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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宋后期，理学对诗歌创作的反对已经广为人知并被接受。诗人姚勉（1216—1262）写到他妻子邹妙庄（逝于1257年），她出生于一个与朱熹儒学学派有紧密联系的家庭。她的外祖父李恕已本人从学于朱熹，童年时期，她家严格按照儒家原则进行管理。邹氏得到文学方面的教育，每天都读几段《论语》和《孟子》，还喜欢读唐诗。她知道怎样作诗但从来不作，以“非女子事也”作为解释。姚勉知道她能写出漂亮的句子，曾看见她写过，但仍因敬慕使她不炫耀自己天才的“深静”而不说穿。
第七部分：作为内助的上层阶级的妻子作为内助的上层阶级的妻子 5
孝 敬 的 妻 子
妻子被期待着协助丈夫完成祭祖仪式，有很多女人细心、虔诚地履行这一职责的描述。比如说俞氏（1121—1194），她作为新娘踏入家门后就询问公婆喜欢吃什么，今后便可按照公婆的口味准备四时祭品，为此她受到赞扬。还有一些女人因为仔细地清洗祭器、准备食物而受表扬。王氏的传记引用了她的话，“祀享人之大事。故须严洁以表至诚。”
在基本的儒家职责、义务以外，妻子们对佛教、道教和地方庙坛有强烈的兴趣。看得出来连对宗教活动相当冷淡的男人也经常仰慕虔诚信教的妇女。像前边谈过的贤明的劝导者黄氏，被描述为利用佛教教义帮助丈夫完成崇高的儒家职责，并且照顾着所有的家庭成员。
佛教教义可能真的对妇女有吸引力；如果她们对现世的生活不满，可能会集中精力献身佛教企图使来生变得更好。女人捐赠给庙坛的东西与男人一般多，有时候把自己的画像放在125信奉的佛像或观音菩萨像下边（见图9）。宗教活动也因打破了固定、狭隘的日常生活而产生吸引力。祈祷神明、添油上香等事务使妇女有了离家外出的理由，或至少可以让生人到家里来。各种阶级和阶层的女人都可以到庙、坛去，有时结伙而行。庙宇给女人们提供了相会的空间，比如杭州的天竺寺，女人们每月在那里聚会一次研读经文。偶尔有的女人成为教派领袖。11世纪，拒绝结婚的崔氏得到来自各种阶层的追随者，他们都相信她会不朽。
女人传记里最惊人的，无论如何不是利用宗教活动逃避家庭，而是献身于佛教使她们得到了退避三舍、深居内闱的途径。李氏（976—1031）经常诵经，每月斋戒10次。崔氏（999—1067）喜欢佛教书籍已久，但是当读到《圆觉经》时，她说：“使我早研悟此理。”从此她让自己从世俗事务中脱身，减少食量，完全禁止享受生活。刘氏（1005—1085）喜欢背诵佛经而且接受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边氏（1025—1093）每天都烧香、读经。她一边念着达摩的名字，一边捻着佛珠。邵氏（逝于1121年）“诵佛书日不辍。夜讽秘咒，施饿鬼食。风雨疾病不渝也，数有异应。自书观音‘偈心念不空过五字。’”观音菩萨在宋代经常表现为女身，似乎对女性有特殊的吸引力。比如杨氏（逝于1271年），写了几种儒家经典研究著作的学者之妻，她的墓里有一座小小的观音菩萨像（图15）。
图15杨氏（逝于1271）墓出土的观音菩萨小瓷像，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载《考古》1983，11：1004—1018。
大的复合家庭里的妻子们似乎特别喜欢献身佛教。张氏（1074—1122）是几十口人（或者，如传记更形象的记载，有“千指”）大家庭里的妻子，她“喜浮屠学，日诵其语。食不击鲜，奉观世音尤力。课所谓大悲咒者数以万亿计。常得寒疾滨死。观世音现白衣璎珞像。升卧榻以杨枝荆芥袚其体。寻汗浃顿愈。”胡氏（1077—1149）的家庭更大（“千指”之家），她每天清晨念诵佛经，沉浸于埋头苦读。126她不能忍受杀生之事，也不吃肉。仲灵湛（1133—1184），一位儒家学者兼官员之妻，年轻时曾研读儒家经典，包括列女传，但是后来更被禅宗吸引。她曾经会见过禅宗大师大慧宗杲（1089—1163），127大师对她的悟性印象很深，安排她跟随自己的一个弟子研修。“未三十，即斎居蔬食，除割世欲，书课经梵，夜习禅观。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为亘古今不能亏也”。
有的论述明确说信佛使女人变成了更好的妻子。魏氏（992—1064）的佛教信仰使她为丈夫张沔（983—1060）考虑得更周到，因而得到信任。张沔从不注意家里的财务。他返家与父母住在一起后，家里总是入不敷出。“夫人薄衣约食不以其不足累于张公。盖夫人学浮屠，通其书之说。故其于穷达之际，能泊然安于命，而不以外物动其心”。胡氏（逝于1093年）有一位必须照顾的患慢性病的丈夫。她“闲则读佛书灰心释虑。不以不幸见于辞色，以伤夫之心”。
偶尔有夫妇双方都对佛教感兴趣。据说陈孝常（1015—1082）喜爱佛教书籍，可以机智地与禅宗大师讨论佛教的性质这类问题。他的妻子庞氏（1028—1101）喜欢背诵佛经，几乎长期手不释卷。黄珙（988—1062）提出，儒学可用来修身，而佛教提供了养心的方法，他诵金刚般若经四万卷。他的妻子许氏（987—1074）一生读了十八万卷佛经。不过这些史料都没有提到夫妇二人一起祈祷；相反，有相同的精神兴趣似乎只不过是巧合。
偶尔有儒家学者试图劝说妻子不再信佛。刘宰（1166—1239）记载他的第二个妻子梁氏（1170—1247），来自于信佛教的家庭：“梁氏故奉佛君之来犹私以像设自随时若有所讽诵。余既与论释老之害道及鬼神之实理，恍惚若有所悟，自是遂绝。”陈傅良的妻子张幼昭（1146—1195），据说她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追随丈夫，包括他信什么，她也信什么，因此她不信妖术，不信佛教和道教，她也不怕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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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们进入中年或晚年后常变得笃信佛教，明显地表现在35岁以后。尹氏（1026—1087）“晚而好禅学。不以事物累其心。宴坐终日，无所思营及属纩，不戚不乱，顺受而待。”128陈氏（1039—1115）年轻时就被佛教吸引，但中年以后对佛教的理解达到更高水平。“晨起斋袚坐诵。虽事颠沛于前，不辍以观。哺则置酒戏诸孙为笑乐，日以为常。”我们得知，黄氏（1063—1121）中年时笃信佛教。“世味益薄，独扫一室，燕坐终日，以禅悦自愉。”虞道永（1103—1182）晚年研究佛教，一天清晨，决定把首饰丢到一旁，戒酒戒荤；然后穿上朴素的衣服，只吃蔬菜，度过余年。当她的儿子们打算给她申请一个荣誉头衔时，她以已放弃世俗生活为理由予以反对。戴氏（1121—1192），童年时代和兄长一起读儒家经典，“晚而好佛，读其书甚悉。委诸子家事，淡然无营。”
这些妇女在哪里学习佛教箴言？只有极少数人明确说是追随禅宗大师学习。有些人可能接受请进闺门之内的尼姑的教导。袁采警告不能把佛教和道教的尼姑、道姑请进家门，因为她们显然就是常客。但是很多女人也许至少从身为世俗信徒的家里的长辈——妈妈、奶奶和姑姑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教诲。胡氏（968—1030）读完了全部佛教真经并且记住了十几卷。我们得知，后来她就教其他闺门之内的女人们读佛经。
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人在晚年即将面对死亡时宗教倾向会更强烈。我们也知道很多女人在四五十岁孩子们离开家时经历着感情危机。大概这些已构成中年的文人之妻对佛教感兴趣的原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当时的观察者并没有发觉宋代妇女关注死亡、再生或救世这类问题。她们的儿子也不离开家： 事实上，她们经常被孙子们围着。宋代作家描写了她们如何热切地救助自家的成员，同时也在寻求个人的安宁和顿悟。儒家学者愿意表扬她们，因为虔诚使她们看起来似乎已成为更好的妻子和婆婆。
宋代男作家认为一个好内助的正面特征不是被动的或辅助性的。聪明能干，足智多谋和精力充沛都被视为积极的性格。作为家务的管理者，一位妻子要做许多事，还不说当妈妈（见第九章）。长期以来只要她出场时表现得主要在帮助男人而不是追求自己的目标，129她就会因胜任和高效而受人尊重。
从可以得到但不够完美的大部分史料当中，我至多能察觉到士人阶级里的多数女人已经把所论及的好妻子内涵的大部分变成了自己的想法。李清照非常愿意表达自己对时政的非难和失去丈夫后的沮丧心情，但即便是她，也从不抱怨作为女人受到的限制。看起来扮演了支持的角色的大多数女人，不仅因为那是被期待的，还由于她们自己也认为那是恰当的。
理想妻子的概念就像法律一样始终把女人置于辅助性位置，或许比法律更有效。由于这种话语限制着女性，当代学者似乎经常认为妻子的理想型是由男人而不是女人为了达到目的而传播的。男人是本章列举的叙事史料的作者，这是真的。然而我相信，由于这种言说已构成一个模型，这就不仅仅是儒家哲学家的创造，也不只是男人的追求。
让我提供两种论点。第一个论点涉及到形成这种话语的过程中女性的参与。毕竟是女人在养育女儿、教训儿媳。老年女人希望看到什么样子的年轻女子呢？因为女人整天都在内闱度过，她们比男人有更多的理由愿意内闱里保持平静与和谐。难道她们不愿女儿活泼快乐，儿媳顺从，婆婆像圣人一样英明吗？男人经常谴责女人找机会分家，毫无疑问有的妻子确实打算这么办。但是祖母们从来没有被描写得怀有同样的感情；当家里的女人有了长大的自己的儿子，这个家变大了，她会像丈夫一样忧虑，避免分家。她希望女儿和儿媳都和睦相处。
第二点涉及作者为妻子们做传时所写的与作者写其他题目之间的关系。传记资料里妻子美德的那些话语明显与传统儒家理解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伦理有关。但是传记的言说似乎并不与宋代第一流思想家主要的理性关怀有特别紧密的联系。深刻认同理学的男作者们，如程颐、朱熹、黄榦和魏了翁，像其他宋代作者一样，就女人所写的，大多是同一类的事。他们似乎甚至并不更喜欢表扬妻子们在祭祖一事上的奉献，也不喜欢记录她们对佛教的虔诚。我对此大胆的解释是做传记时不能完全放手自由地写。死者的亲属自有一套什么才使女人成为好女人的标准，并希望写自己的女亲属时凸显她们。
130他们设想的成为好女人的要素与宋代士人阶级的性质有错综复杂的联系。这个阶层的女人应该与下层社会的女人不同，就像上层阶级的男人不同于农夫： 他们都克制、沉着、知书达理。除了体现这个阶层起源的功名一类的特征，上层阶级妻子的形象还应该有助于保持家庭的地位。上层阶级的女人因制造出平和、安详和和谐而得到大肆赞扬，这是因为这个阶级的复合家庭非常脆弱，女人经常被视为紧张、分家、吵架的主要原因。袁采写道：“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辈。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不公不平。”下层阶级的女人也经常被描绘为这种形象，如胡颖（1232年中举）写的：“大凡街市妇女，多是不务本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三五为群，专事唇舌。邻舍不睦，往往皆因于此。”于是，上层阶级男人的好妻子就不能用女人的自然本性行事，但是已经克服了这些倾向的女人，就有可能使她们的家庭繁荣昌盛。
第八部分：女红女红 1
１３世纪的诗人舒岳祥（１２１７—１３０１）注意到浙江的农村妇女多么辛苦地劳动，采茶、车水、从井下汲水、把食物送到田边地头、舂打稻谷、做衣服、种庄稼、卖鱼卖菜。他写了为数１０首的一组诗歌纪念她们的劳动，前３首如下：
前垄摘茶妇，倾筐带露收。
艰辛知有课，歌笑似无愁。
照水眉谁画，簪花面不羞。
人生重容貌，那得不梳头？
田头车水妇，挽水要流通。
乌帽掀炎日。青裙鼓晚风。
翻翻循故步，踏踏似虚空。
听取劳歌意，生身莫嫁农。
江上提鱼妇，朝朝入市。
守船留稚子，换酒醉良人。
不著凌波袜，长垂溅水裙。
浑家同泛客，笑刹别离津。①132
诗人和画家似乎很乐于描绘劳动时的妇女；注视着沉浸于劳作、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人观察的女人，这时候的想像略带一点色情意味。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感谢他们留下了证据。毕竟在必须通过劳作满足自己衣食之需的大多数家庭里，女人得像男人那样辛苦、长时间地干活。在中部和南部更暖和的地方，女人被描绘为在户外干农活的形象。陆游（１１２５—１２１０）的日记记载，他注意到崇德县一带的女人，脚下一边踩着水车，手上还在捻麻线。范成大（１１２６—１１９３）的一首诗记述老太太、年轻姑娘、孩子在背上睡觉的妈妈们，采桑叶的季节刚刚过去又立刻去采茶。陈藻（１３世纪）写了题为“田家妇”的一首诗，开女人的玩笑，“一田夫妇两身泥”。②
内闱第七章女红然而无论妇女干了多少农活，在中国学者看来她们的主要任务还是在别处。女人的工作是耗时、费工、大多数工序需要在室内完成的纺线织布。象征意义上陪伴女人的东西是布，因为自古以来对劳动性别分工简单扼要的说法就是“男耕女织”。③纺织业被视为基本的、可以与耕种相比的生产活动。就如人需要吃饭一样，他们还需要穿衣御寒。男男女女各自做好分内之事，一家人就可以丰衣足食。这个模式长期以来已成为朝廷赋税制度的依据。几个世纪以来，农户必须在秋季用谷物缴纳应缴赋税的大头，其余不小的一部分是在夏天缴纳本色布帛。朝廷就这样在鼓励每家每户织布的背后施加征税体系的威力。
宋代作者继承了长期的传统，习惯于把男人在田间种庄稼与女人在家里制造布匹相提并论。在回忆皇帝登基的文章里，司马光描述了男人不畏严寒从夏到冬的耕地、播种和收割，女人养蚕、绩麻、把线装在织布机上，丝丝缕缕地织成经纬交叉的布匹。他观察到，农户为了完税纳捐，偿还债务，得在夏秋两季加紧劳作，因而，还没等到谷物从田间运到家里，或是布匹从梭子上卸下，艰辛劳动的果实就已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了。④监管百姓投入生产、133积极务农的地方官，常常提到女人的贡献。１１７９年朱熹催促南康百姓努力干农活，特意号召他们植桑种麻，这样女人就可以养蚕，纺线，织麻布和丝绸。⑤在一项法律判决中，胡颖（１２３２年中举）描述了典卖田地的农民如何在土地上苦苦劳作，积攒每一个钱以赎回田地：“日夜夫耕妇蚕桑，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铢积寸累。”⑥
并不是所有的农家妇女都必须织布。气候和土质的不同使有的地方不出产布匹，而适合出产别的东西例如茶叶，专业化的茶户总可以买回他们需要的布。最穷的农户可能没有能力置备织布需要的土地和设备。种桑树的家庭要有采摘和贮藏桑叶用的梯子和篮子；养蚕和缫丝需要孵化蚕蛾的蚕室，扁平的畚箕，放置蚕箔的架子，缠线的大框子，纺锤和梭子，线轴，纺纱用的大轮纺车。如果自己织布，还要有织布机，一般是竹制的机杼和竹筘。只种麻或种苎麻、棉花的农户即便不需要生产丝绸用的那么多东西，仍需要置办一部分纺线和织布的设备。⑦每生产５匹麻布或苎麻布（每匹大约０。６米宽，１２米长），通常需用１—３亩耕地种植纤维植物。如果以生产同等数量的丝绸为目标，他们就得拿出大约几亩以上的土地，栽上一千株桑树。五口之家每年织５匹布，足够给每人做两套衣服，其余的用来纳捐。⑧
宋代农家妇女生活状况的记录非常少。但是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她们花了很多时间干各种活。本章将具体考察她们的纺织工作需要什么。出于两个原因我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工作本身。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无知。生活在２０世纪末，我们知道一点做饭、洗衣、照管小孩意味着什么，甚至也知道什么是监管仆人或采�