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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及《多雪的冬天》《白轮船》等小说。此时中苏早已分裂，六十年代末还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军事冲突，经济不往来，再加上这些作品显然超出了当时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界限，版权自然也不能按过去做法，这些书都是“内部发行”，但控制的范围不太严格，前后发行了至少有几十万册，直到以后变为公开发行。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我国开始大量翻译西方书籍。如美国海斯、穆恩、韦兰三人著的《世界史》，由著名学者费孝通、吴文藻、谢冰心等人翻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当时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西方各国首脑的各类传记，非洲、拉美国家首脑人物的传记也有数种，还有如苏联朱可夫的长篇回忆录《回忆与思考》等。所有这类翻译读物，采用的都是“内部发行”形式。
用“内部发行”形式翻译西方书刊的做法，在“文革”以前就有，如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出版过两种译本，其实这本书在六十年代就以“内部发行”形式翻译出版过，只是当时这类读物的发行数量极少，控制很严格，只有少数高级干部和相关研究人员才能读到，即通常说的“灰皮书”和“黄皮书”。
“内部发行”除了政治因素之外，也起着避开版权的作用，可以看作是版权的合理使用，可见当时尽管没有版权法，也未参加世界版权组织，但版权意识还是有的。这种做法以后就逐渐变质了。
二、市场化前期
1979年始，我国开始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松动，文化知识方面尤其敏感。多年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群众中积聚了了解西方的强烈求知欲。此时以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社、杂志社为首，开始大量翻译西方各国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化读物，所出书刊的品种之多、之丰富以及在社会上反响之热烈，蔚为壮观，短短几年已超过以往几十年的总和。
最初的译介仍较为谨慎，由有条件的出版社、杂志社延续“内部发行”方式翻译出版有影响的西方书刊。如外文出版局的《编译参考》杂志，以定期专辑的形式翻译西方书籍，先分段连载刊登，然后再出全书。这份杂志先后翻译的书籍有：赖·肖尔的社会学著作《日本人》，斯大林女儿的《致朋友的二十封信》，奥威尔的小说《1984》，阿瑟·黑利的小说《最后诊断》等等。该杂志以后又出版了单行本《仅仅一年》（斯大林女儿回忆录）和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多册，同样是以“内部发行”名义出版。三联书店出版了反映美国半个多世纪历史的《光荣与梦想》等著作。这些书刊发行量很大，但因为是“内部发行”，所以可以不考虑版权。
但此时“内部发行”的形式开始变质，原来印数很少只是为少数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书刊，现在几万和几十万册的印刷发行，出版社、杂志社也开始利用“内部发行”谋利了。如内地在1978、1979年引进英国朗曼（LONGMAN）出版公司出版的“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最初是为大学新生做参考，但不久就成为许多大学、中学的正式教材，又陆续成为无数英语提高班、补习班的教材，成为我国最为风行的英语教材。教学使用属版权合理使用的一种，但近二十年的“内部发行”．几十万上百万册的数量就不属于版权的合理使用了。所以，以单本书籍而言，《新概念英语》可能是版权受侵害最严重的一种。
另一种情况是翻译西方图书。最初出版的主要是西方经典小说，以前的译本几乎全都重新出版，这部分经典作品年限已过，没有版权。各出版社还翻译、公开出版了许多西方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如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阿瑟·黑利的《紧急诊断》《汽车城》《药商》等。文化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西方作品也大量被翻译出版，如影响很大的《走向未来》丛书。此外就是翻印港台地区的小说和读物，如金庸、琼瑶、三毛的小说，柏杨、李敖的作品。
不问版权，随意出版西方国家和港台地区图书是当时内地出版社普遍的做法，用版权专家的说法是：“毫无区别地一概自由使用”（郑成思：《版权公约、版权保护与版权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所谓“自由使用”，就是连招呼都不打。海外作品，北京、上海的大出版社、老资格出版社出，各地出版社也出。我曾问过最早出版琼瑶小说的一家出版社编辑，他说，出版前没打过招呼，稿费反正放在社里，她要就来拿好了。1987年，他们社曾与琼瑶直接谈另一本小说的出版，琼瑶的条件是最高标准稿费再加版税，他们感到条件苛刻而没有谈成。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情有可原，一则我国当时尚未制定版权法（著作权法），也未参加签署国际版权公约；再则，当时出版的大多数西方书刊只为解放思想、开阔眼界，绝大多数出版社不是为了谋利。
八十年代中期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几个法规，如1984年文化部出版局的《图书、期刊版权试行条例》，1988年国家版权局公开宣布我国的版权保护政策，并延及港澳台版权。1986年通过、198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也有可运用于版权保护的相应条款。至此，以往“自由使用”的做法不再能继续，各出版社出版海外中文作品，必须得到版权人许可，要有作者或出版社出具的委托书，并要付酬。1990年，我国制定了《著作权法（版权法）》，不久又参加了“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版权的使用情况走上了正轨。当然，各地情况不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出版社比较规范，小出版社就差一些。
值得指出的是，前面两个时期，国内出版的书籍没有或很少有盗版现象，比较严重的只是某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买卖书号和刊号和少数热门刊物的盗版。
三、市场化时期
1992年，我国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这为版权规范与世界接轨、遵照国际惯例办事打下了制度性基础。从那时到现在这十五年时间里，在版权问题上我国加入WTO前后有较大差别。加入之前，出版基本仍延续1987年后的做法，翻译图书和出版港台图书需预先征求版权方的同意，在获得委托书之后才能翻译出版。但各地做法并不完全规范。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出版社以及专事出版翻译书籍的出版社都写明获得版权，小出版社则不一定。加入WTO以后，内地翻译出版国外图书完全正规化，版权页上写明版权所有、版权出自何方授权包括是否拥有简体字繁体字本的版权等等。原来翻译出版国外书籍不管版权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
现在我国的版权问题最主要是书籍的盗版，这个问题在十五年之前已经出现，如八十年代后期，为谋利而盗版的主要是西方和港台图书，主要品种是英语教材和词典，采用的是影印形式，像前面提到的《新概念英语》。有些则是纯粹的盗版，如美国《读者文摘》每期原版之后就有影印版，两者的价格相差近十倍，原来订购原版的也退订，去订购影印的盗版了。也有影印港台翻译出版的西方作品的，如将弗洛伊德的《释梦》改名为《梦的解析》出版。这类盗版还用了一个障眼法，就是为了更像内部出版物，封底不印价格，而改为一长串数字。其实，真正的价格就是最后两个或三个数字，如000055，即人民币0。55元，000530，即5。30元。
如果说那时只是盗版少数国外和港台书刊，那么近些年，盗版主要落到了内地出版的书籍上，几乎已到了无畅销书不盗版的境地。这些盗版与以前的盗版形同实异：首先，以前的盗版是计划经济下的单位行为，而主要不是为谋利；现在的盗版是个人行为，则纯为谋利。其次，以前的单位盗版虽然不符合国际惯例，但因为我国没有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故不算违法；而现在的盗版则是知法犯法。
另外，现在的盗版者还有几个特点：
第一，盗版技术越来越精致，以前多是影印制版印刷，现在则是扫描制版印刷，盗版书质量越来越好，无论是凸版、套色、条形码，盗版者很快就能跟上仿制，使读者难辨真假，出版社防不胜防。
第二，盗版时间越来越短，从制作到完成最快的只需一周。
第三，盗版已形成一个产业，从制作、印刷到分发、推销，直到出现在大街小巷及小书店、书铺、书摊上，前后密切配合，紧相关联。据估计，目前每一大城市都有数千上万人专事或兼营盗版书，全国人数就更多了。其结果是内地出版的图书，无论什么类别，只要发行量稍大，就会出现盗版。有人说，看一本书是否畅销的指标是，翻译的书，看其是否有平装本，内地的书则可看其是否有盗版。
出版社面对猖獗的盗版，目前退一步的做法就是第一版即印上几十万册，如余秋雨的《借我一生》和余华的《兄弟》第一版都印了40万册，易中天谈《三国演义》的书第一版也是几十万。这是因为出版社害怕盗版，新书的利润只能集中在第一版时赚取，争取尽快赢利，不然等盗版书跟上，赢利就难了。对书店而言，大店、连锁店以及新华书店改制而成的出版集团开办的书城一般不进盗版书，卖盗版书的，是无数小书店、书摊和在大街小巷摆摊的小书贩，因为卖盗版书要比卖正版书赢利多得多。
盗版书的实际成本一般是正版的1/10，卖出价在2～4/10。为了更快获利，有的盗版者还制作伪书，将几本同一作者的书合在一起印成一厚本，随便标上一个出版社名字。因为出版社没出过这种书，因此名之为伪书，以和盗版书相区别。
盗版问题对作家的影响是不同的。盗版对于畅销书作家的版税收入损害最大，如余秋雨、余华、易中天等人。而主要在网络、海外媒体上发表作品，不是盗版的对象。
在我国的书刊市场上，作家、出版社、发行商之间，作家是弱势群体。三者中获利最多的不是作家，而是发行商，其次是出版社。作家与发行商一般不直接联系，与之打交道的是出版社。作家与出版社之间，出版社拥有稀缺资源出版书号，居优势地位；作家与其讨价还价的余地不大，只能或者接受一次性稿费，或者根据书的印数和版次取相应的版税，而无论何者往往都是由出版社说了算。只有极少数知名畅销作家可能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稿费进行较大幅度的讨价还价。畅销书作家可能将版税谈到20％，而一般普通作家的版税往往只有8％，少的只有5％左右。另外，各类书籍中，文艺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刊，只有少数有较大的发行量。
综合这两方面情况，显然，在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作家不可能凭作品发财致富。一个作家，即便创作出畅销书，因为有盗版存在，也绝无可能像西方畅销书作家那样有钱有影响。有人指责官方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有补贴，其实那点工资补贴已很可怜，最近几年许多知名作家都去大学教书，就可说明这一点。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J。K罗琳若置身于现今中国，绝无可能成就她的致富神话，因为有盗版。作家王朔说，以他作品的发行量，要在美国，他就可能是亿万富翁了。这话是接近事实的，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包括余秋雨、余华和易中天等人，他们的稿费和版税实际所得，其绝对数估计不会多过一个美国三流畅销作家的所得。
盗版，于情是不讲道德，于法则是侵害他人的正当权益。但是有人认为，盗版书因为便宜，扩大了购书者数量，使一般人都能买得起，这样，它至少有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实际功用。有人曾以计算机软件为例说，如果我国的计算机软件都严格遵守知识产权的规定，不用盗版，那么，我国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至少要落后五到十年。更严峻的问题是，盗版书已成为一个据估计拥有几十万人的行业，这些人都是在分割作者和出版社的利润，但从实际国情出发，少一个罗琳而能够提供几十万人吃饭，权衡两者，要从中做出决然的选择，似乎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被低估的蒙元时代
王纪潮
在奥斯曼土耳其阻断东西方的交通之后，哥伦布向西班牙的君主费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 1452～1516）建议，他可以从海路前往东方以重新建立西方与蒙古大汗的联系。由于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诱因之一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而他本人又曾在热那亚当水手，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因此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在意大利，是因为意大利人的思想最早转向发现外部世界，也就是说它受了蒙元帝国的影响。（《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0页）由于《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尤其是蒙元时代多有好感，如罗哲尔·培根（1214～1294）认为蒙古人的成功是靠科学，乔叟（1340～1400）在《侍从的故事》（The Squie's Tale）中对成吉思汗也不吝赞美之词。此外，《马可·波罗游记》渲染东方的文明和富庶，声称蒙古大汗亲近基督教，也使一般民众心向往之。
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方启蒙运动兴起之后，西方学者对蒙元时代的评价有了很大的转变，蒙古人甚至成了一切邪恶事物和专制的象征。孟德斯鸠说，“鞑靼民族的奴隶性质使他们在被征服的国家里建立奴隶制和专制主义。”（《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7页）伏尔泰在他改编的《赵氏孤儿》中把成吉思汗描绘得野蛮而凶残。在当时，这些批评虽然影射的是法国国王的专制，但却开了把蒙古人比作邪恶势力的风气，影响到日后西方学者对蒙元时代和成吉思汗的评价。例如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就说，成吉思汗被看成是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把恐怖作为一种政体，把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17页）
对蒙元时代评价在中国也发生过转变。朱元璋以反元得天下，但法统上他仍以元朝为正统，他在1366年发布讨张士诚的《平周檄》，列举张士诚的主要罪状就是背叛元朝。所以，明初仓促所修的《元史》，因仍以成吉思汗为正朔，对蒙元时代的诸多建设没有全面否定。到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对蒙元的评价已完全负面，内在的原因是空前的皇权专制，外在的原因则是边患造成汉人的江山易主。黄宗羲就认为“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又说：“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明夷待访录》）这种看法在士大夫中具有代表性，很长时间都影响人们对蒙元时代的评价。今天国内的学者尽管对蒙元时代有不少正面的评价，例如贸易、交通、民族融合等方面，但这些正面的评价并没有超出农耕社会王朝更替的范围，他们对成吉思汗征服中的屠杀、把耕地变牧场等政策仍予以严厉的批评，认为蒙古统治者在社会政治领域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是对宋代的逆转。（周良霄等：《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站在农耕文化的立场上，这些批评没有什么问题，一旦跳出农耕文化来看蒙元时代，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
评价蒙元时代是件很困难的事情，除了文化立场和种族的偏见之外，主要的障碍就是蒙元时代疆域太大，需要阅读的各种语言文献实在太多，而且成吉思汗的后代们在中国、中亚、俄罗斯和欧洲所建立的各个蒙古汗国的发展走向不一样，灭亡时间也不一致。如1368年元朝灭亡后，残元在塞外还存在了29年；在蒙古的“北元”政权直到林丹汗（1604～1634）死后，其子降清才告结束；原金帐汗的阿斯特拉罕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失必儿汗国）分别在1556、1598年为俄罗斯所灭；在欧洲的克里米亚汗国在1783年被俄罗斯吞并；成吉思汗家族中最后的君主们、花剌子模汗国（希瓦汗国）的赛义德·阿拉汗（Seyyid'Abd Allah，？～1920）和布哈拉汗国的穆罕默德·阿利姆汗（Muhammad Alim，1881～1944）则晚至1920年才被入侵的苏俄军队推翻，若仅从中国传统的王朝变迁史上论述蒙元时代，至少有着视野不开阔的局限性。
美国明尼苏达州麦卡利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的人类学教授杰克·威泽弗德（Jack Weatherford）近年写了《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ThreeRivers Press，2004）一书，他对蒙元时代的认识与传统的史学家就有区别。威氏以人类学的眼光和说故事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蒙元时代，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放弃了征服史的叙事传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