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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史前女神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痕迹，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梦想。4月8日，圆梦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们一行十余人，由德力格尔副院长带队，从赤峰学院驱车来到牛河梁。今人看到沉睡地下5500年前的神庙，也就是看到了相当于黄帝之前的礼仪活动空间和崇拜对象。就此而言，我们比司马迁还要幸运，虽然司马迁博学多闻者，但是他没有亲眼看到黄帝时代甚至更早的神庙和神像。在西汉，人们只有凭借书写的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去追溯远古的历史。远处的猪熊山也默默无语，似乎在见证着千万年的沧桑变化。关于这猪熊山，也有故事。它位于正对着牛河梁的一个山脉的顶端，远望过去就像一只伏卧着的巨兽。至于这动物到底是熊，还是猪，仅靠感觉确实闹不大清楚。在当地人的说法中，有叫猪山的，也有叫熊山的。不过在我们的地理知识中，以熊山更加引人注目。如韩国、日本也都有熊山。中原的河南则有熊耳山，对应着《山海经·中山经》记录的“熊耳之山”，以及“熊山有穴曰熊穴，恒出神人”。类似的参照材料，可以使我们眼前的这一座“熊山”显露出一丝神圣性。
如果一座山峰，只是由于外形的相似而被以某种动物来命名，那就没有必要去深究。如果这里是确实有过某种动物的崇拜，那情况就不同了。在韩国，有个叫作“熊津”的地方是崇拜过熊图腾的记号。我们目前面对的熊山，有没有这样的文化背景呢？
这样的联想，似乎为后面的考察埋下了一个伏笔。
进入牛河梁女神庙遗址上盖起来的考古工作站，我们先到简陋的展厅中一睹文物。最吸引大家的自然是女神头像。不过，让我更加好奇的是女神庙中出土的熊下颚骨和动物塑像残件。这些残件中有些难以辨认，有些很明确，比如熊爪和熊头！
既然是拜神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多件熊的形象呢？莫非熊和女神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面对着五十多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先祖所留在神庙之中的这个熊的头骨，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沉淀在脑海深处的关于熊头骨与北方狩猎民族之关系的知识储备一点点浮出水面——
第一例是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
奥罗奇人之所以对熊特别尊重，是因为熊神的亲族常常变成熊的形状在树林中游荡，而要把一只普通的熊同一个熊神区别开来，并非易事。其次，在所有举行这种仪式的民族那里，都有氏族的一个女人和熊结成夫妻的传说。因此，在熊节中有一套庄严而复杂的宗教仪式，熊头受到特别尊敬，熊头悬挂在神杆上，一块骨头也不得遗失，一滴熊血也不能让脚践踏。（斯特忍堡《鞑靼海峡的奥罗奇人》，郭燕顺等编《民族译文集》第一辑，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苏联研究室，1983年，第274页）
第二个例子，是女真一满族人的前身靺鞨人崇拜熊的情况。日本文献史料记载说，在七世纪寇钞（抢劫）靺鞨部落时，从靺鞨人那里得来的俘获物当中就有一些活熊，大概这些熊是为过熊节而专门养肥的。
第三例是前苏联学者索科洛娃等对欧亚大陆北方普遍存在的熊图腾现象的描述：
在对熊的崇拜中，交织着图腾崇拜和生业崇拜的一些特征。在熊的下述昵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许呼叫这种动物的名称，一般都称“兽”、“老兄”、“老人”、“爷爷”等等。尾高指出了生业崇拜同祖先崇拜之间的若干相似之处。一些动物神灵，往往都以家畜保护神的面目出现。在各家的房子里都挂有一些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头骨。后者的头骨能够保佑狩猎顺利。（264页）
第四个例子是尼安德特人熊头祭坛，表明这种熊崇拜信仰的远源如何古老得让人难以置信。在阿尔卑斯山脉及其附近地区，二十世纪以来不断发现许多人工放置的洞熊的头（颅）骨。从1923年到1925年，考古学家发掘瑞士的野人洞，发现几个熊的颅骨与一些长骨堆放一起。1950年在奥地利的一个石穴中发现三个东西向安放的熊颅骨和长骨（参看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第1章4节）。
参照这些以熊或者熊头骨为神圣的实例，我忽然意识到，对于牛河梁女神庙的熊头，有三种可能的解释：
（一）熊头骨的存在，代表红山人崇拜的熊神偶像；（二）代表氏族的图腾，体现着以熊为部落祖先的血缘观念；（三）代表的是熊神使者，即人与熊神沟通的中介物。
上述的三种解释，不论是哪一种更加合理，都同样表明熊在史前人心目中并不是一般的家畜和野兽。人与熊打交道的历史，比起人类进入文明以后的历史，不知道要长久多少倍。法国南部一洞穴中发现的彩绘岩画熊距今三万五千年了，有人类第一幅油画的美誉。被今人几乎遗忘了的这种无比悠久的人熊关系史，可以借助新发现实物材料相对地还原，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熊神或者熊图腾的观念，也可以参照民族学的活化石得到重构。
在料峭的春寒中，我不禁为这学术探索中难得的灵光一现激动得浑身颤栗。
从牛河梁工作站出来，继续参观积石冢群，就是1984年发掘出那一对玉龙的所在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庙与坟冢的相互对应：玉雕熊龙用于埋葬死者，泥塑熊神偶像则用于生人举行仪式祭祀的神庙中，并且与泥塑的女神像对应出现。这就隐约透露出围绕着熊神偶像的一套信仰和仪式。在我看来，孙守道等发掘者最初将积石冢出土的一对玉龙指认为猪龙，后来经过仔细研究又改叫“熊龙”，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改判。尽管至今学术界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更加充分的旁证还是会使熊龙说后来居上，获得认可吧。
4月8日只是考察开始的第一天，当时根本没有意料到，在随后几天中，还会相继看到林西的石熊与石雕女神像的双重发现、赤峰的蚌雕熊神偶与人形偶像的同时存在，等等。回想起来，就好像有一系列的熊图腾神话遗迹正在等待着发现者。告别牛河梁之际，熊山，熊龙，熊头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在随后对中外历史典籍和考古文献资料的深入探究中，我益发意识到：熊神崇拜是一种分布广泛的古老宗教，虽然没有统一的经典和教堂、祭司阶级，却有着对于死而复活信仰的共同象征物——熊骨或者熊形像的高度关注。出于这种集中的关注，熊甚至成为耶稣基督出现以前世界上曾经十分普遍地信奉的与死而复活信仰有关的尊神。
学界王小波或者王朔？
陈 明
作家的文采加训诂学家的眼界加愤青的心态等于《丧家狗：我读“论语”》。对于刚刚拜读的李零先生这部近著，我只能用这样一个等式来加以概括描述。
先说作家的文采。上海有个叫江晓原的教授写过一篇文章专门称赞李零先生文章写得好，结尾好像是说“为什么现在看《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李零先生已经不给它写稿了。”他们专业有交叉，互相读得比较多，但我并不认为这属于戏班子里的喝彩。《读书》读者减少的原因不得而知，但跟“读书体”你可以不喜欢但很难说不好一样，李零先生的文章你可以说怪怪的但不能不承认它别具一格。跟苏东坡不同，对于已有《花问一壶酒》等博得天下文名的李零来说，应该还是十分受用的——甚至比夸他的简帛整理、巫术房中术研究更加受用！私下感觉，就学者和作家这两种身份，李零先生对后者似乎比对前者更在意一些——至于这究竟是时代之故还是天性使然就不敢妄加揣测了。这两种性向的冲突和平衡或平衡和冲突，或许是了解传统文化人心理的一个有趣视角。
再说训诂学家的眼界——这也许是重点。训诂就是识文断字。朴学强调“读书先识字”。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我们做中国古代思想的，识字不多，知道必须站到训诂考据家的肩膀上把东西看清楚明白了，才有思考想象的材料和方向。像近些年蔚为大观的“郭店简”、“上博简”讨论，就主要是借助训诂考据工作者的文献整理才收获自己的成果的。我跟李零最近一次照面即是在上海听他讲《淄衣》《诗论》等。别的都忘了，但报告厅里的投入认真以及心底的钦敬和感激还十分清楚的记得。上海博物馆邀请李零先生主持整理工作，反映了学界对其专业素养的高度认可和信任。
但是，即使按照过去的说法，传统学术也区分为考据、词章和义理三个层面。训诂属于考据，专于也限于识文断字，所谓短饤既是自嘲也是写实。我这里所谓训诂家的眼界，其特征简单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正如人不能还原成胳膊大腿或者猴子，一篇文章也不能还原成字、词、句，它还有脉络和意义。这应该也就是陈寅恪要争取“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原因。虽然也有人立足字义阐释经义做出过成就，但那毕竟并不意味着考据之学即等于义理之学或可以代替义理之学。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的张之洞同样说过“由经学人史学者，史学可信”，但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似乎是想沿袭当年古史辨学派的这一套路（参见该书“总结三”），相信可以用训诂的方法还原《论语》文本和孔子符号的“真相”，进而通过真与假、活与死的二元区分，用解构否定其义理内涵和文化价值。管窥蠡测，自然不免盲人摸象识小不识大之讥。
我们来看书中的几个实例。
该书第343页云：“孔子是怎么变成圣人的？是靠学生。他是靠学生出名。”且不说李零固执地将作为明哲之士的圣人与作为有道之君的圣王互训或混为一谈只是其一家之言，也不说孔子博闻多识，删诗定礼著春秋，继往开来金声玉振当世已获圣人之称，单就老师“靠学生出名”这一命题所预设的前提“学生吹捧能使老师名垂青史”能否成立就大可质疑：与之先后并称显学的墨家学派，子墨子的学生应该也不少吧？做官的也不少吧？组织得也更加严密吧？对于开创门派的“巨子”的宣传与效忠应该也不输于儒家吧？那么，子墨子怎么没有成为圣人？为什么不仅没有成为圣人而且很快归于歇绝？虽然情感、见识不同，但论者一般都还是从墨家的思想主张与社会结构以及其与生活需要的关连度或契合性去探究原因，认为关键是“其道太酷”，实践中缺乏可接受性（对老百姓）或可操作性差（对统治者）。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孔子地位的形成具有关键性是不错的，这是因为统治者意识到“攻守异势”需要“偃武修文”了。由“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的变化后面，实际反映着朝廷与社会的博弈以及执政者平衡内政外交课题的需要。这些内容关节以李零之才、学、识应是不可能不明白不可能不知道。如果董仲舒可以勉强说成孔子学生，汉武帝也是么？即使你像赵本山一样有才，恐怕也说不圆通吧？也许有人要说，李教授这里本就是拿古人杯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今天靠学生出名的老师多么可恶！是的，这些我也觉得可恶，可是这种骂法难道深刻？难道有趣？难道不很有些阿Q？该书第324～325页对“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议论同样属于“批判现实，歪曲传统”的例子。前面清清楚楚说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原意是“当官如果有余力，要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要当官”，接着笔锋一转描述了现在“学问大了”则当官，当了官学问就变大的情况，再然后祭出点睛之笔：“谁说中国传统中断了？”情绪宣泄得倒是很爽，可这一板子抡向古人屁股的同时，自己脸上应该也是火辣辣的才对吧——这二者挂搭得上么！？
李零认为存在“活孔子和死孔子，真孔子和假孔子”，“汉以来或宋以来，大家顶礼膜拜的是人造孔子……孔子也要打假。”活孔子是“丧家狗”，死孔子是“道具、玩偶”；真孔子是“教书匠的祖师爷”，假孔子是“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第11、12、13页）这里涉及的东西很多，难以说深说全，但并不复杂：只要想想汉宋以来关于孔子的政治文化活动是否可以用“造假”二字概括、否定和抹杀就可以知道其是非对错了。“道具、玩偶”的一个意思是“符号”和“象征”，一个意思是“被操纵”和“被利用”；二者的义涵是不尽相同的。简单的讲，“死孔子”应该是同时具有这二重意义，并且，之所以“被操纵”和“被利用”，前提应该是其本身具有某种“符号”和“象征”的意义——要知道，汉承秦制，是在“纯用霸道”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稍稍妥协，将对立公家私门“屈天下从己私”调整为“与民休息”与三老及孝悌、力田等社会有机力量结合共治天下。正是这样一种“改革”“更化”，才使春秋战国以来分裂的中国在秦的政治上统一后，进一步从社会和文化上凝聚为一个有机体，成为今天民族和国家的基础。明乎此，则将孔子、儒学以“历代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视之的偏颇之失也就显而易见了。至于说假孔子“替皇上把思想门，站言论岗”，也许；但同时也应指出，这个“假孔子”同时也是皇上思想言论的调控者，虽约束力有限，却是一个口头上必需承认的价值标准——看看“汉诏多惧词”就知道的。由此把“从乌托邦到意识形态”当成知识分子的宿命，既不全面也不是事实——他自己本身就构成一个小小的反例。
“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第11页）是李零用训诂考据“打假”的方式、目标和成果。也许汉儒、宋儒、“近儒”围绕“治统”、“道统”和“宗教”的建构“都是意识形态”，李零可以拒斥。但另一方面，政治、道德、宗教无疑是《论语》最基本的思想架构和意义维度，因此必然构成我们接近和解读的进路和法门。把它们“去”掉，剩下的还有些什么？或者，我们能看到些什么？真这样的话——相信不可能完全做到，面对教室求知的眼神，唯一的招数就只能六经注我古为今用郢书燕说了。李零试图用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证明孔子是政治冷漠者，实际这句话完全也可以做政治学的解读，而且更合适（如局长就干局长的活，不要琢磨部长的事）。因为对于古典思想家来说，政治是其最基本的存在方式。
训诂学主求真，做减法，某种程度上可以如奥康剃刀般删汰一些无根浮辞；人文学重会意，做加法，以对经典与生活和时代的互动及其价值生成做出阐释和说明。孔子、《论语》这样一种基本经典不仅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在时间上也具有开放性。因此，“人造孔子”不仅不是如他说的“特没劲”，反而是极富价值：历史为什么不造墨子、韩非而选择孔子？如果不造孔子，历史社会又会呈现怎样一种图景？近代为什么不造了？今天，现代性深入全球化扩展的语境里怎么又有人（如费孝通等）重提再造孔子？海外教汉语的学校为什么以孔子命名（德国在海外建的类似机构叫歌德学院）？包括李零自己在内的人反对，难道真只是出于学术打假的真诚而没有其他或真或假的深刻考量？等等等等。
有人或许要问：聪明如李零，怎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主张？难道训诂学误人竟致如斯？当然不是。实际本书并非严格的训诂学著作，因为训诂学疏通字义只是为读者阅读原文提供方便，而李零不仅要当导师告诉读者如何读，甚至还要通过“导读”、“总结”颠覆历代注疏甚至文本本身！如此这般的真实原因，我认为就是——愤青心态！这在我读《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时还只是一种直觉，这本《丧家狗：我读“论语”》把它坐实了。所谓的尊重文本、还原真假、区分死活，本质上不过是假训诂学之名为愤青心态的表达抒发建立支点挂上幌子而已。该书第4页说：“我的态度，回想起来，和如今的‘80后’有程度的不同，无本质的不同。”他认为安乐哲“帮孔子说好话”是“挖空心思”，属于“西人的流俗之见”；而对一幅调侃孔子的洋人漫画则引王朔“你譬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为之佐证。（第43页）也许“三人行，必有我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王朔们看来确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但苏格拉底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一无所知”岂不同样弱智？《圣经》的“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岂不更是疯狂？要知道，猴子变成人不只是因为直立行走，还因为先圣先贤创制立教人文化成。而孔子、苏格拉底和《圣经》，就是那最初的“文”和最基本的“化”。
“80后”等于反传统？未必。反传统的“愤青”或者源于五四，或者源于“文革”，从书中文字看李零先生二者得兼，但主要应该还是后者，因为他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