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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拥有对常态政治的最大发言权。
但是,任何国家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暴力和动乱的危险,更有外敌入侵的可能(对于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压力下的汉人王朝,更是如此)。因此,枪杆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的。传统政治体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文人治军,即军队的统帅部主要由文官承担,这在尚书省作为全国行政中枢以后,就是这样了。开始是地位较低的兵曹,宋元以后,六部形成,兵部成了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而兵部的组成,全部都是文官。
奇怪的是,在战乱到来的时候,按理是横刀立马的人扬眉吐气了,可是有时武人却依然受气,为士大夫所轻。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张飞、关羽这样的“万人敌”出尽了风头,可士大夫却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刘备夺了四川之后,一次张飞主动邀刘巴一起住,可刘巴一句话也不跟张飞说,张飞气得要命,要诸葛亮评理,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非常仰慕你,你怎么能一点面子也不给呢?刘巴答道:大丈夫处世,应当交结四海英雄,为什么要和“兵子”共语呢?刘备知道了以后,也气得半死,可也没把刘巴怎么样。(《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在罗贯中笔下,张飞是何等地了得,一杆丈八蛇矛,打遍天下;一声大吼,吓退了曹操百万雄兵,可是哪里知道他受过这样的鸟气!
武人如此受气,为什么他们会甘心忍受呢?这不仅是由于文人有皇帝的撑腰,而且还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被人们认为拥有调和阴阳,驾驭天人,安邦定国的本领。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了某种氛围,武人就不能不自感矮了一头,不忍也得忍。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是,打仗斗智不斗力,在战争时期,文人的计谋往往使他们成了战争的主角,三国争雄时期就是如此。难怪张飞和曹操以及江东的黄须儿手下骁将们,个个都要让手无缚鸡之力的谋士们三分,对于像诸葛亮和陆逊这样的文人,恐怕要让的还不止三分。
然而,这种文重于武的政治传统并非一直保持了下来,东晋时期各个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极大地改变了原来那种文化含量比较高的战争性质,在某些场景,只要有蛮力,弓马娴熟,仗就能打赢。最后,隋唐的大一统,实际上也表示了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习惯占了上风。
在唐朝的大多数时期,虽然文官体系势力依然有力量,但是文人治军的传统却终止了。往往是武人而不是文官出任战争的统帅,最后干脆让纯粹的武将统兵戍边和开边,这些武将甚至不少是胡人。由于国势的强盛和统治者的自信,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们,所受的约束非常之小,差不多可以对所辖的军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战争的文化含量也依旧不高,大字不识,或者顶多粗通文墨的胡帅们基本上决定了边境战争的走向。
安史之乱是一个转折,它不仅仅意味着唐代帝国由盛转衰,军阀割据的开始,还标志着武人主导战争和政治时期的到来。唐帝国的文官体系在藩镇和宦官的两面夹击下,日益萎缩,到了五代时期,文官体系已经残破不全了,根本上就是武人的点缀。文官不仅不再奢望做帝国道业的守护者,连治国与社会管理的职能,也萎缩到为武人征粮敛钱的地步。当赳赳武夫炫耀“长枪大戟”蔑视“毛锥”(即毛笔)时,文官只能无力地争辩说,若无毛锥,钱赋安出?
武人们也拥有一些为他们出谋划策的“谋士”,但是这些人在武人面前,不过是变形了的歌妓舞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不小心翼翼,低眉顺眼地逢迎,那么境遇就会非常惨,甚至被“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无怪乎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会感慨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系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事实上,处于这种时代的文官们,也全没有了以往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后来的人往往很奇怪为什么像冯道那样的人,伺候完一个主子再伺候一个主子,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它写出来,而且津津乐道。其实,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委实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为谁死节效忠。事实上,那个时代传统的儒家伦理也被弃之如敝履,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文人笔记记载了各地文庙房倒屋塌的惨状,还看到了那时节的文人如冯道,安然跟了几个主子,却一点羞耻感都没有的风习。传统的气节已经在武夫的专横霸道中荡然无存了。
赵匡胤靠着一帮骑马抡枪的哥儿们的起哄和拥戴做了皇帝之后,情况起了变化。此公也是纯粹的武夫,民间传他是“一根杠棒打天下”,一身的武人习气,对文人其实并不喜欢。据说他见朱雀门匾上有“之”字,就说,为什么不直书“朱雀门”,要这“之”干什么?有人答曰,这是助词。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22页)但是他与前辈武夫不同的是,虽然依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头脑却非常明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依然按从前的老路走下去,仅仅依靠长枪大戟支撑着他的宝座,那么用不了多久,别人也会依样画葫芦,学他的样子黄袍加身。在他以前,这样的事情军人们做得实在太多了,拥谁废谁其实并无爱憎可言,只是看谁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皇帝掏空了国库也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骄兵悍将的欲壑,上前线的军人刚刚领完赏赐,就嚷着到对方再去领一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小心翼翼地实现了杯酒释兵权之后,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买了一干拥戴的武人,恢复传统文治的实体性障碍消除了。接着,赵宋王朝重建了传统意义的文官体系,由于矫枉过正的惯性,这一体系一时竟显得过于庞大臃肿,士大夫们也在宋朝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相应地,破损的儒家道德体系也得到了重建,对皇帝的忠贞再次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说,随着科举考试的再度火暴,各地残破的文庙香火重盛,忠孝仁义也再次化为人们的强固价值,其实,这正是文官体系所要维系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为军队的统帅。据宋人笔记载,当韩琦为定州节度使时,名将狄青为总管,偶尔与韩琦有了点小过节,狄青一部下稍有过失,被韩抓住,就非要杀不可。狄青亲自为之求情,韩不仅不答应,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之杀掉了,狄无可奈何。狄青常与人说,韩琦“功业功职,与我一般,我但少一进士及第耳”(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分册,268页)。平级官员,“但少一进士及第耳”就这样不给面子,文官的威风可谓大矣。
金元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他们虽然也有了几分汉化,但却没有恢复汉族的文官传统,大体上采用的是部落式的军事化管理。跟以往一样,这种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稳定,所以国祚不永。接下来的明清王朝,将重文轻武的政治习惯推向了极致。不仅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由文官包办,而且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实际上是由文官出身的督抚。不仅同级别的官员武官不能与文官相提并论,就是七品的知县也比四五品的武员如参将、游击牛气得多。满清原本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但不知怎么对汉文化这一套的劲头比汉人还大。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气得多,进士(文)出身的满员,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别垂青。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的充分实行是重文轻武政治风习的催化剂,武举虽然有,但远不及文举那么有声势,以至于一谈到科举,人们(包括皇帝)眼里就只有文举。凡是正途出身(进士、大挑和举贡)的官员,都特别地神气,根本没人把武官放在眼里。康熙年间,进士出身的徐勃在做广东顺德知县时,顺德镇总兵放高利贷,徐竟然将总兵票据当众撕毁,而总兵却无可奈何。总兵衙门的帅字旗杆,每年按惯例要当地老百姓交纳三百金“修缮费”,也让徐知县给革掉了,总兵前来力争,他就是不理。双方闹翻了,总兵这边还没等怎么样呢,徐知县居然主动出击,顺德的县学离总兵府不远,徐下令每夜在学校的楼上撞钟,说是“以振文运”,总兵不胜其扰,竟然毫无办法,只好搬家了事。(罗天尺:《五山志林·徐侯政绩》)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大员,而知县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双方相差十级,两者相斗,居然是二品的大员大受其气。后者所依仗的,无非就是自家进士的头衔和在当地只有他才有资格讲的“文运”。
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最能说明重文轻武风习对社会的影响。那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晚清著名的学者樊增祥的父亲当时官拜总兵,归湖南巡抚骆秉章节制。当时骆秉章面对强敌,束手无策,全凭幕僚左宗棠做主,左师爷大事小事,说一不二。一次,樊增祥的父亲前去请示军机,大约是由于当天诸事不顺的缘故吧,左师爷正赶上气特不顺,樊的父亲见面没有请安,左宗棠遂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你为何不然?樊的父亲回答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礼。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宗棠闻言大怒,竟然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随后又逼着骆秉章上本参奏,硬是将樊增祥父亲的乌纱给摘了。当时,左宗棠仅为一个没有官衔的举人。
樊增祥的父亲就这样窝囊地丢了官,自然窝了一肚皮的火,想想自己身为二品武员,竟然要受一个举人的气,一咬牙,变卖了所有家产,花高价请老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盖了一座小楼,将两个儿子放进去读书,并给两个儿子穿上女人的衣服,考上秀才脱外衣,考上举人才能全部去掉女装,换上男服。好在,他这两个儿子还真争气,先后都中了进士,还点了翰林。(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二十》)当然,这个时候,左宗棠的官已经越做越大,成为朝廷的一方重镇,樊家再也没有可能羞辱左宗棠,一报当年之仇了。
在战争来到的时候,用人之际,武人还这样受气,想想真是有点不解,但是一旦重文轻武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武人也只好忍了。但是,军队毕竟是维持国家的主要支柱,尤其在战乱时期更是不可或缺。既要用之又要贬之,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诚然,这种政策对于军人专权和割据是有抑制作用的,但也的确对军队效能有较大的损害。
武官的地位都如此低下,士兵就不消说了。明清两朝实行的基本上是世兵制,当兵的世代为兵。不仅士大夫轻贱武人,连老百姓也看不起当兵的,所谓“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当兵的实际上成了一种准贱民,当然谈不上有什么荣誉感。当西方人敲开中国大门以后,给中国人最大的刺激之一,就是西方那种受社会尊敬、富有荣誉感的军人和报酬颇丰、效率颇高的军事制度。中国人学习西方,除了重商之外,就是大力引进“尚武精神”,学习西方的军事制度。只是,留学生派出去了,新军也练了,“军国民主义”也提倡了,但是,西方军事制度和军人传统的引进,结出的却是军阀的恶果。20世纪的中国再一次重现了五代十国时期武夫割据的旧戏,只是他们手中的道具,变成了新式的西方兵器。
61。宋朝的老爷兵
很少有像宋朝那样的王朝,一开国,就伴随着没完没了的边患,害得宋人的诗歌总是哀哀戚戚的。在两次不成功的“收复失地”的战争之后,就总是撅着屁股挨打。先是挨契丹的打,然后挨党项人的打,最后女真人来了,居然把皇帝和太上皇抓走了不说,还占了宋朝的半壁江山,逼着“大宋”皇帝管自家叫叔叔。
其实,宋朝尽管版图不大,但兵却不少,最多的时候达到一百多万,而对手不过十几万(金、辽)或几万(西夏)。几乎每次对外战争,宋朝的兵力总是占优,可是偏偏打一仗败一仗。关于抗辽战事,宋神宗曾问臣下,我朝与契丹一共打了多少仗,胜负如何?臣子对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对小小的西夏,凡大小二百余仗,宋朝一方只胜了两小仗。虽然在冷兵器时代,汉人的膂力也许要比游牧民族的汉子小了点,但是总不至于是豆腐渣,十个打不过人家一个。其实宋朝招募士兵非常重视体力和块头,用一根标准的木杖来量,不够高的不要,但是为什么就那么不中用呢?其实,问题出在兵制上。
宋朝矫五代之弊,在遏制骄兵悍将的产生方面花了太多的力气,煞费苦心制定的兵制,将帅们像牛掉在井里,纵有浑身解数也使不出来。宋朝的兵制是这样的,把军队分成中央军和地方军两部分。中央军不仅精锐而且数量有压倒优势,而地方军则老弱病残,编制不全。也可以说,中央军唯恐其不强,地方军生怕其不弱。军队的调配与管理是一种独特的枢密院——三衙的体系,将唐朝后期就设立的枢密院由中央决策机构变成了最高军事机关,主管军政和军令,而中央军平时的训练和管理,由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负责(对地方军的训练也有部分的责任)。也就是说,平时管着军队的人对军队什么事都说了不算,而说了算的人又见不到军人的面。每逢战事,由皇帝通过枢密院下令临时调遣将帅统兵出战。枢密院、三衙和临时统兵的将帅三者都直接对皇帝负责,互相之间没有统属关系,用南北宋之交的名臣李纲的话来说,就是“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宋史》卷一六二,《职官二》)。这样一“分守”下来,兵见不到将,将见不到兵,统兵打仗的时候虽然兵将暂时能碰面,但是仗打完了,又是兵将两分离,而且统兵的将绝对不可能是平时管兵的人。从宋太宗赵匡义起,三衙之将只选庸才,为的就是让他们纵然有心拥兵自重也没那两下子。
兵将不见面,兵无从骄,将无从悍,纵有贼心贼胆,想要培植起自己的势力来,好比登天。但是凡事有一利往往就有一弊。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打仗知彼说说容易,做起来难,一般来讲,知彼大多是相对而言的,不大可能完全地“知”,除非对方统帅是你的奸细。所以作为将帅,起码应该了解自己的兵将,知道自己手下的人有几斤几两,何长何短,才可以因人施用,排兵点将。如果“彼”已经不知或者似知非知了,又加上本应知而竟然不知的“己”,其结果只印证了孙子后面的话:“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宋朝对外战争的结果也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在冷兵器时代,打的都是肉搏战,双方兵刃相交,生死呼吸之间,战斗力的维持,往往就在于战斗团体的凝聚力,在这里,兵将相知和相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将领往上冲的时候,士兵要能跟上,而且乐于跟上才行,而宋朝的兵制恰恰没有提供这种团体战斗力的可能。
好像还是担心自家的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得不够窝囊,宋朝皇帝在给军队加了许多无形的负担之后,又拴上了绊马索。每次临战,都由皇帝发给类似《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给赵云的那种“锦囊妙计”,即“阵图”,事先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哪一个,按图行事。可惜,宋朝皇帝看来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凡是按着阵图打仗的,没有不败的,哪怕一次例外也没有。“拗相公”王安石挖苦宋太宗赵匡义,说他曾给边将“诏付两卷文字”,说是兵机尽在其中,敌人来了,如果这样,就开这卷,如那样,就开那卷。结果如何?不问可知。王安石甚至说,人如果还有点才略,绝不会乐意在太宗手下为将,因为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失败。(《统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八)不过,失败归失败,皇帝从朝堂之上御将指挥的决心却坚决不肯动摇半分。为了使前线将帅能够更乐意遵从阵图的意旨,皇帝还特意规定,凡是按照阵图打的,败了无罪,如果不按阵图,那么即使胜了,也有罪过,如果万一败了,那么就要杀头掉脑袋。这样一来,可苦了那些拖枪上阵的士兵们,边境的黄沙年复一年地掩埋着他们无谓牺牲的尸骨,既保不了家园的安宁,也无法减轻因年年纳贡而增加的百姓负担。
宋朝中央军叫禁军,地方军叫厢军。庞大的中央军如此不中用,弱小的地方军就更不济事,州县虽然也号称有兵,不是老弱病残,就是由村夫临时顶岗,弓甲不完,器械坏朽,别说抵御外侮,就是本地的稍微大一点的毛贼,也对付不了。某知州曾感慨说:“本州禁卒,不满千人,皆侏儒不及寻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大概是武二郎去了中央做禁军,武大郎留在地方当厢军。《水浒传》虽然是明人的作品,但说的确实像宋代的社会实情,像宋江等梁山好汉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