，顾名思义，是红色山峰的意思。上个世纪初的日本学者在这里发现史前文化，命名为“红山文化”。在赤峰发现的红山文化时期的大C字龙，用墨绿色玉制作，又称“碧玉龙”（《赤峰古代艺术》）、“猪首龙”或“猪龙”，如今不仅赤峰市以它为城市标志，就连华夏银行也用它来作自己的符号。这件号称“中华第一龙”的珍贵文物，标志着构成中华文化传统核心的两大符号——龙文化与玉文化的合流。中华神圣象征物早在史前时代就以精美玉雕形象出现在赤峰地区，这个发现开启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新思路：从单一的中原起源观，转向多元化的、中原之外的新空间。
夜色苍茫，在一段旅程之后，前方又浮现出了一片璀璨的灯火，到滦平了。它的东面就是承德。这个以清朝皇帝避暑山庄而著称的地方，从名称上听，倒是有点儒家伦理的含义。过了滦平、承德一线再往北，人们印象中已经是古代北方戎狄的区域了。其实这里离2000年前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还很远呢。5000年前建立有熊国的黄帝族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吧。《山海经》里说黄帝以玉为食，不是隐约地透露着有熊国与赤峰地区兴隆洼文化以来8000年的崇玉文化传统的联系吗？赤峰地区发现史前玉雕龙，虽然对华夏文明起源于中原的传统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还不能说是来自塞外异族的文化。
考古学家苏秉琦早在1982年就提出：中华民族是个大熔炉。与各地域相比，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是长城地带这个熔炉。苏秉琦敏锐地认识到：北方的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辽河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之间互动关系，是揭开中华文明起源之谜的关键。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
4月7日清晨，列车到达赤峰，这里的早春比北京冷多了。赤峰学院的两位教授冒着寒风前来热情迎接。一位是蒙文系的系主任王其格先生，另一位是历史系的系主任、兼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子峰先生。当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妥当，上午参观历史系和博物馆，下午和同学们见面交流。
由于大家对赤峰的远古文化有着共同的兴趣，初次见面就有谈不完的话题。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前面提到的号称“中华第一龙”的大C字龙被发现的经过，套用《易经》中的说法，可谓“现龙在田”。王、徐两位教授栩栩如生的描述，使我仿佛身临其境。
1975年夏，辽宁考古所的孙守道、郭大顺、郭文宣三人从赤峰到克什克腾旗的野外调查中，在翁牛特旗文化馆见到这件玉龙，通高26厘米，外观雕成开口的C形椭圆环状，无爪无角无鳞，素面磨光，头像猪又似鹿，长嘴上翘，头顶至颈背扬起一长鬣，与商周战汉以下的龙造型明显有别。当时还没有关于红山文化出土玉器的系统经验，所以无法断定这玉龙的产生年代。C字龙是在1972年初，一次雨水冲刷后的山坡上暴露出来，由当地乌单镇三星他拉村一农民拣到，放在自家院子里给孩子当玩具用。后被偶然来到家中做客的文化馆人员看到，用了20元人民币采集回来。孙守道等通过文化馆找到那位农民，希望能到出土现场找寻一些线索。可惜时过境迁，那农民已经记不清三年前C形大玉龙得见天日的具体的位置了。他们不甘心，就在该山坡周围方圆一二里的地方做探察，结果除了一些碎陶片以外，并没有什么新发现。那默默无言的C字龙，空有26厘米高的纯玉身躯，还要躺在旗文化馆的库房里继续它的“潜龙勿用”的屈尊经历。
假如那年孙守道等人真的挖掘出更多的文物，限于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恐怕也不会得到多么大的重视。历史性的际遇好像注定要发生在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再一次的“现龙在田”，发生在一个谁也不曾料到的日子——1984年8月4日。牛河梁小山坡的公路下方，在一片积石冢群中的一座石板墓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墓主胸前放置着一青一白两个玉雕龙。由于该墓群属于红山文化遗迹，玉龙的制作年代一下子提前到5000年前。这也就使孙守道等人重新给七十年代所见到的赤峰c字龙断代，从原初假定的西周时代，改定为新石器时代。于是“龙出辽河”这个命题呼之欲出。
孙守道等在石板墓中发现玉雕龙后，接下来的际遇更加出人意料：就在积石冢上方的山坡地，有面积越40000平方米的堤墙状遗址，其中零散地分布着红山文化的彩陶片。发掘者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及时扩大战果，从散布的红烧土迹象入手，逐渐发掘出一座规模可观的建筑遗址——那就是震惊中外的牛河梁女神庙。连同1979年在50公里外发现的东山嘴石祭坛遗址，辽西群山中隐约呈现出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红山文化宗教活动中心。有媒体报道称之为天坛、陵墓、宗庙齐全的“小北京”。有学者推测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物证，认为红山文化的面纱背后潜藏着一个神秘的古国。近十余年来，在河北的围场县、阳原县都曾经发现红山文化玉龙，阳原县还是《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所推崇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最丰富的地区。
在徐子峰教授办公室的桌上，放着一块青色玉石料。我向他询问究竟，才知道这是赤峰地区存在玉矿的实物佐证。玉学界多数人认为，构成红山文化的玉器雕刻传统之基础的原材料，是从几百公里以外的辽宁岫岩县开采得来的。而眼下的这个标本则可证明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大家听徐教授的介绍，唏嘘不已。这么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居然能够充当解释历史文化脉络的线索，这真是令书斋型的学人大开眼界。
赤峰的“中华第一龙”与当代人的不期而遇，自然让我想到在文物第一大省陕西听到的一个类似的发现传奇：《“中国”一词由来：何尊的故事》。
我们中国人迄今所能看到最早书写着“中国”字样的文物——西周青铜器何尊，原来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一个叫陈湖的农民挖掘出土的。在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时，它当作废铜烂铁卖给废品收购站，只换得30斤玉米。万幸的是，废品站居然有文物信息员向上汇报情况，结果使这件三千年前的珍宝免于回炉化铜，以三十块钱作为30斤玉米的补偿，被征集到宝鸡市博物馆（任周方等主编《周秦文明之光》，宝鸡青铜器博物版，2000年，第23页）。虽然已经算作文物了，却因为来历不正，又名不见经传，所以又在博物馆里屈“尊”多年，默默无闻。七十年代初，因为要进京参加“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做除绣清理时才发现底部铭文，顿时身价万倍（用“百倍”说远不够分量）。
不过这30块人民币的何尊，和20块钱的“中华第一龙”相比，还是贵了百分之五十呢！这个差价将永远为国人所铭记！要知道，在六十、七十年代，30斤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月的定量口粮，这些食物在自然灾害的饥荒期足以养活全家一个月！
我在七十年代有幸吃41斤粮的定量，那是因为进工厂做重体力劳动的缘故。最初一年的学徒工资是18元。一年后说涨工资了，如今想起来就像童话，涨了2元，达到月薪20元。
陈教授稍年轻些，没有经历过18元月薪的生活。他发问说：许多人闹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民币近几十年来一再地贬值，而对外国货币的兑换比值却又在上升呢？
我说：经济学家肯定对此有各种说词。不过如果有人能画出一幅中国文物升值与中国货币升值的对比图来，肯定非常直观有趣。就拿中华第一龙做标尺吧，如今假如有机会拿到拍卖会上，又该价值几何呢？肯定高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成千上万倍吧。
陈教授接过话题说：2000年在北京的瀚海拍卖公司举行的秋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私人收藏品——高16厘米的红山文化玉龙，起拍价是118万，成交价是246万。太离谱了吧，恐怕有“托儿”在哄抬价格吧？
我说：拍卖的内幕据说很复杂。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文物的巨幅升值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热为背景的。而中国文物的升值潜力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吧。欧洲现代画家如毕加索的一幅画就能值上千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上亿，我们祖先5000千年精工琢磨出的玉龙神像，哪里能用市价来衡量呢？应该是无价之宝啊。难怪近年来红山古玉在海外为收藏家所争宠。
说这些话的我们，当时也没有料到，就在当年晚些时候，一件“鬼谷子下山”题材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伦敦拍卖行拍出两千四百万英镑。大凡从“文化革命”中走过来的中老年人，恐怕对这个数字都难以置信吧。那一代人的记忆中有多少传统文化的遗物被当作“四旧”而被打碎，无法统计了。
就在我动笔撰写这篇文章之际，2007年2月27日，中国人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奖牌揭晓，在国际传统的奖牌金属制作工艺上添加了玉，使奥林匹克奖牌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而身价倍增。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对中国玉文化传统的自觉继承。
牛河梁熊头之谜
整整20年前，我还在西安的大学里教书，因为研究高唐神女的神话，而涉足到当时的女神研究领域，一篇专家论文干脆把新发现的辽宁牛河梁出土5500年前的中华民族女性祖神实物雕像称作“东方维纳斯”，实在是够刺激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则诗意盎然地把她形容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共祖”。如果此言不虚，那么，牛河梁女神不是比供奉于陕西黄陵县黄帝陵园的黄帝像，或者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更有资格作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对象吗？二十多年来，去牛河梁探访中华史前女神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梦想。4月8日，圆梦的机会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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