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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循没有明白，废科举这项看起来最具现代性的制度变革，虽然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
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自从秦汉创制以来，这种局面就形成了。选举制度的几次重大改革，比如从察举到九品中正，从九品中正到科举考试，以及中间小的变革，如察举从四科到唯经义是举，科举考试内容从诗赋变八股的标准化演进等，无一不是这种找原因然后大批判的结果。大抵自秦汉以来，皇帝必须依赖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管理帝国，大小官吏等于是皇帝开工资的雇员，形成了实际上的“半公司”架构，无论是追求效率还是讲求稳定，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官吏的素质和能力，成为后来我们所谓的“人治”的重中之重，这样一来，选举就成了王朝政治的“纲”，每次出了问题，大家就指望“纲举目张”，一抓就灵。
晚清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在应变方面的成绩不佳，选举制度自然难逃板子，自明末以来对八股制艺的批判声，随着中国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连串败绩，越来越高。当然，一般说来，这种批判的内容大抵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说科举考试将人们束缚在八股制艺的牢笼之中，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以至于中国事事不如人，本质上跟明末士人类似的呼声没有多少区别。不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时的批判，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参照——西方的学校制度。西方的节节胜利，使得这种参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说服力。事实上，正是义和团运动这种归向传统的抗争的彻底失败，不仅导致原本戊戌以来对变革的反对声销声匿迹，而且引发了改革的紧迫感，才使得废科举如此顺利。这里，人们不仅听到了“破”的呼声，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样，目标当然是向西方学习。这意味着，在中国历史上，选举制度的变革，第一次有了来自别种文化的资源，而且是特别有诱惑力的资源。
然而，我们的先进知识分子所引进的西方参照，在事实上跟科举制度并不对应，至少不完全对应。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在明清两朝，甚至官学的入学考试，被人们看成科举的第一个台阶——进学成为生员（秀才）。但科举毕竟不等于学校制度，因为它事实上什么都不教。不过，由于科举创制的时候，引述古义（周礼所谓的学校制度）所造成的先天误会，以及国人天生不善分类的思维方式，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们，即使是最西化的先进分子，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在分类学上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失误，从一开始就拿西方的学校制度来类比科举。一直比到科举废除还意犹未尽。
其实，尽管清朝官学是跟科举捆绑在一起的，但恰是因为这种捆绑，反而使得官学逐渐退化。到了晚清时节，官学实际上已经成了一段可有可无的阑尾。虽说各个府、州、县都有学校，房屋设备齐全，但这种学校基本上是不开课的，逐渐甚至连起码的考试也成了形式。进学的实际意义，除了获得参加进一步考试的资格外，主要是为了拥有一种初等缙绅的身份，可以有某种官方赋予的特权，并得到民间的尊重，跟学校学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而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所谓的房师和座师当成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古代中国被人称为“选举社会”，选拔官员的制度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实上，无论是早先的察举，还是后来的科举，都既是社会精英上升的阶梯，也是政府联系士人的桥梁，更是使社会围绕着政府旋转的磁石。科举的金字塔的最顶层是进士，其次是举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还有人数众多的童生。从进士到童生，台阶虽然只有四层，可上层和下层，人数比例可达到了一比十几万、数十万。科举制度就是这样牢牢地将社会上绝大多数精英和预备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轨道上，用《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话来说，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样要赶考。自元朝以来，官方将朱熹编定的《四书》定为考试范围，将朱熹的注释作为标准答案，无非是将原来科举所有的制度上的政府与士人的联系，加上一道忠诚的锁链而已。
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举考试不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一批居住在城市里，专门编制、评点“考试复习资料”为生的读书人，也刺激了乡村的私学的发展，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比较宽口径的谋生饭碗，使得中国的古代社会有了惊人的识字率。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塑造了大批的读书人“应考—谋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谓“耕—读”的模式（许多乡村的读书人，都是一边教书，一边复习准备考试，一边种地）。这种模式不仅给了读书人还算体面的生活，而且为乡村礼俗生活提供了“礼教”的资源，维持了乡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试不止，不仅仅出于他们对仕途的迷恋，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模式。
在科举废除的时候，虽然来自西方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已经进得门来几十年，在政治上，业已成功地将中国拉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但在社会生活上，除了少数的沿海口岸城市外，这些外来者却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更为深刻的变化。换言之，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尽管已经进入20世纪，依然还是按着古老步调，演着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旧戏”。那些沿海城市，虽然也逐渐有了记者、律师、银行职员之类的现代职业，但由于过于稀缺，一时也难以满足新式教育的学堂毕业生以及留学生们的需要。在科举废除前，虽然学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学堂办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务部门。而西方教会办的新式学校，毕业生如果不设法留洋的话，只有留在教会内部消化。事实上，直到科举废除，在学堂里读书的人们，多半是脚踩两只船，一边学着声光化电和ABCD，一边复习着八股文，背诵子曰诗云，随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当年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鲁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后来回忆，在科举废除前夕，在学堂读书的他，仍然受家里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参加秀才考试：“当时家里的人，大概还觉得当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于本家文童的力劝，也未可知；而同时在学堂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空气，这是很奇妙的，虽然是办着学堂，实际却还是提倡科举，即如我们同班丁东生告假去应院试（秀才考试的最后一关——笔者注），进了秀才，总办还特别挂虎头牌，褒奖他一番呢。”（《知堂回想录》）不管社会舆论对科举的态度如何，对周氏昆仲和其他类似处境的读书人来说，脚踏两只船，无非是多一条发达晋升的途径而已。
其实，废科举并非没有反弹，也不是没有引发不满情绪。科举之废，对于身处风气已开的江南地区的周氏昆仲来说，可能只是在科举的那条船上收回了脚而已，但对于像蒋廷黻这种地处偏僻的湖南邵阳乡下的读书人来说，事情就要麻烦得多，由此带来的苦恼也多得多，他们的家长不得不为此烦恼，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钱，以便把他们送到省城里上学堂。还有很多人，连学堂都进不了，只好投奔新军，做当时很为人所看不起的“粮子”（过去对士兵的称呼）。显然，他们这些人在改革过程中，是没有声音的，至少，他们的声音没有那些上层的读书人那么大，由于没有那些救国求新的大道理，他们即使发了声，也没有人听，自己的底气就不足。他们的境遇甚至可能还不如一些农民。我们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烧先生”、“打学堂”的农民风潮，农民借这种看似非常落后愚昧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兴办学堂的不满。这种风潮被记录下来，总算留下一点民间有关废科举的声音。
人类学告诉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生活模式和生活轨道的改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即使改变后有出路都是如此，更何况无出路。国外史学界已经证实了由废科举导致的士人与朝廷的传统联系的中断，跟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给士人带来更大惶恐和不安的是生活状态的改变和混乱。这种惶恐和不安，可能才是压倒清朝政府骡子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真的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各种的比例各占多少，现在我们是无法弄清了。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性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民国建立之后，人们逐渐明白了，考试取官，作为制度形式而言，至少在那个时代，谈不上腐朽落后。当时的西方国家大多处于政党分肥的文官制度状态，现代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据说是受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启发。事实上，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到此，按道理说，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蒙在科举头面上的百年之羞理应去掉了吧？可是，没有，科举还是没有真的从当年的厄运中走出来。不仅有识之士，每每谈及现实的教育问题，科举还是挨骂，至少作为一个坏背景在挨骂，而且，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还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二十三级（虽然比进士出来就是七品差了点，但考虑到大学的名额比当年进士及第不知多了多少倍，所以也说得过去了）。虽然号称是最革命、最先进的教育，但主旨却是跟当年确定朱注为不可动摇的标准一样，是一种给定结论（真理）式的教育，无论什么学科，什么问题，都有标准答案甚至是唯一的标准答案（甚至在今天，研究生考试，都必须将标准答案出好，以备教育行政部门检查，如果检查中发现老师判卷有不符合标准答案的地方，就要按事故处理）。当年是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学校（私学）教育指导，而今天同样的指导也发生在高考和中学教育之间。虽然，今天这种状况稍微好了一点，但由于教育体制的改革滞后，整体局面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虽然大学毕业生不再天然具有“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学校和高考运行机制和内容，却是青山依旧，恶水照流。更要命的是，正像当年没有弄清楚病灶所在就贸然下刀子一样，现在改革的方案，也一样存在着打算倒脏水连小宝宝甚至澡盆也一并扔掉的现象。
废科举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科举蒙羞了一百年，它留下的伤痕也让我们痒了一百年。在这期间，西方的学说我们不知引进了多少，知识更是添加到了不知爆炸了几回的地步，可是，我们的智慧好像还在原地打转，甚至还有点退步。当年现代性的变革骨子里是传统的套路，今天却也海棠依旧，甚至并没有红肥绿瘦。一百年了，觉得自己走了很远，走来走去，才发现其实还在古人的迷局中没有绕出来。
25。曾经有过的好事
读名人自传，最容易发生的感慨，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老是碰上好事，至于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一篇作文，让他接连蹿升了四级。这种好事，对于现在的人们，连做梦都不要想，也想不出。然而，且慢嫉妒，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第一场国文，作文题目是“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老兄一时性起，在考场上考证起“规”和“矩”的起源来，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恐怕也会判他跑题，就算开恩不给零分，成绩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可是，奇迹出现了，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阅卷之后大喜过望，提笔给了胡适100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所以说，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如果他按规矩做，不跑题，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以及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就都没了，那么以后“现代孔子”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个了。
当然，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里，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居然还挑三拣四，批评学校的S楼M楼之类不够中国化，所有发下的洋文通告，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S楼变斯楼，M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遇，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授课时每逢开饭，蒋介石得亲自查看是否好吃。
钱穆和胡适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贬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而给他满分呢？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没有学历的陈寅恪，毕竟有这种经历）？从清末办新学以来，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都充斥了博士，甚至是海归的博士，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没有了胡适，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但是，他最近说的一句话，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
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居然是同一个时代！后现代的荒诞，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26。大学考试对对子
1932年，报考清华的学生，在国文考试的时候，发现碰上了一道怪题：对对子。出了上联，要求对下联，上联是“孙行者”。此题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只有三个人据说对上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其中有一个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不过由于在清华考试之前，北大已经发榜，所以张先生没有去清华。怪题的制造者是陈寅恪，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可是，后来张政烺先生说，他答得其实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胡适之”的“胡”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