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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态度，首先接受中央对阿垅的“定性”，无论你理解不理解，《人民日报》白纸黑字，说阿垅是国民党特务，是对共产党怀有咬牙切齿仇恨的敌人。迫于可怕的现实，我绝对不敢怀疑《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按照要求划清界线，是我惟一的选择。
当然，我的“认识”绝对是不深刻的，最初的检讨稿，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修改”，负责和我谈话的领导一次一次地指出检查的不深刻，又让我把一些内容补充了进去。我当时只想着早一天自己得到解脱，阿垅毕竟和我只是一般朋友关系，他并没有和我说过什么要紧的事情，也没有说过过激的话，领导运动的人也知道从我身上得不到任何重要线索。至于批判自己，我就只能按照运动的要求往最严重上说了，我把自己说成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小成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作了马前卒，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起向党进攻。我知道不把自己的“问题”说得这样严重，我就不可能得到解脱。
从大理道回到家中，报考大学的机会也错过了，我就在家里读书，注意运动的进展，渐渐地我发现，外界对我的定论，和原来领导对我的保证已经不一样了。最先我得到的“保证”是，我只是一个受害者，对我要治病救人，不把我当作“胡风分子”看待。
一天，我买到一期《文艺报》，上面有方纪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天津活动的总结性文章，读到一半，一段文字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方纪在文章中将我划进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也把我当作是一个“胡风分子”对待了。
方纪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看阿垅的另一副嘴脸———他怎样在用假象瞒住人们时，在“作家”的名义下，进行特务活动。
天津某中学的一个学生，名字叫侯红鹅，1951年时只有16岁，喜好文学———当然，也有点自命不凡，便作起诗来，并且向当时由阿垅主持的天津文联机关刊物《天津文艺》投稿。大约阿垅从他的来稿中嗅出了什么味道，便以个人名义给侯红鹅写信，称赞他的诗写得“很好”，捧他是“天才”，说他“掌握了诗的物质”，“有成为诗人的希望”，还说，“芦甸和我，对你是欢迎和期待的”。为了“帮助”这个青年改诗，阿垅还约他去面谈。
从此，侯红鹅因感“知遇之恩”，便成了阿垅的崇拜者和追随者，而且在阿垅的薰陶下，对胡风更是奉为偶象。不待说，一个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十五六岁的青年，是不具备辨别能力的。因此很顺利，侯红鹅便成了阿垅的俘虏。
阿垅使用这青年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方法是：先培养起他的自命不凡和不满现实的情绪，然后教他“写作”，并专门给全国性的大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等投稿，稿子不用，阿垅便从中挑拨，先造成他对文艺界领导的不满，进而由不满制造对立，再由对立加以反对。于是一步一步，侯红鹅变成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工具。
…………
这时，侯红鹅已完全变成了胡风集团的一员……
他终于把自己由一个有希望的青年团员，由于追随胡风反革命集团，背弃了人民和自己的前途。
…………
在他们那样的关系上，这些话除了解释成为阿垅对侯红鹅的特务拉拢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读了这篇文章，我预感我的问题发生变化了，原来市委宣传部曾经向我交代过，我只是受胡风思想影响；现在，我已经是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成员了，不言而喻，也就将会按照对于“胡风分子”的办法对待我了。
1955年的7月，《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篇长篇报导，标题是《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的泥坑》，为配合这篇报导，《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社论，要全国青年从我的“事件”中记取教训，不要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走上反革命道路。《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我已经成了这桩反革命事件的重要人物了。
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发表之前，王处长向我暗示过，王处长对我说：“你的事件要用来教育全国，你自己不要紧张。”面对这样的“发展”，谁又能不紧张呢？在我印象中，王处长是待我最和善的一个，每次谈话，他都暗示我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了，这个案件与我无关。但是没过多久，王处长又要找我，我想一定是他的上级又有了新的要求，这时王处长就又对我说：“有些情况还要找你谈谈。”表现出一种纯属贯彻上级指示的态度。我当然知道，在王处长之上，市里有一个由公安局长、宣传部长组成的5人小组领导运动，市里的5人小组隶属于中央的5人小组。宣传部每一次找我谈话，每一次对我审查，都是经过领导小组安排的，最后决定大张旗鼓地把我的事件用来教育全国，更是领导小组的最后决定。
事态的恶性发展，使我大吃一惊，尽管在此之前，我也有些预感，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一个反革命的典型人物。《中国青年报》的文章，说侯红鹅把一切和前途交给了“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我就成了“胡风集团”的一个成员，我的“问题”，就不再是“受影响”的问题了。
早在大理道受审查时，同案受到株连的余晓同志，就在僻静的地方告诉过我说：“对待你是最客气的，和其他人谈话时，公安局的人站在门外，手铐就放在桌子上。”我听了吓得毛骨悚然，但我当时已经得知胡风问题已经交由公安部门处理了，公安部门自然有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公安部门把解决问题，叫作“破案”。天津市有一位叫葛覃的同志受到胡风案件株连，葛覃同志当时是市纺织局的常委书记，也是一位进城的老干部，受胡风案株连之后，公安局找他谈话，开口便是：“葛覃，你的案子破了。”葛覃是一个工农出身的进城干部，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天不怕，地不怕，一听公安局干部这样说话，当即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冲着公安局的干部破口大骂，其态度之粗野，其语言之污秽，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直骂得公安局干部从屋里退了出来，就这样葛覃还在后面妈妈姐姐地骂个不停。公安局的干部把情况向市里作了汇报，市委书记找到葛覃，向他说：“葛覃，这可是上面定下来的，你还是老老实实认下来的好，如果你再这样骂人，那就谁也保护不了你了。”这样，葛覃才低下了头，任由公安局破他的案子。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2）
报上对我“点名”之后，也就开始对我进行人身污辱了。有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一幅漫画，画上一个面目可憎的坏人用力地拉满一张弓，弓上有一只箭，箭头直指太阳。这幅漫画的用意，是不需要解释的了，那个向着太阳瞄准射箭的人，下面写的是阿垅。而就在射箭的阿垅身后，还站着一个小青年，这个小青年正在给阿垅往手里送箭，这个小青年的下边也写着名字：侯红鹅。
太阳，自然是伟大领袖，那个用毒箭射红太阳的阿垅自然是十恶不赦的了，而给他送箭的侯红鹅，难道不也是犯下了箭射红太阳的罪行了吗？看过这幅漫画，我十分害怕，我估算到我已经是大难临头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道命令下来，我也就要被送到大牢里面去了。夜里吓得睡不着觉，我就想，我为什么要箭射红太阳呢？毛主席那样伟大，我这样渺小，我和伟大领袖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呢？他是一个属于全世界的革命伟人，我只是一个19岁的小青年，怎么我就想用箭射他呢？
无论如何想吧，事实上我已经成了一个小反革命。我的一篇微不足道的破小说，发表之后没有任何反响，如今也被点名批判，许多人在一家刊物上联名揭发我丑化社会主义，恶毒诬蔑党的罪行，说我写的小说是“射向党的一支毒箭”。
而且，有人因我而受到株连了，也不过就是我的亲戚，小时候的同学，因为我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他们认识我，自然也就要受到审查了。
一天，市委的一位女干部找到我，说外地来人找我，要向我了解一些情况，希望我老老实实地提供情况。随之，我就被带到了市委招待所，房间里有两个人正在等着我，这两个人看见我进来之后，面色板得极是严肃，带有一种审问罪犯的神态，他们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开始以一种非常威严的口气和我谈话。
“侯红鹅，今天要你交代你和一个人的关系，交代他如何和你一起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如何和你暗中勾结，他本人又如何单独进行反革命活动……”听了这两个人的话，我心里就想，我哪里有这样的朋友呢？我的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活动，已经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何以还有人和我一起参与这种活动呢？
“你们要了解谁？”我向这两个人问着。
“×××。”当对方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是大吃一惊，这个人不过就是我中学时候的一个同学罢了，中学毕业之后，他到一个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和我没有任何一点联系。这个人，平时并不读书，他对于文学一无所知，他大概连胡风是谁都不知道，怎么他也被打成“胡风分子”了呢？
“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就是这样象滚雪球一样地扩大化了，先是株连到我的身上，然后更株连到与胡风毫不相干的人们的身上。在天津，一切认识阿垅、鲁藜、芦甸的人，都已经受到株连，一位老师，因为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读过鲁藜的诗，便成了那个学校头号“胡风分子”，还有许多人莫名其妙地也受到了株连，因为有人检举他们读过胡风、阿垅、鲁藜的作品，甚至于连新华书店卖过胡风、阿垅、鲁藜作品的售货员，都受到了株连，天津市在这次运动中受到株连的人，不下几百名。
关于那位同学的情况，我如实地向这两位干部作了介绍，我对他们说，这个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他不可能和胡风有什么关系，更谈不到什么反革命活动了。
我把情况如实地向这两个人述说过之后，这两个人发怒了，他们中一人一拍桌子，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你胡说，你越是说和他没有联系，就越证明你们是一伙，如果你不肯老老实实地交代，我们就换一种方式谈话。”
换一种什么方式谈话呢？我想也就是给我戴上手铐罢了，就是你们给我戴上手铐，我也不能说这位同学就是反革命呀。就是这样，这两个人审问了我四、五天，他们忽而向我大吼，忽而拍桌子瞪眼，忽而吓唬我。最后，我对他们说，就是你们把我送进去，我也是不知道这位同学的情况。我整整被他们折磨了四、五天，最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就把我放了，最后，他们要我写一个材料，说明我对这个人的情况一无了解，他们还对我说，如果发现情况不属实，要由我负法律责任。
唉，世上居然还有“法律”二字。
反胡风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被清算，你知道不知道胡风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受没受过“他们”的影响？你的亲属里有没有“胡风分子”？随之就有好几个单位找到我向我了解我亲戚的情况了，最大的玩笑竟然有一个单位找到我，要我交代我和一位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一位远房表哥的关系，运动搞到这种程度，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了。但啼笑皆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后果却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如果一个单位能揪出一个“胡风分子”来，这个单位的领导就会得到表扬，如果“放跑”了“胡风分子”，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要受处分，谁又敢在这种事情面前掉以轻心呢？那真是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呀。
这里，向我“了解”毫不相干一个同学的干部才走，随之云南又来人向我了解一个更与我毫不相干的人。来人自称是云南省委的干部，要向我了解一个人的情况，阿垅曾经说过，云南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受到了围攻，阿垅没有说这个人是谁，他们要我说出这个人的名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了，阿垅没有说出名字来的人，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说不知道，他们又开始对我做“工作”，所谓的做“工作”，凡是有过被“整”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不外就是整天地向你讲“政策”，讲“坦白从宽”罢了。他一会儿说得那样和善，一会儿又向你大吼，用各种方法吓唬你，似是过一会儿你就要被送到大牢里去了。
被渲染成反革命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在中国，尤其是50年代，那是一个人人自命为革命者的年代，在政治上犯“错误”，是一桩极可耻的事，比偷儿、吸毒还见不得人。在人们的思想里，我们的社会这样美好，我们的领袖如此伟大，我们的革命事业如此辉煌，一个人怎么还要反对革命呢？不需要组织，也不需要动员，全社会的人都把政治上犯“错误”的人看得和社会渣滓一样，受到全社会的歧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上街，老邻居们都躲着我，每一个认识我的人，都向我投过来歧视的目光。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了我的一位长辈，我规规矩矩地向他走过去，想向他问好，万万没有想到，他一看见是我，转回身去立即就匆匆地跑走了，就象是躲避瘟疫一样，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近的贱民。
除了到市委听候处理之外，我绝对不敢出门，我原来曾经在唐山教书，一位从唐山回来的表哥对我说，你万万不要回唐山去了，唐山说，只要侯红鹅一下火车立即就逮捕他，唐山人还说，只要在街上看见侯红鹅，就把他活活打死。人们对于反革命的仇恨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已经被煽动起来，“胡风分子”无处藏身了。
就在这时，消息不断地传来，天津的“胡风分子”已经全被送到监狱里去了，外面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余晓，另一个就是我。我在家里等候处理，派出所警察常到家里来传讯我，每次派出所警察把我带走，家人就站在阳台上张望，那时候，我祖父还在世，他更是一个胆小的人，每次我从派出所回来，他都长舒一口长气，为我终于又回来感到庆幸，这时他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早知道你今天会回来的，派出所警察带你走的时候，他走在前边，如果是让你走在前边，那你就回不来了。”
一个人的“出事”，使全家人为我担惊，至今想来，我还有一种负疚感。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3）
不久，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我父亲在教书的学校里被列为重点对象，哥哥也是一个老师，他也在学校里受到审查。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知道“审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为“审查”不就是查查你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吗？其实不然，政治运动中的受审查，那是有一定形式的，被审查的人要站在中间，由审查你的群众向你提问，你的回答不能令人们满意，人们可以向你喊口号，可以向你吼叫，强迫你低头，而且一审查就是几个小时，其实就是体罚。当然50年代肃清反革命运动的审查还是最文明的，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审查的人就是挨批斗了，一斗就是十几个小时。1957年的斗争会，也还是最文明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批斗会就成了私刑，被斗的人要“喷气式”，“革命群众”还可以触及你的灵魂，触及你的皮肉，直到把你打死，算是消灭了一个害人虫。
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不可能是一个孤立事件，中国的左倾毒害，早就从50年代开始了。据我的感觉，50年代的左倾，比60年代的左倾更可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候，已经许多人看出问题来了，无论是被整的人、还是整人的人，都感到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在50年代，被整的人，由衷地认为就是自己有错误，努力想认识自己的错误，整人的人，也对犯“错误”的人怀有一种真的仇恨。所以，50年的左，是一种真诚的左，60年代的左，在有些方面就带有表演性了。
…………
天津在反胡风运动中，一共涉及了几百人，最后被划进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只有十几个人，天津还给“胡风分子”们排出了座次。骨干分子，第一号人物阿垅，第二号人物芦甸，第三号人物鲁藜。下面有四大金刚，何苦、余晓、李离，冯大海，四大金刚下面，有两个小青年，一个是文化局干部吴继云，第二个就是我。
后来听人们说，天津的反胡风运动搞得最“左”，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